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率则持续下滑，这种现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国际上，有两种声音非常盛行，一是中国崩溃论，渲染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乃至崩溃；二是中国责任论，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和其他国家经济衰退。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往往难以经得起严谨的学术推敲，但其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它们很容易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甚至影响到中国自身的政策选择。
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国际上一些官员和学者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储蓄和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导致不可持续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这种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内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学术讨论甚至政策选择。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可能产生类似的影响，赵昌文博士和朱鸿鸣博士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他们对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讨论，这对于厘清事实，作出正确判断，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很有帮助。
我想主要针对书中所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奇迹增长的原因谈点看法。本书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后发优势和体制的可改革性。
对于任何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有赖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已经在世界最高水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能依赖于自主研发取得的发明，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新技术、新产业的来源。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这种“后发优势”，让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比发达国家以更低的成本、更小的风险和更快的速度发展经济。
但是，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潜力，发展的产业、采用的技术需要与各个发展阶段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适应，这样要素生产成本才能最低，也要有与产业和技术相适应的软的制度安排和硬的基础设施，这样交易费用才能最低，才能把比较优势变为这个国家的竞争优势。
有了竞争优势能够创造的剩余就会最多，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升级的速度也就会最快，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来加速经济的发展。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达国家不同，产业与技术的特性不一样，和其相适应的制度结构也会不同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制度的优劣主要取决于能否与一国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产业、技术的特性相适应，也就是说，后发优势是客观存在的，是外生给定的变量，而最适制度内生于该国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最适制度也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体制可改革性是一国制度可以向最适制度调整的必要前提。当制度偏离最适制度时，需要进行改革以推动制度变迁。本书认为，制度变迁是否能实现主要取决于体制可改革性的强弱。这又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改革阻力和改革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改革阻力中，利益集团是关键。在改革动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则是政治家——政治领域企业家或一切愿意并真正推动制度创新的政治人物。政治家是一个群体，有领袖型政治家和一般政治家之分，两者的共同作用推动着制度创新。领袖型政治家在政治领域享有很高的权威，既有改革意愿，更有改革智慧，对改革方向和改革进程具有关键影响力。
他们开启改革空间，为一般政治家的创新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及政治可行性；他们对一般政治家已经进行的创新予以肯定或追认，赋予其合法性并进行推广复制；他们建立创新的正向激励机制，推动一般政治家“不待扬鞭自奋蹄”。这种分析框架与国际主流观点有显著区别。
主流学术界强调制度变革主要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决定了制度变革的方向。这种分析框架要么忽略了政治家的影响，要么隐含地认为政治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
但是，这种逻辑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参加革命很多不是简单地为了个人或其家庭所属集团的利益，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不是为了有利于现有的农业和工业利益集团而产生，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实现工业化而推动的进口替代战略由地主阶层推动，却损害了土地集团的利益。政治家是可能超越狭隘的个人和集团的利益，能够通过个人努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但是，要有效推动改革，政治家需要有意愿、有威望、有智慧。
首先，政治家必须有意愿进行变革，使得制度不断地趋近于最适制度结构。其次，改革必然触及既得利益，政治家必须有足够的威望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造成的改革阻力。最后，政治家需要有智慧选择正确的改革方向和策略，前苏联、东欧和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进行了剧烈的制度变革，但它们的改革主要基于华盛顿共识，制度变革的失败给这些国家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由此可见，体制可改革性并不能保证制度会向最适制度趋近，政治家的意愿、威望和智慧对制度变革的成败至关重要。
制度改革要进入良性循环，就必须在改革过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任何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地理、自然条件和发展阶段，其最适制度结构也各不相同，不存在普适于所有国家的最优制度。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前苏联模仿这个制度却以失败告终，同样的制度在两个国家的影响却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同样的道理，理论研究也应该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盲从任何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经济学理论主要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对发达国家经济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总结，但是，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条件有异，这些理论往往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发展中国家。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来看，根据西方主流理论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绩效都不尽如人意。比如，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根据主流的结构主义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和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又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动经济改革，基本都以失败告终。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扎根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总结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成败的经验认识当前问题，给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赵昌文博士和朱鸿鸣博士这本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我也希望能与学界同仁一起共同推动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理论创新。
(该文是作者为《持久战新论》一书所作的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