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顿·阿姆布罗西诺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谈论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如何模糊了记忆、历史与现实的边界。
那是1997年末，美国经历了全国性的怀旧危机---按照美国主要的讽刺性新闻网“洋葱网”（the Onion）的统计，虚拟的怀旧部部长昂森·威廉姆斯（Anson Williams）警告说，“若以美国当前的怀旧消费水平持续下去不受任何限制的话，到了2005年，我们就可能彻底将过去消耗殆尽。”理由再简单不过：“怀旧间隔”---历史趋势与其复兴之间的差距---一直以令人警惕的速度在缩小，如果持续缩减的话，过去和现在将合二为一，陷入庞大的“怀旧-现在圆环”或“未来化的递归回环”。
像往常一样，“洋葱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释了某些东西。
讽刺性的《洋葱网》文章之前四年，汤姆·范登比尔特（Tom Vanderbilt）就提出了不断萎缩的“怀旧间隔”问题，如果这个萎缩趋势以当今惊人的速度持续，他滑稽地预测可能成真的场景：“上个月的前40名优胜者将出现在装在盒子里的CD片中，就像电视广告片吟诵那样：‘你还记得四月的情景吗？年轻漂亮，无忧无虑，陶醉在令人开心的音乐中？’嗨，朋友，是四月摇滚吗？打开听听。”
正如乔治·卡琳（George Carlin）在90年代末期所说，美国没有现在。似乎真的如此。
可是，并不总是如此。在20世纪中期，美国人谈论的都是明天。想想就在人造地球卫星开辟太空时代几年之后，1962年风靡一时的太空家庭喜剧《摩登家族》（the Jetsons）。马特·诺瓦克（Matt Novak）将电视漫画置于美国未来主义黄金时代的背景下。他说“《摩登家族》是美国人能够做出的太空时代许诺的精华。那里面拥有我们内心渴望的一切：喷气背包、飞翔的汽车、机器人保姆、自动人行道”。或者想想迪斯尼乐园的未来部，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在1955年的题词中描述“那是踏入未来的一步，是对即将到来的建筑的预测。”
但是，所有这些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都开始减缓下来了，安德里斯·胡赛因（Andreas Huyssen）教授在《当今的过去：都市重写本与记忆政治》中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焦点似乎从当今的未来转向当今的过去。”事实上，这个以展望明天开始的世纪最终却将眼光聚集在未来之外。
我们越接近新千年，时间似乎过得就越慢。当然，我们在政治、医药和技术的指引下在缓慢进步，但的却漏掉了某些东西。时间给人的感觉即便不是零散的，至少受到严重的扭伤，尤其是在流行文化中。正如西蒙·雷诺德（Simon Reynolds）在2011年的书《怀旧狂热》中所说，文化创造者的目光封闭在昨天就让人觉得非常别扭。
无论是否错误，到了本世纪前十年，流行文化似乎陷入困境。雷诺德说“2000年不是作为独特的自我出现，而是一直作为从前的很多十年的大杂烩集中出现。”他认为，这个现象开始蚕食“现在作为独特阶段的身份认同和感受的自我意识。”
也就是说，非常成功的怀旧娱乐产业情结。就拿最近的重播为例，媒体产业采取重新复兴和重新想象的形式如经典美剧《X档案》、《哈啦夏令营》、《海滩救护队》、《神奇校车》、《双峰》、《吉尔莫女孩》、《神秘的古庙》、《恐龙战队》、《百战天龙马盖先》。《后街男孩》（Backstreet Boys）和“汉森乐队”（Hanson）重新巡回演出，像美国著名的儿童玩具制造商费雪(Fisher Price)的玩具电话（1960年代首次推出的）和美国著名玩具公司孩之宝（Hasbro）的菲比精灵（Furby，1998年圣诞节的热销玩具）等玩具再次热销。接着是偶像时代的电视时段---《怪奇物语》、《广告狂人》、《古德伯格一家》、《美国谍梦》、《美国犯罪故事：公诉人对O·J·辛普森》，它们虽然没有重拍，仍然引发我们的怀旧冲动。
当然，回顾过去的文化没有任何新鲜之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回顾古典时期的希腊罗马经典，哥特建筑师回顾中世纪先辈的作品。但是，正如雷诺德所说，今天的回顾似乎完全不同，我们似乎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社会，“如此痴迷于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文化产品。”
