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纳杰尔 著 吴万伟 译
已经成为不朽经典的伟大哲学著作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如何？比如，它是如何产生的，与创作这些作品的同时代杰出人物的关系等都是非常令人着迷的问题。对于那些缺乏第一手资料去了解这些著作的人来说，这本传记性著作可通俗易懂地介绍或重新介绍思想世界的最重要创造者的思想。作者安东尼·戈特里布是《经济学家》杂志前执行主编，不是哲学家或哲学同道，却写出了这样一部完整的西方哲学史。第一卷《理性的梦想》（2000年）讲述了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第二卷《启蒙的梦想》到18世纪为止，第三卷则从康德到当今时代。
戈特里布主要讨论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六位地位崇高、影响力巨大的哲学家---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和休谟，同时也谈及拜尔（Bayle）、伏尔泰和卢梭，并简要评论了其他人物。他一开始就这样说：
因为他们仍然有话要对我们说，所以我们很容易误解这些哲学家。我们忍不住会想他们说我们的话，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但是，要适当地理解他们，我们就必须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这正是本书试图要做的事。
戈特里布夸大了这些人物与我们之间在思想差距：不是他们说我们的语言，而是我们说他们的语言，因为当今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塑造的。他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立场上的努力未必成功，就伟大哲学家来说，这就意味着从内部理解其思想，同时结合历史背景。但是，戈特里布的传记描述栩栩如生，内容丰富。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强调了这些人生活在科学、宗教和政治都发生戏剧性变化和冲突的历史时期，其思想和著作受到旨在回应这些发展变化和理解相互关系的必要性的支配。
首先，有科学革命，它引进认识物质世界的新方式，这个物质世界是通过普遍法则、数学建模构成的，并管理发生在时空内的一切。虽然对这些法则的理解基于观察和实验，但它们描述的现实对人类的感知来说未必总是直接可及的，只能通过理论推演的方式来了解。戈特里布的两位思想家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主要是数学家，笛卡尔创建了解析几何（因而有“笛卡尔坐标系”（Cartesian coordinates）这种术语），莱布尼茨创造了微积分（独立创造，与牛顿没有关系）。笛卡尔还提出了机械理论、光学和生理学，莱布尼茨则为力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斯宾诺莎从事光学研究，并进行过水力学和冶金学实验。但是，这六人都抓住了一个问题，即新科学揭示朴素的物质世界是如何与我们感知的熟悉世界以及我们的心智联系起来的，感知和科学推理就发生在我们的心智中。
第二，在宗教改革和有关宗教的残酷战争之后，基督教王国中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不大可能消失的情况已经清晰可辨。这就提出了众多问题，如宗教信仰的基础以及政府应该如何在强制推行单一正统思想或宽容多样性之间做出选择。而且，所有这些哲学家都关心其著作与所在社区宗教正统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遭到放逐、压迫或迫害等危险。笛卡尔对伽利略因为其宇宙理论而遭受批判感到恐惧，斯宾诺莎则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驱逐出去。
第三，合理的政治权威的基础受到严重质疑，人们对国王的神圣权力产生怀疑，支持民众推翻滥用权力的统治者的权利。这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在英国内战中呈现出具体形式如查理一世在1649年被处决和1688年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取代詹姆斯二世的光荣革命。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和卢梭都从大众而非统治者的角度提出了政治权威理论。
