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齐格蒙特·鲍曼已经接近历史的最深处。鲍曼出生于1925年波兹南（Poznan）的波兰犹太人家庭（不去犹太教堂礼拜），1939年纳粹坦克开进波兰后，他们家逃往苏联。鲍曼曾在红军服役，二战后返回波兰进入华沙大学学习社会学。但是，因为共产主义早已丧失吸引人的光环，而且他的学术生涯也因为反犹主义而遭遇挫折，他在1968年移民英国，担任利兹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1990年代退休后，他闻名天下的智慧探索开始产生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如《后现代性的通告》（1992）、《流动的现代性》（2000）、《被围困的社会》（2002）、《门口的陌生人》（2016）。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事实上，在过去25年来，他已经出版了40本书，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而是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他期待的那个样子。或者正如他在2003年所说，“我为什么写书？为什么思考？为什么充满激情？因为我们能够做出改变，我们要让世界变得更好些。”此次采访发生在2016年早些时候，最初是询问他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意义，随后引出有关未来、过去和启蒙工程的命运等的对话。
《刺头评论》：您之前谈到过民众对全球化世界中的国家政治的幻灭，民众意识到国内政客无力做出改变。考虑到欧盟公投和英国脱欧的前景，你的观点有变化吗？
鲍曼：矛盾的是，我相信英国脱欧现象沉淀下来的恰恰是整个发达世界所有主权国家的民众对政治当权者丧失信心，觉得他们没有能力带来渴望的变化（或任何承诺的变化）。
随着选民对政治精英的沮丧变得彻底，他们不再对任何政治精英表示信任，这场公投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让人把投票选择和表达情绪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此意义上，这是非常不同于通常的议会选举的独特场合。
在普通的大选中，你可能表达你对最新的当权者和许下种种承诺的政客表达沮丧和愤怒。但是，这种情感发泄让你得到的报应是，作为政治既得利益者组成部分的女王陛下的反对党被邀请组建女王陛下政府的新内阁。在这种没完没了的抢座位游戏中，你根本没有办法接近表达你的不同意见的完整本质。
不久前的先辈仍然相信未来是希望所在。但是，我们对将来的看法只有恐惧、焦虑和担忧。
脱欧公投提供的场景完全不同。政治既得利益者的几乎所有派别都将自己置于留在欧盟这一边，你可以使用你个人的脱欧选票表达对所有精英的愤怒。你的愤怒越是无所不包，非要这么做来发泄愤怒的诱惑就越强烈，你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刺头》：你曾经写到进步的终结，人们不再相信未来比过去更好。英国脱欧现象（或者欧洲大陆上的其他民粹主义运动）是否有某种为欧洲承诺新的或更好的时代的东西？
鲍曼：我们仍然相信进步，但我们现在认为进步是祸福相伴，祸的部分越来越多，而福的部分越来越小。与此相反的是不久前先辈的态度----他们仍然相信未来是最安全和最有前景的希望所在。但我们往往对将来充满恐惧、焦虑和担忧：就业岗位越来越少；收入下降；自己和孩子的人生机会也在减少；我们的社会地位越来越脆弱；我们的人生成就难以持久；我们能够掌握的工具、资源和技术与巨大的人生挑战之间的鸿沟不可阻挡地越来越宽；我们对人生的控制悄悄地从手头溜走了。作为个人，我们似乎被贬低为象棋比赛中不知名的棋手手中的小卒子。他们即便不是赤裸裸的敌视和残酷对待，至少对我们的需要和梦想是冷漠无情的，在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牺牲掉。
因此，未来的想法如今让人想起的是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我们被当作和归类为无能的、不适合完成任务的、无价值和尊严的、被边缘化的、被排除在外的和被抛弃的人。
民众中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已经从自身经验或亲人的经验中认识到，不平等的、起伏不定的、无法预测的、极其令人失望的未来完全不值得人们对其再抱有任何希望。我的最新著作《复古乌托邦》恰恰就触及这些议题。让我引用绪论的片段：
