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约翰逊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探讨德国思想史在当今学界麻烦中的回声。
在英美大学校园中的不自由主义到来之前，人们觉得20世纪30年代学界抗拒希特勒的努力轰然倒塌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只是到了现在，当自己时代的大学有时候似乎在摧毁自身的存在价值（raison d’être）时，我们才开始明白德国的思想精英，当时的文化卫士怎么会屈服于现代最凶恶的纳粹教义。这种自我毁灭的故事对我们来说的确发人深省，因为虽然我们知道德国大学终结的故事，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学校几乎每天都遭遇的背叛科学和人文行为还会走多远。一个世纪前降临在世界最伟大学术研究中心的灾难的前景或许将会令当今的知识分子醒悟过来。德国大学至今都没有能从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
德国大学类似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其他大学，其源头在于培养文化精英，最初是牧师和官员，但越来越多地满足从神圣罗马帝国废墟中诞生的独立王国和诸侯国的行政需要。因为这些国家很多，各自不同的多样化的地方性的德国学术生活模式与法国和英国的中央集权式机构有很大不同。宗教改革和基于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循国王的信仰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为高等教育的这种去中心化趋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
大学似乎在有意摧毁其自身的存在价值。
到了18世纪后期，很多欧洲大学已经将其使命扩展到培养神职人员和公务员的司法培训等之外，包括了思想探索的广泛领域。在英国，牛津和剑桥的英国国家圣公会垄断使得不信国教的天主教徒、新教教徒、犹太人和不可知论者只能到大学之外从事研究。正如启蒙时期的苏格兰那样，德国大学没有更多自由但有更多差异性。德国学者生活在根本不晓得洛克式的宽容观点为何物的极权主义政权统治之下，但在实际上，大学内部被允许享受广泛程度的神学自由度。学术竞争不仅刺激了人们追求卓越，而且给予在此教书的人比英格兰同行更多的选择。教授们偶尔偏离宗教正统思想的边界，或得罪政治当局，但他们还能通过有限的妥协竭力保住教授职位或转到其他大学。那些不能做出妥协的人---如叔本华或马克思---就只好对大学敬而远之了。甚至像尼采这样激进的思想家（怪杰）还能指望终身教授津贴来支持其摧毁寺庙支柱的事业。
虽然有地方性和偏执盲从，大部分都比牛津剑桥更小更穷的几十所小型德国大学让很多身体脆弱、道德可疑、或思想怪异的天才找到容身之所，他们若非在象牙塔里根本就活不下去。从死板拘谨的空想家伊曼努尔·康德到脾气暴躁的讽刺家格奥尔格·克利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当地的开明专制君主对他的未成年情人并未追究）。国家的权力是可感知的，但并非无处不在。一般来说，坚持可量化专业知识（Wissenschaft）无论科学还是学术研究的教授尽可以做自己的事不受干涉。个体学者（the Privatdozent）即不拿国家工资的私人学者可以通过收费讲课谋生。同样，学生也对游学身份感到自豪，他们不是非拿学位不可，也不必跟从崇拜的教授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
在这个故事中，就像在很多其他故事中一样，法国革命尤其是拿破仑改变这一切。崇拜拿破仑的黑格尔在耶拿战争后这样描述这位皇帝，“骑在马背上的世界领袖”把世界历史带到教授的脚边（Weltgeschichte），提醒他和同事意识到他们的祖国从最好处说是欧洲闭塞落后的地区，从最坏处说就是屠场。有些人抛弃了学术中立立场，利用其地位要么呼吁革命的乌托邦要么挑动学生的爱国情绪来抵抗侵略者。另外一个耶拿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两者都做，同时还碰巧要求将所有犹太人的头割下来用基督徒的头取而代之。
但是普鲁士遭受的沉重打击激发了更持久的学界革命，这次的领袖不是教授而是温文尔雅的个体学者和外交官。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如今被作为提出有限政府宣言的年轻人而被纪念，当然也因为他在退休后撰写的先驱性专著，是他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正是洪堡特设想、计划和说服没有文化的普鲁士国王接受他的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观点。受到他自己博学的弟弟---伟大的科学家和探险家亚历山大·洪堡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当然还有歌德（两人都不适用于大学的环境）的启发，威廉·洪堡特在柏林创办了一所面向所有人开放的新大学，一个真正享受普遍学术自由的地方，研究范围包括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应用科学。
洪堡特相信学术独立性或者“讲授和研究的自由”；他希望学生享受“独处和自由”。但是他警告说国家“只要干预大学，总是一种阻碍，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事情的确会好得多。”
