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的一年，中国的整体形势还是往上走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球利益的拓展总体来说得大于失，我认为可以打一个良好的分数。放眼全世界，中国在全球的实际影响力已经彰显。比如在非洲，很多国家的公路、码头等基建设施都是中国建设的。有个西方外交官甚至私下向我感叹说，中国给（非洲）一些地方带来经济发展，而美国人只会卖武器。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的一个明显反差是，国内普遍低估了中国的能量、中国政府的潜力和在外部的影响；外部则普遍高估了中国的富裕程度、战略规划能力和中国在周边及全球做出实际举措的可能性。正因为存在这个反差，才导致国内许多老百姓觉得中国政府偏软，对外承诺太多；外部则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最大，承诺和提供的公共产品以及专项帮助却远远不够。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曾说，中国正在搞一个“百年马拉松”，其最终目标是超越美国、垄断全球，实现中国霸权。而在中国国内却是相反的论调，不少观点认为美国正在加紧对华“包围战”，与其盟友对中国进行各种联动反制。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
从中国整体的外交环境来看，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正进入收获期，海外的各种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与欧洲国家关系总体来说还算不错，美国大选后有些不确定性但仍在积极沟通中；亚洲可能除了日本，与其他周边国家关系都较为稳定。与俄罗斯的普京政府、美国的奥巴马政府相比，中国今年算是麻烦比较少的大国。
应对特朗普政府勿盲动
特朗普获得美国大选的胜利后，很多人关注中美关系的下一步。回顾过去八年民主党人的执政，实事求是地说，也许随着时间推移，奥巴马的外交遗产越能得到积极评价。从美国人自身来看，也许付出太多、得到太少。但从国际社会来看，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与古巴、伊朗改善关系，在很多议题上不是单边的用武，而是采取多边主义解决，比如倡导无核世界、对气候变化的表态，还有在北极议题和海洋保护议题上的关注，证明奥巴马多少是有点情怀和理想的。起码他渴望的世界是一个更多理解和合作、更少对抗和误判的世界。
与奥巴马相比，特朗普的上台确实给美国乃至全球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会把重振美国放在首位，但却是通过采取不合时宜的措施来获得，比如建隔离墙、反对移民和其他族群。这让外界担心，美国过去对于联合国和盟国的种种承诺是否会大打折扣。
对中国来说，现在一些人有种“看热闹不怕事大”的窃喜心态，觉得美国自己的麻烦大了，过去对于中国的一些施压，比如在南海的巡逻、在日韩的军事部署以及TPP的推行可能都顾不上了。
我的感觉是，美国内部以及其盟友可能高估了特朗普上台带来的危害，但中国也许会低估。一些美国学者担忧“中国和俄罗斯会占特朗普的便宜”，对此中国更应该保持低调，不要盲动，并加强沟通，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美国现在既定的外交政策正面临重审，之后是会改头换面还是会废止，还需要进一步观望。当然，这些政策一定会服务于“内政优先”的大局。
我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特朗普发送贺电的时候，没有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这是否意味着，进行了这么多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之间建立的这种“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稳固关系会发生变化。
现在值得担忧的是经贸领域，比如中美之间的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个谈判正进行到很重要的时刻，如果当中出现任何问题，中国对美出口会遭遇较大挫败。不少人还提出，短期来看，人民币的贬值、对美出口的萎缩会逼迫中国政府着眼开拓国内市场。基于这些，中方没有理由太乐观，谨慎处之为好。
南海：“赢了里子，输了面子”
不能忽视的是，中国今年在外交上也有“触礁”之处，我称之为外交危机或者挫折，尤为明显的是两大区域——南海和朝鲜半岛。
南海议题上，自从今年7月南海仲裁案结果出炉后，使得中国在外部——不论领导人还是学者，想要重申“九段线”变得更为困难。多数国家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受到国际舆论的影响，让中国之前关于南海的很多声索和权益或将失效，或要经过重新谈判。现在不但得不到最初期望的整体声索目标，一些小的岛礁设施也有可能会受影响。
