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德达 著 吴万伟 译
我们阅读学术著作，很多是为了获得信息或者里面包含的见解，但是，阅读某些著作则纯粹是为了享受与作者相伴的乐趣。比如我常常时不时地拿起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批评的解剖》浏览，只是为了再次领略它优雅清晰的文笔。我最喜欢的另外一本书是简·艾肯·霍吉（Jane Aiken Hodge）写的小说家乔吉特·海尔（Georgette Heyer）的传记，我觉得它是体现精妙、眼光和智慧的典范。每次捡起马西亚·柯里希（Marcia Colish）的《西方思想传统的中世纪基础》或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的历史随笔随意浏览一番，也总能学到不少东西。
在此精英群体中，我添加了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探讨范围宽广的文化史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该书曾经在1964年获得历史学普利策奖。其主题是“美国人厌恶和怀疑思想生活以及那些代表这种生活的人”。让这个已经过世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囊括了从清教徒和开国领袖到麦卡锡听证会的漫长历史，甚至还简要提及了肯尼迪政府的初期阶段。但是，考虑到该书的出版日期，它并没有涉及20世纪60年代末期学生运动和嬉皮士高潮，这两个内容在从前的左翼人士霍夫斯塔特看来也会因为其非理性，无政府主义狂热以及没有焦点的乌托邦色彩而大为震惊。不幸的是，这个多产的、喜欢辩论的历史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因为白血病在54岁的壮年就匆匆离开人世。
霍夫斯塔特的优雅和偶尔嘲讽的文笔，连同他栩栩如生、新鲜有趣的用词令《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读起来赏心悦目、发人深省。“我无意鼓励知识分子有时候表现出的自怜情绪，认定自己是自巴比伦时代以来纯粹美德的化身。”实际上，他只是希望“追溯我们历史上的某些社会运动而已，其中思想智慧与人类美德的协调合作之所割裂开来，被置于特别之恶的位置上。”
虽然他没有试图解释美国历史为什么是“笨蛋和傻蛋”或者“民粹主义的民主党人与文化精英”间的冲突（有时候听起来确实如此），但他的确强调了在政治上保守的福音派人士对美国文化产生的影响，也强调了注重个人发展而非思想挑战的教育体系对孩子的影响。其实，最近一些书已经在特别强调生活成功的关键是性格和勇气而非思想和知识。但是，这个观点一点儿都不新鲜。在考察了19世纪有关自我帮助的励志书后，霍夫斯塔特支持一再重复出现的焦点---意志力和道德勇气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对被认为“虚荣和轻浮的”天才的怀疑。
在我们的历史上，“人们认为教育的存在不是为了培养智力的某些独特品质，而是促进个人的成长发展。”智力往往被视为“感情的对立面，因为它有时候与热烈的情感不一致。智力与性格不一致，因为人们普遍相信智慧仅代表聪明，很容易转变为狡诈和欺骗。智力也与实用性不一致，因为人们觉得理论与实践对立。单纯的理论头脑一无是处。智力与民主不一致，因为智慧令人觉得是一种出类拔萃，是对平等原则的背叛。”
霍夫斯塔特强调，所有这些都是虚假的区分。但是“如果这些反对意见的合理性得到承认，那么为思想为知识分子辩护就没有了根基。谁还愿意冒险牺牲热烈的感情、稳固的性格、实践能力或民主追求而对这种人表示尊重呢？他们最多被视为聪明人，从最坏处说，他们是危险分子。”
虽然美国人尊重专家和专业人士，即出于实用的、政治的、和商业的目的，我们能够利用的人，但是，我们对那些“没有利益考虑的智慧、综合能力、自由猜想、敏锐观察、充满创造性的新颖性、激烈的批评”都非常警惕。霍夫斯塔特相信，知识分子的思想天生处于“玩耍和虔诚”之间。这是微妙的平衡。过多的玩耍讲导致“琐碎和鸡毛蒜皮，把思想精力浪费在单纯的技巧上，或导致浅薄涉猎和创造努力的失败。”另一方面，过多的虔诚导致“僵化、死板、狂热、和救世主信仰，这种生活方式在道德上或吝啬或崇高的但无论如何都不是智慧的生活。”
