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宋学”是一个并没有完全理清的学术概念。“宋学”究竟是指一种断代的学术史，还是指一种跨代的学术范式的知识形态？它仅仅是涉及儒家经学的学术领域，还是广泛涉及宋代的全体学术，包括史学、文学、甚至是佛学与道教？它究竟是宋代学人研究、建构的学问，还是后人特别是今人研究宋代历史文化的学问？这在当代学术界仍有不同的理解。
在中国传统学术得到普遍关注的今天，如何理解这个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宋学”？本文试图将“宋学”的逻辑分析与历史考察结合起来，以求获得一个既合乎历史事实，又有明确学理内涵的“宋学”概念。
一、当代学者所界定的“宋学”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学人，几乎都要提到“宋学”，但是“宋学”的概念究竟何指，具体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学者们的看法却有很大差异。我们不妨按其概念的外延，从小至大作一论述。
其一，“宋学”即是指宋代创建的道学或理学学派，其代表人物、学派是指濂、洛、关、闽及陆王之学。这是一种历史上通行的观点。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到清代进一步强化。元明学者是将“宋学”与理学联系起来，清代乾嘉学者为标榜自己的学术旨趣、学术范式与宋代道学、理学的差异，进一步将自己崇尚的考据训诂之学称为“汉学”，以区别于喜讲道德义理之学的“宋学”。宋以后学者所指的“宋学”主要就是指濂、洛、关、闽的理学学派。这一点，在清代学人的论著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加之近代以来许多著名学者在总结中国学术史时将其分为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就以“理学”代表宋明之学，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宋学即理学的观念。在当代学术界，往往一讲到宋学，也就联想到理学，即濂、洛、关、闽的性理之学，其原因即在于此。当然这是外延最小的“宋学”概念。
其二，“宋学”是指宋代以义理解经的经学学术形态。在整个宋代学者群体中，被称之为“理学”、“道学”的群体只是宋代学者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十分重要的学派、学者并不是属于这个群体，包括诸如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他们还往往受到理学家群体的激烈批评，但是他们在学术上往往重视以义理解经。事实上，明清时期的一些学者所说的“宋学”，有时是包括上述学者、学派在内的。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如邓广铭、漆侠、余英时等人所讲的“宋学”，其实就是指整个宋代这种注重以义理解经的学术思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宋学”的概念不仅比理学、道学的外延大得多，更加重要的是，这个“宋学”概念激发了我们对宋学的内部分派及宋学思潮的整体思考。当代学界从清儒界定的“宋学”走出来，开始倡导一种更有历史整体感的，而外延更大的“宋学”概念，应该说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其三，“宋学”是指宋代建构、但是延续到元明清的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知识旨趣、学术形态。这样，“宋学”的外延有了双重的拓展。首先是空间上的拓展。前面所述的宋学概念主要是指儒家的经学，即一种以阐发经典中“义理”为学术特征的经学，而这里所言的宋学除了经学之外，还包括儒家学者的史学、诸子学、文学。宋代学者不仅推动了经学思想、经学形态的变化，同时其“义理”的思维方式、价值概念还渗透到他们的史学、子学、文学的学术文化领域中去，从而形成一种异于两汉、魏晋、隋唐士大夫群体的学术风尚、知识旨趣、人格追求、文化心理。其次，是时间上的拓展。这种新的学术范式、知识旨趣的“宋学”不仅仅局限于宋朝，而是延伸到明清时期。如清代学者推崇的这种以“义理”为宗旨的学术均被称之为“宋学”。这样，历史上所讲的“宋学”就被看作是指宋代形成、建构起来的并一直延续到清朝的学术形态与学术范式，这个“宋学”概念的外延又大于前面的两种看法。