他希望学生享受“独处和自由”。
但是，洪堡特改革的缺陷是他设想的作为仁慈守夜人的普鲁士政府严格控制大学教授的任命权。从那时到现在，德国教授一直享有公务员的法律地位，可能被管理他们的官僚一时心血来潮地聘用或解雇。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注意到，这在实际上就意味着教授对教会和国家的批判非常有限：德国存在的“学术自由”是在政治和宗教可接受性的边界之内。超过这个边界，什么自由都没有。”
洪堡特的观点在1810年变成现实，在柏林最宏伟的大街菩提树大街（Unter den Linden）矗立起弗雷德里希·威廉大学。今天它被恰当地挂上洪堡的名字，因为不仅德国人世界其他人也都认为这是他的遗产。将现有的艺术和科学两个阵营结合起来，并以研究讨论会为基础，柏林变成了19世纪世界各地所有新大学竭力模仿的典范。尤其是美国采用了柏林模式而非牛津剑桥模式，很多德国自由派人士在1848年失败的革命后横跨大西洋前往美国避难。到了1900年，德国在从数学到化学，从历史到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已经确立起世界领先地位。考试的范围和难度连同博士论文之前的课程学习要求，以及此后第二本像书一样厚的特许任教资格论文（Habilitation）都让德国的科学研究成为世人羡慕的对象。因为国际比较变得更为容易，很快就非常清楚的是，德国教授比其他任何国家赢得的诺贝尔奖和其他学术大奖都多。
但是，德国大学的全球声望产生了一种特别的骄傲自大，这影响了在俾斯麦领导下出现的新统一的普鲁士为主的德国。在开明专制主义领导下，洪堡特的人文思想占上风，但是在新帝国分配---事实上用铁血强制推行民主和犹太人的解放---为知识而追求知识的探索被封闭的德国思想所取代。这种封闭从柏林蔓延到全国的大学。古典自由主义堕落为一种不自由主义，逐渐变为反对民主和法治（der Rechtsstaat）。不是那种让德国思想成为全球黄金标准的无利益纠葛的科研和不带感情的批评，一种新的口吻进入学术话语：特别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当然，这个术语归功于马克思，他从法国哲学家孔多塞（Condorcet）那里借用了“意识形态”的概念，但是与法国人不同，为这个词赋予贬低和争辩等负面的含义。虽然如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版的，到了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及其弟子的不同学派的分析已经无可救药地过时了。但无论如何，马克思自己的声明---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则不仅仅令人怀疑而已。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恐惧---崛起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激发了学生和教授们对西方观点的激烈反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新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建立在阶级理论之上而是建立在种族理论之上---实际上就是反犹主义。曾经设想过从分析文本和资源的历史批判方法到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任何东西的德国思想矩阵如今却诞生了仇恨和不宽容的恶魔。学生兄弟会一直更热衷于决斗而不是学习，一直以驱逐和偶尔痛揍犹太人为乐；但是，他们通常会遭到老师的制约。如今，这种迅速成长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扎下根来，得到大学的滋养，并最终腐化了被本该抗拒它的大学。
一种新的口吻进入学术话语中：特别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我们很难辨认出转折点。但是，19世纪80年代在柏林两位学界领袖之间展开的“反犹主义争议”是个再好不过的地方。一边是19世纪早期德国历史的领军人物海因里希·冯·特莱舍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他突然右倾的政治立场反映了他所属的民族自由党人的立场。辩论的另外一方是自由派，研究古罗马共和国的伟大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坚决为团结德国犹太人的立场辩护---这是1914年之前来自杰出非犹太人的最强大声音。但特莱舍克的术语“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引起共鸣：这个特别标志的时刻---反犹主义开始在德国学界有了可尊重性，特莱舍克的政治比蒙森的政治给德国官僚留下的记忆更深刻。
犹太人从来就没有觉得能轻易地被德国人充分接受。在反犹主义成为19世纪80年代的政治力量之后，来自拥有梦寐以求的正教授称号（Ordinarius）的最杰出犹太学者的非官方歧视变得更根深蒂固。接受洗礼的犹太人是这种排除的例外，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是不被怀疑的。渐渐地，学界聘任的“阿尔特霍夫体系”（根据1880年代到1900年代普鲁士文化部的关键人物弗雷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命名）大幅度放松，足以让少数没有被洗礼的犹太人在专业职位上升迁。但直到魏玛共和国时期，这种聘任才成为常态，而且也只持续了几年而已。
