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勒布·克林 著 吴万伟 译
如果大部分选民不知情，应该由谁来就公共福利做出决策？
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选民认为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出现在宪法中。还有同样多的人甚至不能说出美国政府的三大分支中任何分支的名称。只有不足四分之一的选民知道他们的参议员是谁，只有一半的人知道他们的州有两名参议员。
民主涉及到其他人，很多人的无知让少数人尤其是自称知识分子的人感到担忧。最早的知识分子之一柏拉图就认为民主有问题，担心典型的公民往往得过且过、反复无常。
有时候，他边听吹笛子边大口喝酒；有时候，他在节食，只喝水；有时候，他去参加体育锻炼；有时候，他无所事事，什么都懒得做。有时候他甚至忙于进行他眼中的哲学研究。
柏拉图认为，把权力委托给受过良好教育的捍卫者好更安全。让他们心无旁骛保持纯粹，免受家庭、金钱、破坏规矩的天生快感等干扰。他建议让人们住在优生学监督下的可自由恋爱的集体社区中，教导他们不敢触碰金子，不去阅读文学，因为书中人物的言论会导致他们忘记自我。该工程是如此错综复杂、愚不可及，许多人甚至怀疑柏拉图不可能是认真的；霍布斯就说这个观点“毫无用处”。
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来自19世纪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给拥有大学学位的公民额外投票权或给予他们需要更多智力的工作。（事实上，在密尔时代，名牌大学在多个世纪以来都有自己的选区，允许拥有牛津大学学位的人不仅在大学选区投票而且在居住区投票。这个制度到了20世纪50年代才被废除）。密尔的更大工程---当时英国成年人中只有不足9%的人有投票权---是将选举权扩大，把女性纳入进来。但是，他担心新选民缺乏知识和判断力，因而用额外投票权作为防止无知的一种手段。
在美国，担忧贫困移民的精英试图限制投票权。1855年，康涅狄格州引进了美国选民的第一次识字水平考试。虽然纽约民主党人抗议，在1868年，“人若无知，他更需要投票权来保护自己，”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考试传播到国家的几乎所有地方。它们帮助南方的种族主义者逃避了宪法第五修正案，剥夺黑人的选举权，甚至移民丰富的纽约在1921年的法律还要求新选民参加考试，如果他们不能证明接受过8年级教育的话。大约15%的人考试不及格。选民识字水平考试直到1975年才被国会永久认定为非法，这已经是民权运动让该考试臭名昭著之后很多年了。
但是，对选民智慧的担忧依然存在。布朗大学政治哲学家戴维·艾斯特伦德（David Estlund）说，密尔的建议事实上仍然“拥有了不起的威力”。在2008年的书《民主权威》中，他试图在哲学上论证民主的合理性，认为只有在平衡两个立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民主程序倾向于做出正确的政策决策，民主程序在通情达理的观察家看来是公平的。仅仅公平似乎还不够。艾斯特伦德说，果真如此，“干嘛不投掷硬币决定呢？”肯定是因为我们看重民主的价值，往往更容易做正确的事，民主似乎通过利用选票传递的信息做到这一点。事实上，虽然今年我们似乎生活在困难时期，民主的确拥有骄人的记录。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民主国家从来没有饥荒，其他学者相信民主国家间几乎没有发生战争，很少屠杀自己的民众，几乎总是实现政府权力的和平转移交接，也比其他政权更容易尊重人权。
虽然如此，民主远非完美的，正如丘吉尔的名言所说，“除了人类尝试过的其他一切政府形式，民主的确是最坏的政府形式”。所以，如果我们看重其做出好决策的威力，为什么不尝试一种虽不那么公平但更容易做出好决策的制度？
将希腊词汇中的知识这个词与希腊词汇中的统治这个词合并起来，艾斯特伦德创造了新词“智者统治”（epistocracy），意思是“由拥有知识的人统治”。他写到，这是“民主的支持者和专制独裁的其他敌人都会反对的”观点，他认为自己就属于反对者之一。但作为纯粹的哲学问题，他认为只有三种合理的反对意见。
第一，人们可能否认真理是评价政治判断的适当标准。这听起来有些极端，但在政治哲学中是常见动作。毕竟，在有关争议性议题的辩论中，如人类生命什么时候开始或人类活动是否导致气候变暖等，求助于真理往往有令人兴奋的煽动性。真理“不容置疑地要求得到承认和排除辩论可能性”，汉娜·阿伦特在1967年的《纽约客》指出，“辩论成为政治生活的真正本质。”艾斯特伦德不是相对主义者，他赞同政客应该克制自己求助绝对真理的倾向，但是他并不认为政治理论家能够避免这样做。