“这是沃尔特·本雅明在《哲学史的主题》（1940年早期写的）中所说的话，当时他谈及1920年最富诗意的造型大师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历史天使”（Angelus Novus）传递的信息：
历史天使的面孔已经转向过去。在我们感知历史事件的因果链条之处，他看到了单个灾难在的碎片他脚边持续不断地堆积和投掷。天使想留下，想警醒死者，想把已经遭到破坏的东西修复成一个整体，但天堂吹来一场风暴；天使的翅膀遭遇强大的阻力以至于他再也无法靠近人们。这场暴风雨难以抗拒地把他推到背对着的那个未来，而面前的一堆废墟已经高耸入云。这场暴风雨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
在本雅明提出难以捉摸的、无法比较的深刻见解一个世纪后，如果人们近距离观察克利的画作，会再次完整地抓住全速飞奔的历史天使的寓意。但是，给他或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天使改变方向---历史天使被发现转了180度的弯。他的面孔从过去转向未来，他的翅膀被暴风雨向后推，这次是从想象中的、预料到的、和感到恐惧的将来推向过去的天堂（回过头来看，这个过去本身也是在其变成废墟后被想象出来的。）就像从前被压住“天使不能接近人们”一样，如今，翅膀被同样强大的暴力压住。人们可能得出结论，正如本雅明暗示的那样，克利一百年前列举的过去和未来的优和劣正处于交换过程中。现在，未来被看借方，劣比优多，因为其不确定性和难以操作性毁坏了未来的声誉，而过去则因为优比劣多而被看作贷方---毕竟仍然有自由的选择和继续抱有还没有完全破坏掉的希望。
我相信英国脱欧这一幕以及“欧洲大陆上的其他民粹主义运动”是上文讨论的“复古乌托邦趋势”的表现。因为缺乏能够解决当今问题的有效行动工具，考虑到指望开发行动工具的未来带来的失望越来越多，探索方向大逆转的建议看起来反而有了某种吸引力，也就没有什么可吃惊的地方了。英国脱欧之后或许出现“新的或许更好的欧洲时代”的可能性，正如某些意料之外的后果那样。但那是因为我们感到沮丧，竟然使用陈旧过时的部落主义对付当今越来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的挑战。
《刺头》：考虑到人们对未来的普遍恐慌，复古乌托邦趋势的观点的确有道理。但是，你如何解释同时存在的将过去视为否定性的、道德绝对性的趋势？即一种在道德上将我们定位于现在的方式，比如我们可能说“我们知道反对过去”或者“决不让灾难重演？”这里，我想到的是纳粹大屠杀对当今政治和历史话语的核心地位，它在过去20年真的逐渐走到前台来了。我也想到最近比较热的但持续存在的焦点---英国在历史上的性罪行，似乎近期历史常常被当作很难令人相信的腐败和不道德，这与我们现在自我确认的状态形成对比。未来在当前当然看起来信誉扫地，但过去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鲍曼：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坚持认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同时出现。黑格尔将历史描述为相互推动和强化的矛盾双方的摩擦和冲突（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消解和吸收过程被称为辩证法）。如果你从牛顿和黑格尔开始，你就会得到差不多同样的结论：即如果复古乌托邦趋势不是与未来的即位和废黜构成矛盾那才奇怪呢（随便说一下，你的问题是那种辩证法的很好例子）。在里斯本地震之后，大自然---缺席的上帝确立的秩序---需要被新的人类管理模式接管。
正如正统的面向未来的乌托邦一样，复古乌托邦指的也是陌生的领地：未知的、未被探索和尝试的，尤其是没有体验过的领地。这恰恰是因为每当人们在寻找一种替代现在的选择时，都会断断续续地求助于复古乌托邦和乌托邦。因为这个原因，两者都是选择性的视野，都有选择性，因而都很容易被人为操纵而顺从地亲切地改动。若引用里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话，在两种情况下，关注的泛光灯聚焦在致密阴影下的真相（wie es ist eigentlich gewesen）的某些方面。这让两者都成为用以安置想象中的事物的理想状态（想象中的）领地，或者至少是对现状的矫正。因此，乌托邦和复古乌托邦至少在其进程和结果的片面性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让它们区分开来的是信任和不信任的地方换位：