这让我回忆起，1982年英国虽然打赢了马岛战役，但因为没有拿到开发许可证和国际认可，阿根廷对于马岛的主权至今仍在上诉中。这让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几乎成为军事禁区，任何开发皆无可能。同样地，中国在南海所声索的这些岛礁，如果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没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承认，未来它们的命运会如何呢？未来如果想要开发，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会成为掣肘。
总的来说，中方当初对于南海仲裁案的准备不足、考量不全面、参与度亦不够。虽然参与也未必能赢，但进去打官司，整个时间会拉长，包括上诉、反证等程序都会复杂得多。而完全不参与，也给未来想要取得战略利益带来被动局面。
不管是用一些义正辞严的话语进行反击，或者是类似“九段线”这样的权利，拿到国际社会不像是一种能在法理和外交层面可以谈判的东西。比如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常常使用一些简单粗暴的语言对他国进行所谓的打压，但这种态度不应当作为国家层面的回应。
就我的观察，近年来这样的外交挫折算很罕见的，现在中国在南海实际上是“赢了里子，输了面子”。“里子”是说中国在南海实际的控制力不断加强，不论是基建设施，还是舰队、渔船的部署。但“面子”的影响也很长远，如何赢得人心、赢得东南亚国家民众的理解，值得我们反思。
对此，一些外国学者甚至提出，未来东海、南海区域也许会变成“新中东”，比如出现所谓的战争乱象、各国紧张的博弈、民意的对峙。也许现在我们听起来很危言耸听，但这个代表了外界对该地区的一种忧虑。我们总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国际社会，什么是“道”？在我看来，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的公益、合作共赢的方式等是“道”，这些东西不能在中国如今快速扩张的时代，快速崛起的过程中被抛诸脑后。
防止朝鲜半岛出现新冷战
今年的另一项危机来自于朝鲜半岛，具体来说存在两方面的危机。
一个是中朝关系持续低迷。朝鲜发展远程运载武器和核弹的步伐不断加快，今年更是连续两次核试验，这应当是当前中朝关系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中朝领导人换届之后至今未见面，说明双方在朝核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这也使得六方会谈机制沦为一种形式。我认为美国新总统上台后，未来处理朝核问题的不是美国人，更多的还要靠中国人。可以说，朝核问题到了一个越来越接近危机临界点的时刻。
另一个是“萨德”系统的部署。这应当是中韩建交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上次类似的危机是2004年的“高句丽事件”，当时因古高句丽王国的历史归属问题使得朝韩两国与中国发生了争议，他们认为中国申报高句丽遗址为世界文化遗产，反映其吞并半岛的霸权思想；韩国不少人甚至在中国驻韩使馆门口进行抗议。但当时的事件属于文化方面引发的外交纠纷，之后通过中方的外交努力化解了。如今的“萨德”则属于安全问题，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和敏感。其反映出中韩双方深层次的互信不够，在涉及重大安全议题上双方没有形成共识，反而让美方钻了空子。
面对朝鲜半岛的这两个危机，中国一方面要按照既定目标、坚持去核的理念，另一方面要防止半岛成为新冷战的导火索。对于韩国来说，现在可谓内忧外患。走到这一步，只能希望未来利益攸关方能继续沟通——如果处理得当也许使得半岛危机转圜，处理不好则会出现新冷战的阴影。
冷战意味着将形成两大集团，按照一些人的主张，一方是美日韩，一方是中朝，现在再加上俄罗斯。这个局面一旦形成会很危险，对于几国民众也会产生触动。民意有时候很容易被绑架，如果一些中国人觉得美日韩是一伙的，可能会形成对这几个国家的抵触情绪。这样的话，会给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等现实议题带来负面影响。
“硬的更硬，软的更软”
上述的两大外交危机，除了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美国、菲律宾、朝鲜等域外国家，也有中国自身的问题。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外交官的确在全力以赴做工作，也抓紧跟东盟各个国家打交道，但中国作为地区大国，也要理解和体谅周边国家的心态。
不少人问我，在南海议题上不是有70多个国家支持我们的立场么？我要指出，这些国家，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领导人，他们所说的实际上是不用武力解决争端、反对域外大国插手，以及在国际法的基础上解决南海争端。而国内许多人以为他们赞成的是有关南海主权的归属问题，即争端中的岛礁是归中国的。
我想，中国官方以及媒体的一些过于简单和不够清晰的解释会造成这种误解。类似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对华形势似乎一片大好，国内舆论基本是我们获得了外交胜利，南海问题转圜了。但如果只是这样去总结历史，我们就没能得到应该得到的反思。