反对智者治国的第二个论证是否认某些公民比其他人更多了解善政。艾斯特伦德只是没有找到看似合理的证据（或许政治哲学家受到专业训练要这样做）。第三个和最后的选择是：否认知识越多就自动拥有越多的政治权威。正如艾斯特伦德所说，“或许你是对的，但凭什么让你当家？”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艾斯特伦德为民主的辩护就建立在此基础上，但是，他觉得有必要寻找该论证中的漏洞。他隐隐约约感到怀疑，受过教育的选民统治的政体很可能比民主政体的表现更好，他认为某些不平等状况有可能得到纠正。如果在历史上处于弱势的群体如黑人或女性在智者治国体制中明显偏少，作为补偿，那些考试合格者应该被给予额外的选票。
在艾斯特伦德分析的结束部分，只剩下两个反对智者治国的实际论证站得住脚。第一个是智者治国过滤选民的方法有可能带有偏见，这种偏见不大容易辨认出来因而没有办法纠正。第二是普选权已经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给予智者比无知者更多的权力肯定让人感到更不公平，如果与给予多数人比少数人更多权力相比的话。在为民主辩护时，这些甚至比丘吉尔的耸耸肩更加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你的观点是蓝色普锐斯轿车后座上带着两个吸大麻者，对吗？”
在新书《反对民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乔治敦大学政治哲学家詹森·布瑞南（Jason Brennan）彻底打翻了艾斯特伦德支持智者治国的不受限制的论证。反对艾斯特伦德的普选权是默许主张的观点，布瑞南认为，限制非理性的、无知的、无能的人支配他人的权力完全合理。为反驳艾斯特伦德的公平性担忧，布瑞南确认，公众的福利比任何人的情感伤害更重要；他写到，毕竟，很少人会觉得剥夺在道德上有瑕疵或在认知能力上有缺陷者的陪审员资格有什么不公平。至于说艾斯特伦德的人口学偏见的担忧，布瑞南则抛在一边。实证性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很少出于狭隘的自我利益投票；上年纪的人并不比年轻人更强烈地支持社会保障网。布瑞南认为，在智者治国中，选民对犯罪和政策更开明，“把白人选民中位于底端的80%排除在选举权之外或许恰恰是贫穷黑人需要的结果。”
布瑞南的文笔鲜明活泼，极富冲击力。他在令虔诚者苦恼和摧毁虚弱逻辑方面有一种运动员的快感。他写到，选举权对我们来说或许代表了人的尊严，但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福尔Fore部落里，曾出现过吃尸体代表了对死者的尊重。在他看来，我们对政治辩论让人变得高贵的信仰并没有可靠的根据，与大学兄弟会有助于培养性格的迷信没有什么两样。
布瑞南从法律学者伊利亚·索敏（Ilya Somin）的《民主与政治无知》（2013）中收集了很多证据，该书显示了普通美国选民的笨拙无能，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教育提升，美国选民仍然无知得很。有些经济学家指出，无知的选民远非懒惰或自我破坏，应该被看作理性的行动者。如果你的选票具有决定性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布瑞南写到，“比你在一场彩票游戏中赢得好几次强力球的机会还小”，花几分钟时间学习了解政治知识就根本不值得。在《理性选民的神话》（2007）中，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认为，无知对选民来说甚至是令人感到满意的事。卡普兰注意到“有些观念在情感上更吸引人，”如果你的选票不起任何作用，为什么要花费精力在你渴望相信的东西上呢？无论它是否真实？卡普兰认为只是因为个人选票的毫无价值才让很多选民看到狭隘自我利益之外的东西；在投票箱的亭子里，温暖模糊的无私感觉可能非常廉价。
从那个角度看，投票或许像一种纯粹的自我表现。甚至不是，布瑞南说，它是多项选择，很难说有表现性。布瑞南在更早的一本书《投票伦理学》（2011）中说，“如果你感到沮丧，可写一首诗。”他同样对投票是义务的论证印象不深刻。他写到，“如果没有人种地，将是很糟糕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应该去种地。”他怀疑，事实上，投票的命令或许比种地的命令更虚弱。毕竟，不投票，你给邻居了一点儿好处。布瑞南说“如果我不投票，你的票就更重要一些。”
