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无孔不入，一场看似不经眼的日常宴会里也充满了各种权力符号。宴会实在是一种社会剧场（social drama），这里既有权力的表演，也有人们对权力的欣赏、崇拜与追逐。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人们往往会举行各种不同类别的宴会。2005年底，我有幸被邀参加一个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晚宴。在这场聚会中，在别人不设防的情况下，我暗自观察了一个知识群体的貌似休闲而实围绕权力的展演。当我走出宴会大厅的时候，我突然象福柯（Michel Foucault）一样冒出一句话：宴席也是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方式。
2005年12月29日下午，我国某大学的一个二级学院举行了全院教师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显然具有总结过去一年并展望新的一年的意义。它的直接现实来源，是官方几十年来所实行的一种年终总结制度。它的深层结构来自许久以来中国人实践春节的一个主题：辞旧迎新。不过，和一般的总结会议不同，会上就学院一年来的创收进行了分红，老师们称之为“课时费”。这是结构工资之外的一种分配，近年来这种分配方式几乎遍及中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会议结束后，领导宣布“有活动安排，如果家里有事赶快处理一下”。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要到一个酒店聚餐并联欢。
对于辛劳了一年的老师们来说，难得有这样的放松、休闲时刻。因而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聚一聚、聊一聊、喝喝酒、唱唱歌、跳跳舞，是很自然的事情。整个宴会被大体分割成三个时段：会餐、敬酒、娱乐（游戏、唱歌）。 这也许是从部落社会里就流传下来的一种集体庆典或欢腾。我不能排除这场宴会所达到的如此作用，但是我的兴趣却转向了其中的种种权力表象。
第一种是权力的空间分布，即桌子的摆放位置与座次隐含了现实中的权力结构。
在秦汉之际，宴席以西为上，这大约反映了自西周以来的一种社会空间秩序。因为，包括汉代以前的社会始终表现为东西方两大区域集团力量的对峙。崛起于西部的周和秦一直以一种强势向东方推进，而东方诸国则处于劣势并最终向西方称臣，因而周、秦之人建立了以西为上、东为下的观念。但后来的历史却表现为南北对峙，帝国始终想把自己的势力推向南方并获得成功，至使南方诸力量向北方的帝都称臣，皇帝得以坐北面南。于是宴席座次改变成以北为上、以南为下。这个安排有着相当长的传承，至今仍存在于广大乡村地区。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以后，现代楼房取代传统建筑，许多房屋围绕大路和街道来建，这就打破了房屋坐北朝南的传统格局。于是，人们不再根据东西南北的方位来判断尊卑，而是变成了这样一种情形：门口是下位，冲着门的方向是上位；就一桌宴席的座次而言，上菜的一角是下位，上菜的对面是上位。老师们的这场宴会空间格局属于最后这一种。
宴会设在一个大楼内部的厅堂里，开门向东。宴席分设六桌，每一桌都靠近墙体摆放。西面墙体下两桌，南面墙体下一桌，西南墙角一桌，靠近门的地方一桌，北面墙体下一桌。西北墙角上放着卡拉OK设施。大厅中部空着，给人们游戏、跳舞、唱歌提供了空间。
每一桌席上都坐着一位领导，按着上述介绍的顺序分别是：院长、书记、副书记、副院长、副院长和副院长。从宴席的身份来看，这里明显有主席和次席之分。两位党政一把手所在的餐桌处于主席的位置，而其他副院长则处于次席的位置；在次席之间又表现出一种平等结构。每一桌的首位都被领导占据，其他人似乎没有愿意主动去坐。其实，他们心里也都明白，那是领导的位置。至于每一桌上的其他位置似乎不太讲究，当然年龄或资历较浅的人会主动谦让自己的位子给年龄长者或资历略深的人，但后者往往仍坐在自己的位置。从每一桌的座次来看，这里包含了领导与群众的二元结构，群众之间则是平等的。我们看到，整个大厅里的权力结构和每一桌的权力结构是一致的，即两者之间存在同构性，或互为隐喻；同时，后者被包含在前者里面。这个结构是现实世界结构里的一个隐喻：院长和书记一把手领导各位副院长和副书记，各位副手彼此都有分工并处于平等地位；各位副院长和副书记领导诸老师，诸老师各自执教自己的专业，互不相碍，平等相处。