其四，还有一种“宋学”概念，即是指今人研究宋代历史文化的学术叫“宋学”。这个“宋学”概念并无学术史的渊源，而是当代学者提出来的，故而又称之为“新宋学”。首先提出“新宋学”概念的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他将现代史学家展开对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也称之为“宋学”、“新宋学”。这个“新宋学”的概念在史学界影响较大，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呼应。当代许多史学家就是这一“宋学”概念的呼应者，他们认为“宋学”就是研究宋代学问，所以，宋学不仅仅研究宋代儒学，还应该包括研究宋代的佛教、道教，甚至包括宋朝时期中原地区的辽、金、夏、元统治区域的学术思想。①这些“宋学”的定义显然均是异于历史上早有的“宋学”概念，属于与新史学相关的“新宋学”。与原来的“宋学”相比较，这个“新宋学”的概念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其一，“宋学”的主体不同，即“宋学”之“宋”的内涵不同。历史上宋学之“宋”，是指宋朝学人的学问，或者是宋人创立并对后来产生影响的学术范式，总之，宋人是宋学的创立主体。而在“新宋学”中，创建这一学术体系的主体是现代学人，以“宋”为标识的人物与历史文化只是被研究的对象。其二，“宋学”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很不同，即“宋学”之“学”的外延大大拓展。历史上“宋学”的“学”主要是指“理学”，再拓展也是指传统的经史之学或儒学，而“新宋学”除了指传统的经史之学、儒学外，还要包括对宋代的考古学、佛学、道教，甚至还包括辽、夏、金、元历史文化的研究。倡导这一“新宋学”概念的主要是当代宋史研究的学者。
上述不同内涵与外延的四种“宋学”定义，各有其历史与学理的依据，故而各有自己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主张以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宋学”概念及其内涵为基础。也就是说，我们要探讨“宋学”，应基于“宋学”由历史赋予的具体涵义及其演变，首先要考察出现“宋学”概念的元明清时期，看看那些历史上提出“宋学”概念的学者的看法。其次，我们特别要看看宋代学者本人是如何表述他们的学术宗旨、学术形态的，这一点，对当代学者定义“宋学”尤其重要。我们只有在此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宋学”具有的独特学术范式、独立学术形态特有的内涵，特别是作为一种儒学的学术形态特有的内涵。总之，我们主张当代“宋学”研究须以历史实际存在的“宋学”为前提和基础。
二、元明清学者论“宋学”
我们认为要对“宋学”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必须回到历史。我们首先回到“宋学”命名、定义、研究的历史，即宋以后的元明清学者在提出“宋学”概念时，究竟是如何看待“宋学”的。
显然，宋代学者自己不可能将其学术命名为“宋学”，后代的学人研究、总结宋代学者的学术时，意识到宋代学术的独特性，往往以“宋学”命名这种独特的学术形态。我们发现，元、明、清学者对“宋学”的基本看法，其主导型的学术见解，往往是将“宋学”与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将“宋学”与宋代理学联系起来，并不像有些文章所说，是现代学者的片面，也不是清代四库馆臣的偏执，而是有更为久远的历史原因和文献依据。
这一点，首先与宋以后理学占据学术思想、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有密切关系。南宋后期，推崇心性义理的理学思潮主导了当时的学界。所以后来的学者提出“宋学”就马上会与这一历久弥新的理学思潮联系起来。元、明时期，学者在论述宋朝学术时提出“宋学”概念，并且总是将宋学与理学思潮联系起来。
其中最早提出“宋学”概念的，有元代吴澄、明代唐枢、刘去非、刘宗周等人。元代吴澄是一名崇尚宋代理学的学者，他在为故县尹肖君撰写墓志铭时，称其季子肖士资“器识超异，绍宋学、文艺最优。”②显然，吴澄本人就他所讲的“宋学”，其实就是宋儒之理学，他自己就是一位著名理学家。
明代学者唐枢进一步提出“宋学”之名。唐枢著有《宋学商求》一书，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宋学商求》一卷，《附录》一卷，明唐枢撰。……此编皆评论宋儒，大抵近于禅者则誉，不近于禅者则毁。不足与辨是非。”③唐枢没有明言他所说的“宋学”，但是他评论的宋儒“大抵近于禅者则誉”，则显然是以宋代重“明心见性”的理学家群体为主体。