信任从将来移到了过去；不信任则从过去移到了将来。你自己的例子抓住了这个过程，隐含着的意思是“复古乌托邦趋势”的不可避免性与“决不让灾难重演”的流行性碰巧同时存在。毕竟，复古乌托邦的吸引力源于“决不让灾难重演”的意识，即未来或许和不可能“再次出现”。你正确注意到的“过去20年来真的走向前台的当今政治和历史话语中纳粹大屠杀的核心地位”不大可能发生。它证明了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已经崩溃，不再相信有能力提高道德标准。
《刺头》：我相信，你正确地谈到了对未来的这种极端不信任，这反过来产生了过去没有的对历史的复古乌托邦梦想。但是，为什么未来不再成为人们的希望之所和我们想象和设想的理想空间呢？你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你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了解到不再相信不平等的、动荡不定的、难以预测的、极端令人失望的未来。”但是，欧洲历史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令人恐怖的各种历史事件，它们未必造成人们对未来丧失信心。比如，三十年战争之后是启蒙运动的第一波，这是基于未来的充满乐观期待的文化时代。甚至在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灾难之后，在战后阶段直到1970年代都是以乐观主义为标志，即相信情况会越来越好，“你从来想不到有这么好”，接着当然是重大社会和政治实验的六十年代。
所以，在当今社会生活，究竟是什么让未来变成了让人不再相信甚至感到恐惧的东西？
鲍曼：认为未来是“让人不再相信甚至感到恐惧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一点儿都不新奇。事实上，它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之前的时期，更准确地说是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的《工作与时日》，尤其是里面包含的“人的时代”的故事。这是持续衰败腐败和堕落的故事，从高峰时期的“黄金时代”到跌入谷底的“烂铁时代”，其中赫西俄德认为他和同代人所处的就是烂铁时代。他对这个时代居民的条件和动态的描述让人印象深刻地想到自己所处的21世纪的特征，我们也开始了灾难性的、令人恐怖和厌恶的复古乌托邦旅程。
正如赫西俄德看到的那样，“烂铁竞赛”注定“永远不能从白天的劳作和悲伤中停下来，也不能从夜晚的消失中停下来。”在烂铁时代，“父亲不同意儿子的意见，儿子也不同意父亲的意见，客人不同意主人的意见，同志不同意同志的意见，”“遵守诺言追求正义和善良的人得不到优待，相反人们称赞作恶者及其暴行。强权就是真理，尊重不复存在；做恶者伤害好人，诬陷好人，诅咒好人。”在烂铁时代，希腊语中的尊重（aidos）和阻止人们做坏事的羞耻感越来越因为其缺乏而引人注目。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经说过，伏尔泰、狄德罗及其同伙的特权就在于他们的无知：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和不能忘记什么。
作为对异教徒希腊的遗产的回应，基督教欧洲引入了赫西俄德衰败循环的第三个因素：救赎，缓慢扭转黄金时代和烂铁时代的前景。比如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引入了从人类之城到上帝之城的线性时间概念，前者是内部的、原罪痕迹无法被虫子抹掉，像赫西俄德的烂铁时代猖獗的腐败，后者是基督教教会领导下的完美理想是艺术先锋（avant-garde）和王宫（the place d’armes）。但是，从中世纪到现代时代，支配性的时间流动模式更接近赫西俄德模式而不是奥古斯丁模式。在文艺复兴时期，情况发生变化。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大胆地设想了所罗门学院的统治，在其乌托邦著作《新亚特兰蒂斯》中的理想统治机构作为漫长的、摇摆的、充满艰辛的人类向新的黄金时代攀登的高峰。