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伯兰德 著 吴万伟 译
避难所（Asylum）这个词在当今既有免于暴力和压迫的保护地之意又有禁闭室之意。该词最初源于古希腊，solun的意思是“抓住”，asolun的意思是脱离抓住而赢得自由。中世纪的教会或修道院就是免遭迫害的避难所，但在前往现代时期的过渡期就已经出现了其他形式的避难所，如常常永久性关押病人、疯子和犯罪分子的避难所。当今的难民营、羁押中心和其他形式的拘留所都表达了这种悲剧性的反讽含义。这些机构里面都是难民和寻求避难者。
另外一个主要机构是大学，我如今就在大学里讲授社会学，内容涉及媒体、文化、理论，最近还包括了失业和福利国家等。每年都有一批新面孔的年轻人来到班上，他们的年龄多数都差不多，只有个别成年学生。我对他们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测验，福柯描述的机构性教育训练，重新塑造其主观性以便使他们成为“时代的产物”，即变得善于怀疑，充满想象力和丰富的知识。其中涉及到权力和批判因素；玩一些布迪厄式的文化资本游戏；密切关注弗莱雷风格的受压迫者教育学。对他们来说，大学机构是可能会改造他们的考试和实验，非常类似于其他形式的教育避难所。
接着，学生们毕业离开，而我必须继续和同事们一起留下，我们这些人有博士学位，有出版专著，有科研课题和人脉资源。从官方看来，我们是学术成果的顶峰（或至少是当地的高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是被囚禁在大学里的真正居民/犯人。
大学就是我们的思想避难所。我们可以回家，但无法真的离开，因为虽然有外展服务，有多种多样的利益相关者身份以及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项目等，但是我们若离开了大学通常都变成毫无用处的人。
隐蔽地说，我们来到大学是来寻求避难的，为的是躲避功利主义、功能性、市场逻辑、平庸性、传统、一致性、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家长制或种族国家的侵袭。我们的生活也许没有遭受威胁，但我们在此养成的思想生活若没有看不见的校园围墙的保护根本就无法维持下去。
追求卓越的学术成果导致一种对大学的依赖；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和细腻划分把我们变成依靠这种避难所才能获得收入和身份认同的可怜虫。思想竞赛的优胜者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但他们同样无法真正离开这些游戏。
除了收入之外，我们的身份认同也依靠大学；在数字时代，任何人都能看见你写的文章，论文在哪里发表，论文被引用的频次等等。出版成果成为圆形监狱（panopticon）。要想在这场游戏中保留立足之地，我们都得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否则就要被淘汰出局，更不要提热心追逐被称为研究课题资助金坛子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彩虹了。
当然，学界很多人对某些所谓的学术研究不屑一顾，尤其是在当今学术生产大泛滥的时代，有太多论文根本就没有被人引用过，大牌明星理论家成了吸引所有参考文献的磁石。但是，无论我们最厌恶大学里的什么内容，在某些地方几乎总有些人瞧不起学界中人。有一种说法，这基本上是圈内人的游戏，论文用别人看不懂的术语写成，探讨的内容多是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没完没了地争吵喧哗。这是一种庸俗主义论述，知识分子就是躲在这些争论中避难的。但是，如果没有庸俗主义，如果没有学界同仁供我们炫耀自己的本事，没有学生供我们制造困惑和疑问，无论观点通过什么方式交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考虑是否还有人觉得我们的观点有任何意义呢？
在当今学界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的时代，数以千计的其他知识分子正在拼命捞取终身教职的彩票，奋不顾身地要挤进这个思想避难所。但是，渴望终身教职的庞大无产者群体（precariat）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这个大奖未尝不是诱人的陷阱。