当霍夫斯塔特转向政治，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在大部分美国缔造者仍然在世的时候，智慧超群的声誉为什么竟然成了政治障碍？”托马斯·杰斐逊的政敌提出的观点---此后被再三使用---“思想活跃的人，他们的好奇心过于琐碎和荒谬，根本不适宜处理重大事务。”军队生活体验---直言不讳、没有废话的指挥经验---事实上是男子汉性格的考验，在渴望领导国家的人身上展现出适当的严谨性。而活泼的、博学的人无论是杰斐逊还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或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往往被贬低为不够严肃、堂吉诃德、和女人气十足。到了民粹主义者安德鲁·杰克逊时期，高雅文化被广泛认为是“那些不工作的有闲者的特权。”
结果，出现了一种心态和罗曼蒂克式信念，即大众民主应该支持“天生的、本能的、民间的智慧处于优越地位，凌驾于文人和有钱人的教养、学问、和自我牟利的知识之上。”实际经验比充满想象力的思考更重要，本能的情感战胜了贫血的理性。“就像福音派教徒拒绝接受有学问的宗教和正式组织起来的教牧体系而更喜欢内心的智慧和直接聆听上帝的声音那样，平等政治的支持者摈弃训练有素的领袖，更喜欢普通人的内心感受，直接了解真理。这种对普通人智慧的偏爱在民主教义的最极端声明中成长起来，变成攻击性的民众反智主义。”
而且，太常见的是“十字架极端主义”和“旗帜极端主义”结为一体。霍夫斯塔特说，虽然真正的政治思想接受冲突和妥协，承认不存在终极胜利而只是暂时的平衡和均衡期，但极端主义者“在本质上是摩尼教徒：他们将世界看作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之间激烈冲突的战场，因而蔑视妥协（谁愿意与撒旦做交易？），对模糊性决不宽容。”
对美国企业界来说也是如此，它总是倾向于宣扬“专业知识”，同时暴露出“对善于反思者、文化和历史的极端蔑视。”企业界看重的是功利性，“实用性智慧”的最明显形式，同时伴随着对“大踏步迈向进步”的激情。历史往往被看作“困惑、腐败和剥削的博物馆。”虽然企业化的美国在20世纪繁荣发展，企业价值观也变得越来越彻底：
企业对美国社会的支配越彻底，它就越感受不到需要引用自身领域之外的价值观来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辩护。在早期，企业界在强力追求贸易为上帝服务的声明中寻求舆论支持，后来宣称这种思想有利于性格培养和文化构建。虽然这种论证并没有消失，但是在企业合理性论述中变得不那么显眼了。随着企业成为美国生活中的支配性主题和新世界庞大物质帝国的崛起，企业越来越多地求助于纯粹的物质标准和内部标准---创造的财富来为自己辩护。美国企业曾经创造出高标准的文化，如今却主要以它带来了高标准的生活水平而为自己辩护。
当霍夫斯塔特最终转向教育时，他的想象力偶尔与悲叹汇合。他列举了美国在培养孩子的智力发展方面的种种失败：
教师工资太低，教室过于拥挤，学校实行双重时间表，学校建筑破烂不堪，设施不充分，还有其他很多问题---崇拜运动竞技、仪仗队、高中鼓乐队女指挥、种族特区学校、去智慧的课程、不受欢迎的严肃科目教育、有学业天赋的孩子遭到忽略等。
霍夫斯塔特的蔑视暴露无遗：
国家的学校似乎被体育运动、商业主义、大众媒体标准所主宰，在这样的时代，高等教育体系也难以幸免，最糟糕的失败体现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校长的言论，他强调说渴望办一所大学，拥有令人自豪的足球队。教育的某些终极价值观似乎永远与美国人无缘。他们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大学去，但这些年轻人到了大学后似乎并不喜欢读书。
正如霍夫斯塔特强调的那样，众多公立学校的创立首先并非要培养“心智发展的激情或为了学习和文化本身而学习的自豪感，而是教育带来的所谓政治和经济利益。”事实上，许多美国教育者觉得“为了思想或想象力成果或思辨的乐趣”的心智发展或许“仅仅适合于有闲阶级、贵族、欧洲的过去；其用途还不如潜在的危险更为明显；对心智发展的不适当关注是一种傲慢和自恋，道德败坏的人身上往往存在这种缺陷。”
