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夫·夏法克 著 吴万伟 译
土耳其是当今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在这里沉默的威力要比其他很多国家要大得多。
匈牙利裔英国作家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上个世纪末出生在布达佩斯，在其一生中与独裁统治的危险有过亲密的接触。正如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集中是他一直关注的焦点一样，对人类心灵的统治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也是他密切关注的话题。他写到：“如果权力令人腐化堕落，那么，相反的情况也同样真实：惩罚和迫害也会让受害者堕落，只不过以更加悲惨的和更加微妙的方式腐化而已。”
如果凯斯特勒是正确的，专制政权在腐化自己的同时也会腐化其批评者。土耳其作家有了令人担忧的另外一个理由。多年来，我们跋涉在“不自由的民主”的黑暗和狭窄的坑道中。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总统的正义与发展党（the A.K.P.）统治精英已经拒绝承认，自由的选举并不足以维持民主的生存。民主还需要其他一些必要条件如：权力制衡、法治、言论自由、女性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多元而独立的媒体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单单投票箱从最好处说是产生“多数派主义”，从最坏处说则是产生独裁专制。
今年7月那场导致两百多人死亡的未遂政变是错误的和令人震惊的；它让形势变得愈发糟糕。但是，它也成为土耳其数不清的反讽之一。自由派和民主派人士是首先反对叛乱者阴谋推翻正义和发展党政府的邪恶企图的人，却也成为第一批被该政府惩罚和镇压的对象。如今有140名记者被关进监狱，让这个国家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甚至超过了中国）。他们的朋友和同事或遭流放或被列入黑名单、被逮捕、被关押。著名的语言学家奈克米耶·阿普莱（Necmiye Alpay）只好在监狱里庆贺70岁生日；小说家阿希·埃尔多安（Aslı Erdoğan）和阿米特·阿坦（Ahmet Altan）和学者默罕默德·阿坦（Mehmet Altan）、自由派专栏作家萨希恩阿普莱（Şahin Alpay）、世俗的《共和报》（Cumhuriyet）总编辑缪拉·沙班库（Murat Sabuncu）和文学编辑图尔瀚·古奈（Turhan Günay）等都被关押，名单可以不断地延长。我们都知道，这个遭关押的作家和记者的名单随时都可能变得更长。
《纽约时报》最近报道“在政府采取的镇压行动中，主流作家享受了有些怪异的豁免权，哪怕只是部分豁免权。”但是，我们不知道仍在进行中的打击行动对我们这些所谓的“自由”作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正如一位评论者在社交媒体上所说，“如果所有这些作家都包括“在内”了，其他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够说他们被排除“在外”。
在动荡和不安的时期，我们需要小说不是少而是更多了。但是，如果设想我们的小说不受这些事件的影响和干扰，那就太过天真幼稚了。自从阿拉伯之春以来，我已经与来自埃及、巴基斯坦、利比亚、突尼斯等摇摆不定地区的很多作家有过很多交流。我们都知道，当你是来自这些地区的作家时，你就没有了不谈政治的奢侈。虽然艺术界的各个学科都可能受到专制独裁政权的压制和操纵，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界的风险最大----尤其是散文而非诗歌。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文学的阻碍”中谈到非民主国家的两种文学体裁的命运。奥威尔认为，相对来说，一个诗人可能不受伤害地在专制政权中幸存下来，但是散文作家就不行了，他们既不能控制也无法限制其思想范围，如果渴望“其创造性不被扼杀的话。”
每当专制政权猖獗之时，文学就会陷入萎缩。奥威尔考察了文学在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萎缩的方式。接着，他警告未来的作家，“诗歌或许能够在独裁政权下幸存，某些艺术或者准艺术如建筑甚至能够得益于独裁政权，但是散文作家往往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沉默，要么死亡。”
沉默是一种奇怪而粘稠的东西，如果在你的口中时间长一些的话，它会变酸的，就像口香糖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坏掉了。而且，沉默还带有传染性：令人奇怪的是沉默喜欢有人做伴。在其他人也沉默时，你就更容易保持沉默。沉默讨厌独立，沉默讨厌孤独。