科学革命带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特别困难和抽象，这些思想家的回应是哲学所能产生的最令人惊叹的结构模式。作为哲学家，他们一直在担忧的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现实的本质：是什么事物和事实最终构成了现有的一切。他们还关心人类是否有能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不能，有限的人类潜能给知识造成什么样的局限性。科学革命的进步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新形式。
考虑到戈特里布需要讨论的内容十分巨大，他总结哲学家们复杂的猜测性回应的工作做得非常好。那是对持续至今的集体思想探索做出的贡献，其价值在于提出了一些笼统认识现实的其他可能性。其他人可以探索、完善和详细阐述这些建议，以及试图支持或反驳它们，或至少能评价其相对的可靠性。本文将局限在其中一个形而上学例子---身-心关系问题，它直接来自科学革命而且直到如今仍然还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物质现实的新数学概念将现实变得去人性化。其中，这个概念删掉了所有丰富的定性研究的特征，即我们感官感受到的东西如颜色、气味、味道、声音等。这些所谓的“第二级”品质被解释为是对心智产生的影响，它们与可以用几何学描述的“第一级”的品质如形状、大小和运动形成对应，那些是物质世界本身的特征，独立于我们的心智之外。
问题是：新物理学在原则上能提供的现实本质描述有多么完整？在身体仍然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的情况下，心智一定能超越其边界吗？霍布斯对此问题给出了最激进的唯物主义者的回答，他认为我们，连同所有思想和观念不过是运动中的物质，甚至连上帝也是物质存在。这个观点的科学更新版---用量子理论、分子生物学、神经科学取代力学，这个画面中抹去了上帝---是当今自然主义的支配性形式。它认为物理学可以成为解释一切的理论。
但是，其他人以不同的形式将心智看作无法被物理学理论解释的那部分现实。笛卡尔的著名观点是二元论，他相信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物质：一种是可以在空间延伸的物质，一种是没有空间但能够思考和感知的心智，就人来说，在活着时还与作为物质的身体密切相连。相反，斯宾诺莎相信只有一种物质，但呈现出不同的方面。戈特里布解释说：
比如，如果我们想描述某个人类行为，我们或许将焦点集中在此人的心理状态上，即他的想法、感受或欲望；或者集中在他的生理状态上，即大脑或身体其他部位发生的情况。在斯宾诺莎看来，这些不过是描述同样事件链条的不同方式而已，它们是从不同视角对同一物质的解释。
笛卡尔相信上帝，相信神圣的心智与物质世界分开，斯宾诺莎则相信上帝和自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个实体---上帝或自然---事实上独立存在的唯一现实，而我们和万事万物不过是其附属性特征而已。
与霍布斯正好相反的莱布尼茨相信真正重要的是心智而非物质，现实是由无限的单子（monads）组成，它们由不同的感知视角，各自以不同程度地清晰代表了整个宇宙。物质就存在于在这些视角内，但不能独立于这些视角。上帝是超级单子，他通过创造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经过协调但非互动的一套单子视角，在逻辑上有众多可能的世界中创造了我们的世界，这些视角就反映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认为心智是所有现实的基础的观点就是所谓的唯心主义，虽然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占支配地位，但在哲学家中并非常见观点。从那时以来，唯物主义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二元论，不是笛卡尔提出的带有独立灵魂的那种二元论，而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心理现象涉及到额外的非物质事件，它们与动物有机体的神经状态有关，这也是斯宾诺莎更喜欢的那种二元论。在此观点看来，心理和生理是单一基本现实虽然独特却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在评价莱布尼茨的只有单子拥有绝对现实的观念时，戈特里布说，“如今，哲学家谈论什么是绝对真实已经没有多大用途。有些东西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但半拉房子是不存在的。”这完全错误。“绝对”这个词或许不再时髦，但现在很多哲学痴迷于什么是最根本的东西，即用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分析的东西---以及什么是从属性的东西或建立在更根本的东西基础上的东西。无论心智是否有可简化为物质的独立现实，无论伦理学、逻辑、概率、必要性和因果关系等是真实的还是依靠心智而存在的，莱布尼茨就这样认为，物质仍然是当今哲学辩论的核心问题。