明代学者刘去非、刘宗周，进一步更加明确地将“宋学”等同于宋代占主导地位的理学学派。晚明时期心学殿军人物刘宗周著有《圣学宗要》一卷，这本书是在他的友人刘去非所著《宋学宗源》的基础上增益与诠解的。刘去非著《宋学宗源》，其“宋学”就是指理学五子之学，刘宗周在作重要增补和诠解时说：“偶友人刘去非示我以《太极图说》、《西铭》、《定性书》、《已发未发说》，题之曰《宋学宗源》。辄洒然有当于心，爰益以《识仁》、《东铭》及‘已发未发全说’，又合之以阳明子与程、朱相发明者二，则改题曰《圣学宗要》。盖亦窃取去非之意云耳。”④从这段话可见，其一，刘去非、刘宗周心目中的“宋学”就是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其二，他们所理解的“宋学”也就是“圣学”，刘宗周为标明学术宗旨，改书名为《圣学宗要》，这和宋代理学家对自己的学术理解相一致。其三，刘宗周因增加了明代王阳明的学术，将“宋学”改为“圣学”则可淡化“宋学”的断代意义。可见明儒还是将“宋学”视为一种与学术范式相关的断代学术。所以，在《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刘阳传中，也有所谓“宋学门户，谨守绳墨”⑤之说，黄宗羲既认为“宋学”是宋人的断代学术，又肯定这一种学术形态有自己的“绳墨”，即学术范式。由此可见，元明时期的学者所说的“宋学”，均是在元明时期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宋代理学。
明清之际的学术风尚发生重大转变，宋明理学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质疑、批判，特别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曾经被宋儒批判的汉儒经注之学受到特别的推崇，他们重新倡导汉儒的家法、师法，并标榜自己的学术为“汉学”，将宋儒的学术归之为“宋学”。所以到了清代乾嘉以后，“宋学”的概念得到了特别的强化和普遍的运用，汉学、宋学之争一直延续到清末。清代学者所说的“宋学”概念，继承了元明以来对宋学即宋代理学的基本看法，但又更加明确地在学术范式的意义上强调“宋学”的特点，即以宋学为“义理”之学而区别于汉学的“考据”之学。由于清儒强化了宋儒的学术范式意义与学术形态特点，故而淡化了“宋学”的断代学术外延。“汉学”已经成为从汉延续至清的跨朝代的、以训诂考据为特点的学术形态，“宋学”也成为了从宋延续到清的一种跨时间的学术范式意义的学术形态。
可见清代汉学的兴起，特别是汉宋之争的延续，反而强化了对“宋学”的学术思考，客观上凸显了“宋学”的学术地位。四库馆臣在《经部总叙》中有一段总结语，其论到“宋学”时说：
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⑥四库馆臣所言“宋学”，在清代学者中有广泛的影响，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宋学”的特征及学术范式是“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并且在义理建构上“具有精微”的长处。所以清代学者在议论到“宋学”的学术范式及评价“宋学”短长时，总是与“宋学”的独研义理、形而上者、心性修养等特点联系在一起。如清学者袁枚曾致书汉学大家惠栋说：“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⑦袁枚是较早比较宋学、汉学的学术范式并各自弊端的人物。乾嘉以后的学者大多认同这种对宋学、汉学的学术范式的表述及各自利弊，许多学者主张兼综汉学、宋学，就是为了集汉、宋之长。
由上可见，元、明、清学者对“宋学”的基本看法，总将“宋学”与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联系起来。当代学术研究“宋学”，也主要将“理学”、“道学”的学术群体列入到“宋学”的范围来研究，其历史因缘即在于此。
三、宋代学者对自己学术的理解
要对“宋学”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必须进一步回到宋代学者那里。首先应该联系到宋代文化的背景与学术发展的趋势，考察在这一文化背景、学术趋势中宋代学者是如何标榜自己的学术形态、学术宗旨。而这一点，对理解“宋学”的内涵与外延十分重要。
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学术范式、学术形态的建立。往往是基于对旧的学术形态、学术范式、学术旨趣的不满与批判。一方面，宋代学者当时面临儒学外部的论敌，也就是倡导世界为“空”、“无”的释老之学；另一方面又面临儒学内部的论敌，即汉唐以来儒家学者沉溺的章句训诂之学和词章之学。所以，宋代学者必须标榜一种新的学术宗旨，建构一种新的学术形态，以使他们的学术既要区别于作为儒学外部之“异端”的释老之学，又要区别于作为儒学内部“俗学”的训诂、词章之学。尽管宋代学者群体内部分为许多不同学术流派，但这些“宋学”内部的不同学术流派，似乎又表现出十分相近或相通的学术宗旨、知识旨趣，创建十分一致的学术范式。从宋代学者所张扬倡导的学术宗旨与所建构的学术形态中可以发现，尽管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标榜成不同名称的学术宗旨、学术形态，但是仔细分析，却会发现其中的一致。
