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茨拉夫·哈维尔 著 吴万伟 译
译者按：
本文是捷克作家哈维尔在1979年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论述“制造丑闻”的文章。几天之后他被捕入狱。
那是星期天的午夜，我们---两个朋友和我---想找个地方喝几杯。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居然找到了一个；酒吧不仅开着，而且还要持续再营业一个小时。但通常情况下，门都是关着的。所以我们摁门铃。没有任何反应。随后再次摁门铃，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又过了一分钟，我们决定轻轻敲门。还是没有反应。接着，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门开了，但不是为我们开的，而是服务员在送别其中一位朋友。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客气地询问是否有空位让我们进去喝几杯。服务员根本没有搭理，比如说这地方满了，我们此时不接待客人，或我们只接待朋友或者别的什么。他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任何表示，甚至懒得看我们一眼。随后就在我们眼皮下砰的一声将门关上。
到这个时刻为止，这个事件没有任何令人吃惊之处；类似的场景在布拉格街头仍然对普通市民开放的饭馆或酒吧门前几乎每天晚上都发生。
接着，出现了奇怪的事：我突然间怒不可遏。如果我说了奇怪，是因为我根本不是容易发怒的人。这样的突然发飙在我身上的确非常罕见。它改变了我的观念，让我做出从前根本不可能做出的事，那绝非我的性格特征，过去7年或10年才可能出现过一次。通常最重要的事（如有人公开诽谤我，或有人闯入我的公寓等）也不能引发我这样的暴怒，但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却让我大发脾气。在我当兵期间，有个名叫乌尔夫（Ulver）曾试图绊倒我，结果我把他痛揍一顿。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那天晚上酒吧门前的危机应该永远留在我的个人历史上。
这并不是说让我愤怒的琐碎小事不是一种替代品或补偿。正如他们所说，那是为没有成功让我愤怒的更大事件付出代价。或许在我平静的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会充电的神秘电池，它一点一点地充电直到积累的能量达到一定程度。接着，任何微小的刺激就足以引发冲突：杯中液体溢出，所有能量在瞬间因为显然并不充分的理由而被释放。因此，无辜的开玩笑者乌尔夫受到残酷的随机性的惩罚，因为我刚刚花费了两年时间建起了一座浮桥，随后就被下令摧毁了。
所以，我突然发怒并开始狂怒地踢酒吧的门。令我失望的是，没有任何反应。或许酒吧的门玻璃很厚。从任何标准来看，我的态度都是非常荒谬的、不可理喻的。我的行为看起来就像无赖。我身上的某个部分此刻也知道，但它对我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
这个门可能成为多年前士兵乌尔夫扮演的那种补偿性角色。这个门是在为当今普通人生活中遭遇的所有傲慢、冷漠、嘲讽、羞辱、粗鄙和怠慢付出代价。它成为发泄愤怒的替罪羊，或因为在公共服务部门的等待，或在商店里的排队，或没有答复我的礼貌询问的组织机构，或除了像士官训斥新兵蛋子那样就不知道如何对民众说话的警察。或者是因为警察和其他身穿制服的暴徒的钓鱼执法让布拉格的夜晚不适宜进行娱乐活动。甚至可能因为对踢打暴揍哲学家拉吉斯拉夫·卡吉尼克（Ladislav Hejdanek）的人感到愤怒。或者因为办公人员目中无人傲慢自大，或者因为非办公人员的诚惶诚恐，或者因为缓慢渗透到当今生活各个角落的蔑视和恐惧以及静悄悄地将任何地方和任何关系中的人性关怀都剥蚀殆尽。总之，我的愤怒是因为小小的羞辱而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无能者的大爆发，这羞辱似乎是生活中所遭遇的所有巨大而复杂的羞辱的代表。
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我荒唐举动的借口。相反，我不敢直面后来的结局，我认怂了。唯一的借口是谁也不是超人，人们的神经偶尔会失常，这并不令人奇怪，尤其是在人们的神经总是紧绷着的时候。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预料之中。那个块头大得像一座山一样的服务员重新出现在街上。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在朋友的帮助下把我拉进酒吧。他们开始打我，骂我是个混蛋，声称要叫警察把我狠狠揍一顿。我的愤怒已经发泄过，此刻的表现非常现实，也就是连连求饶。我没有为自己辩解。幸亏我识相，也因为我的表现，他们很快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把我踢出酒吧，没有进一步伤害我。因此，我对小小的羞辱---服务员拒绝回答我做出的鲁莽反应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因为在挨揍的更大羞辱中，我默默屈服了。
如果我继续为自己辩解，会发生什么呢？
1）几乎可以肯定，我会因为自己的大胆而付出代价：被人割下耳朵或打掉几颗牙齿，或者鼻梁骨被打断或者胳膊被打折，或者鼻青脸肿浑身是血回到家中。
2）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先踢门，很有可能被逮捕、被指控或被谴责制造丑闻---违犯刑法第202条款。这样一来，我的处罚会推迟，但被捕时可能连带着被打一顿，虽然或许不会很严重，因为我不是“政治犯”。
3）当晚的报纸上可能刊登一篇报道说一个人在酒吧门前讲人权耍酒疯。
4）很多讲理的人会说，“耍无赖挨打活该。”