戈特里布发现，与这四个大胆的形而上学家相反，洛克在心智与物质的关系上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不可知论观点：
虽然笛卡尔和其他大部分思想家认为---至少公开宣称---单纯物质不可能思想，但洛克看不出上帝为什么不能创造一个拥有思想能力的纯粹的物质存在。我们只是没有足够多的知识来断定这样的东西是否可能而已。
这就带来了洛克（和休谟）为一方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为另一方的重要差别：他们对如下问题的观点差别，我们认识现实的基础是什么？那种认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事物的隐蔽本质？
戈特里布的描述的弱点是他没有理解这个差别因而抛弃了差别的重要性，现在典型的表现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他说，“无论如何，该区分是模糊的、令人迷惑的。”
17世纪的若干理性主义者比经验主义者更加热衷经验科学；莱布尼茨和笛卡尔对这些科学的了解比洛克和休谟深刻得多。
这种肤浅的论调令人吃惊。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差别并不是对经验科学的可靠性有不同看法，而是若基于先验性的推理而不是观察，我们究竟能获得多少认识。单单观察并不能创造科学理论；它们必须由推理者创造出来，这些人创建可能的自然法则，计算可观察的后果，以便进行实验证实或证伪。
即使经验主义者承认非经验的确定性，如数学，但他们将其解释为对观点间关系的疑惧，这些知识能够超越心智之外多远仍然是不清楚的。现代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必要的真理是基于语言法则的同义反复。这是经验主义者的先验性知识概念的直接后裔。
相反，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能够给予我们有关现实的必要真理的直接知识---逻辑的、数学的和形而上真理，这个现实是独立于心智而存在的。他们还相信这对经验科学的解释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后果。 戈特里布对笛卡尔的态度显示出他对经验主义者的同情，他说：“笛卡尔试图在大脑中解决太多问题。”很多人会同意戈特里布的观点，笛卡尔依靠不具说服力的论证证明不骗人的上帝的存在，为其相信自己的推理和感知辩护。但是，其他任何人无论此后多个世纪里的尝试是多么精巧，都没有为激进怀疑主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似乎是个共识。
虽然如此，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追求科学中，我们多数人都依靠实验性证据和先验性推理来获得独立于心智的现实的知识。在推理中，我们依靠看似不言自明的东西来论证自己的合理性，笛卡尔所说的理性的“自然之光”。无论是在数学还是在科学上，若不采取这个认识现实的方法，我们都很难回避退缩到经验主义中，那将把人类的大部分知识变成对我们自身心智和我们感知的事物的探索。
宗教是所有这些思想家关注的主要话题，在有些人而言还是其与社会的关系遭遇麻烦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今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的、漫不经心的无神论观点是非常怪异的。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都被广泛谴责为无神论者，虽然戈特里布令人信服地认为霍布斯虽然持有唯物主义观点却不是无神论者；他对斯宾诺莎的评价非常迷人：
应该承认，斯宾诺莎的上帝非常不同于其他人的上帝，我们可以说他是没有意识到的无神论者；但他似乎的确相信自己是信仰上帝者。
笛卡尔、洛克、莱布尼茨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虽然笛卡尔的著作被天主教会谴责为背离正统思想。休谟虽然在著作中有所隐瞒，但他显然是个宗教怀疑论者，提出了反对奇迹的破坏性论证，其推理基础是“见证不足以创造奇迹，除非这个见证是这样一种见证，它的虚假性可能比其试图要创造的事实更加神奇。”