宋代学者自我标榜的学术宗旨、知识形态的命名很多很复杂，包括“明体达用之学”、“为己之学”、“实学”、“圣学”、“内圣外王之学”、“道学”、“理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等等。但是从大体上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明体达用之学”，或者是“有体有用之学”、“全体大用之学”。宋儒喜称自己的学术是“明体达用之学”。将“体”、“用”两个对应范畴合用，在宋以前就已经出现在儒、佛、道诸家的文本之中。但是，明确提出将自己的学说标榜为“明体达用之学”，并以“体”与“用”的结合作为自己的学术宗旨追求、学术形态特点的则是两宋学者的突出特点。“宋学”的先驱人物胡瑗早就标榜儒学就是“明体达用”之学，他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获得词章训诂之学，而是要培养明体达用之材。所以，他首倡的“苏湖教法”，就是以“经义”、“治事”分斋教学，经义斋重明体，而治事斋重达用。由于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⑧把儒家圣人之学、圣人之道理解为一种有体有用之学，已经成为宋学学者的普遍共识，故而所有的宋学学者，均是将“明体达用”、“有体有用”作为学术的根本宗旨、人格的最高追求。正如真德秀所说：
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尧、舜、三王之为治，《六经》、《语》、《孟》之为教，不出乎此。而《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⑨宋学学者将儒家经学、先秦圣道均归之于一种有体有用之学，他们认为佛老之学有体而无用，而俗儒俗吏则是有用而无体，这种“体用殊绝”的方式完全违背了有体有用的圣人之道。所以，他们对宋代学者的表彰推崇，也总是赞誉为“有体有用”、“明体达用”，甚至是“全体大用”。如朱熹之后的学者赞誉朱子之学说：“惟文公之学，圣人全体大用之学也。本之身，心为德行，措之国家天下则为事业，其体有健顺仁义中正之性，其用则有治教农礼兵刑之具，其文则有《小学》、《大学》、《语》、《孟》、《中庸》、《易》、《诗》、《书》、《春秋》、《三礼》、《孝经》、《图书》、《西铭》传义及《通鉴纲目》、《近思录》等书。”⑩可见，宋学学者喜欢标榜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或者“有体有用”、“全体大用”之学。
第二，“圣学”，包括相近的名称如“圣贤之学”、“圣贤之道”等。宋以前的儒家学者很少以“圣学”、“圣贤之学”自称，而两宋时期，儒家学者反复标榜自己的学术是“圣学”、“圣贤之学”，这一方面是为了区别佛教、道家道教以出世为宗旨、以成佛成仙为目标的佛老之学；另一方面也是区别汉唐士大夫沉溺训诂、词章的俗学。如南宋时期，就有自我标榜为“有宋学者”的杨简(陆九渊的弟子，重心性之学)说：“然则圣人之旨，亦得而赞明之乎？有宋学者四明杨某，起敬起恭，而为之言。”杨简在这里表达出宋儒已经自觉将“有宋学者”与追求回归“圣人之旨”的宋代理学思潮联系起来了。张栻推崇理学开山周敦颐之学即弘扬了儒家的“圣学”，他认为汉唐时期，“圣学不明，语道者不睹夫大全，卑者以割裂而无统，高者汗漫而不精。”(11)他所说的“卑者则割裂而无统”自然是批判汉唐士大夫的训诘之学、词章之学；而他所说的“高者汗漫而不精”，则是批判佛老之学或受佛老影响的儒家士大夫。而张栻心目中的“圣学”、“圣贤之道”，则应该是一种“文理密察，本末该贯”(12)的“大全”之学。这其实是宋代学者的一个普遍观念，如朱熹也说“圣人之学，其实通上下而言，学者亦可用力。圣学渊源几无余蕴矣。”(13)这里所说的“通上下而言”的“圣学”，其实就是将超越的形而上之道与日常的形而下之器结合起来，就可以防止步入追求虚无之体的佛老之道和追求功利之用的治术或空疏的章句训诂之学。显然，“圣学”、“圣贤之学”、“圣贤之道”是与“明体达用之学”、“有体有用之学”、“全体大用之学”一以贯之的。
第三，宋代学者喜欢称自己的学术形态、学术范式为“义理之学”，并由“义理之学”进一步简化为“理学”，明清之后的学术史进一步将这种名称定型。宋学学者为了把自己的学术形态区别于汉唐，故而总是称自己的学术形态是“义理之学”或“理学”。现代学者往往将“义理之学”与“理学”的外延作了区分，而在宋学学者的话语中，“义理之学”与“理学”之间是没有严格区别的。宋学内部的不同学派既以“义理之学”为追求的目标，同时也称自己的学术形态为“理学”。一方面，宋学学者将自己的学术宗旨、学术形态称为“义理之学”，张载《经学理窟》专设“义理”章，并标榜“义理”之学，他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14)“义理之学”既要深入思考体知方可进入，又要能够“通天下之志”，其实这就是有体有用的学说。