这六桌宴席也表现出了一种社会认同。老师们是自愿选择桌次和坐位的。党政一把手的席上大多坐着办公室职员，他们或者是院办公室主任，或者是一般职员，如教务人员、团书记和辅导员等。南面一桌一色女性，其中副书记也是女的。全院目前共有11位博士，西南一桌占据了7位。门里旁一桌大多坐着兼职律师，被领导平素目为不敬业的人。北面一桌男女间杂，年轻人、讲师居多。可以看出，这里的认同分类体现了性别、权力、学历、职业和身份的差异性结构。当然，这些结构可能隐藏在“寻找彼此聊得来的人”这样一句话的后面。
第二种是权力的行动结构，即宴会的程序都由领导掌控。
宴席先上四个小菜，然后才陆续地上主菜，即大盘的菜肴。小菜被摆放在桌子的边沿，主菜被置于桌子的中间。这个结构往往让人想起，小菜就是小卒或奴仆，大菜就是大将或者主人，小菜是一种陪衬，大菜才是主角。宴会开始人们只是聊天，虽然上了四个小菜，但没有人去动。等到上了两个大盘的菜肴（即主菜）之后，院长一把手站起来说：“同志们一年辛苦了！现在开始喝酒！我敬大家三杯！”这时全体老师才开始举杯，然后吃菜。具体到每一个桌上，则由就座的领导督促执行大家喝这三杯酒。这三杯酒完成后，各自桌上的领导又敬所在桌上老师们三杯酒。在这里，我感觉院长就象一个部落社会里的酋长，一次庆典或者仪式往往由他发号施令，或者从他开始。当然，我更愿意把上述活动看成一个任务。领导的敬酒实际上象在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而这个任务要由各桌上分坐的领导具体监督执行，每一桌就象一个工作小组。人们常说，“不会喝酒就不会工作”。这句话充满了人类学的智慧。
各桌领导敬完酒后，党政一把手分别到每一桌上给老师们敬酒。这一点就仿佛酋长走下神坛或者从自己的座椅上离开，加入庆典的人群之中，消弭了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所说的日常现实世界中的等级结构。稍晚，各桌的副院长和副书记也动身，来到各桌模仿一把手那样向各位老师敬酒。之后的敬酒顺序是：系主任和办公室主任、颇受领导器重的年轻博士兼副教授，然后是一般的老师或者刚刚就业的年轻人。不同身份敬酒的动机是大不一样的。领导显现了一种对下属的亲近和关怀，客观上使得下属分享了一种酋长光顾的荣耀。副院长、系主任、办公室主任下去联络感情，希望工作上得到大家的理解、支持，并为进一步的攀升寻找人缘。得志的年轻博士则不想失去一次镶嵌在集体记忆里的机会，希望大家能记住他。除了“工作出色”以外，还有展示现实情感和礼貌的一面。新手们实际上是要表达：我来了，今后请多关照。这就像新娘要拜访新郎的每一位长辈亲属一样，希望获得庇护。但有趣的是，这里面恐怕隐含着一种权力结构的流动。当一把手退休或者调离，副手们就会很快递补上去，系一级领导则可能成为副院长，办公室主任可能成为院里的书记，而年轻的职员们有可能升为办公室主任一类职务。大部分人在敬酒的过程中，对自身充满了一种想象。需要说明，近些年来，中国的大学纷纷建成综合性大学，原来的系升格为二级学院，这样现在的系主任已经没有先前那样拥有权力，他们自己往往戏称是“打工的”。上行下效，这个词足以概括中国权力场域中的文化实践了。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或者失意的人，比如许多年不能晋升教授，则可能不去敬酒。也许敬酒中的点头哈腰他们做不来。一些学术权威也不会敬酒，比如学校里国家哲社课题评审专家，他们既不想当官，也不必担心别人在学术上会超越和取代他。还有些人不敬酒是跟领导关系不好，明显表现出一种区隔与敌意。还有一位新来的博士，他想静静地观察，不知自己该如何行动，只是呆呆地坐在位子上。这表明他还没有尽快做到文化适应，即俗语所说的“入乡随俗”。比较起硕士来，博士的适应能力远不如硕士。当然，这也反应了现实的一种状况。博士虽然不如前些年吃香，但仍然残留了一些高贵的身份，被列为引进人材之列；而硕士恐怕要托关系才能进入大学，而且多半要搞管理或教辅工作，所以，他们处处谨慎、小心，格外注意处理社会关系。而在领导的眼里，硕士听话，好使用，博士不大听话，难以驾御。在宴会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博士一桌就走光了。博士的提前离开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他们是不愿浪费大量的时间在一次宴会上呢，还是表明了对权力和世俗的一种距离？近五年来该院引进了一些博士，但也走了六位博士，也许能够透露一些情况。就在宴会之前的总结会议上，院长还高呼“善待博士”，并将这句话写进2006年的工作展望中。
