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林毅夫在9月25日举办的南南合作机制与中国企业机遇研讨会的发言和讲座实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为何要超越发展援助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的前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以及影响，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地区自己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成立了很多国际多边的发展机构，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有各个地区的发展银行，像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等等，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不仅有这种多边的发展机构，发达国家也成立很多双边的发展机构，像美国的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有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发达国家都有双边的对外援助机构。它们的目的，是希望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起来，实现现代化，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经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多边双边的帮助，还是长期陷在贫困的陷阱当中。
当然摆脱贫困是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也有几个经济体，比如亚洲“四小龙”，比如我们自己，也曾经几个世纪是陷在贫困的陷阱当中，但是经过努力从第二次大战以后，变成新兴工业经济体，有些已经变成高收入经济体。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也快速发展，现在从一个人均GDP连非洲的三分之一都不到的贫穷落后国家，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但是像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国家，它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陷在一个贫困陷阱当中，并不是个别例子。从统计数字来看，第二次大战以后，总共有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们的台湾。
当然到2020—2025年之间，中国有可能会变成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高收入的经济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也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这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里面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也就是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近180个发展中经济体，跟非洲一样，跟南亚的一些国家一样，一直处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我想从第二次大战以后，大家都有实现现代化、提高收入、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但是成功的只有这少数几个，令人非常失望。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在低收入水平上，我们就要了解经济发展的含义是什么，经济增长的含义是什么。
从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发展最表面的现象是人均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这就要求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
那么要怎样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呢？
首先是现有产业里面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让每个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第二，要有不断的产业升级，新的产业的附加价值要比原来的产业附加价值高，所以可以把劳动力，把各种资源从低附加价值产业向高附加价值产业去转移，去重新配置，这样劳动生产率水平才可能不断提高。
不仅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随着技术发展，产业升级，规模经济越来越大，产品的市场范围越来越广，现在的产业不但要有电力、交通这些硬的基础设施，还要有法律、保险等制度保障。此外，现代化技术和产业所需要的资本也越来越多，风险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金融体系来动员、配置资金，分散风险。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经济体当中的交易费用。所以现在的经济增长表面上看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它本质上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
以非洲为例
非洲为什么是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因为非洲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的农业以及资源依赖的产业向现代化的制造业转型。目前有80%以上的出口是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产品，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直接来自农业和矿产资源的差不多30%。这种情形跟中国在1979年的时候非常相似，当时中国出口产品中75%是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有81%的人是住在农村，以农业为生。我们现在能够变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制造业的转型，不断攀登产业阶梯，慢慢进入到后工业化的、以工业为主的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以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作为参考，这在经济学上叫“后发优势”。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制度完善的成本，会比发达国家更低，风险更小，所以它应该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更快。
阿忆提到2000年的时候我在凤凰卫视做对话，提出2000—2030年，中国如果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然后来加速自己国家发展的话，应该是有潜力维持8%的增长20年。如果这个可能性实现的话，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可以超过发达国家。当然阿忆也说了，其实我们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就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在非洲、南亚，大部分国家还陷在低收入陷阱，拉丁美洲国家一直还在中等收入徘徊，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理论上有可能，但实际上没有实现，这是很令人纳闷的现象，为什么？我想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去研究，去了解。
