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民国政府教育高参中华书局异军突起有名有实的“教科书革命”
在一个世纪前的这片国土上，随着武昌起义的枪炮声，数千年帝制訇然坠地，陌生的“共和”政权似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民国政府得以建立。胜利的来势似乎有点过猛，让人准备不足。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以往奋斗目标明确、为“革命”鏖战拼搏的一些仁人志士们一时也莫衷一是。
这时候，有个声音显得分外笃定：“清帝退位，民国统一，政治革命，功已成矣。今日最急者则教育革命也。”“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根据这个逻辑和推理，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最紧迫之事莫过于“教科书革命”。第一个扛起这面“革命”大旗的人就是陆费逵。陆费逵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教科书研究专家，曾先后供职于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近代著名教科书出版机构，并一手创办中华书局且以此终老其身。他的一生，称得上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的“活历史”。在《与舒新城论中国教科书史书》一文中他曾说：“你问教科书过去之历史，这一篇账完全在我记忆里，且十之七八是我经过的，理应写一点告诉你。”
对于教育、教科书的特殊功效，陆费逵一向给予高度重视。他很早就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为教育之本，即“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为此，他曾大声疾呼：“盖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隆盛矣。教育不得道，则民智塞、民德退、民体弱，而国势衰亡矣。然则欲救危亡而强盛无他，亦求教育之得道而已。”对于在清廷暴政的腐朽统治下，学校教科书不能自由发展并发挥应有作用的情状，陆费逵感到深恶痛绝。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往者……政体专制，束缚抑压，不遗余力，教科图书钤制弥甚。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最近史事，亦忌直书。哀我未来之国民究有何辜，而受此精神上之惨虐也。”
革命初告成功，政体一新，久怀大志的陆费逵自然备感兴奋，他迅速而机敏地出击了。
民国政府教育高参
中华民国成立的1912年元月，陆费逵在《教育杂志》第3年第10期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对当时教育改革提出了多项建议。他指出：“吾国教育方针，当采何种，固非一时所能决定，然养成共和国民，固无疑义。应由教育总长择定方针，从速颁布。而后教员可据以施其训练陶冶，教科书可据以定其编辑宗旨。否则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教育效果，终不可期也。”他建议民国教育应“速订简章，通行各省，以便春初开学之用”，“教科书听各省自由采用，惟以不背教育方针为限”。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高度关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并采纳了其中很多建议。陆费逵自己后来也不无得意地说：“其内容（指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大体根据我三年中所研究的结果，如缩短在学年限（中小学改为共十二年），减少授课时数，小学男女共学，废止读经等，均藉蔡先生采纳而得实行，其愉快为何如也。”一己之力，得以影响国是决策，欣欣然之状溢于言表。
蔡元培历来是礼贤下士、兼容并蓄。为了充分听取陆费逵在教育改革上的真知灼见，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伊始，他就亲往上海向陆费逵等教育界名家当面征询意见。利用一定意义上“政府高参”的有利“身份”，陆费逵更是坚决地推广他“教科书革命”的思想。比如，当蔡元培提出要组织人员修改前清学部教科书来应急供应全国学堂使用时，陆费逵则认为不妥，他说：“前清学部教科书，内容不合共和政体处，较民间出版者尤多，改不胜改。且编法太旧，文字太深，即改亦不合用。不如通令各学校仍用民间已出之教科书，其与共和政体不合者，列表删改可也。”
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陆费逵认为当务之急不在于改教科书，而在于给各省教育界一颗定心丸，按时开学，这才有利于社会人心稳定。他说：“今距春季开学不过月余，政体初更，各省皇皇不知如何措手。我以为去泰去甚，定一暂行办法，并将要旨先电各省教育司，俾得早日准备开学，教育部第一步工作此为最要。”蔡元培深以为是，于是委托陆费逵、蒋维乔二人共同起草《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由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通令全国执行，揭开了“民国教育史”的序幕。
建议不急于改教材，不是因为陆费逵认为教科书不重要，恰恰是因为此举太事关重大，非十天半月匆忙删改旧书就能完成。他想要的是“教科书革命”——完全新编教科书！
中华书局异军突起
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14条规定中，关于“教科书”是这样说的：“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