布瑞南称不愿意学习政治的人是霍比特人，他认为如果选举日呆在家里不出门最好。第二种群体是把政治新闻当作娱乐的人，就像体育迷那样带着党派偏见跟踪政治新闻，布瑞南称之为流氓。在他的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中，第三种群体是火神伏尔甘（vulcan），他们用科学的客观性调查政治，尊重对立观点，根据事实认真调整自己的观点，勤奋地寻找事实。应该说，布瑞南希望正是这种群体将来统治我们，但他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这些人真的存在。事实上，他引用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数学技能良好的人也往往不愿意利用这个技能，如果这样做威胁到他珍视的政治信仰的话。这应该不令人感到意外。在最近的记忆中，水平高超的专家一直非常有信心的很多建议结果成为灾难，如入侵伊拉克、拥有欧洲单一货币、将次贷转变成所谓香肠的担保债务凭证（或债务抵押债券）等等。
智者治国事实上是如何进行呢？布瑞南不愿意谈及细节，这可以理解。正是乌托邦中的细节给柏拉图带来太多的麻烦，不涉及细节，布瑞南就可以避免踏入柏拉图遭遇过的成为众矢之的的尴尬。他简要刻画了若干选择，给大学学位拥有者额外的投票权，让智者委员会拥有否决权，举行选民资格考试---但是，他没有花费很多时间考虑可能会出现什么毛病，如选民资格考试的想法就被布瑞南本人在《投票伦理学》中否决了，认定那“容易导致滥权和制度占据（institutional capture）”。在新书中，他没有提及任何可能防止这种危险的具体措施。
没有更多的细节，我们很难评价布瑞南的建议。假设我宣称小精灵总是做出不自私的、开明的政治决策，因而我们应该将政府管理委托给小精灵。但是，如果我不能真的说，我们如何辨认出小精灵或培养其神圣品质，如果我们发现证据证明小精灵可能像霍比特人或流氓一样容易犯错误，我们拥有怀疑就完全合理了。虽然在谈论火神伏尔甘和小精灵的话题，我们不妨提及房屋中的大象。布瑞南指出，受到更好教育和更高收入的、生活在西部的、属于共和党的、人到中年的那些人有更多的政治知识，而在妇女和黑人中就低些。他承认，“很多贫穷的黑人妇女至少现在可能在选民资格考试中被淘汰，”但他未被吓倒，坚持认为他们选举权被剥夺与其智者治国计划没有必然联系---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他认为，美国过去的知识考试本来就有剥夺黑人和少数民族白人选举权的意图。
那是非常细腻的区分。请牢记在此次总统大选中，看起来似乎是黑人和女性的选票是支持活着的人的记忆中最放肆的煽动者的堡垒，拥有大学学位的白种男人支持和不支持的差距在47%对35%。而且，虽然政治科学家大部分赞同选民是利他主义的，但有些东西并不吻合：布瑞南承认，在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如黑人和妇女一旦获得选举权之后似乎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
像很多我认识的人那样，最近几个月我花费时间熬夜，恐怖地阅读各种民意调查数据。民主的缺陷和错误本质已经变得栩栩如生。但是，究竟是民主真的失败了还是它只是想传递某种信息呢？
政治学者长期以来希望在政治学中找到类似于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中发现的“看不见的手”。选民的无知并不是很重要，如果民主能够将个别选票编织成集体的政治智慧，就像市场将个人出于自我利益的买卖决策编织成谨慎的、集体的资源分配。但是，正如布瑞南指出的那样，很多人提出的数学模型只有在选民的无知没有自身形状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如果自由派选民常常频繁地像保守派选民一样犯错误，让处于中间派的少数有政治知识者做决策。不幸的是，选民的无知的确有形状。政治科学家司各特·阿尔萨斯（Scott Althaus）已经计算出拥有更多政治知识的选民总体上更不希望战争，更少愿意惩罚犯罪，对社会议题更宽容，更不愿意接受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更愿意接受课税以便减少联邦赤字。卡普兰计算出，对经济学无知的选民更容易悲观，对市场竞争和生产率的提高更怀疑，对国际贸易和移民更警惕。
即使政治科学家没有能找到清晰的方程式来解释，但民主发挥作用是可能的。有可能是选民采取了认知捷径，听凭粗枝大叶的标记比如党派立场代替对候选人资格和政策立场的仔细研究而做出的决定。布瑞南怀疑选民非常熟悉明白党的俗套观念，但是，捷径不一定需要完美才能产生帮助作用。选民也可能依靠简单的启发式途径，把让他们不高兴的在任者赶下台，这是政治学中用客气的名称“回顾性的怀旧投票”技巧。布瑞南认为，选民的知识并不足以做到这一点。他写到，如果强制全面的责任追究，选民就需要知道“在任的混蛋都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本来应该做什么，当这些坏蛋做了坏事之后发生了什么，挑战者是否可能比在任的坏蛋更好。”当然，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有人指出选民已经因为旱灾或者鲨鱼攻击而惩罚了在任者，因为最近的体育比赛胜利奖励了他们。卡普兰排除了回顾性投票，引用了一对学者的说法，它“并不比在0尼罗河不发洪水时杀掉法老更理性。”