作为一个海洋强国，除了要有航母、远洋舰队，有大规模走向深海的货轮、游轮，有各种建制、比如三沙市警备区等投入，还得有海洋智慧，即解决复杂问题的手段、创造性的思维、提供各种谈判方案的斡旋能力，以及在法理上去设计能够成为先例的法律条文。我们不仅要学会实际控制，即所谓“硬的更硬”；而且要学会法理，也就是“软的更软”。
在解决重大主权争端问题上，可以借鉴当年邓小平对香港问题的做法，即采取多层次的主权政策，进行灵活多样的安排：有些可以搁置，有些可以合作，有些则需要国际上的介入。
再谈到核心利益，其边界也是不断变化的。当我们把国家利益按照轻重缓急做出进一步区分——当有了核心利益之时，其他利益可以理解为能够共享和让渡的。但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即涉及核心利益就要死守、不留余地。因此，我们需要区分这些关键利益的边际在何处，以及到了红线应当如何处置，比如采取危机管控等措施。
此外，核心利益的概念也是相对的，在国家衰败的时候，核心利益会越来越萎缩，而在一个进步的时代，核心利益则越加分明。比如中国一直将“台湾”、“西藏”称为核心利益，现在加上了“南海”；50年后，也许外太空的某一个空间站和极地的科考站也是核心利益。为了避免对抗，要在不同地点做出不同安排，使得我们的清单能够与国际社会的清单达到某种互换与妥善安排。需要思考的是，当核心利益发生变化之时，如何让国际社会适应你，并让各利益攸关方能因而受益。
中国需要一种新主权观
对于三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我看来，现在从谈好处和伟大意义的阶段，到了既讲潜力又谈问题的平衡阶段。
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建设工作座谈会上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要把短期的蓝图变成中长期的、制度型的计划。从习的讲话中可以发现，他已经清晰看到了“一带一路”当中存在的风险和问题。
现在国内市场没有那么景气，需要与外部对接，而外部也指望依靠中国产生效益。过去中国主要是引进资本，而现在到了资本输出的阶段，未来5-10年，中国对外输出会产生巨大且宏观的成果。这不仅仅是单个领导人的愿景，也反映出中国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历史必然。中共十九大后，“一带一路”一定会成为一个标杆，成为习这代人在建功立业上的一个抓手。
2017年，与其谈论外交的下一步，更值得关注的还是国内议题。因为中国影响世界最好的方式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应当明确国家方向感的问题。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许有过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但整体的方向感没有偏差，就是与世界合作，朝着现代化方向走。他认为现在这个方向感有些模糊了，这也是目前最大的危机。我也赞同这个判断。
对中国来说，明年出现新的领导集体，如果能出现更多与世界务实合作的面孔，会让我们更有信心。期望十九大以后，中国还能冷静分析，继续承诺改革开放，承诺同这个世界合作共赢。
具体到外交方面，近几年中国着实取得了不少进步，外交人员在很多不起眼的地方下了很大功夫。外交部之前曾提出“中国是国际规则的维护者和建设性参与者”，其中的“建设性参与”跟我过去一直谈论的“创造性介入”异曲同工。不过，在外交的社会基础方面，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我的预想。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对这几年的外交进程做出一个各方共同参与、公开客观的评估，无论对南海议题、“一带一路”甚至外交预算。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需要一种新主权观。国家的强大不仅要靠意志力，更要靠软实力和智慧，让国内发展和国际潮流相向而行。新的主权观应该注重完善内外两方面：对外在确立新的全球目标利益序列的同时，深刻认知邻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需求与疑虑；对内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深刻理解开放多元和政治进步，对自身国际权益的积极作用。比方说，主权如何与人权更好的结合；如何把主权看成一个动态的进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法理和概念；如何把主权看做一个可层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刻板格子。我希望能够通过树立一套观念，既符合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又能与人类的发展更好地对接。我想，这些都是未来值得我们去思考与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