想想非常流行的电视系列节目《我爱这十年》。该剧最初在英国构思和制作，在美国音乐电台VH1（全称为Video Hits One）播放。第一期“我爱80年代”在2002年播放，随后很快就有了回顾70年代和90年代的节目。有趣的是，后者首次公演是在2004年，节目探讨的十年刚过去没多久。更令人好奇的是，“我爱新千年”首次公演是在2008年，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还没有结束，离新千年的结束更是早得很。
这些系列节目证明“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发生之事”这句名言是真实的，它们并不怎么有兴趣来解释历史阶段，更感兴趣的是，提醒观众某些东西曾在特定时间存在过。啊，记得拍画片游戏（Pogs）不？或海绵宝宝游戏（Nickelodeon）不？雷诺德解释说，要点不是理解或者询问某种时代现象，而是怀旧，是要让观众说啊，这些东西出现过或真酷啊，这些东西出现过，或有时候很简单地说，啊，这就是发生过的事。
这种看待过去的方式很有后现代色彩---不是充满崇敬而是充满喜感。在讨论“回顾过去时尚”（retro-chic）概念时，历史学家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注意到，后现代通过培养一种“超脱和讽刺的距离”的氛围而“玩弄过去”。重新翻拍原作时，他们关心的不是历史的准确性而是“包装效果”。在他们看来，过去就像一个跳蚤市场，里面充满了可便宜购买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能指，然后在新主人渴望的背景下重新展现出来。在“我爱这十年”系列中有一种意识已经成为我们看待历史的默认的方式：作为我们的“玩物”（萨缪尔的话），作为巨大的、不断扩大的档案库，我们可从中借用和重新制造令我们喜欢的风格、口号和娱乐。
胡赛因（Huyssen）使用“记忆高潮”这个术语来描述“记忆已经成为全球大多数人的文化痴迷”这个事实。虽然该高潮存在某些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理由，但最明显的理由与我们如何记忆过去有关。胡赛因写到，“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无法在不涉及新媒体的巨大影响的情况下讨论个体时代的或公共的记忆，因为它是所有记忆形式的载体。”
也就是说，在讨论怀旧间隔最近不断缩小时，我们不能在不讨论同时发生的历史档案大爆炸的背景---因特网。网络允许过去追赶上我们。我们已经感染上了雷诺德所说的“文件谵妄症”（delirium of documentation）或哲学家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的“档案发热症”。德里达说，拥有这种发热症就是对档案有“熊熊燃烧的激情”。
从来不会停下来休息，一直在寻找刚刚溜走的档案。那是跟在档案后面跑，即使有太多的档案，就在某些东西刚刚进来成为档案的地方。那是拥有一种对档案的强制性的、重复性的怀旧欲望，一种难以抑制的回归根源的欲望，一种思乡情绪或者回归绝对起点的最古老根源的怀旧心理。
发热症的确是我们要把生活的每个部分都制作成档案的痴迷需要的恰当用词，无论它们多么鸡毛蒜皮。雷诺德说，结果我们将档案贬低为当下档案（anarchive）：“很少能探索的混乱不堪的数据碎片和记忆垃圾。”
我们的过去持续增加，在此过程中，它持续把现在挤出去，持续缩短本就狭窄的怀旧间隔。如果汤姆·范登比尔特认为将上个月的音乐当作经典是愚蠢的，想想各种各样的#TBT“回到星期四”在线帖子，这些都在称赞7天之前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
我们能够进一步缩小这个间隔。20岁的妹妹那个年龄段的青年人热衷于20世纪90年代的东西。当全球最大版权视频网站（Netflix）宣称它要重新制作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剧《欢乐满屋》时，她和朋友们在脸书上分享她们的快乐，认为这部“童年时代”的美剧又回来了。这种反应在我看来有些怪异，因为我的妹妹出生于1996年，电视剧首播结束一年之后。她做了和其他90后现象同样的事情，到社交媒体上分享图像和歌曲和霓虹灯颜色，它们来自她描述的十年，不是最喜欢的而是她自己的。
就好像过去和现在的间隔萎缩到几乎为零的地步，但是，现在持续存在，转向自身，更多崩溃直到现在本身变成记忆。我们或许将此描述为自我吞噬，用弗雷德里希·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的观念就是为了现在的怀旧：“我们从此时此地的沉浸中撤回，将其作为一种东西来抓住。”
怀旧（nostalgia）这个词源于两个希腊单词nostos和 algia，前者意思是“回家”，后者意思是“渴望”。因此，怀旧就是渴望回家或者思乡情绪。在1688年，瑞士医生乔纳森·霍夫（Johannes Hofer）在其论文中创造了这个合成词来指“病人感受到的痛苦，因为他不在老家或担心再也看不到老家了。”具体地说，霍夫使用这个词来描述瑞士海外雇佣军回到故乡的渴望。