与此同时，学生群体的反犹主义更为激烈，因为战争而更加激烈，因为后来的革命动乱而更加激进化。1927年，普鲁士文化部长自由主义人士贝克（C. H. Becker）拒绝承认主要的学生团体（th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因为它排斥犹太人，但他的抗争注定失败。到了1931年，该学生团体被吸收了民族主义者兄弟会够帮助构成的纳粹学生联盟接管。在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危机时期，学生数量增加，达到了战前总数的两倍，其中包括很多寻找身份认同的、一文不名的、愤怒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崇拜年轻人而迅速壮大，崇拜青年成为这个时期尤其是纳粹运动初期的主要特征。
在此背景下，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17年11月在慕尼黑发表的备受推崇的演讲“以学术为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带有为丢失的理想常挽歌的特征和对未来前景的警告。韦伯告诉我们，他毫不客气地告诉最能干的学生，学术研究绝对是“一场赌博”，获得的奖励是名声而非思想诚信。他补充说，“当然，如果学生是犹太人，你只能说“放弃一切希望”（lasciate ogni speranza但丁《神曲》第三章中的那句话：“进入这里(地狱)的人，放弃一切希望---译注）”。思想生活与幸福无关，它仅仅通过排除“现代知性论者对非理性的浪漫主义”来接受“对世界的幻灭”而赋予意义。韦伯严厉谴责了承担“先知或煽动者”角色的教授。他说，他们应该在能够被批判的公开场合讲话；在教室里，听者要保持沉默，老师在说话。一个教授利用其不受批判的地位讲话是“不负责任”。韦伯谴责“忘记了课堂里存在的唯一道德的教授预言是单纯的思想诚信预言。这种诚信命令我们”告诉“等待新先知和新救星的当今所有大众”“我们必须做好自己的工作，应对‘当今的挑战’---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我们的志业。”
这个演讲如此名扬天下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很少德国教授公开反对大学里出现的思想腐败。韦伯能够发表这篇演讲（其姊妹篇演讲是两年后的“以政治为志业”）只是因为慕尼黑的教区长伊曼努尔·伯恩鲍姆（Immanuel Birnbaum）是思想相对开放的人，此人显然非常担忧学术诚信被意识形态取而代之。1920年去世的韦伯没有活着看到先知和煽动者接管大学的场景。但是，在1927年，弗莱堡大学的年轻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发表了后来成为新“非理性浪漫主义”圣经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创造了一种与韦伯的“思想诚信”光晕形象相反的学术风格：不是双排扣常礼服和硬衬衣衣领，他穿的是更适宜徒步旅行的套装，与准军事化的褐衫军冲锋队没有什么不同。海德格尔挑战了以资历为基础的现有等级体系。如果听了他的讲课录音---应该承认多年后成为可能----人们马上就能明白它们对学生产生的催眠术般的巨大影响。修辞意识流和咒语般的演讲让人觉得他不是哲学家而是诗人。简单来说，海德格尔有韦伯所说的“迷人魅力”，但他的志业很难被描述为学术或科学。海德格尔为学生提供的不是“思想诚信”而是让人瞥见神秘力量的意义、体验、超验感---换句话说就是意识形态。
学生和老师都拥抱纳粹政权。
1933年，希特勒上台。结果，这种新的学术志业也成为他的很多教授同事一直在寻求的东西。学生和老师都拥抱纳粹政权，期待恢复大学的真正使命。海德格尔担任海德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因为他支持第三帝国而臭名昭著，他还使用了维克托·克勒姆佩雷尔（Viktor Klemperer）后来所说的“第三帝国的语言”（lingua tertii imperii即lti）和奉承巴结希特勒的话语。但是，或许同样有意义的地方在于，海德格尔认为他在从事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Selbstbehauptung），但实际上他放弃了洪堡特及其整个传统所代表的一切。海德格尔把自己不是看作老师而是领袖，甚至是文化战士。在他作为校长的一次宣言中，他命令学生“希望你们不停地成长，有勇气为了拯救我们国家的根本存在并增加其政治的内在力量而牺牲自己。任何原理和思想都不是你们的存在的准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是今天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则。要学习了解：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东西都要求准确，所有的行动都要求责任。嗨，希特勒。”
反犹主义只是很罕见地出现在海德格尔的公开言论中，但最近的研究已经显示在这方面他也完全赞同当局的意识形态---首先是他最近出版的从未公开过的《黑色笔记本》，里面提到“犹太人世界”对西方文明的恶劣影响。他甚至以非常抽象的方式提到大屠杀，试图基于犹太人自己的“制作性”（Machenschaft）而谴责种族灭绝。“在先验的意义上，当基本上是‘犹太人’反对犹太人的时候，历史上的自我毁灭高点就实现了。”海德格尔对纳粹绝对不天真幼稚，事实上，他对其残酷性本质感到狂喜：“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野蛮的原则。”