宴会的结束也是由院长宣布的。
如果把上述的集体行为看作一场演出，那么，领导是这场戏剧的导演兼演员，群众演员则相当配合，包括协从和反对两种。这个宴会行动中的原则是现实中这个群体运作原则的一次戏剧化搬演。
第三种是娱乐中的权力崇拜，主要表现为游戏和唱歌中的媚权行为和心态。
在娱乐中领导把支配权交给了群众——两个刚刚参加工作的辅导员（一男一女）。他们的年终奖金超过新来的博士两千多元。作为娱乐活动中的主持人，他们成功地让领导变成了主角，因为他们俩把更多的出镜让给了领导。
两位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创意，他们只是简单地复制近年来电视上流行的各种游戏活动。每个游戏活动都有赠品，其中有时髦的奥运宣传品“福娃”。当然没有人在意得不得到这样的礼品，因为毕竟经济价值有限。
四个游戏中的第二个最鲜明地展示了当代年轻人对权力崇拜以及媚权心态。所有的人都被按姓氏笔划多少编成一个号码，参加游戏权采用摸号抽出的方式。该游戏分成三组，每组由三人组成，按照顺序分别用自己的手臂演示钟表的时针、分针和秒针。游戏规则是每组游戏者根据主持人报出的时间数做出符合要求的动作，如果做错了，就会整组被淘汰出局。也许是一种巧合吧！第一组完全是一个群众组，第二组是由一个专家和两位普通老师组成的小组，第三组则由院长一把手和副院长以及一位得志的年轻博士组成。第一轮淘汰了第一组，第二轮淘汰了第二组，第三轮院长组获胜。其实，在第一轮的时候，每一个组都做错了，在第二轮的时候，两组又都做错了，甚至院长一组错得更是一塌糊涂。但结果，提前把非权力组赶下擂台。这不是一个比赛，到似乎是一个按照预设好的思路所进行的仪式，仪式的规则是现实中的最大赢家也应该是游戏中的最大赢家。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一提。第三组摸出的顺序是副院长、院长和博士，但院长不愿意排在第二位，就把副院长拉在自己身后，自己跑在小组第一位置上。一开始，副院长不同意，又跑回第一的位置，但又被院长拉到自己身后。也许副院长明白了其中的顺次问题，也就没有发生再争。这个过程是在两人嘻笑中完成的，在场的观众也都笑得前仰后合。让人丝毫也联想不起现实世界中的权力结构。那么，院长是不是故意表现出类似一个孩子的天真与单纯呢？如果是这样，孩子的这种心态结构又来自哪里？我想，不论怎么想，院长都想当时针，他让副院长演分针，年轻的女博士演秒针。博士并没有象院长那样想打头，她清楚自己就是演秒针的。这又是一个绝妙的现实权力结构隐喻。
接下来是唱歌。卡拉OK起源于日本，近十年来迅速在中国大陆传播，甚至连乡村酒馆里都有安排。“每饭必歌”似乎成为一种时尚消费。那么谁来打头呢？演唱的顺序是：副教授（鲜族）、副院长、书记、院长、校国家哲社课题评审专家，其中一位副院长演出了两次，而后是一般老师。这个结构也体现了日常权力层级，体现了对权力的崇拜。不过有个例外，为什么鲜族副教授打头呢?是少数族群能歌善舞？她用美声演唱《北国之春》，丝毫体现不出她的族群文化印记、意识乃至认同。其实，她点歌时，大家还没有卡拉OK意识，只是不经意间让她占了先机而已。待到人们恢复了意识，于是现实中的科层结构再度插进来。领导的演唱实在不怎么艺术，我想领导自己是最清楚不过，但老师们依然爆发出掌声。这种掌声实际上反应了人们的当下对权力迎合的一种历史心性。
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能够说明人们的这种心态。一个是一位博士兼副教授，也是硕导，在领导演唱过程中，他两次前往点自己的歌，但游戏主持人都没有给予安排。那也就是说，在两位主持人的心目中，第一时段应该是领导们的。另一个例子是新来的博士。在敬酒的过程中，这位博士没有逐桌敬酒。他忽然意识到，会不会给大家造成一个印象：他不合群，他自我封闭，他对人没有敬意，连领导面前也不表示一下，也未免太自大了吧。于是，他前往点歌，希望向大家敬献一首歌曲，他自信演唱是相当不错的。按照常规，多由酒店服务员来负责播放音乐。但是当他走到服务员身边的时候，服务员告诉他由两位主持人负责。他转身来到主持人餐桌（即院长所在的桌子），当他看见主持人排了一长溜名单时，他只好返回自己的位子，而此时这一桌博士已经走光。他孤独地一个人留在那里，他不知是走好还是到别的餐桌，抑或也离开大厅返校。