我们知道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进行产业升级，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比如要建立电站、港口、公路，同样是需要投资的。所以投资在现代经济增长当中是不能缺少的，投资就需要资本。二战以后，多边国际发展机构，像世界银行，还有双边发展机构，像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赠款或是低息的优惠贷款，从理论上讲这些援助提供了发展中国家最短缺的资本，有了资本以后，这些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应该就可以发展得很快。但是据统计，虽然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援助高达3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却还是在贫困当中。
现在中国变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了，中国也开始对外提供援助了，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该研究怎样使中国的对外援助，真正能够“好心办好事”，让接受我们援助的国家也能够实现现代化。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思路决定出路”
2008年，世界银行有两位诺奖获得者，一位是研究经济增长的罗伯特•索洛，另一位是迈克尔•斯宾塞，他们两个人牵头组织了二三十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有理论基础并且有很多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一个增长委员会，他们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每年7%或者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了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从19世纪末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的增长速度大约是3%，如果发展中经济体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长的话，就代表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高两倍还多，如果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就可以大大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增长委员会发现这13个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征：
第一，它们是开放经济，它们用世界上先进的技术、理念，来生产世界所需要的产品，也就是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来生产，利用后发优势来发展。
第二，它们都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三，它们都有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第四，它们都是市场经济，或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
第五，它们都有一个积极的、有为的政府。
他们说这五个特征是成功的要素，但不是成功的处方，就像中药材一样，如果要成功，一定要有这五种药材，但是单单知道药材，没有药方的话还不够，因为我们知道，每种药材如果用量对的话，它可能就是良药，如果用量不对的话，它就变成毒药了。
另外我们发现，成功发展的经济还有一个特色，有些是完全靠国内的资本积累，像日本、韩国，它们在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不欢迎外资的，也不允许它们的企业向外国借钱。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外资进来的不少，但是虽然从总量来看相当多，但是从相对量来看，外资在我们国民经济投资当中的比重是不高的，大概在5%、6%左右。
而有些国家，像新加坡，则大量利用外资。我想对经济发展，我们不仅要知道哪些是重要的要素，还要知道有什么好的药方，这是一个在研究上很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只是讲成功的要素，我们可以直接看发达国家有什么，我们缺什么，然后就认为发达国家有的就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实际上单单有那些条件是不是一定能成功，不见得。所以我们必须清楚了解到底怎样的政策组合，怎样的政策思路，才能让一个国家成功，并且表现出这些特征，这是我这些年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就像凯恩斯在他革命性的著作《通论》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所说：“是理念，而非既得利益，是成败的关键。”这就像我们常讲的“思路决定出路”，思路是最重要的。
发展中国家和多边机构的努力为什么不成功？
最主要的是它们的思路受到主流的发展思潮的影响，而这些发展思潮并不是非常合适的。因此，有很多是“好心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再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它们当时的发展思路，发展理论，它们制定的政策到底取得了什么效果。
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点我，系统学习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新的现代经济学中的子学科，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要追求现代化，根据这一需要才从现代经济学中分离出来的子学科。
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现在称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要和发达国家水平一样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应该和发达国家水平一样高，你使用的技术、生产的产业，必须跟发达国家处于同等水平。当时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基本上是资本非常密集的现代化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产业基本上是农业和资源产业，它们使用的技术是传统的技术，当时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是因为它们的产业落后，它们没有发达国家那些现代化的产业。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如果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的话，就必须要学习发达国家的那些产业和技术。而他们又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产业要按市场来配置资源的话发展不起来，因此他们就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各种市场失灵。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必须由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直接动员资源、资金，直接配置资源、资金到现代化的大产业。这是当时的发展思路。
本来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是农产品和矿产资源，进口的是现代化的工业制品，所以这种发展思路就被叫作进口替代战略。这个理论好像逻辑非常严谨，跟现象观察也很一致，把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道理讲得非常清楚，也非常有说服力。
基本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都是这种政府主导，去克服市场失灵，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的进口替代战略，或者叫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结果通常是有几年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这些国家经济都开始停滞，然后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知道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结构主义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理论的目的还是帮助人们改造世界，从这一角度来看，结构主义并没有达到它本来的目标。
