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赫廉·科比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探讨存在主义咨询的好处。

按照伊壁鸠鲁的说法，“不能治愈人类矫揉造作毛病的哲学话语就是空洞的说教。”在教育因为资金削减破坏的社会，金钱被看作主要的恩赐，智慧则被当作尴尬之物，哲学还有价值吗？我相信哲学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在半开放式监狱担任咨询师期间，我遇到好几位即将结束漫长刑期的囚犯。他们都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有些人从16岁或17岁就已进来，在监狱度过了几乎整个成人阶段。他们长时间被训诫，同时也能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在其他任何地方，你能有机会这么长时间地思考人生、道德和个人价值吗？

这些人的问题是在监狱时光即将结束之时，他们开始感到异常的焦虑。那不光是思考住房和金钱等问题，也不全是亲友关系的中断或外面世界的飞速变化，而是不知道他们是谁的问题：没有人生目标。

很多囚犯的身体和精神都不好，需要依靠医疗措施来维持，有些人还要去寻求心理咨询。在心理咨询时，他们能够讨论人生意义问题。焦虑和忧郁让人感到孤立无援。在陷入危机或者遭遇丧亲之痛时，我们往往开始质疑存在的价值。哲学能帮助我们感受到与世界的联系。作为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心理咨询师，我发现让人记忆最深刻的对话出现在一个囚犯在小房间里试图弄清楚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我说的哲学指的是一个人在需要对人生有更多或更深刻的了解的关键时刻将其从独特视角提出的观点拿来与人分享。这意味着承认我们是孤独者，但也与他人共处。在与其他提出问者讨论时，我们感受到在寻找答案时，我们并不孤独。哲学家进来了，携带的只有问题。这就够了吗？在有些情况下，遇到一个愿意进行哲学对话的人就足以让人知道人生比之前想象的更复杂、更美好了。我们可以谈人生意义、自由意志、和意图性等。这能够让意志薄弱但充满好奇的个人走上智慧之路，找到学会处理思考和感受问题的方法。

按照艾美·范·杜尔岑（Emmy Van Deurzen）的说法，“心理治疗师、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师往往很难认识到哲学问题的合理性。他们不愿意与其实是在寻找意义却显然感到困惑的客户或病人探讨理论问题”（存在主义与存在心理治疗，1999）。当人们感到忧郁和怀疑时，我们常常用药物或陈词滥调阻止他们。但是，在真的需要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和他们是谁时，为什么要打断他们呢？我认为最让人讨厌的现代陈词滥调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哲学（但事实上它是一种将人封闭起来的方式）。是啊，这可以解释一切，如婴儿猝死综合症、自杀式炸弹袭击、猫翻个身或家庭暴力。

哲学并不把我们封闭起来反而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开放。没有大学教育我们也可以质疑、感到好奇或发现意义---我们需要的不过是反思和辩论的空间而已。我们需要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故事过程中找到我们是谁。我们能独自做到这些，无论在头脑中还是写成文章。但是，在他人陪伴下做这些既有挑战性又让人感到安心。我们能够将各自的观点组合起来。为什么仅限于两人？大批喜欢质疑的人聚在一起很好啊。

选择意义

心理分析师和哲学家维克多·法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期间自问，为什么有些囚犯幸存下来而有些做不到。造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他发现那些拥有坚强意志承受恶劣条件的人幸存了下来，因为他们认定自己的人生还有意义。

弗兰克尔的结论促使我们每个人都去寻找意义。有时候这很容易，但是若深陷危机之时，寻找意义的过程就可能非常痛苦。长时间的闷闷不乐会使我们感到孤立无援、筋疲力竭，找到人生意义的任何建议似乎都根本不可能实现。弗兰克尔认定，最终的人类自由是“在特定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寻找意义的人》1946）。我相信，弗兰克尔的选择态度焦点是他馈赠给我们的最伟大智慧。他并没有建议我们克服死亡或灾难，只是说我们能够决定对待这些的态度。我们并不需要依靠政府或牧师或适宜的气候等。我们自己就能启动改变感受的过程。我们能够从自己的人生遭遇之外的可能性中获得安慰；能够决定探索的方式和理由，当然也可提出涵盖一切的“为什么是我？”的问题。

提出“我的人生价值”问题意味着我们在寻找意义。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从情感上或者心理上已经厌烦了这种生活，似乎只是在没完没了地支付账单和听从挑剔的、变态的老板的各种吩咐。或者因为我们患上严重的疾病，或者因为杀人罪行在监狱服刑十年后即将被释放之时。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或许希望自己的人生应该有价值。也可能是在询问为什么过去有价值现在却没有了，或者我们觉得人生从来就没有价值，永远也不可能有价值。

通过哲学进行心理咨询辅导

遭受过严重虐待的人或许需要“正式”讨论来认清自己的人生。这可以通过存在咨询的形式，即通过与训练有素的咨询师的哲学讨论进行心理治疗。如果说药物阻止了因虐待或其他创伤造成的思考和感受的话，存在咨询的做法正好相反：它鼓励人们思考所发生的事，事情的经过和产生原因。通过存在咨询，抑郁者能够意识到他们应该对自己负责，积极地使用这些知识。客户和咨询师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良好关系的所有特征：我们了解到有人愿意倾听我们诉说愿意与我们辩论意味着什么，还了解到我们最终应该对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负责。就像其他关系一样，这种关系有期限，因而既痛苦又甜蜜。