怀旧没有被敷衍对待，因为人们相信它可能造成恶心、丧失胃口、感冒、心脏停搏和自杀想法。斯维特拉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怀旧的未来》中注意到，怀旧者变得一心一意痴迷于返回故乡，对其他一切都意兴阑珊。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将过去和现在混为一谈，分不清现实和想象，他们现在在哪里，要往哪里去。好的情况是，霍夫知道一种治愈方法：将怀旧者送回老家。霍夫的发现是在治疗在巴塞尔留学的波恩学生之后。在学生感染心悸和发热之后，霍夫意识到他对这个病人无能为力了，所以就送他回家等死。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处方创造了奇迹：回到家乡后，此人竟然痊愈了。
最初，怀旧的痛苦是“位移的痛苦”，雷诺德说瑞士雇佣军迫切渴望到其他地方去。但是最后，怀旧变成了时间上的痛苦---渴望到其他时间。如果最初的疾病有治疗方法（回家），时间上的怀旧没有疗法（至少在我们实现时间穿越艺术之前）。博伊姆解释说，到了20世纪中叶，怀旧不再被视为个人疾病而是默认的现代人特征，以“位移和时间上的不可撤销”为标志。自她2001年写了这些话之后，这种特征变得越发严重了，就是这一年为20世纪现在未来划了个问号。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网络，我们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千禧年一代（1981年和1997年之间出生的人）和Z代人（1998年之后出生的人）的差别是，第一个群体记得因特网之前的时代，后者则是生下来就进入数字时代的人。他们的地方是任何地方，但任何地方都不是家。他们的地方是根本没有地方或只有一个地方---虚拟空间。眼睛聚焦在中东难民危机上，我们有时候忘记了，就在发达的社会里也在制造越来越没有根基、没有住所的流浪者。就像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所说，“我们的目的地不再是个地方，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
虚拟现实和放大的现实是普鲁斯特预言的两个明显成就。但是，这种新的视角的更好例子是社交媒体。
让我们从分享照片的平台（Instagram）说起。它是2010年创建，2013年被脸书收购。重要的是，手机应用软件app允许你通过褪色、调整对比度、将某些区域模糊化等美化你的形象。换句话说，你能够编辑你的照片，将刚刚拍摄的照片变成看起来像是几十年前的照片一样。复古胶片拟真相机应用软件（Hipstamatic）后来发展成为让这个观点变得更加明显。
当然，这种复古美化的流行还有一些实际的原因，不仅仅是让它看起来就像低质量的、粗糙的外观，很多智能手机的一种常见效果---是摄影者追求的东西。但是，更好的答案可能与我们痴迷于怀旧心理有关。文化理论家内森·约尔根森（Nathan Jurgenson）认为，用复古美学美化自己的形象符合社交媒体的更大趋势，“迫使我们越来越以潜在的记录过去的视角看待我们的现在。”
想想你的上一个脸书头像。你仍然在做、想、吃、恨你描述的东西吗？或许不。可能的情况是，你没有在做你在描述的那个活动，即使你在做，你可能并没有按你描述的方式在做。
社交媒体影响我们关于当下的理解吗？我们往往警告自己任何进入云端的东西都将永远停留在那里。这足够真实：因特网让人不可能忘记。但是，存在另外一个方式，即社交媒体影响我们对当下的理解：将这个时间段缩小。
社交平台的演化证明了这一点。写博客让我们能迅速地把我们的想法很少编辑地写下来。脸书鼓励我们更新朋友，同时简要描述我们的情绪和活动。推特的到来让我们对事物的描述更简洁，将我们的时刻简化为140个字。最终，词语过于乏味，所以照片分享软件（Instagram）让我们用形象抓住庸常的体验。但是，我们认定现在能变得更短，所以“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软件（Snapchat）能够让照片在几秒钟后自我毁灭。
我们缩减现在的方式是否有边界？或有没有可能我们过分缩减这个时刻以至于彻底否定它？
在2011年的讽刺性英国电视系列剧《黑色镜子》的第一幕中，英国首相遭到劫持了一名皇家成员的绑架者敲诈：首相要么答应电视直播他与猪完成性交行为，要么被绑架的公主惨遭杀害。与英国政府的愿望相反，敲诈的新闻在社交媒体上暴露出来，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都盯住不放智能手机和笔记本屏幕和电脑，来观看现场直播的滑稽场景。令人吃惊的是，首相竟然答应了这个要求，全球观众有些在情感上受不了，但多数人感到满意。最后，公主被释放，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这场人兽交合似乎还是有价值的。
