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汉娜·阿伦特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有删减。
群众宣传发现它的听众都随时准备相信最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
在暴民变成每日的群众现象之前，易受欺骗和愤世嘲弄的犬儒态度是暴民心态的显着特点。在一个变化无常和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群众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会同时相信一切和什么都不相信，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实。
这种混合本身已足够显着，因为它招致幻觉的终结，易受欺骗是不善怀疑的原始人之弱点，而大儒却是最高级的精明头脑的恶习。群众宣传发现它的听众都随时准备相信最坏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他们并不特别地肯受欺骗，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种宣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谎言。
极权主义的群众领袖们从事宣传的基础是正确的心理学假设，即在此类条件下，可以在今天使人们相信最疯狂的说法，并且相信，如果明天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些说法是假的，他们就会遁入犬儒；如果领袖们对他们说谎，他们不会离开领袖，而是抗议说，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宣言是谎言，但同时又佩服领袖们高超而聪明的手法。
群众作为听众而能够显示的反应，变成了群众组织的一种重要的层级原则。易受欺骗和犬儒态度的混合流行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切阶层，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易受欺骗的情形。
从同路人到领袖，一切阶层的基本信念是：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这对于世界政治（即世界性欺骗）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正如军事原理的规则对于战争之目的是必要的一样。
极权主义运动产生、组织、传播巨大谎言的机器也依靠领袖的地位。宣传声称，一切发生的事物根据自然规律或经济规律是可以科学地预测的，极权主义组织又为之增加一种观点，说一个人若掌握了这种知识及其主要特性，他就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正确"。
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成员来说，这种知识和真理无关，这种正确和客观真实性无关，领袖之宣言正确与否，不由事实证明，而由未来之成功或失败来证实。领袖的行动总是正确，既然这些行动是为往后几百年而设计的，那么，对他所做的切的最终检验就不受他同时代人的经验之约束了。
假定能忠实地、逐字逐句地相信领袖言论的惟一团体是"同情者"，他们的信心使运动蒙上一层忠贞和头脑简单的气氛，帮助领袖完成他的一半任务，即激发运动的信心。
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
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制造活死人的过程中，关键是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 (moral person in man)。这主要靠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
"这里有多少人仍然会相信，一次抗议会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怀疑主义就是党卫军的真正杰作。他们的伟大成就。他们破坏了一切人类团结。这里的夜幕为未来降临。不留下目击者，就不会有见证人。死亡不再延迟，这是给死亡一种意义，行动才能超越人自己的死亡。为了能成功，连一个手势也必须具有社会意义。我们有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孤寂中。这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屈从的原因。"
集中营和杀害政治对手都只是"有组织的遗忘"的一部分手段，不仅包括公众舆论的载体，例如口头和书面文字，而且甚至延伸到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悲哀和纪念是禁止的。在苏联，一个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后肯定会提出离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机会生还，她会愤怒地将他推出屋外。
西方世界至今 (即使在它最黑暗的时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作为承认一种事实的自证--我们都是人 (而且只是人)。甚至连阿喀琉斯(Achilles)也出发去参加赫克托尔 (Hector)的葬礼，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罗马人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教者列传，教会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
集中营制造匿名的死亡 (使人们不可能发现囚徒的死活)，使死亡作为完成人生的终结也被剥夺了意义。总而言之，他们夺走了个人自己的死亡，证明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任何人。他的死只对一种事实--他从来未真正存在过-打上了封印。
一旦道德人格被消灭了，仍然能阻止人被变成活死人的，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他的独特性。在严格的形式上，这种个体性只有通过持恒的禁欲主义态度才能保持，当然在极权统治下，许多人已经采取，并且每天都逃避到个人的绝对孤独中，没有了权利和良知。
无疑，正因为人的这一部分人格从根本上依靠天性和意志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以最难摧毁(而当它被摧毁时，又最容易修复)。
对付这种独特的人格的方法有无数种，在此就不 --列举了它们开始于被押送到集中营来的路上种种可怕的条件，几百个人被赤条条地塞进一节运牛的货车车厢，互相紧贴，在乡村的路上左摇右晃几天来到目的地；到了集中营仍然如此，最初时刻的震惊是精心安排的。剃光头，奇怪的集中营服装；最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折磨，折磨计算精确到不杀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很快死去。
这一切方法是用来摆布人的身体--有无限痛苦的可能--无情地摧毁人，就像对付器官性精神病一样。
正是在这里，整个过程的彻底疯狂变得最明显。折磨无疑是整个极权主义警察和司法机构的根本特征；它每天被用于逼人开口说话。由于这类折磨追求一种特定的理性目的，所以就有某些局限：或者囚徒在某一时间开口，或者被杀死。
除了这种理性地操作的折磨外，在最初的纳粹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还有一种非理性的、虐待式的折磨。
在盲目兽性的背后，常常埋藏着对那些社会地位、知识、身体条件比他们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厌恶，他们现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梦想，要显示他们的权力。在集中营里，这种厌恶从未完全消失，使我们感到它是人类可理解的一种最后残存的情感。
消灭人的个体性，消灭均衡地由天性、意志、命运形成的独特性，变成了一切人类关系中十分自明的前提。它创造出一种恐怖，罩住了法律一政治人格 (judicial-political person)的愤怒和道德人格的绝望。
正是这种恐怖引起了普遍的虚无主义，使它足以支撑一种表面有理的说法：所有的人都一样是野兽。
实际上，集中营的经验显示出人类可以被转变成兽性人的种类(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d），而人的"天性"是"人"(human)，但只有当它为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时，才可以变成某种高度非自然之物——一个人(a man)。
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
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孤立（ isolation）和无能（ 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
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用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已成为对现代群众的诅咒；而在 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它变得更加尖锐；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
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出成为变成多余者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但并不一定）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一样、孤独自身并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与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时与人类的基本要求相反，也与每一个人生活的根本经验之一相反。
即使是物质与感官的世界的经验，也取决于我同其它人的接触，取决于我们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它一切感觉，若无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感觉资料中，而这种感觉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
正因为我们有共同感觉，正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觉经验。
然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共同世界，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存在，为了实现孤独状态这种被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抛弃的经验，相对于其同世界的继续存在而言，我们都是多余者。
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它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竟与谁敌对。孤寂的人却相反，他是孤独的，因此"可以自顾自"，因为人有能力"自言自语"。
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其它人；正是对孤寂者的同伴情谊这种伟大的救世恩惠使他们重新变成"整体"，使他们免于进行其身份暧昧不明的思想对话，恢复了使他们用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人的单独声音说话的身份。
孤寂可以变为孤独；这发生于我完全靠自己来抛弃自我之时。孤寂的人永远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他们不再发现同伴情谊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们免于两重性、暧昧和怀疑。
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类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任（自身本应是他的思想的合伙人），也失去了存在于一个为提供经验而必须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与世界，思维能力与经验，都同时失去了。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极权统治像专制政治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细菌。
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将人扔进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而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最坏的逻辑——意识形态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包藏着一种摧毁一切人类共居的原则。
但是，有组织的孤独更是危险，远甚于被一个人的残暴和恣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造成的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要向我们所知的世界报复——在这个世界里，到处似乎都走到终点——在那一个从终结中产生的新的开端有时间宣告自己诞生之前。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无甚效用，但很少给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中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为一种潜势、一种始终存在的威胁、十分有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其它形式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经验，总是与人类相伴随——无论有多少暂时的失败——君主政治、共和政体、专制政治、独裁政体及暴政。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惟一"神示"。
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 "
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