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荡的人生，不朽的业绩

英国当地时间1月9日，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位于其英国利兹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鲍曼1925年11月19日出生在波兰西部的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为躲避入侵的德国纳粹，鲍曼全家从波兰逃亡到了苏联。1943年，18岁的鲍曼参加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还担任过政治指导员，参加过科沃布热格和柏林的战斗。1945年，鲍曼因战功卓越而被授予英勇十字勋章，还荣升为上校军衔，并由此也开始了他在华沙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学习。

1953年，在波兰反犹太清洗中，因其强烈反感父亲的犹太复兴主义倾向，鲍曼被突然撤消了职务，成了牺牲品。1954-1968年，鲍曼一直在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期间也充满了各种艰辛。虽然他曾担任过波兰社会学会的主席，但因反犹太主义和“毒害青年罪”，1968年，鲍曼还是被驱逐出波兰。

他在辗转很多国家之后，1971年定居在英国，后一直在英国利兹大学任教，直至逝世。终身都没有加入英国国籍，而且直到去世之前，他还明确表达“我是居住在英国的外国人”、“我是波兰人，我死的时候也是波兰人”。

鲍曼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贝克(UlrichBeck) 被誉为当代欧洲社会理论家中最具有冲击力的“三架马车”，其著作和思想对新一代学者影响甚为深远。吉登斯曾盛赞鲍曼“拥有非凡的才华和创造力”。

由于鲍曼在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1990年他被授予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鲍曼一生异常勤奋，先后出版过57本书，发表过100多篇学术论文，涉及到的主题大多都是一些诸如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消费主义与道德等热门议题。

2016年，年逾90的鲍曼还出版了3本书。其2000年之后的代表作主要有《流动的现代性》（2000）、《共同体》（2001）、《个体化的社会》（2001）、《被围困的社会》（2002）和《流动的爱》（2003）、《虚度的光阴》（2004）、《工作、消费、新穷人》（2005）等。

2017年1月27日，是鲍曼的新书《Retrotopia》在剑桥Polity出版社正式发行的日子，可惜他永远看不到自己这本书发行的盛况了。2011年英国社会学会授予鲍曼“终生成就奖”，并认为鲍曼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立场和处理方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社会学，从而修正了社会学理论并重新赋予了社会学理论新的活力。

二、“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现代性”无疑是一个最受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范畴还是社会现实运动，“现代性”都充满着重重的矛盾和问题，而且，这些矛盾和问题恰恰主要来自现代性自身所固有的逻辑发展。

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理论界一个引人关注的倾向是，在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走向复杂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的同时，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也出现了更加激进化的趋势。

比如在描述和判断当代社会发展之发展阶段问题上，在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前已经进入到了所谓的“后现代”发展时期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对此表示质疑与批判，并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当今世界充其量只是处于一个“晚期现代性”阶段，而不是所谓的“后现代”时期。

与哈贝马斯使用“晚期现代性”、吉登斯、拉什等人使用“高度现代性”、贝克等人使用“反思现代性”、“第二现代性”等概念不同，鲍曼使用的是“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

其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相关学术思想主要集中在其本人自称的“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现代性与矛盾性》（1991）和被其他学者所称的“后现代性三部曲”——《生活在碎片之中》（1985）、《后现代伦理学》（1993）、《后现代性及其缺憾》（1997）之中。

鲍曼对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生存状态及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描绘和总结，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陷阱，而“后现代性”又是一个雷区。

作为现代性的批判者和后现代的预言家，鲍曼不是仅仅为了揭示我们当下世界所处的种种困境，而是为了实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相互超越。

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来看，其相互之间既有内在的联系，更有本质的区别。后现代性的产生是建基于长期以来的现代性运动之上的，也就是说，后现代性的“决裂性”源自于对现代性的否定、批判和超越，源自于现代性运动的消退和现代社会的危机。

从社会思想史来看，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也非新事物。自19世纪以来，对现代性的批判就从未停止过，后现代论者只是延续了这种批判的精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从各种方面对“现代性”予以迎头痛击，而对“后现代”高唱赞歌。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性来自于对现代性的批判、超越甚至全盘否定。但是，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也有一致的地方。“后现代性”总是隐含在现代性里，因为现代性自身就包含着一种超越自我而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状态的冲动，就像鲍曼所指出的：“现代性的概念是在关于后现代性的讨论中产生的”。