朱熹在为理学中人宋若水撰墓志铭时称其“为学勤恪不懈，既脱场屋，益玩意于圣贤义理之学。近自周、程、张、马之言以达于经。”(15)他不但以周敦颐、二程、张载之学为“道学”“理学”，又称之为“义理之学”，可见他也是以“义理之学”自称的。又宋儒真德秀曾说“自淳熙后，义理之学日明”(16)，在他看来“义理之学”与“理学”的内涵与外延是一致的，他也是既称自己的学说为“理学”，又自称为“义理之学”。另一方面，宋学学者称自己的学术形态为“理学”，这个“理学”实际就是“义理之学”。如象山学派宗师陆九渊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17)。他所说的“本朝理学”就是针对汉唐儒者沉溺章句训诂之学而使得“学绝道丧”，此“理学”即宋学的“义理之学”。除了纳入“道学”“理学”谱系的宋学学者，那些被认为是与理学对立的事功学派也是自称“理学”，如南宋永嘉学派陈谦说：“当庆历、皇祐间，宋兴来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王开祖)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此永嘉理学开山祖也。”(18)北宋王开祖之学、南宋永嘉学派均可视为宋学的义理之学，并且后来的学人均不将其列入到理学家群体，但陈谦却均以“理学”称之，可见他们心目中，“理学”就是“义理之学”。所以，南宋末年宋学学者黄震说：“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之根柢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19)黄震以程颐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宗师，是带有本门派的看法，但是将“理学”等同于“义理之学”却反映了宋代学人的普遍看法。
以上所列举的宋代学者对自己学说的几种相关的名称、定义，诸如“明体达用之学”(“有体有用之学”)、“圣学”(“为己之学”、“内圣外王之学”)、“义理之学”(“理学”、“性理之学”、“道学”)，其目的是凸显宋代儒学与汉唐儒学的差异，同时也凸显宋代儒学与佛老之学的差异。
其实，宋代学者自我标榜的学术宗旨、知识形态，以体现宋代学术文化的重大特色，这既可能是文化功能意义上的，又可能是学术范式意义上的。当宋儒标榜自己的学说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内圣外王之学”时，他们旨在强调自己所追求的学术在解决现实的人心世道、经世治国的文化功能意义。儒学本质上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纯粹知识，而是基于“天下无道”的严峻现实，希望以这种学问完成“修己治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使命。而汉唐儒家沉溺文字训诂、章句之学，将儒学变成与现实生活无关联的僵死知识。佛老之学虽能讲高深义理，但是只关注个人的生死，背弃对家庭、社会、国家的道德义务，均是不能完成儒学“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文化功能。当宋儒将自己的学术称为“义理之学”、“理学”时，则是强调自己学术范式、知识旨趣上的特点，即他们并不把学问看作对经典中的文字、章句的训释，而是要探寻经典中能够实现“明体达用”、“内圣外王”文化功能的“义理”。如朱熹就是从两个方面看待“义理之学”，一方面他说：“……至谓义理之学不必深穷，如此则几何而不流于异端也耶？”(20)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必能率励生徒，兴于义理之学，少变奔竞薄恶之风。”(21)朱熹认同儒家义理之学与佛老异端之学的差别，同时与功利之学的对立，恰恰在于这种义理之学同时是“明体达用”之学。
四、“宋学”的内涵和外延
我们要能够获得一个明确学理内涵的“宋学”概念，必须既考察历史事实，又有逻辑分析。尽管元、明、清学者对“宋学”的基本看法，往往是将“宋学”与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联系起来，但是理学只是宋代发展起来并且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主要学派而已。在宋代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学术思潮之中，理学家和其他宋儒一样，标榜自己的学说是“明体达用之学”(有体有用之学)、“圣学”(为己之学、内圣外王之道)、“义理之学”(“理学”、“性理之学”、“道学”)。而且，这种“明体达用之学”、“义理之学”所追求的学术在于解决现实的人心世道、经世治国的文化功能意义。“宋学”是一个宋代儒学与汉代儒学相分疏的概念，宋代儒学学派的共性恰恰就是“宋学”的共性，理学则是将“宋学”的“义理之学”的学术范式发展到极致。