尤其是在存在咨询中，最有可能鼓励客户反思下面一个或多个问题：自由和责任、孤立和意义性、死亡的必然性。这听起来有些消极，但这个途径有积极意义。其理论基础是相信人们能找到意义，现在能够与过去达成一致，因而可以创造有有价值的未来。在咨询师的支持下，他们能够直面自己的恐惧并承担责任，也能了解自己的优势和缺陷。存在咨询心理治疗推崇真实性，也承认人生的不易。范·杜尔岑·斯密斯（Van Deurzen-Smith是同一个人，但在不同的年代，这次是1997年）在《存在咨询实践》中说，人们能够通过存在咨询变得真正充满活力。只有当“他们开始准备好迎接重复出现的挑战、危机、和麻烦时，他们才开始开放性地接受体验的深度和残酷的现实，真正执着于存在。”

存在咨询---有关人类存在的任何哲学讨论的真正解放性是它并不依靠诊断标签或者行为医疗化过程。它不把人视为“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或“忧郁症”或“近乎精神病患者”而是对艰难世界做出反应的特别之人，如边界性人格障碍患者的症状可以被视为童年时期受到性虐待的人的理性反应。她可能觉得她喜欢得到医生的支持和可能的医学治疗；但对于一个有过长期对话的人来说，即与他人进行过有关选择、能力和可能性的平等、严肃、亲密、诚实的对话，这实际上就为他们提供了控制似乎已经失控的生活的机会。这个旅程并不容易，对话会令人感到痛苦。我不是在讨论立马见效的自我帮助奇迹。我们在观察如何直面自己的恐惧，找到必须承担的责任，并坦然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这就要求我们放弃受害者地位，变成内心坚强的人。这是激动人心的、充满挑战的工作，是成年人的哲学，也是勇士的哲学。

垃圾文化的解毒剂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不是问奶奶家庭制作圣诞布丁的古老秘笈而是直接在网上寻找名人往布丁里放了什么。无论是调教宠物狗还是选择一本书或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都会求助于明星，他们就是依靠教我们如何做事、如何思考、如何吃得好而发大财的。我们试图从名流显贵那里寻求生活和获得幸福的秘笈，虽然他们本人常常也在寻找真实自我的挣扎过程中。通过存在咨询，我们能够探索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正的渴望。存在哲学和存在咨询可以被看作明星文化的解毒剂。通过与朋友、哲学家或存在咨询师的哲学讨论，我们能开始回答如下问题：“让人生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我该如何到达这个目标？”我们可回顾过去那些令我们感到满意的东西，看看那是否还奏效，如果不能，就需找到新的意义源头。我们也可以确定责任者---这个议题对受虐待者来说非常重要。

人们或许认为心理咨询尤其是存在咨询只适用于善于表达的自信者。这个说法，我非常不赞同。我与监狱囚犯的对话就是证据。事实上，思想越怪异，结果反而越好。蹲过监狱的人常常有特别的个人主义和看待人生的独特方式。正如上文所说，他们有漫长的时间思考人生意义问题。我最成功的咨询关系之一是与自称旅行者的囚犯的关系，她喜欢把自己描述为吉普赛人。我们主要通过隐喻观察虐待和人生意义。她的目标是让生活变得有价值。她了解到能够改变什么，必须接受什么。我们对话的起点是都盯着看窗户外的那块儿砖头。

有时候，那些善于交谈和思考的人将其恐惧隐藏在谈话和思考的背后。我相信没有焦虑的人少之又少。在讨论中，我们不是披上铠甲反而要卸下障碍和面具（请享受几乎总是混合型的隐喻！）开始用新的方式观察问题，而非炫耀熟悉的、舒服的、司空见惯的答案。我们不把时间花在讨论社会构造上而是集中探讨自我塑造。不是辩论国际政治，我们来讨论国内政治。这不是自我放任而是自我了解。我们能观察自己对事件或个人做出的反应，并决定从现在开始以此时此地的方式做出回应。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完全抛开对自己公共形象的顾虑，这会产生解放性的效果。

如果人生有意义，难道我们不应该试图了解这个意义吗？如果没有选择自杀，我们就是选择了生存。生存本来就令人困惑和恐惧。我们需要反思，需要相互讨论，需要谦虚和勇敢，永远质疑别人当作真理送给我们的陈词滥调。通过哲学思考，尤其是存在主义讨论和存在咨询，我们能够学会如何更好地生活，哲学家也可以此改掉自身的臭毛病。

作者简介：达赫廉·科比（Dahlian Kirby），咨询师，拥有卡迪夫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克里夫兰学院讲授心理咨询，也开设了心理治疗写作课程。

译自：Philosophy For The Brave by Dahlian Kirby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117/Philosophy_For_The_Br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