新自由主义
于是到了70年代末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世界上开始进行了各种反思，当时出现的新的思潮就是现在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好，新自由主义认为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有太多扭曲，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造成各种租金，也就产生了各种寻租、腐败的现象。而发达国家通常有完善的现代化市场制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少。当时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摆脱贫困，就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因为政府失灵，所以新自由主义的建议是政府要退出，把各种扭曲同时取消掉，把建立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各种制度安排一次性引进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这种看法也是很令人信服的，但是结果怎么样，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改革以后，有些经济学家开始盘点，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比六七十年代的水平还要低，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在六七十年代还要高，当然贫困状况也就不能解决，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就把发展中国家在八九十年代的这二十年，称作是“迷失的二十年”。最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进行了反思，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判断，即用意是好的，但结果很差。
再看东亚这些成功国家的政策
它们在五六十年代、70年代的时候，推行的政策不是当时结构主义主张的，用进口替代的方式，直接去发展现代化产业，然后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它们是先去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产业，而且是出口导向，这种政策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发达了家都是发展现代化大产业，技术非常先进，你发展这种小规模、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
结果发现，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的，却是在当时推行被认为是错误政策的这些东亚经济体。然后在80年代开始进行转型的时候，有几个国家在转型当中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这些国家包括中国、越南、柬埔寨，还有70年代的一个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它们推行的是渐进的、双轨的政策，一方面继续保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扭曲，给原来政府优先发展产业当中的国有企业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传统上受到压制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准入，而且因势利导，积极招商引资，建立经济特区、工业园等，来帮助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发展。
但是八九十年代的主流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说，你拿一个问题问五个经济学家，会得到六种不同答案。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看法大家是一致的，而且认为，计划主义不如市场经济，但是最糟糕的就是渐进的、双轨的经济。在当时主流经济学看来，这种渐进的、双轨的经济肯定是错误的，但是现在真正实现稳定和快速发展，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的，却是当时推行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路径的国家。
这些成功的经济体还有一个特征，它们基本上都是市场经济或者是走向市场经济，好像新自由主义所讲的市场非常重要在它们这里能够体现，但是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有积极有为的政府，好像结构主义所讲的有为的政府它们也有。所以它既不是新自由主义，也不是结构主义。从认识世界来讲，对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赶不上发达国家，或者没有像发达国家表现那么好，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乎能够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按照这样的政策去做，基本都失败了。而且根据现在的主流理论，不管是结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取得成功。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我们应该进行反思。我的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进行这种反思的努力。
回到亚当•斯密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我经常讲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当我讲回归到亚当•斯密，不是回归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讲的像分工的重要性、“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等等结论，我所讲的回归到亚当•斯密，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研究17、18世纪英国和这些欧洲国家为什么能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
亚当•斯密在他书的标题上写得非常清楚，《国富论》的全称是“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我们知道任何理论都是对现象的研究，他研究的是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国家的现象，再根据那些现象作总结。但是世界是在变的，亚当•斯密当然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所以后来的一些学者也根据这些方法去研究他们所在时代的主要问题。比如李嘉图研究国际贸易为什么产生，他认为是比较优势。还有现在国内经常引用的熊彼特，熊彼特认为国家的发展主要是技术的不断创新，而技术创新是需要企业家的。还有科斯，他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
按照亚当•斯密的概念，市场就是最好的，那怎么会有企业？在企业里面是按照计划、命令而不是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有交易费用，企业是为节约交易费用而存在的。后来的这些学者提出的新的理论都不是从书中得来的，而是沿着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式，去研究他们那个时代的主要现象，去研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并提出他们的看法。
所以我讲回到亚当•斯密，就是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我们不是从过去的学者手中得到一条鱼，而是要学习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是怎样钓鱼的。其实钓鱼的方法，亚当•斯密在他书的标题上已经写得很清楚。