所以，我们对“宋学”的理解是这样：我们要以历史上的“宋学”概念，特别是整个宋代学人自己定位的学术宗旨、学术形态为思考问题的起点，通过思考“宋学”这个概念的形成、演变过程，探讨人们赋予这个概念的各种涵义，再进一步探讨作为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概念所具有的学术范式、知识旨趣、文化功能等方面的丰富历史意义。所以，当代学术研究“宋学”，确实是应该将宋代诸多不同学派的学者群体，即除了“理学”或“道学”的群体外，还有许多十分重要的学派、学者诸如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均是“宋学”的重要学派和学者，均应列入“宋学”的范围来研究。
注释：
①参阅龚延明：《新宋学、旧宋学》，《光明日报》国学版，2015年3月23日。《宋学漫谈》，《宋学研究集刊》第一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②吴澄：《故县尹萧君墓志铭》，《全元文》(15)卷五一七，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页。
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一百二十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70页。
④刘宗周：《圣学宗要》，《刘宗周全集》第二册，“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版，第265-266页。
⑤黄宗羲：《江右王门学案四》，《明儒学案》卷十九，《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2页。
⑥《经学总叙》，《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页。
⑦袁枚：《答惠定宇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⑧黄宗羲：《安定学案》，《宋元学案》卷一，《黄宗羲全集》第三册，第57页。
⑨真德秀：《召除户书内引札子四》，《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三，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第231页。
⑩熊禾：《考亭书院记》，《熊勿轩先生文集》卷三，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第30页。
(11)张栻：《通书后跋》，《南轩先生文集》卷三十三，《张栻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08页。
(12)张栻：《通书后跋》，《南轩先生文集》卷三十三，《张栻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09页。
(13)朱熹：《答范伯崇》，《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78页。
(14)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73页。
(15)朱熹：《运判宋公墓志铭》，《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三，《朱子全书》第25册，第4302页。
(16)真德秀：《朝奉大夫赐紫金鱼袋致仕滕公墓志铭》，《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六，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第827页。
(17)陆九渊：《与陈省干》，《陆九渊集》卷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页。
(18)王开祖：《儒志编•儒志学业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9册，第124页。
(19)黄震：《跋尹和靖家传》，《黄氏日抄》卷九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0册，第877页。
(20)朱熹：《答吕伯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37页。
(21)朱熹：《举柯翰状》，《朱文公文集》卷二十，《朱子全书》第21册，第897页。
原文出处：中国哲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