但是，观众很快得知情况并非如此。绑架者在性行为发生之前30分钟已经释放了公主，可因为人人都盯着屏幕观看创造历史的过程，没有人看到她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横跨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的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走下来的画面。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观看历史画面展开恰恰使你对历史演变熟视无睹。记录现在就是在磨灭现在。
在我们当今美丽的新世界，所有时刻都是现在，所有地方都是这里，除了两个重要的例外：此时此地。
我最近的两次经验将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件事发生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我等待了30年才终于感受到这个奇迹。我来到这里，站在似乎离瀑布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徒劳地披了一件黄色斗篷，应该是防止被水溅湿。轰鸣声导致我心跳加速，湿漉漉的岩石气味，过于浓密的水花雾气几乎让人什么都看不见，那个时刻的确令人震撼。
突然，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我的肩膀，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用磕磕绊绊的英语问我，能否从我站的地方稍微挪动一下，他想与家人想在瀑布前拍照，而我非常不适宜地站在了人家的画面中。
我想拒绝这个请求，用我自己磕磕绊绊的法语告诉这家人，他们应该等我体验完瀑布的感受，或更好的做法应该是收起照相机，自己真实感受这种体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配合显得很无礼，我最后还是看了一眼瀑布，点点头，离开那个位置去找同伴了。几秒钟之后，我回头想看这家人拍照怎么样了，结果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并不想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只是想要一张照片而已，这样他们就能永远让人看见他们站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前的画面了。
另外一次体验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小岛基维斯特（Key West）。这个城市非常漂亮地迎合自己，是若干历史建筑的所在地，包括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佛罗里达的故居。就像很多历史建筑一样，海明威故居有自己的游览路线，但是，我的同伴和我决定按自己的方式游览。就在我们攀登台阶前行时，我们注意到身后一位妇女正忙于拍摄她上楼的过程。当我们来到上面时，我们意识到自己永远留在她的整个浏览过程中了。
让我感到恼火的不是她拍摄她在看到的东西；而是她在拍摄自己还没有看的东西。在她浏览故居房间的时候，她将照相机举在前方一臂远的地方，效果是她的相机在她之前感受海明威的故居。事实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她根本就没有感受到作家的故居。
一张照片是个线索，记住我真的在这里出现过。我拍摄尼亚加拉大瀑布；因此我真的在现场，这张照片是个证据。但是，当然，除非我在这里否则我不算真的在这里。这是我在特定时刻存在的地方。在智能手机时代，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的体验是通过照相机镜头实现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真的在这里呢？如果修改一下美国作家和诗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话：这里没有这里。
通过照相机相框第一次感受现在并不是在感受作为现在的现在，而是在感受已经成为过去的现在。当一个时刻及其记忆几乎变成了一回事时，记忆就变成了前记忆（pre-membering）。
在论述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论摄影的文章中，小说家威廉·尕斯（William Gass）问道：
比如，假设我们设法制作一个形象，通过人工的手段，创造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人的图片（为特定事件炮制照片）这张照片仍然“看起来像”一个人，但它可能是任何人的形象，所以（没有所本）它不是一个形象。那它还是一张照片吗？
