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名扬先生的法学著述，在其故旧门生的努力下第一次全部集结出版，总计近300万字的《王名扬全集》终于出现在读者面前。全集共五卷六册，分别为《英国行政法、比较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上、下册）》《论文、词条汇编》《译著、教材汇编》。
在中国法学界特别是行政法学界，王老的人格和学识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名扬海内外。这位武汉大学和中央大学的高材生、巴黎大学行政法学博士、学成归国的热血青年，在重返法学领域、从事行政法教学研究工作时，已近古稀之年。在很多老人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候，几乎才开始创业的王名扬不舍昼夜地争夺时间，以让绝大多数中青年学者汗颜的速度和质量，于71岁出版《英国行政法》，73岁出版《法国行政法》，79岁出版《美国行政法》——为此还在75岁时专程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孤身一人生活了快两年。正是这近200万字的外国行政法“三部曲”，在20世纪80、90年代发挥了填补空白的“启蒙”“燃灯”作用，使理论界和实务界、尤其是一大批对法学知识如饥似渴的青年人对现代行政法有了全面深刻的直观认识，为当代中国大陆地区的行政法教学研究和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三部作品在理论界、实务界的知名度以及在学术著作、期刊上的被引证次数，至今都是一个让后人难以企及的传奇。以学界公认的“王名扬时代”为理论先导，行政法学科发展和法治政府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迎来了崭新的春天。
“三部曲”出版之后，已近八旬的王名扬教授便满怀激情地开始撰写计划中的《比较行政法》。书稿写到第四章时，受到疾病折磨的他不得不休息静养，直至完全停笔，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这次出版的《王名扬全集》除“三部曲”外，还收入了《比较行政法》的四章内容、1943年在中央大学通过答辩的硕士论文《事务官中立问题的研究》、1953年在巴黎大学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公务员的民事责任》中文翻译稿，以及王老参与撰写的教材、词条解释等。
在王名扬看来，行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也是最富有朝气和发展前途的学科, 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大有后来者居上趋势。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近代以来各国行政职能不断扩张，行政机关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公众的生活，公民从出生到死亡随时都与行政活动密切关联，行政法也越来越重要。二是随着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也在日益增强，政府及其官员再也不能为所欲为，除依法行政外别无出路。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受学校和老师指派，登门协助王老处理一些事务性工作，并有幸与之交流、得其教益。当时王老已出现听说困难，主要通过网络了解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上网浏览新闻对他来说是很愉快的“活动”。还有一段愉悦的时光，可能就是通过纸笔与家人和来访的年轻人交流。当他提出希望能有一套“即时通讯”设备、方便与学生远程对话后，我们为他安装了网络聊天软件，还给他选了一个戴着眼镜的老者头像。他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和精神，令我们唏嘘不已。
2008年11月，92岁高龄的王名扬先生在北京的萧瑟秋风中远去，转眼间已经整整八年了。这些年里，我时常会想起王老坐在那间“蜗居”里的样子，翻一翻扉页上有他签名的著作，还有写满我们之间对话的A4纸，找一找“温故而知新”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对王老的认识，也不仅仅停留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层面。在我看来，王名扬教授身上的几个品质特别值得后来者学习，更值得深思。
家国情怀。王名扬出身于湖南农村，家境贫寒的他是得到族人资助才有读书机会，战火纷飞、民生凋敝的国情给青年时代的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48年，他作为国民政府公派留学生赴巴黎大学求学。新中国成立后，王名扬想方设法了解有关信息，希望早日学成归国。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 他秘密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 只身回到祖国，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其行李除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几件衣物，其余都是厚重的书籍，目的就是学以致用、报效祖国。晚年的王老曾与我们聊起过当年在巴黎的求学生活，还有行政法院、先贤祠的故事。那个时候的西欧虽处于战后重建阶段，但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人文环境仍然是十分诱人的，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国工作。作出这种选择，没有灵魂层面的家国情怀是不可能的。后来，笔者在造访王老曾经学习的巴黎大学索邦校区和近在咫尺的先贤祠时突然有所“顿悟”，他追求精神境界的风格，也许还深受安息在先贤祠里的伏尔泰、卢梭、雨果等伟人的影响。
国际视野。在王名扬看来，行政法是技术性较强的部门法，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蕴含着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可以为其他国家借鉴吸收。精通英语、法语的他在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将欧美行政法理念、制度和实践情况介绍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让人们知道并熟悉行政主体、越权无效、行政程序、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救济、行政诉讼等基本制度，开启了中国大陆行政法学者的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很多学者就认为，他的《法国行政法》为构建新中国行政法学科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可靠的借鉴范本。王老在介绍外国行政法理念和制度时，始终坚持客观、全面、辩证、理性的原则。对于一些重要的制度，还介绍其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观点、争议、案例，这样就能使读者不仅能了解外国行政法的基本内容，还能迅速把握理念、制度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尽管王老本人没有直接参与过国家立法的起草论证，但其学术思想为制定《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成为推动我国行政法律制度建设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立场。对于外国法律制度，王名扬教授强调辩证看待，并注意研究各国法律与其国情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虽然社会发展遵循共同规律，但在每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上，则必须了解各国的现实制度和趋向。他在写“三部曲”时，曾就写作模式征求过外国学者的意见。思考再三，他决定按中国人的法律思维方式和习惯来编排和写作。我们在读这些著作的时候可以发现，他的逻辑并不是简单翻译和叙述，而是在综合研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以中国化的思维、语言进行阐释，使那些即便是刚刚接触行政法的读者都觉得易读、好懂、便于接受。比如，《美国行政法》就一改传统美国学者的判例分析模式，在材料整理和语言表达上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研究，使读者能全面了解美国的行政法制度体系。也正是这些原因，国内很多名牌法学院公法专业的学生、学者以及一些机关干部至今都把王老的“三部曲”作为案头的必读书。正是这些经典著作，引领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走进行政法的世界。
王名扬教授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诸多优秀品质，生前身后都赢得了无数赞誉。当年极力邀请他重返法学界的应松年教授在《比较行政法》序言中写到：“王老的物质生活是如此清贫，而他的学术贡献却是如此丰厚，他真正如鲁迅所说，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还有人说他“身居陋室、名扬天下”，是“盗取火种”给行政法学界的普罗米修斯，是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启蒙者和奠基人。最近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的一句话，我觉得也挺适合他——“与众不同的背后，是无比寂寞的勤奋”。王老每天粗茶淡饭，经常带着面包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的习惯，至今都影响着我们这些晚辈中的很多人。
2016年11月迎来了王名扬教授的百年华诞，我们怀念他。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文章来源：原文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11月4日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