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伯尔曼 著 吴万伟 译

政治狂热的病毒式传播为什么会蔓延到全世界？穆斯林兄弟会及其后裔与红宝书有何共同之处？

今年5月20日是毛泽东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60周年，8月29日是伊斯兰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治活动家，当代伊斯兰运动理论家---译注）在埃及被吊死50周年，这两个很早以前发生的悲惨事件似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我认为，回顾1966年，我们应该注意到着两个事件当时没有人能够辨认出来的共同特征。这个共同特征或许激发我们对人性及其特征的若干悲观看法。

这就是人屈服于政治狂热传染性的潜力---这种传染可能开始于任何地方，打着这个或那个疯狂观点的幌子，或者对某种优美的画面做出回应，往往以爆炸性的速度传向四面八方。在欧里庇德斯看来，疯狂并不是新鲜事。虽然在他那个时代，通讯技术还不能让狂热迅速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但欧里庇德斯记录了这种现象。技术取得了进步，甚至在1966年也是如此。

毛在5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想打破中国共产党的结构，他认为可以通过动员学生做到这一点。他希望学生来挑战官僚体系，反抗新一代精英，虽然只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独裁权力。重要原因是，他想发起一场在人的大脑中进行意识形态净化的运动，激发起革命热情去铲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的任何残余，支持单一完美的观点，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恐怖统治非常类似。那是支持死记硬背和单个教条而反对辩论原则的战斗。

这表现在单一神圣文本《毛主席语录》或所谓的红宝书，那是一系列原则的汇编：“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抓住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非常适合于记忆和背诵，但并没有包含充分论证的思想。简单地说，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成为教义问答而非哲学，要等待确认而不是进行辩论。而且，红宝书是偶像崇拜的对象。它印刷在圣经纸张上，用闪闪发光的红色塑料封皮，象钱包大小，就象用来销售的巴黎街头地图口袋书，而且更炫更酷。

民众在空中挥舞红宝书，就好象它是整个人类智慧的总结。50年后，我注意到这个塑料封皮依然像从前一样光亮，并没有显示出任何老旧迹象。自然，支持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在某些方面也是一种恐怖统治。学生袭击乡村，殴打教授和音乐家以及任何被认为有精英主义倾向的人。据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人被杀，受伤者更多。它对中国文化的伤害更是罄竹难书。

但是，对在远处观察的人来说，极端教条主义和群体暴力的结合不是被证明令人厌恶，反而被很多人觉得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显然是重大事件，在1966年之前并没有引起世界其他地方的广泛关注，或许因为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让自己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割裂开来，并保持一种神秘色彩。但是，文革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群众热情、清洗和放逐的画面，再加上严重缺乏信息使得全世界的人都在想象毛主义已经成为不同于苏维埃共产主义而且更具革命色彩的东西。在毛主义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终于找到了解决苏联暗淡没落的巧妙答案。

毛主义代表了斯大林的革命原则，而斯大林在苏联的平庸继承人放弃了以毛泽东思想完美形式的斯大林。在全世界，有人开始相信在毛的领导下，会在中国出现苏联没有成功的乌托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反而成为史无前例的英雄壮举，中国的动荡不过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世界历史诞生的创伤。新的无产阶级文明终于出现，只不过其完美的形式是农民文明。中国共产主义提出了最令人吃惊的主张。人们相信文革已经实现了一种新的利他主义，个人主义消失了，出现了一种新的性别纯洁性，人类由此变成了新的、更高级的物种。

这些信念引发的一相情愿的热情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毛主义运动。在柬埔寨，共产党在1975年上台，推行了彻底的毛主义政策，腾空城市，反对受过教育的阶级，而且开展了20世纪最恐怖的迫害和全国性的自我破坏。在其他国家，毛主义运动开展了游击队叛乱，其中最强大的是秘鲁的光明道路（Shining Path）运动。一个哲学教授领导的光明道路运动如果成功夺取政权的话，当然要复制柬埔寨的破坏。甚至在仍然是农村叛乱时，它就成功地杀害了大量数目的农夫（campesinos）。秘鲁的毛主义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恐怖的游击队活动。印度共产党纳萨尔派（the Naxalites）被证明是最强大的毛主义游击队。在菲律宾也有毛主义游击队。