虽然放在括号里面，尕斯的“没有所本”（without its of）有助于理解我在描述的东西。社交媒体不是体验的记录，因为它没有源头。对我的体验的记录是我的体验。在我一宣称我现在在做的事，我取消了我正在做的事，用一幅我在做事的符号取代。正如德里达所说，这个符号“代表了不在现场的现在。它取代了现在。”
在社交媒体上，我们从来不在现在。而是我们在现场的符号---一个更新的属性状态，一条微博，一张正在吃东西的图片---是我们在现场的保证。我的脸书头衔像就像你的一样是怪异的提醒，我事实上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在哪里。
我们对怀旧的痴迷体现在很多方面。它代表了回到恐怖之前世界的欲望，我们越来越强大的能力来记录过去和存储现在；甚至是消费资本主义的持续成功。但是，最好的解释或许是最简单的：回顾过去是因为我们否定现在。
什么意思？不是说当今生活没有给我们足够多的理由去看其他地方。也不是这个世界逐渐陷入停顿，因为我们都在观看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的重播或我们复古美化我们的晚餐。但是，有理由让我们感到警惕，或者至少意识到这种前记忆已经在影响生活的现实。
一个幻想的短电影《你的心智里有什么？》探索了我们的体验与记录体验之间的差距。视频开始是一对不高兴的夫妇在看电视，吃微波炉里拿出来的晚餐。男朋友在脸书上写到“今晚和女友吃寿司饭。”马上他得到一个点赞，他已经上钩了。他意识到人们用点赞奖励他，如果他能描述他的生活是多么有趣。问题是他的生活并不有趣，但他的社交生活网络并不知道。不是写他乏味无聊的发言令同事们昏昏欲睡，他描述这个发言非常棒。
接着谎言变得更加怪异。他穿上外出工作时的衣服，开车到某个风景秀丽之地，然后写到他到20公里外地地方的兜风。社交媒体相信，他收获27个点赞。当他发现女朋友欺骗他后伤心得心都碎了，他写到“最后变成单身了。”当他花钱与性工作者共度良宵时，他更新的头像显示他处于“开放的关系”中。103个点赞。被解雇了？“辞掉了没有前途的工作，跟着感觉走。”
一切都变了，当司各特看到女朋友发了一张与新男朋友在一起的照片，赢得了1638个点赞。他写到，“我的生活糟透了。”突然切断了和其中一个朋友的联系，将设置调整为“隐藏司各特·汤普森（Scott Thompson）的所有信息。”
在所有社交平台上，我们努力呈现真实的自我，因为我们知道真实性有奖励。我们渴望自拍照显得坦率、真诚，我们的笑话听起来没有任何做作的痕迹，就像随口即兴说出来的。但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体验总是有框架的，这让人很难确定我们的身份。我在网络上走近你的方式与基维斯特故事中的妇女参访海明威故居的方式一样。在数字世界，我们的所有现在互动都是前记忆。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创造了“超现实”一词来描述“一代人，其真实模式没有根源或现实。”换句话说，根本就不存在原作，是复制品的复制品。当今哲学家将这个观点用在很多事情上，包括虚拟的和放大的现实---现实电视。我们还可以将这个概念用在色情作品上，可能是最初性行为的数字复制品。但是，很多观看色情模特的人根据视频中的情况在现实世界的性遭遇中模仿。那么，哪个是原作，哪个是复制呢？
“真实的造假”是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对超现实的定义。希腊语的真实性（authentikos）指的是真实原作。一件艺术真迹是由艺术家本人创造的，与其他人的复制品相对。但是在超现实中，虚假是唯一的原作，记忆是唯一的存在。它是一直流传下来的复制品。
波德里亚说，“当真实不再是从前的样子时，怀旧就占据了它所有的意义。”所以我们打开《欢乐满屋》，我们听加拿大歌手卡莉·蕾·吉普森（Carly Rae Jepsen）翻唱90年代原唱歌曲，我们的智能手机相机处于自拍状态，记录在唱歌时的自己：根本不管它们对可预测性会产生什么影响？
作者简介：
布兰顿·阿姆布罗西诺（Brandon Ambrosino）为《bbc未来》、《纽约时报》《波士顿全球报》、《大西洋月刊》、《政治》、《经济学家》和其他出版物撰稿，住在特拉华州，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西北郊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神学系研究生。
译自：NOSTALGIA FOR NOWBY BRANDON AMBROSINO
http://wilsonquarterly.com/stories/nostalgia-for-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