那么，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出现，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投资越来越多，金融市场这些上层建筑也不断随之演化。产品量越来越大，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产品价值越来越大，交易的人越来越不认识，所以就必须有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所以现代经济增长，从本质上讲它的决定因素是各种技术、产业不断创新，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各种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过程——这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
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
要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我采用的是新古典的方法。
所谓新古典方法，就是当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的时候，在给定条件之下，在所有选择当中他总会选择他认为最好的。我想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结构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农业和自然资源为主，为什么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制度相对落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等等。这种结构差异是什么造成的，这些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制度都不断在完善完。
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
我想用新古典方式来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和这些现象变化的决定因素。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方式，我们应该叫结构经济学，因为按照新古典的方法，研究金融叫金融经济学，研究劳动市场叫劳动经济学，如果我们用新古典方法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因素，应该叫结构经济学。
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
因为第一波的发展思潮叫结构主义，要区分于结构主义才叫新结构经济学。这样的命名方式也有先例，上世纪60年代诺斯在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的时候，本来应该叫制度经济学，但是因为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别于制度学派所以叫新制度经济学。所以说新结构经济学的“新”最主要是要跟结构主义相区隔。
那么什么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和结构变迁？
新结构经济学分析的切入点是，每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都有给定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这些要素禀赋每个经济体都有，有的比较多，有的比较少。发展中国家普遍是劳动力比较多，资本相对少，或自然资源比较多，资本相对少，发达国家则是正好相反，资本比较多，劳动力相对少，自然资源相对少。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而要素禀赋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的，并且随着时间变化。这种变化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
为什么禀赋结构这么重要？
其实每个国家在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时点上的总预算，而它的各种要素有相对稀缺性，这个相对稀缺性就会决定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上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其实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讲的不是总预算的效应就是相对价格的效应，而要素禀赋和禀赋结构同时决定这个国家的总预算和它的相对价格，也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在一个时点上在哪个产业的生产成本最低，也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时点上的比较优势。如果你所有的产业都符合你的比较优势的话，生产的要素成本会最低，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会最有竞争力，这样的产业结构也就是最优产业结构。
遵循比较优势是快速发展的处方
当然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产业就必须不断地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更密集的产业去升级，技术也是这样的。
但是这种产业技术升级的前提是什么？
更根本的要素禀赋结构必须不断升级，也就是每个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源要越来越多，这样的话，自然你的比较优势就变成资本更密集的产业。当然，在市场上竞争的时候不光是生产成本，还包括交易成本。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必须相应地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来降低交易成本。
这样在简单地以要素禀赋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性的时候，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就代表这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节奏太慢了，不能赶上发达国家，那它的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就不能缩小，所以所谓收入陷阱，不管是低收入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它的含义都是技术产业结构变化的速度太慢。
所以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要成功，并不是像增长委员会所讲的是没有处方的。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是内生决定于它的技术产业水平，技术产业水平又是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如果一开始你的收入水平低，人均资源少，在这种状况下，你就要快速提高你的资本拥有量，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每一时点上按照这个时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选择技术。这样的话你的生产成本才最低，才会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占领最大的市场，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而资本就是剩余积累来的。而且如果你是按照比较优势来投资的话，投资的回报率会最高，在这种状况之下，不仅你的剩余会最多，而且你储蓄的积极性会最高，资本积累也会最快。所以成功是有处方的，那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
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