另一方面，散文却要求独立和孤独---但这些东西在像土耳其这样的集体主义和两极化社会中已经越来越难以寻觅了。我认为，对女性作家来说这个挑战就更为艰巨，因为她们仍然被认为是女儿、妻子、和母亲而非能够独立思考和写作的个体。在土耳其，年龄、性别、连同阶级和财富构成主要的分界线。女性作家要想赢得尊重，她们就必须首先被社会看作是“传统的”，因而应该是没有性别也没有女权主义思想的。而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女性作家遭受的性别歧视话语和蔑视可能更加严重。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针对女性的诽谤和攻击中有很多来自新文化精英的内部。没有什么比专制政权下涌现出来的机会主义的“记者”和“作家”更令人感到悲哀的了。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是那些没有取得所渴望的成就的老作家，他们决心利用这次镇压行动，以便希望向上爬得更快一些。其他人则是那些渴望在黑暗和混乱中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土耳其现在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些家伙公开呼吁逮捕同行作家，一旦希望得逞竟然还大肆庆祝，真是恬不知耻。
除了这些投机性的反应之外，在我看来，土耳其作家中丧失思想和艺术自由的有如下四种基本反应。第一种是去政治化---即心甘情愿地自我审查。这是从自己的想象力中逃逸。在有关纳粹党崛起之前的维也纳生活的回忆录“昨天的世界”中，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写到，“我告诉自己忘记一切，沉溺于你的内心和工作中，逃到仅仅活着和呼吸自我的地方，你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再是那个地狱游戏的利益相关者。在那个地方，你还可以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竭力产生一些影响，这是你生活的理由。”那些采取这条道路的人大部分选择非政治话题，写有关爱情和心碎的故事，这话题相对安全。与此同时，就在我们的窗外，情况变得越发凶险，频频有同事和朋友陷入麻烦之中，但我们将头埋在书堆里，真诚地追求创造的热情，却害怕去触及压制创造性的核心势力。
其次，是过分智能化的道路---追求风格的改变而非内容的改变。选择这条道路的作家会以更隐秘的方式写作，文笔更复杂，更晦涩难解，但实际上并没有说不能说的东西，他们的句子过于冗长，他们的描述过于抽象以至于无需称独裁者为独裁者。
还有一种作家，他们发现自己变成了一种新的公众人物，这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的角色，即与权力、不公正、不平等、压迫做斗争的战士。他们的艺术或许兴旺或许受到破坏，但这未必是因为政府的压迫，而是因为太多的政治考虑会窒息讲故事的艺术。
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道路是讽刺挖苦、犀利的黑色幽默。对此处境，除了嘲笑当权者，嘲笑如此害怕上面的社会，嘲笑我们自己，我们这些每天都出卖灵魂的作家和艺术家，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反应呢？在土耳其，幽默可是危险的行当；难怪在那些被逮捕的人中，还包括国家最著名的漫画家穆萨·卡特（Musa Kart）。
虽然这四条道路在我们面前展开，但是，我们却不知不觉地各自进入带有玻璃幕墙的小阁楼中。甚至从前的友情也都破裂了。摇摆不定地区的作家被迫撰写和谈论之前并不热衷的政治。每天，我们都遭遇这个挑战，即如何在平凡与伟大、庸常与崇高、内心与外部之间保持平衡。每天，我们都必须面对种种挑战，如怎样在粗略概括的文化中捍卫细腻，怎样在受到煽动民粹情绪的意识形态分子打一派拉一派的民众中建立起同情的桥梁等。虽然土耳其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上特别令人沮丧，但它是全球更大趋势的组成部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部落主义浪潮已经冲击了欧洲多个国家，甚至已经波及美国海岸。军国主义和排外主义浪潮日渐猖獗。在日益令人焦虑和恐惧的时代，从焦虑到愤怒，从愤怒到攻击性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凯斯特勒和茨威格活在今天，他们可能一下子就辨认出人类生活的种种症状。
作者简介：
埃里夫·夏法克（Elif Shafak），土耳其小说家，目前住在伦敦，用土耳其语和英语写作。
http://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the-silencing-of-writers-in-tur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