作为超越“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的尝试，牛顿试图责罚两个争吵不休的蚁丘，在1675年2月5日写给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信中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为了将这个相互纠缠和交织在一起的相互启发和贬损的思想流派的复杂故事简单化，我建议把1755年作为区分两种竞争性视野的分水岭，一边是从人设计和人指导的历史开始的灾难性衰败，一边是持续不断的、基本上不可阻挡的进步。就在那一年，一场地震、大火和洪水等一连串灾难把里斯本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抹去。当时，里斯本被羡慕和推崇为文明世界里最富有、最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城堡，就城堡本身的定义来说是文明世界的先驱。总而言之，大自然被指控没有亲疏差别、道德麻木和沉默、对人类的伦理学和价值观冷漠无情---那是上帝（Deus）建立起来的秩序---需要被新的人类管理接管（从此后上帝退居幕后，人类的命运交给人类自己的心灵手巧和创造性）。
这种新的管理坚决和绝对地面向未来：“新”变成了“改善”和“改良”的同义反复，“旧”则变成了“陈腐”和“过时”的冗言。在此过程中，这将仍然存在的和即将老旧的转变成遭受到谴责的缺陷，专门用来处理垃圾。它扩展了值得向往的和受欢迎的创新空间，一直到消费者市场让这些创新变成时时刻刻都能实现的东西。人生变成了面向未来的、节奏越来越快的飞奔。
但是，症状越来越多地显示，人类管理的时代与其说是新范式都不如说是短暂的偏离。我忍不住想说，如果得益于事后聪明的视角，正如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所说，“面向未来的生活”将被记录为人类历史的编年史，作为平凡无奇的非典型插曲，虽然是充满激情的浪漫冒险却非常短暂。
《刺头》：您谈到的里斯本地震的意义的确很恰当。或许最著名的反应是是伏尔泰的《憨第德》（Candide），若附和你的观点，人们对地震的反应是将上帝负责的事交由人类管理。其最后一句话是对过分乐观的进步传教士的机敏反驳，在此引起回响的“我们必须开垦我们的花园。”这抓住了启蒙的认识，正如康德所说，人类能够从“自我招致的监护”中胜出，一种通过自己的理性（除了我们自己的理性之外没有更高的权威）掌握自然和社会世界的规律，并按照理性选择的目标改造世界的意识。那么，为什么在21世纪，在我们“管理”自然的能力、“开垦自己花园”的能力和“面向未来生活”的能力无与伦比之时，启蒙工程（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看起来还是“短暂的”插曲吗？
乔治·斯坦纳曾经说过，伏尔泰、狄德罗、卢梭、霍尔巴赫（Holbach）、孔多塞及其同伙的特权就在于他们的无知：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和不能忘记什么。以赛亚的“新耶路撒冷”从天国的未来下凡---不情愿地不是没有遭受抵抗的将伴随着奥斯维辛集中营、科雷马Kolyma（俄罗斯声名狼藉的战俘集中营）广岛原子弹爆炸。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花园精心和熟练栽培出来的结果。
《刺头》：你甚至将进步关系比作时间、自然和激情满怀的爱情。你认为在这次艳遇之后，我们将回归到与暂时性的长期关系中吗？回到更古老的神学-寓言式时间概念和堕落-世界末日衰落-救赎的时代吗？毕竟，从环保主义到激进伊斯兰，我们并不缺乏世界末日意识。
鲍曼：我想重复刚才说过的话：未来（从前是人们满怀希望的准能赢的打赌）越来越多地带来难以言说的危险。所以，对未来丧失希望的人只好在曾经遭到嘲笑和谴责的过去，在迷信和错误的故乡中寻找避难所。因为时间提供的现有选择信誉扫地，人人都心怀恐惧，自然就出现了“想象力疲劳”现象和缺乏替代选择的情况。接近时间末日的观点或许很疯狂，但肯定并不令人觉得意外。
作者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社会学家和作家，最新著作是《复古乌托邦》。鲍曼教授已经于2017年1月9日去世，此篇采访记是译者对这位大师的敬意和纪念。
译自：LIVING TOWARDS THE PAST by ZYGMUNT BAUMAN
http://www.spiked-online.com/spiked-review/article/living-towards-the-past/19148#.WHlTXdJ96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