此时，距离武昌起义胜利刚刚过去数月，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所有的教科书出版机构还在茫然观望、懵懵懂懂。此令一出，大家才猛然发现，自己出版的教科书居然都不符合新政府规定，属于禁用之列，仓促修改和重新编写却又谈何容易。“教科书大鳄”商务印书馆已出的一些课本虽未明确宣传帝制，但也未明确揭橥共和，由于来不及修订，以致1912年春季印刷的教科书大量积压。4月，商务不得已宣布：“本馆即将旧有各书遵照教育部通令大加改订，凡与满清有关系者，悉数删除，并于封面上特加订正为中华民国字样，先行出版，以应今年各校开学之用。”匆忙应变，商机却已悄然丧失。事实证明，商务后来夺回一部分教科书市场颇不容易。
就在教科书出版界一片忙乱之际，在万千民国小公民切盼新教科书之际，一套崭新出炉的教科书《中华教科书》因为完全迎合共和政体和政令，从容地“接管”了教科书市场的大片江山。所有教科书的封面，都赫然印着一个崭新的名字——中华书局。
在辛亥革命硝烟尚未消散之际，果断创办中华书局，以“教科书革命”的姿态一举推出《中华教科书》，占尽天时地利和市场先机，这是陆费逵一生最得意的杰作，也是民国出版史的一段传奇。“同人默察时局，眷怀宗国，隐痛在心，莫敢轻发。幸逢武汉起义，各省响应。知人心思汉，吾道不孤。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爰集同志，从事编辑。半载以来，稍有成就。”从以上这段回忆来看，陆费逵对于革命的胜利和共和政权的建立，有着洞若观火的预判，并有着坚决的行动力，所以他获得了成功。
或许就在陆费逵帮助蔡元培制定民国教育方针之际，他的行囊里就揣着即将完稿的新教科书。我们不能就此“诛心”地认为他假公而徇私，这只能说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政府公关意识和能力”。而他所作所为，并非尽为商人一味逐利，而是承袭了他一贯的学术主张：教科书只有以“革命”的力度和姿态重新开张、大动干戈，才能适用于新政体、新教育、新国民。关于这套《中华教科书》对于国民教育的价值，陆费逵的期待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赤子情怀，他说：“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矞皇灿烂。俾禹域日进于文明，华族获葆其幸福，是则同人所馨香祈祝者也。”
随着中华书局的异军突起并稳扎稳打，民国教科书市场的“鲶鱼效应”开始显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在气势上逐渐平分秋色，成为民国出版业的双子星座。而从历史长河主流和客观后果上看，商务与中华的教科书竞争加速了我国教科书事业的近代化。
有名有实的“教科书革命”
轰轰烈烈的“教科书革命”并非只是一杆空头大旗，它实实在在蕴涵着陆费逵一生的教育理想和学术探索。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陆费逵确定了四条“本局宗旨”：一是“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是“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是“注重实际教育”；四是“融合国粹欧化”。这几条宗旨，同样是陆费逵和中华书局践行“教科书革命”的原则。
在《教育杂志》第3年第10期《民国普通学制议》和第11期《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两篇文章中，陆费逵在批评清末学制、评析外国学制的基础上拟订了崭新的学制系统，主张采用实利主义教育方针，并据此学制系统编制了与教科书编写直接相关的初小、高小、中学、师范四个详细的课程表。他指出：“民国将来需何种国民乎？由上述学制而实行之，可养成如何之国民乎？此固今日亟须解决而阅者所亟欲知者也。民国行共和政体，须养成共和国民。今日为二十世纪竞争剧烈之世，非军国民经济国民不足以立国。而文明日启，工业发达，非有科学又不足以促国家之进化也。今兹所订课程即本于此诸主义，务养成独立、自尊、自由、平等、勤俭、武勇、绵密、活泼之国民，以发达我国势，而执二十世纪之牛耳。”
对于在教科书内容上以何路径来落实“教科书革命”，以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陆费逵也有清晰的认识。他说：教科书以养成中华共和国“完全国民”（初小）或“高等国民”（高小）为宗旨，做到以“独立、自尊、自由、平等”为“经”，而“纬”则视学科而各自有别。如修身教科书，则以“公德、私德、国民科为纬”；初小国文则以“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为纬”，高小国文则以“实业思想、军事思想为纬”。对于各学科教科书的教育目的，陆费逵也认为应该各有侧重。历史教科书之目的“在令儿童知吾国历代之兴亡，文化之进退，国势之盛衰，君权民权之消长”；地理教科书之目的“在令儿童知本国及世界大势，并自然地理之大要”；高小英文教科书，“在令儿童熟应用英语，并略知英美之人情风俗，以为社交及谋生之助”；至于算术、理科教科书，则更加注重实用，符合民国建设需要。
在中国近代教科书思想进步和教科书改革发展实践进程中，陆费逵都起到了引领潮流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有着系统的“教科书革命”思想，而且能把思想化为活生生的教科书实践。他领导编辑出版的一系列中小学教科书使国人一步步认识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关于“教科书革命”的卓越见解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是中华民族教科书历史上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