当然，所有这些都没有发生。但是我明白刑法202条时时刻刻在等待每个人，就像足智多谋的外交官对我们每个人下套。我也明白对每个有脾气的人，这个条款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请注意它是怎么运行的。第一阶段：在通常的羞辱氛围下，这个人的神经几乎可以肯定要崩溃，他会觉得自己陷入小“丑闻”中。这让他很容易遭受挑衅者对其施加更大的羞辱。如果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像我那样认怂求饶，他会竭力捍卫自己的尊严。当然，他会卷入更大“丑闻”。无论他怎样受到惩罚，羞辱都会再次取得胜利，这次的力度会更大。如果他脾气更大，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受到刺激而引发更大的丑闻，我都不敢想象了。最后会是什么结果？
这种恶性循环的场景是鼓励更好的“识相”行为的有效方法，不是吗？逃避惩罚的唯一方法是丢掉尊严和荣誉。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因为殴打得罪其女友的人而被审判；我们时代的官方道德信条是“把另一边脸递过去给他打”。
人人都知道你不能随心所欲挨个去任意踢酒吧的门，但刑法202条让我觉得可疑。不久前我与一位法学家讨论这个话题，他告诉我这是从“东部进口的”，那不属于我们国家的法律传统。它不是政治条款，但只能在某种政府管理制度下产生。而且，它与政治条款有些共同之处：
1) 它可以延伸扩展：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称为丑闻，如果有人希望宣称他受到了诽谤的话。（这是告密者的天堂）
2) 这个条款的实施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和道德气候，这是不健康的。比如，在1963年，当伊凡·吉罗斯（Ivan Jirous）启动对吉里·拉辛纳（Jiri Lacina）作品的第一次展览，他本来可以如他愿望的那样有挑衅性，没有人会因为所谓的丑闻而考虑将其关进监狱；但是在1977年与拉辛纳的第二次展出有关的事件导致了吉罗斯的被捕。
3）这个条款能够且常常被用来作为政治压迫的工具。官方的推理很简单。有必要敲打一群不守规矩的音乐家？那就爆他们的丑闻。有必要防止一群年轻人聚会？那就逮捕为他们准备聚会提供房屋的房东，指控他制造丑闻。事实能够很容炮制出来，也总能很容易找到丑闻的见证人。有必要骚扰请愿书签名者？等着有一天晚上他喝多了，在空荡荡的电车上举动稍微有些怪异时，就以寻衅滋事的名义逮捕他。
如果该条款被用来针对既得利益者，你认为会找出多少“麻烦制造者”？如果202条款在战后先锋艺术出现时就存在，现在还有多少先锋艺术呢？
执行该条款的决定完全取决于当局的好意。想象一下，布拉格的一著名工厂的老板在广场温此拉斯广场（Wencelas Square）制造了骚乱，我一怒之下提起控告。该区的律师事务所可能只会嘲笑我。或许更大的可能性是消息直接送到马林诺夫斯基（Marinovsky）那里，以查看我的档案是否有可疑记录。但是，如果我引起了骚乱，工厂老板指控我，我被控制造丑闻就是必然的了。
4）这个条款很容易也常常被用来作为个人报复的手段。可敬的甲先生是乙先生的敌人，只需要告发他遭到乙先生的行为侮辱，乙先生很快就会遭到逮捕。他可能会受到惩罚，理由各种各样，或因为说老板的坏话或抱怨工作条件或举止粗鲁，或衣着不整或怪异的习惯或在楼梯上唱歌或听任自己的狗狂吠。
因此，202条款称为中央集权式政府---从前是沙皇政权，现在是我们---把民众控制在牢笼中的众多手段之一。很多人对此条款知道得很少，但他们闻到了空气中的味道。它是这种政府的象征，他们不喜欢公民聚会或组织起来（除非这个聚会受到监督），更愿意民众不要出门---如果必须离开家，他们的行为最好安静、谨慎、规规矩矩；他们鼓励暗中监视和偏执狂，把社会看作一群温顺的绵羊，他们有义务永远为自己可怜的财富对当权者感恩戴德。
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为202条款的借口而被关进监狱，也想知道他们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并不被认定为政治犯，没有任何具体的说法。但这个条款的实施的事实或许比政治法律的滥用的更明显事实更多地说明了国民的状况和当局的态度。我们不知道这条款多么迅速和轻易地压制公民的投诉，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它的名义或以爱国主义的幌子实施个人间的仇杀。
有多少软弱无能民众的生活被天天惩罚若干人的当权者的心血来潮给毁掉了？有多少被指控制造丑闻的人不过是当局任意性惩罚的受害者？它既不容忍言论自由也不允许抗拒，偏离标准行为和思想一点点都不允许。我们能开始评价数不清的细微的不公不义吗？正是这些促成了生活的找平、整齐划一、乏味无聊和死气沉沉。我们如何计算它毁掉了多少幸福，或它如何渗透到我们呼吸的空气中？
我再次重申：人们一定不要踢酒吧的门，每个社会都必须保护自己免受无赖的侵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刑法202条尤其是被当局巧妙使用的这种方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政治审判涉及到很多工作，通常有很多噪音。而且，没有人真的相信其公正性。刑法202条是更有用途的法律；谁会愿意为几个无赖辩护呢？
当然，它是有几乎无限可能性的工具。所需要的不过是诡异的微笑、若隐若现的喜悦、暧昧的评论或颜色有些怪的领带。
显然，它是取决于特定视角的条款。我告诉你，那是未来的条款，是1984的条款。1977年底我在酒吧门口的暴怒---或许是付出代价的一种正义行动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再有一次还能顺利过去吗？
注：本文译自塔玛尔·雅各比（Tamar Jacoby）从法语原文翻译过来的英译本。
译自：Kicking the Door by Václav Havel,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Tamar Jacoby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979/03/22/kicking-the-do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