毛主义在欧洲也蓬勃发展，部分原因是霍查（Enver Hoxha）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运动的影响力，他竭力抓住其心中的英雄斯大林的遗产。另外的原因是在西方国家，中国的毛主义获得了一种思想外衣。法国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精华---萨特、福柯和其他很多人以不同方式站在毛主义一边，正如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在书《东风》中描述的那样。有些知识分子甚至从毛主义中提出了若干聪明的文化见解，那是在毛主义狂热时刻的产物，是新颖性与废话的混合体。在那个环境中，法国出现了一些毛主义党派，影响力最大的是着手准备可能的可怕游击战的无产阶级左派。只是在最后一刻，党的领袖遭遇意识形态危机而取消了准备活动。

在挪威，毛主义也特别强大，但也没有产生游击战。挪威自由派中的最优秀人物最终产生于毛主义群体，那是在他们认识到其恐怖本质之后。西德毛主义的历史并没有这么温和。若干小党派发展壮大，所谓的K党，其狂热性和指导思想的混乱多样显著促成了德国人对游击战的持久喜爱，那些游击战是红军旅、革命细胞以及阿拉伯游击队盟友开展的。意大利的毛主义影响力或许更大。那是对红色旅和其他群体的游击队斗争的主要影响力。正如在德国一样，他们的暴力活动持续了几十年，那是可怕的历史。

毛主义在美国也有一定影响力，虽然这样说有些奇怪。美国最早的毛主义运动是美国共产党的小小分支，而美国共产党自己在1960年代之前也并没有多大影响力。这个分裂的群体后来自称进步劳动党或者（PL）。它引发了此后其他毛主义小党的创立。你可能认为随着约翰·温斯顿·列侬（John Lennon），美国的毛主义不再能产生任何影响力。“如果你戴着毛主席像章，人人都可能对你敬而远之。”但这不是真的。

在法国，毛主义者在名牌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the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建立了政治根据地，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那里提供哲学上的指导（以列宁的疯狂口号为开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是真理。）在美国，进步劳动党在哈佛的学生运动中建立了自己的基地。非常能干的年轻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是进步劳动党的哈佛知识分子之一。以此为起源，进步劳动党在1969年成功地组织了真正的群众运动和美国民众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最初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杰克·伦敦（Jack London），会员最多时有大约10万人。

进步劳动党毛主义者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模糊不清的，主要通过表现出的疯狂。在美国左派的每个人的穿着打扮都极端疯狂时，毛主义者的衣着却极端保守。他们在聚会时站立起来用平静的、一本正经的狂热主义口吻阐述毛主席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荒谬之事。他们传播的信息促成了这个情况，毛主义的信息无处不在：“你可以逃避资产阶级现实。你可以进入完全不同的现实，那里的每个事实、价值观和原则都不同于之前。如果你逃避资产阶级现实，在资产阶级眼中，你可能就像个僵尸。但你会成为中国海报中的英雄人物。”存在于日常生活现实的可能性和进入纯粹神话领域的可能性是一种邀约，其诱惑力巨大无比。

在美国，受到诱惑者做出的反应却是创建不同于劳动进步党的美国化的、稀释了的毛主义政党。那是结合了中国另类宇宙的毛主义正统思想与毒品和摇滚等嬉皮士风格的版本，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最大的派别“革命青年运动1”，它反对进步劳动党，其目的是创造自己的小型游击队“地下天气”激进组织（the Weather Underground），信奉反文化的毛主义政治。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革命青年运动2”在加州建立了更传统的毛主义派别，至今仍然存在的“革命共产党”。准军事组织“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则是另外一个版本，当然还有充分的武装组织游击队分支“黑人解放军”。美国毛主义组织的其他派别和武装组织有时候还表现出北朝鲜的毛主义变体（在“黑人解放军”中很强烈）或带有古巴格瓦拉主义色彩。

如今回顾过去时，很容易觉得美国小型派别是孤立的，没有什么希望。但事实上，它们并不比西德的游击队团体更孤立，这些团体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得到法兰克福和柏林或其他城市的大型反文化区域的实质性支持。意大利的红色旅或其他游击队组织得到比萨、米兰和其地方的支持。美国版本的毛主义有时候进入当时的社会创造活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在1969年进入公共场合的初期阶段，明显与毛主义理想融合起来（虽然实际存在的毛主义的中国，同性恋受到严厉惩罚）。