即使回顾性投票粗糙敷衍，服务于法老偶尔的懊悔，但这不一定使其没有价值。它可能倾向于改善当选官员的政策决策。或许它所需要的是政客担忧她可能是不幸的傻瓜，他会因为实际上做的事而受到惩罚。卡普兰注意到一个政客足够聪明来担忧其选区的未来幸福以及他们现在的满足可能被刺激来给予他们比他们能想到的更好的政策。他预测，在此情况下，选民会觉得永远不满意，这源于他们最精明、最长久的政客最善选举承诺的漫不经心的趋势。听起来熟悉吗？
当美国缔造者设计联邦体制时，不怎么多关注选民是个特征，不是窃听器。麦迪逊警告“公共事务中存在特定时刻，当人们受到某些狂热的激情，或某些非法的优势，感兴趣者的巧妙的虚假陈述时，或许要求采取某些措施，结果后来发现应该感到遗憾和谴责。”布瑞南虽然很聪明，有时候似乎在挣扎着重新发明“代表性民主”中的“代表性”，写作中似乎选民需要足够多地知道政策，以便自己能够做出智慧的决策。在大部分现代民主国家，选民通常都将那个任务委托给政客了。如果他们不委托的时候，就好像在加州的投票倡议或最近英国的脱欧盟公投，那个灾难有可能要发生。经济学家约瑟夫·熊皮特（Joseph Schumpeter）并不认为民主能够发挥功能，如果选民太多关注他们的代表在选举之间所做之事。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写到，“选民在任何方式上通常并不控制其政治领袖，除了拒绝重新选他们。”他认为，在其他时间，他们应该克制自己“安于政治上的后座驾驶位置”。
我们为什么投票，有投票的理由吗？有义务做很好吗？据说投票能够让人平等参与建设个人的政治社区。布瑞南认为，这样的参与没有价值，如果你看重参与的地方是有机会影响选举结果；很可能你不会影响结果。但是，他曾经写过，参与可能有意义，即使实际效果是零，当一个家长，其配偶愿意承担照料孩子的所有事情，仍然觉得有必要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布瑞南声称没有可比的义务必须参加投票，因为其他种类的好行为能够代替投票。换句话说，他相信投票是公民美德的更大市场的一部分，就像种庄稼是食物的更大市场的一部分，他甚至暗示出售食物和衣服给马丁·路德·金的商人是对公民美德做出了真正的贡献，虽然他间接地做到这一点。这似乎没有说服力，部分是因为它过分稀释了公民美德的意义，部分因为它隐含着向胡佛出售奶酪汉堡的商人犯下了公民罪恶。
布瑞南不止一次地将不知情的投票比作空气污染。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类比。在两种情况下，少数开明的、有良心的人根本不是根本不在乎的多数人的对手，罔顾义务的成本快速蔓延以维持任何一个犯罪分子在边界内。你骑自行车上下班并不会让城市的空气更加清洁，即使你在民事法院法官网站（on Patch.com）阅读候选人的信息，可能仍然是骗子当选。但是，呼吁义务的激励可能被削弱，仍然不清楚义务本身被减轻。民主的整个要点是参与选举者的数量与必须生活在选举结果的人员数量成比例。也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司法选票就像清洁的空气，它不可能像种庄稼。清洁的空气是共有权，依靠政府保护才能生存，污染是市场失败的例子，种庄稼是市场的一部分。
但是，投票或许既非共有权也非市场。相反，它是一种战争。当然是相对温和的战争。从根本上说，是没有步枪和刺刀的高手过招。但是，义务的本质类似，因为布瑞南的模式忽略的是在选举中，有时候民主本身很危险。如果一个士兵算计他的个人投入在选举造势中的价值，他的团队参与其中，他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在前线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值得的，即使他意识到有可能被逮住的可能性和因此被抛弃的惩罚。麻烦在于不可能事先知道，战争中哪一方会取得胜利，更不要说如果道德本身作为变量会带来多大的差距。缺乏未来的确定性让单纯的谨慎算计毁于一旦。据说大部分士兵担心的是，让同班士兵失望而不是对某个抽象实体如国家的忠诚，选民也会感到其义务主要是针对家人和朋友而言的，他们对国家前途的观点应该与他一样。
作者简介：
卡勒布·克林（Caleb Crain），作家，著有《必要的错误》。
译自：The Case Against Democracy By Caleb Crain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6/11/07/the-case-against-democr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