在上帝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所谓的罪恶问题。如果上帝是无所不在和全知全能的，是无限好的，它为什么不阻止周围这个世界的所有罪恶---所有痛苦和恶行呢？斯宾诺莎的回应是，我们的善恶概念是与人的狭隘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但正如戈特里布所说，“从上帝的角度看，也就是说从自然的角度或宇宙整体的角度来看，任何事情都没有善恶之分。”
但是，莱布尼茨并没有这样回避问题，而是拥抱了一个解决办法。这可能是他最著名的观点，一个让他成为受到广泛嘲弄的对象（伏尔泰的《憨第德》中描述的难以忘怀的人物潘格洛斯博士(Dr. Pangloss,以毫无根据的乐观著称——译者注）：即这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虽然从我们有限的视角看或许并不十分明显。莱布尼茨解释其存在的假说是，在上帝能创造出的无限可能宇宙中，这个世界实现了简单法则和值得向往的结果之间所能达到的最佳平衡。在此情况下，自然法则的简单性就非常重要。
它也取决于莱布尼茨思想中的基本观点：充足理性原则，据此，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上帝必须从让什么世界变成真实存在的所有逻辑可能性中选择，其理由可能是这个选择最好。有神论者继续探讨解决罪恶问题的方法，但世俗主义者往往认为罪恶的无解是其主张无神论的最强大论证之一，即他们认定这个宇宙存在而不是其他宇宙存在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霍布斯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工程与笛卡尔的知识理论工程之间存在引人注目的平行关系。他们各自都试图拆解并重新构造一个复杂的思想和实践体系，它通常得到传统、习惯和权威的支持，而权威的新基础则完全依靠单独个体的视角。在这方面，他们是个人主义合理性论证方法的创始人，这虽然引发了人们的抵抗，却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出现。
笛卡尔试图将所有知识开端建立在自己或他人心智的潜力上，霍布斯则尝试将道德和政治权威建立在受制于它们的个人动机和理性上：考虑到我们共共的人性，遵守法则的合理性必须对每个个体单独发挥效用。霍布斯求助于最低限度基础的合理性、自我利益的理性动机尤其是自我生存的特殊动机，同时还有让道德和管理变成服务这些利益的不可缺少的手段的人类生存条件的事实。客观要求的创建从主观的角度开始。
戈特里布并不理解霍布斯，这将需要一些篇幅解释为什么。霍布斯理论中的独特之处和导致他成为道德虚无主义者的攻击对象的是他拒绝求助于关心他人利益或关心集体利益作为道德动机的基础。他展现出熟悉的道德原则，即他所说的自然法则是行为原则，如果人人遵守的话，人人都会变得更好。但是，如果人人遵守，人人都会更好的事实并没有给个人遵循法则的理由。只有在法则让他个人更好的时候，他才有理由遵循它们。自然并不能保证个人的自我利益和集体利益会以这种方式汇合起来。
霍布斯得出结论说，虽然我们有理由渴望生活在道德法则管理下的社会，但是，除非我们遵循这些法则符合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否则我们无法实现这一点。这样做的方法是相互都同意支持更强大的君权，它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权力，以此惩罚违犯者。只有到了那时，人人都有信心如果他遵守法则，将不会遭受攻击和被他人抢夺。如果不相信违犯者将受惩罚，就不可能有文明。个人的自我利益---与支持道德的理性动机一样---导致永久的冲突和不断的不安全感。这就是著名的霍布斯式自然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几乎从来没有义务要遵守道德法则，因为那样做不安全。这是霍布斯臭名昭著的观点。
戈特里布没有能抓住霍布斯的理论中的自我利益、道德水平、法则之间微妙和强大的关系，他说
他写到“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允许拥有一切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被认为谋杀、盗窃和任何恶行都理所应当。事实上，他说出了同义反复，如果没有任何法律的话，就没有任何违法之事。
但是，霍布斯不是说的同义反复而是实质性的道德主题，即法律是在消除不安全的条件方面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摆脱道德要求的现实力量的束缚。