按照福柯对机构的分析，将某个群体隔离起来，使其无法进入规训机器会对社会其他成员产生某种后果。正如为了检疫某种疾病，全民的健康都必须被检验、监督、管理和提升。对于疯子、濒危病人和犯罪分子等也都是如此。当然，监狱或许没有能恢复，但这些失败往往伴随着重新设计监狱的不断尝试和对社会其他成员的训诫约束。
将知识分子纳入体制的后果是什么呢？
将思想辩论“仅仅”储存在学界之内意味着社会其他成员可以忽略所有复杂性。因此，政客、政策制订者、记者和其他人都可以没有任何困惑地继续朝前走，心里想着“别管学者的争吵，不在乎研究结果是什么？是真还是假？”
在知识分子被圈在大学内部探索自己的种种怪异症状时，情况就变得简单或许也变得平淡无味了---或许应该说实用主义吗？想象中的“真实世界”是荒凉贫瘠之地。就像把麻风病患者清除之后的社区一样，知识分子被清除后的公共空间也会把太多“仅仅有些知识分子色彩的人”也统统清除出去。
辩论被局限在少数廉价且俗艳的模式内：有关证据的准科学讨论，只强调数据却不对理论假说进行反思；在批判性思考中，基本逻辑和否定性的怀疑不过是个工具；模仿性地指控他人是意识形态作祟或搞霸权主义。我们的思想传统被贬低为一系列修辞花招，那是任何社交媒体瘾君子或特朗普那样的家伙都能轻易掌握的伎俩。
在思想避难所内部，有人规劝我们要把自己的话翻译成现代公共空间可理解的东西，把我们变成有相关意义之人，否则就会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外。如果我们要在象牙塔内对外呐喊，我们也是对离开之后的荒原呐喊。
通过在特别的圆形监狱内寻求避难，我们可以在此说晦涩怪异的术语，欣赏和羡慕深奥难解的思考，我们已经以个别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帮助将思想生活与外界隔离开来，放入储藏室封存起来，等待有人需要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刻的清晰标记是公布竞争激烈的课题申报结果之时，知识分子此时成为有用的东西，虽然通常都伴随着严格限制的边界。
当今的教育状况很好地使用了思想避难所。科学被宣传普及，历史有了相关意义，哲学变得通俗易懂。但是，在这些短暂的公共突袭之后，知识分子再次被囚禁在避难所中，他们很高兴地发现哑剧交流结束了。
如今，政策制订者、政客和公共人物也都拥有博士学位。而且现在还有“应用型”硕士课程，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至少都有个学士学位。不过，这种“证书疾病”没有突破反而强化了思想生活的隔离，把知识变成了从事技术任务的工具，甚至被拖入政治斗争领域，但是，最终与本来简单的生活本身区分开来。
事实上，思想生活的隔离也传染了学者，很多人把学术研究视为荒谬的行为，他们宣称对这些骗局不屑一顾。在某种程度上，普通人的生活和真实的生活不仅区别于思想生活，而且优越于思想生活。但是，甚至连讨厌自己的知识分子都越来越难以唾弃能发表论文的机会了。
当然，目前也是积极投入政治的学者的时代，我们不乏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社会学家和积极分子研究员之类。这些披坚执锐的圣战者对不公不义不平等拍案而起，虽然没有哪个阵营能垄断批判的权力。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所有政治性说教派别都有自己的宠物知识分子。我们不能预先假设批评的不和谐音将通过辩论和几个世纪前驶来的启蒙之船得到解决。相反，我们应该注意到，很多突袭通常都涉嫌贬低理论，抛弃复杂性，并将有用的知识变成清除了思想内容的政治喧嚣。
遵从福柯的观点，我们认为要点不在于控诉现在，更不是要充满怀旧情绪地沉溺于过去，无论是古希腊还是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我们也不应该对新的将来感到绝望。相反，我们的目标是重新思考当前的处境。首先承认我们自己是思想避难所的难民，考虑更广泛的后果才刚刚开始，那不过是一种诊断而已。
作者简介：
汤姆·伯兰德（Tom Boland），在沃特福德理工学院（WIT）讲授社会学。著有《批判是现代社会现象》和《失业社会学》（与雷·格里芬Ray Griffin合著），发表期刊论文多篇。
译自：UNIVERSITY AS AN INTELLECTUAL ASYLUM by Tom Boland
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university-as-an-intellectual-asyl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