但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一个经济学家才听得懂的理论，对于企业家来讲，他关心的不是要素的比较优势，他关心的是怎么样让利润最大化，所以要让企业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能够自发地按照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必须有一个制度安排，就是让各种要素的价格信号，能够非常准确灵敏地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能够产生这种信号的机制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所以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一个制度前提就是有一个有效的竞争市场。
那么市场非常重要，政府有没有什么作用？
我们谈的是经济发展，不是经济的静态资源配置，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技术要不断创新，产业要不断升级，各种软硬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而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必须有第一个先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企业家，他肯定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他失败了，他要负责失败的成本，然后跟后来者讲说，这个方向不对，我们不要去。他也可能成功，但是成功以后，后来者会马上跟随，市场竞争就来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不会有垄断利润。
所以不管成功失败，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都给后来者提供了有利的信息，可是他成功和失败的代价和收益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聪明的企业家，如果他是理性的，最好是等别人吃了螃蟹以后，证明螃蟹是可以吃的，他再吃螃蟹，如果大家都等着的话，就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我们也就不可能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必须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讲就是外部性补偿。发达国家可用的激励是专利，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前面讲过，大部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是可以引进的，可以模仿的。你不能给专利，并不代表你不需要给激励，这是外部性补偿。
同时，随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所用的各种基础设施也必须不断完善，各种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完善，而一个企业家没有能力来推动基础设施以及法律、金融制度的相应完善，这些必须由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家，或是政府自己来提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必须有一个政府来因势利导，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一方面要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进入到一个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帮助完善软硬基础设施，让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能够获得成功。
新结构经济学的处方和增长委员会的典型事实
这样来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增长委员会的五个成功的事实反映的就是我前面讲的药方，新结构经济学的药方。
第一，新结构经济学讲的是你必须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有两个制度前提，即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这就是增长委员会所讲的成功经济体的第四个和第五个特征。根据这个制度前提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你一定是开放的，你什么东西有比较优势就生产出口，什么东西没有比较优势就进口，而且产业升级的时候，你可以用现成的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这又是增长委员会的第一个事实。
第二，宏观稳定。为什么有宏观稳定呢？因为你的实体经济非常有竞争力，在外在危机爆发的时候，你抵抗外在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种经济体会相对稳定。如果你违反比较优势，实体经济很差，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危机，或者碰到外在危机冲击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做应对措施，所以宏观就不稳定。因此所谓的宏观稳定，其实是内生决定的。
第三，如果你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剩余会多，剩余积累的积极性会高，投资回报会高，所以储蓄也会多，这是增长委员会讲的第三个事实。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成功是有药方的，这个药方就是按照每一个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选择技术。它的制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和能够因势利导的有为的政府，产生的结果就是开放、宏观稳定，储蓄率、投资率都会高。
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为什么根据原来的发展思潮所做的国际发展援助不成功，主要原因是结构主义是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那些现代化大产业是发达国家资本相对比较多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符合它们的比较优势，就违反你的比较优势。如果违反了你的比较优势，你的要素生产成本就会比发达国家高，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你的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是不能盈利的，除非国家给保护补贴，不然就活不了。当时的发展援助，不管是赠款还是优惠贷款，都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违反比较优势，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所以不成功。这些企业在开放的竞争市场当中没有竞争力，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才能生存，而政府保护补贴是用各种干预市场的扭曲来执行，所以在进口替代战略或者结构主义的时候，那些政府的干预扭曲是满足于保护补贴这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的。
华盛顿共识为什么失败？首先它当时只看到发展中国家政府有很多干预扭曲，然后它认为那些干预扭曲是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原因，因此建议政府把各种干预扭曲取消掉。而当时的发展援助，基本上是提供一笔钱，要发展中国家来进行消除干预扭曲的所谓结构调整的贷款。但是它忘了这些干预扭曲是决定于很多违反比较优势的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的需要，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建议，把各种保护补贴都取消掉，那些企业马上就破产，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失业导致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就不能发展经济。所以很多国家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前面是把各种干预扭曲取消掉，后面又引进各种干预扭曲，当然效果更差。