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邃的思想判断，鲍曼不但非常精彩地描绘了人类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穿越现代性的艰苦历程，同时也描绘和预言了当现代性转向后现代之时，一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的生动图景，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复杂多变，充满矛盾和诱惑的后现代社会。

三、从“阐释者”回归“立法者”

鲍曼一生不仅亲身经历了法西斯主义，而且还曾长期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之下，并最终来到了处于资本主义中心的英国，这使得他得以融会东西方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意识形态，能够对不同时期，不同境况的知识分子及其地位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和更全面的审视。

知识分子的“阐释者”角色是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某一共同体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处于另外的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

而“立法者”角色是由对权威性话语的建构活动所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作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遵守的。

鲍曼认为，现代知识分子策略正是这样一种构架权威性话语的角色。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拥有更多和更高层次的知识，于是他们便“拥有了从事仲裁的合法权威”。

鲍曼指出，随着现代国家的不断理性化，原本作为知识与文化价值之立法的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已变得越来越多余了。

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雅俗文化之间界限的消失，知识分子在注释经典性文本方面的优势地位也丧失殆尽，这些无疑导致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危机，人文领域内的知识分子正面临着被淘汰的威胁！

与科技专家相比，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已失去了其原有的重要地位，由社会的“立法者”蜕化成了一个“阐释者”，他们在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威地位已被安全地限制在学院内部了。

当然，鲍曼同时也指出，当前，现代性并没有终结，当代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介入整体”、“放弃整体”、“退回安全地带”等几种策略后，还存在着第四种策略，这就是将“立法者”和“阐释者”角色进行完美结合——阐释权威。

但对此，鲍曼却依然是疑惑丛生：“最好的阐释必然还是要回到哪些想要促进他们自己理解的那些人身上去，他们会接受这些阐释吗？要使他们接受，知识分子对于阐释的正当性保证是否已经足够了？”。

为此，鲍曼认为，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做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学术行动的自由，才能维持社会“立法者”应有的地位，坚持为社会“立法”，引领社会之发展。

四、成为真正的“人”：社会学家的努力求索

鲍曼曾经的学生，也是《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话》一书的作者——KeithTester在得知鲍曼去世后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说：“鲍曼一生的著作和研究关切点放在一起就是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成为真正的‘人’”。鲍曼的为人正如他一生从事的研究一样，低调而富有内涵。他一生为人谦逊，待人友好，具有较高的世界理想主义情怀。

正如他的同事利兹大学Ian Varcoe教授所说：与德国等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非常不接纳社会学家”的，很多时候他们宁愿相信大众媒体。而鲍曼去了英国以后，更多地是与公众进行对话而不是热衷于与学术精英交谈。或许正因为如此，使得鲍曼在“成为当今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的同时，也完成了他立志要成为真正的“人”的夙愿。

一生在鲍曼一生浩如烟海的作品中，要真正梳理出其思想脉络和理论轨迹并非一件易事。我们大体可以从其坎坷一生的转变中来捕捉其思想演变的历程。鲍曼一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转变：从东方向西方、从贫困到富裕、从市民到军人、从坚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到彻底的怀疑论者、从行动者到思想大师……

正是这种复杂多变的局面和多重转变的特殊混合交织在一起，才最终推动了鲍曼一生都在探究的一个主题——如何成为真正的“人”？鲍曼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其作为一个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学技巧，更在于其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非凡的社会学洞察力。逝者如斯，或许对于思想家而言，其最好的归宿就是回归到他自己所设想的理想状态和探究领域之中。鲍曼，一个具有深刻反思意识和自省力的社会学家，他把巨大的精神和思想财产留给了我们，自己却悄然地离开了……

致敬，鲍曼！在当今一切都追求短平快的时代，我们太需要思想的启迪和富有深度的理论敲打了。在面对日益失去建构能力和思想水准不断下降的当下，鲍曼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不断追求理论创新的勇气和决心。

在知识分子被不断妖魔化、污名化的当下，要承传鲍曼的思想和精神遗产，就必须实现一种彻底的自我转型。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塑造一个“新人”，那至少也要培养一种“新的关注方式”和“新的发展方式”，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特眼光和责任担当。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地位首先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

倘若我们自己都没有实现自我的真正转型，没有思想的更新，没有精神的巨变和创新的快感，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反思与审阅就无从谈起，人文社会科学也只能沦为一种“理论无意识”和“想象力枯竭”的境地。要是这样，社会大众还会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吗？还需要我们知识分子吗？

致敬，鲍曼！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