自然法则要求内在领域（in foro interno），也就是说他们看不到应该发生的欲望；而是外在行为（in foro externo）即迫使他们行动，不总是如此。因为他如果谦虚、温顺、兑现所有承诺，而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其他人都没有这么做，他将使自己成为他人的猎物，必然导致自己的毁灭，这将与维持自身生存的自然法的基础相悖。
戈特里布受到霍布斯命题的误导，即自然法可以被总结为黄金法则。但是，对霍布斯来说，这只是对服务于所有人利益的和平共处法则的总结。如果这样做安全时，我们有义务遵守这个法则，但这并非戈特里布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取代自我利益基础的“不自私”原则。
对英国内战的混乱感到惊骇，霍布斯并不相信有限政府的可能性：他认为君权应该是绝对的和不容分割的，它延伸到确定宗教信仰的形式，因为宗教冲突是国内不稳定的主要根源。霍布斯认为，只有在国王丧失保护我们的能力时，我们才被免除遵守君王命令的义务。斯宾诺莎虽然遵循霍布斯的脚步将其政治理论建立在自我利益的基础上，却为更自由和民主的机构辩护，主张保护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但是，主张个人自由和宽容作为合法政府的条件的影响力最大的理论家是洛克。
在洛克看来，道德的基础不是集体的自我利益而是每个个体的天赋权利，上帝赋予的权利----即使在没有法律的时候，人们也有理由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在洛克看来，自然状态因而受到道德管理，霍布斯并不这样认为：
自然状态拥有人人都有义务去遵守的自然法进行管理：理性，即那个法则教导所有人，他们只能依靠理性，人人平等和独立，谁也不应该伤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者财产。
但是，仍然有必要惩罚违犯者，如果这个权力交给个人，结果可能太不可靠和混乱，所以有必要通过社会契约将执法权交由单一的权威垄断以确保对我们的天赋权利不受侵犯。
洛克最终得出结论说，合法政府的基础意味着民众拥有反抗滥用权力的君王甚至造反的权利。戈特里布解释说，洛克的理论与下面这种努力有关，即竭力防止查尔斯二世的罗马天主教弟弟詹姆斯登上英国王位以及他最后被推翻。但是，他补充说，虽然美国革命求助于洛克的话语，但他“在发现书中的观点后来被用以反对英国殖民政权时，可能会感到惊骇，因为他本人是殖民政权的热情支持者。”
休谟既不相信天赋人权也不相信社会契约。他是哲学天才，其最伟大的著作《人性论》是在他20多岁时写出来的，通过人类心智操作的完整理论对思想、知识和价值的每个形式都进行了分析。他的最著名主题之一就是因果判断只是表达了因为观察到的相关关系而产生的习惯性思维联系，未必辨认出事件之间的必要联系。
在伦理学和政治理论中，他的分析呈现出对道德判断的心理学描述，这种描述解释了其本质和内容。像霍布斯一样，他提供了对道德和政治义务的世俗性描述，但它并不单单建立在自我利益之上。休谟认为存在一种被他称为道德情操的独特动机，这建立在人类表达对他人幸福和不幸的同情的情感潜力，同时还有对世界采取普遍的、超脱的立场的智慧潜力，这种立场超越自己的特定视角和特定利益。
如果充满了对每个人的同情，这种立场将让我们能够在评判行为或性格特征或者机构和政策的好坏时，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或任何个体的角度，而是从非个人角度。这样的判断不过是道德情操的表现，其中同情心夹杂着超然。它们并不能描述这个世界，无论真实与否，却表达了一种感受或态度，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情感允许人们赞同其道德判断，因为它并不取决于特定的利益。
休谟的道德理论的细节非常复杂。那是一种早期的利他主义，但包括了财产权理论、协议、承诺和政治义务等将其解释为人类规范的产物，其严格的法则服务于集体利益，虽然在很多个案中，它们要求的行动与普遍福利相反。（这并不是为反对驱逐辩护，与地主相比，你更需要租金。）
像戈特里布的所有思想家一样，休谟对几乎一切都感兴趣，我很少提及他的创造性成就。戈特里布的调查紧凑和全面，同时还包括了很多历史细节。除了斯宾诺莎之外，这些人都没有生活在象牙塔中；他们是社会人，与王室和贵族有交往，有些人本身就是外交官或政府官员。虽然有一些缺点，戈特里布这本可读性极强的书值得向读者推荐，这是对最聪明、最具有道德和智慧的先辈的令人着迷的介绍。如果它能打开通往这些人著作的大门，那就更是功德无量了。
译自：How They Wrestled with the New by Thomas Nagel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6/09/29/hobbes-spinoza-locke-leibniz-hume-wrestled-n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