战争之后不久，算账就开始了。海德格尔的行为受到若干从前的同事如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和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等从前的犹太人学生和埃里克·维尔（Eric Weil）等犹太流亡者严格审查。但是，德国学术界为他辩护，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做的那样。阿伦特在美国介绍海德格尔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从此后辩论一直持续不断。很多人仍然为他辩护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就谴责将海德格尔“犯罪化”，他尊崇海德格尔是“伟大而真实的哲学家”，他的著作是“真正的哲学经典”。但海德格尔的行为仍然引起很多评论家的震惊和沮丧焦虑，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他从来没有正式否认这种情绪。海德格尔怎么能撇清不仅仅是一套教义或观点的东西呢？在他看来，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志业，是志业选择了他，而不是他选择了志业。谴责这种志业根本不可能：他的意识形态就是他的宿命。
我们从德国大学的溃败中能够和应该学到什么教训呢？当今的意识形态内容显然不同以往，虽然现在非常普遍的是校园里要求对种族更加高调讨论，如最近哈佛法学院的文章鼓吹“以种族为基础的动员”。反犹主义再次出现，在牛津学生中使用Zio成为带来侮辱的选择。所有这些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潜在的文化突变，这是德国从诚信到意识形态的转变的再现。学术研究要求人们遵从证据和逻辑，尤其是要遵从自己的良心。意识形态承诺人们能够从这三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失重地区，那里唯一重要的是立志完成一项事业。一旦学者将意识形态而非诚信作为他或她的志业，这个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就不重要了。战争两年过后，埃里克·维尔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主编的刊物《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rnes）上发表文章“海德格尔案例”，萨特让自己成为海德格尔撒旦的诱惑者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维尔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辨认出“纳粹语言、纳粹道德、纳粹思想、纳粹情绪。”海德格尔宣称他曾抗议罗森堡（Rosenberg）的生物学种族主义，但在维尔的眼中，这很难成为减轻罪行的借口。这个哲学家不是被指控为罗森堡主义而是希特勒主义。维尔说，小偷可能首先宣称他没有强奸那个小女孩。这种说法很难说服法庭宣判他无罪。
海德格尔之所以特别仅仅因为他是明星。
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轻易放过我们自己学究气的煽动者。如果大学向意识形态打开大门，因而排除任何与意识形态规范不符的东西，否认这个或那个过分就没有任何用途了。相反，我们应该警惕，当知识和真理的自由追求被自愿接受政治一致性或文化一致性取而代之，而且得到学生的认可和国家的强化时，大学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海德格尔之所以特别仅仅因为他是明星：德国教授中的绝大部分都与纳粹合作，很多人还迫不及待热情很高。犹太人迟早会被排挤出去---反对纳粹的教授以及任何拒绝与当局合作的人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这对学术研究的长期影响当然是致命的。在1933年之前，德国大学普遍受到推崇和模仿；但是今天，在战争过后70多年，德国最好的大学在世界上排名也不过到前30名左右。更糟糕的是，这种对学界声誉的自我伤害给社会带来的危害。纳粹教授毒害了整个职业领域：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对法学家的影响或者沃纳·卡尔·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对物理学家的影响都难以估量。
党卫军（The SS）中有博士学位的成员大有人在。当今，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恐怖分子中。博士学位并不是文明的通行证，相反，只有文明才能赋予学术证书以意义。我们的有些教授先知故意偏离了文明轨道。如果大学放弃诚信热衷意识形态，大学的学位就一钱不值了。当思想陷入封闭后，大学里最优秀的学者也会掉进深渊。我们或许真的像马克斯·韦伯附和但丁的说法：“进入地狱的人放弃一切希望。”
作者简介：
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英国《支点》（Standpoint）杂志编辑，德国思想史专家。
译自：Ideology as a vocation by Daniel Johnson
http://www.newcriterion.com/articles.cfm/Ideology-as-a-vocation-8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