另外很多转型中国家不愿意让那些大型企业垮台，除了因为就业，那些先进的大型企业还跟国防安全有关，所以即使把它们都私有化以后，还要继续给保护补贴。像俄罗斯，它把原来的这些重工业都私有化，现在成了八大企业垄断集团，它们是国防安全所需要的，同时又是违反比较优势的，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了。而且通常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会更多，为什么？在国有的时候，这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会跟政府要保护补贴，但他是国家雇员，拿了保护补贴放在自己口袋里是贪污，是犯法，是要枪毙的。但是私有化以后，私人老板同样跟政府要保护补贴，因为他们生产的是国防产品，没有这些国防产品，俄罗斯今天也不敢跟美国叫板，但是这些私人老板拿了保护补贴可以放在自己口袋，是天经地义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他有更大的积极性去寻租。
我在90年代跟国内外很多人争论，他们认为当时的小型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零售和轻工业，当然应该私有化，但是对于违反比较优势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它们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所以要保护补贴，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国有企业，所以要保护补贴。按照这种思路，当时我推断，如果把这些大型企业快速私有化，给它的保护补贴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现在20年的时间过去了，有大量的实证经验证明苏联、东欧、拉丁美洲的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效率比原来低，从政府拿到的保护补贴比原来还多。这就造成了我们看到的在华盛顿共识改革过程当中出现的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那么为什么渐进双轨的改革反而是成功的呢？渐进双轨的改革就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既然旧的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那就继续给保护补贴，但是放开对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而且因势利导，比如说当时交通基础设施差，我们就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把基础设施做好。当时的营商环境不好，但是至少在工业园区里面，在加工出口区里面，是“一站式”的服务。当时没有这些生产的技术，那就招商引资，所以我们很快地就把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发展起来，达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发展很快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又增加了很多资本，这些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发展得很快。而随着资本的积累，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变得符合比较优势。在违反比较优势的时候给它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但是现在再给它保护补贴那就是锦上添花，企业当然是非常欢迎的，但是又可能造成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所以我们现在要深化改革，把这些保护补贴取消掉。
“ 发展中国家发展资金的新来源：以非洲为例”
从这种角度来看，进入21世纪后这十年，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可以发现它面对的国际环境有所变化。第一个是储蓄的来源，在70年代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是相对较少的，在这种状况下，很多资金是来自于发达国家，但是进入到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储蓄率高了，所以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总额是高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来源也更多地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从投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在60年代的时候，80%的投资是发达国家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只有20%。但是进入到20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越来越多，而且中国的投资占发展中国家总投资的将近一半，所以更多的储蓄和资金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第一大经济体，而且有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它的资金来源就会越来越多。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对国际发展做出了很多新的承诺。
这里面包括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秉持着三个原则：广泛征询、共同建设、利益共享。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倡议成立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新的多边国际发展机构，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在2015年联合国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建立20亿以上美元的可持续发展资金，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成立20亿美元的南南合作基金。2015年在南非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主席也提出在未来三年我们要提供600亿美元资金，这当中包括赠款、无息贷款、优惠贷款、非优惠贷款，用于非洲的结构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并且还要设立一个20亿美元的产业合作基金。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发生以后到现在还没能复苏，它们能够提供的贷款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我们能够提供的对外发展合作的资金越来越多。而且不仅我们的政府提供的资金越来越多，我们的企业也在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带出去资金、技术，带出去我们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沈老师做了一个研究，2015年我们在非洲民营经济的投资当中，有将近40%是投资在制造业的，当然都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制造业。在能源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矿产上是7.4%，基础设施上是6.2%，在零售、物流方面的投资是13%，所以民营经济走出去更多地是在制造业上面。政府做的当然有很多是在矿产资源、大的基础设施上面。我们知道，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的最主要的是结构变迁，从农业经济，逐渐地去发展制造业，爬制造业阶梯，慢慢变成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这是我们从结构变迁的理论和经验中了解到的。我们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些外来资金应该是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调整，实现结构变迁。但是我前面谈到，过去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是两种传统的资金来源，一个是赠款，不用还的，一个是优惠贷款，很低息的，但是他们过去思路错了，开始的时候是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大的制造业，后来就是要政府退出，发现效果不好以后，到90年代末又开始进行人道主义的教育、健康援助，但这些都没有真正推动这种结构变迁。