我们的教育大师常常故意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学界转移开：“不是将平庸的、不情愿的、能力欠缺的学生视为障碍，或者将只培养教育有兴趣、有能力、和有天赋的学生的学校教育体系视为特殊问题，美国教育者进入一种圣战状态，赞扬那些对学业不感兴趣和无天赋的学生是文化英雄。他们挑衅性地宣称，真正民主的教育体系的最高贵目的是满足学生的即刻兴趣，为其提供一系列即刻的功利性。”简而言之，个人成长和“生活适应”比思想智慧的严肃性更为重要。“除了鼓励学生学习之外，生活适应教育者愿意以科学的名义做任何事。”
这种感觉良好的学校教育理论的源头是约翰·杜威。霍夫斯塔特将此人模糊的文笔风格残酷和准确地比作“远处军队的连续开炮：人们得出结论说在遥远的无法接触的地方可能发生可怕的事情，但是人们无法判定它是什么。”对杜威来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需要自由地发展其天性，而不是被迫屈服于外来强加的权威：学校里真正重要的是自我成长指导而非“死记硬背”。在这种观点看来，“孩子的成长代表健康，而社会传统（包括课程传统）代表过时的、过分权威的要求。”因此，更受青睐的是心灵而非头脑，天性再次战胜了经受时间考验的传统，合作和优秀公民素养比个人创造性更受推崇。
难怪霍夫斯塔特嘲笑某些课程开设过多过滥，如家庭经济学、驾驶、合唱、乐队、消费者教育、家庭管理等。这种松懈的学校教育决不适合培养学生“成为世界生产和竞争的训练有素的成员，既有雄心壮志和使命感又有创造性和分析技能。”相反，它只是帮助他们“学习消费和癖好世界的方式，学会享受和社交殷勤，”教导他们“消极和享乐的生活方式”。对于当今如此狂热地痴迷于愚蠢和琐碎无聊之事的电脑和手机文化，很难想象霍夫斯塔特会有什么样的蔑视反应？
在最后一章，霍夫斯塔特考察了现代知识分子。他注意到，艺术先锋“已经被体制化，被剥夺了顽强和激烈反对的古老刺激。”严肃的思考“被当作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而非挑战。”他带有先见之明地担忧“我们的文学如果被学界‘创造性写作’课程的老师写出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的主要经验就是从这些课程获得的。”总之，他得出结论说“美国教育目标的大部分简单和肆无忌惮地转向既非知识分子也非文化人的专家。”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于几乎50年前，其中有些内容显然已经过时如霍夫斯塔特很少谈论学校中的种族不平等或者女性的机会不平等问题。但是，他的确将人们对公立学校教学的轻蔑（普遍被认为是第二流的职业选择）与女性占主导地位的事实联系起来。在我看来，他还倾向于严格区分情感和大脑，但实际上它们都相互服务于对方。但是，即便你不同意霍夫斯塔特的观点，本书拥有的智慧见解和通俗易懂的迷人文笔，在我看来无愧于批判历史的典范。
对于那些试图通过不适当地强调团队项目、社交技能、轻松课程等在教育上偷工减料的人来说，《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或许可以作为很多课堂的松垮哲学的矫正。而且，它也成为野心勃勃的“虎妈”（虎爸）的预先警告，他们敦促孩子成绩全优或者标准成绩考试（SATs）的最好成绩。正如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19世纪神学家纽曼主教曾经说过的话，“通过失败取得成功是上帝的法则。”我们常常强迫孩子遵循最显而易见的道路，渴望他们成为机器人一样专注的医生、科学家、律师或类似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因为我们觉得，赚很多钱和拥有门禁系统的社区里的豪宅是成功和个人成就的标准。我们有时候忘记的是对思想冒险生活的渴望。
译自：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By RICHARD HOFSTADTER
Reviewed by Michael Dirda
http://bnreview.barnesandnoble.com/t5/Library-Without-Walls/Anti-Intellectualism-in-American-Life/ba-p/8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