在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两位职员从事摄像和拍照工作，一位是办公室主任，一位是新来的教务人员。我从他们的录相和数码相片中看出，大部分镜头都是领导的，少部分是领导与群众共舞以及群众的影像。这些相片表明一种权力结构的集体记忆，体现了人们对权力的关注。在稍后的院宣传栏里，这些照片被贴放。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主要编纂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的传记，表现了一个精英叙事的撰述心态。这两位影像工作者，实际上就是院里的“历史学家”，整个学院里的大事都通过他们镜头予以保留和展示。他们这种只面对权力和精英，而忽略大众的心态说明了什么呢？我想，是不言而喻的。
——“一切围绕领导转”，是我参加这个宴会的一个直感。通过对宴会中三个维度的集体表象的观察，我们看到，宴会中的权力结构和心态对应着现实中的权力结构和心态，其操作原则来自现实中的权力原则，是对现实结构和原则的一种文化模仿与复制。现实中的权力原则与结构是令人生厌的，但在宴会娱乐中，参与者丝毫也感觉不出其中的权力支配，权力这个东西被暂时遮掩了。
北美夸富宴是通过显示宴会举办者的豪爽、大方与馈赠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与魅力，进而形成对他人的影响，那么，这个学院的年终宴会意味着什么呢？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宴会是一种集体记忆术，它能够帮助人们记忆和巩固现实中的社会秩序和结构，练习大家服从权威、尊重权威和崇拜权威，并找准自己的位子。其次，领导通过举办宴会，消除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与日常隔膜，甚而颠覆现实中的某些等级结构，让人们体认到领导是可以接近的，也有人情、人性，体会到一种关心，这和日常的严格管理形成鲜明对照。其实，人性的魅力是可以征服人的，就象温柔是女人驾御男人的一种武器一样。总之。宴会也是一种统治方式和技术。
传统的高校管理模式采用行政化的一元策略，以意识形态教育为主。近年来随着我国体制的变迁，高校体制也进行了改革。我们看到，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市场元素开始介入高校运作。单纯的奉献型的管理说教似乎已没有昔日的威风，互惠型的伦理原则开始流行。劳动与回报应该有一个协调。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大学二级学院开始有自己的经济创收。
该学院通过举办各种教学培训班，如函授、夜大、自考、研究生课程班等形式有了相当经济积累，这样可以贴补老师的教学与科研。二级学院开始向实体单位转变，而不再是一种象征的单纯的科研教学组织。这样就加大了二级学院领导的权力。联系年终分红，宴会这个过程透露出一种信息：当代人们生存的资源依然由权力匹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要求主动连接在权力网络之中。假定某人游离出这个网络，他可能处于该群体利益分配的边缘，甚至淘汰出局。现实生存的压力诱导了高等知识分子的趋利行为，因此诱导了对权力的臣服。从知识分子一面来说，权力的监控过程是一个主动适应和配合的过程。知识分子很久以来就喊着独立，讨厌权力，但在当下，很不幸却成为权力控制的合谋人了。
通过对这个个案的短暂调查，本文发现，国家对高校知识分子的管理、控制发生了变化。传统上采用意识形态灌输和日常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办法，但在市场作用下，开始转变以往的管理模式。虽然在形式上并没有废除采用教学、科研和意识形态灌输的策略，但已经把它与市场力量相配合，通过利益驱动、资源配置来调控教师的行为，从而达成国家对知识分子的管理与控制。
2005年12月31日于青岛浮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