在不幸的中国、更加悲惨的柬埔寨和贫穷的阿尔巴尼亚之外的任何地方，毛主义都没有取得成功。虽然如此，其失败是经过了长时间之后才显现出来的。在世界的若干角落，尼泊尔、印度和菲律宾，毛主义仍然有生命力。甚至在今天，法国知识界的毛主义人物阿兰·巴丢（Alain Badiou）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这意味着其痕迹依然在大学世界的任何地方。只是，毛主义在世界历史时刻的起因是什么？对教条主义的崇拜、游击队暴力和其他东西。时髦吗？有人可能说在毛主义盛行的每个国家，起因都是多样的和不同的，但这等于说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理由。人们渴望成为毛主义者，那就是它传播的理由。但是，没有人认同这种说法。人们看到口号和海报，看到漂亮的红宝书和庞大的人群，因而投身其中。那是政治狂热的症状，偶尔爆发精彩的瞬间，有时候则发生悲惨的、病态的暴力事件。

我认为，如果你心中想着毛的文革历史，非常清楚的是，毛发动文革的三个月后，1966年在纳赛尔的命令下绞死赛义德·库特布开启了一场平行的狂热运动。绞死事件激发了人们对库特布作为殉道者的崇拜，首先在组织内部穆斯林兄弟会中蔓延开来。这种崇拜利用了库特布的小书，这个有关伊斯兰主题的小册子成为里程碑。里程碑式著作不能说是代表作。库特布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代表作是古兰经阴影下的巨人，代表作从此诞生，正如毛的伟大文学著作是其若干军事文章一样。就像毛的红宝书在世界范围的毛主义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一样，这本伊斯兰小册子多年来在伊斯兰运动激进派别中发挥了同样作用。

里程碑式著作以口袋书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现实，现在仍然如此。这是7世纪的麦地那（Medina北非城市中的 阿拉伯人聚居区---译注），库特布希望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重建圣地，以便开展反对共产主义和西方列强的世界征服斗争。库特布的书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你应该现在就开始居住在替代性现实中，虽然古兰经的社会还没有能在某个地方确立起来。就像毛主义一样，库特布的观点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生活和行动纲领。它赋予自身一种乌托邦色彩的反文化，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起来，不仅在圣战者成功掌权的地方如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部落，而且基地组织按照库特布的原则行事，在当今时代则有后库特布的伊拉克叙利亚伊斯兰国极端组织（ISIS）。

在法国，比如（我从阅读吉勒斯·凯佩尔（Gilles Kepel）精彩的新书《恐怖和法国本土六边形：法国圣战的诞生》Terreur dans l’Hexagone: Genèse du djihad français）得知，叙利亚的伊斯兰宣教者在过去几年成功地在西南部城市图卢兹 （Toulouse）之外的阿尔蒂加（Artigat）小村子建立起古兰经乌托邦，吸引了皈依伊斯兰信徒和北非移民后代。古兰经乌托邦经营企业，同时其社区称为ISIS的前哨据点。圣战者在法国和战场之间来回穿梭，有时候他们把法国变成战场。

为什么人们加入这个社区，或者加入在其相邻地区或其他国家的形形色色伊斯兰反文化群体？他们加入和持续加入这种群体是因为渴望采取精彩的、英勇的新身份认同，是古代麦地那的先知的伙伴身份，不是中国海报上的强壮结实的无产阶级或农民，那是毛时代的迷人形象。或许有迹象显示，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虚拟空间，你的社区附近就有很多人决定采用这种身份。接着，吸引力就变得不可抗拒。在此情况下，感染就像疾病那样传播，新成立的乌托邦会变成欧里庇德斯的底比斯（Thebes狂热中心--译注），唯一的区别是在底比斯，女性沉溺于葡萄酒和酒醉后的愚蠢行为，而伊斯兰反文化的妇女则沉溺于绝对禁酒、自我孤立、头戴面纱、连续寡居的生活，甚至是殉道者本身（我们在法国看到的尝试。）

本文并没有暗示要忽略伊斯兰与毛的替代性现实在哲学上和现实中的鸿沟。但是，从图画设计的立场看，注意到这些替代性现实之间没有任何区分的确非常有趣。几个月前我有机会参加了特拉维夫的伊利·卡蒙（Ely Karmon）的图画讲座，如果你看看伊斯兰恐怖主义运动的偶像，你就会对紧握AK-47冲锋枪和圣战者其他代表的伊斯兰形象与几十年前毛主义者的图画设计概念间的相似性印象深刻，但那不仅仅是形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政治传染病在其后果方面也非常类似，在毛主义案例中，多数具有破坏性，而在伊斯兰圣战者中则完全彻底具有破坏性。

作者简介：

保罗·伯尔曼为多家期刊写政治和文学方面的文章。著有《两个乌托邦的故事》、《恐怖与自由主义》，《权力与理想主义》和《知识分子的逃逸》等。

译自：Epidemics of Insanity: Euripides, Mao, and Qutb By Paul Berman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news-and-politics/213767/euripides-mao-and-qu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