而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对外合作，不管是政府的赠款，还是低息优惠贷款，或者是开发银行或进出口银行提供的支持它们基础设施、产业建设的贷款，即使优惠力度没有像发达国家的赠款或者低息贷款那么低，但是这些钱能够更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它们结构转型和变迁，所以更有效。随着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将来给其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越来越多，同时它们带去的知识、信息、能力能够更好地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转型，所以有必要把这种发展融资的概念进行拓宽。
除了传统的政府赠款和低息贷款，应该增加第二种，就是跟结构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信贷，这也是有利于它们结构变迁的。第三，像我们的进出口银行和开发行，还有我们的双边机构，有些也是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这种贷款虽然是按照国际上的市场利率，但它是用在改善基础设施、进行结构调整上，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发展。此外，我们还有丝路基金，还有中非基金，只要是用于投资，基本上都是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解决这些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所以这些也应该包含在发展援助里。最后一项是一些主权债务基金，总之只要是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调整、结构变迁的，都是有利于它们发展的。我们用一个指标，包容发展的理念，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南南合作的发展趋势。
比较起来，传统的北南发展援助，是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为基础的，它的口径是窄的，主要是赠款和低息贷款，并且它的援助是跟贸易脱钩的。因为发达国家在这些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项目上没有比较优势，所以它建议跟贸易脱钩，但这些努力并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结构转型，也就没有办法帮助它们快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援助，是以南方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的，比如怎样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怎样建立工业园区，并且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些资金，是把援助、贸易和民间投资结合在一起，更接近市场行为，会更有效率，所以它是互利双赢的。
“ 南南合作推动结构转型的新机遇”
飞雁模型和发展成功
如果沿着这个新思路的话，其实现在非洲国家，或者是其他南方国家，有非常好的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因为我们看到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成功发展的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但是利用后发优势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就让出了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如果你正好进入到了这些产业，你就可以大量地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到现代化的制造业，只要这个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你就会发展很快，积累资本，然后不断进行产业升级。
最明显的例子，我们知道，18世纪工业革命是在英国发生的，从纺织业开始，纺织业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英国发展得非常好，资本积累，产业升级了。在19世纪的时候，西欧的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意大利、瑞士，就去发展那些纺织业、成衣业，实现了它们的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同样工资上涨了，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以后是最先发展的，也就是依靠美国让出来的纺织、成衣、电子加工业。到了60年代的时候，日本工资上涨了，亚洲“四小龙”当时还是农业经济，正好利用日本工资上涨、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失掉比较优势的窗口机遇期，它们进入到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所以发展起来了。到了80年代，它们的工资上涨了，正好我们改革开放，也抓住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在原来的经济体失掉比较优势给我们带来的进入市场的窗口机遇期，让我们快速地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型。
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结构变迁的领头龙
在2010年，我在世行的时候，应邀到联合国世界发展研究院做年度演讲。当时我提出，由于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原来依靠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成为“世界工厂”，现在随着工资上涨，也会出现像日本在6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80年代那样的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这个窗口机遇期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在60年代的时候，日本在整个制造业雇用了970万人，80年代韩国制造业雇用了230万人，我们的台湾是150万、香港是100万，新加坡是50万。我们中国内地这一部分，在整个制造业雇用的人数是1.25亿，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有8500万人。现在的低收入国家，加起来整个制造业雇用的人数只有850万人，非洲54个国家，包括北非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以及沙漠以南的国家，它们现在制造业雇用的工人加起来差不多只有一千万人。所以中国让出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会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像东亚那样的经济腾飞的非常好的窗口机遇期。如果它们的发展理念，以及国际发展援助，能够用在解决它们交易成本高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上面，然后针对它们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话，它们就可以很快发展起来。
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的迅速成功
有了这个研究以后，我在2011年3月份，到非洲目前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进行访问。它是内陆国家，没有港口，交通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也很差，过去从来没有人认为这个国家可以发展现代制造业去出口。当时我拿着我的研究成果去见他们的总理梅莱斯•泽纳维，跟他讲中国现在要让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窗口机遇期，埃塞俄比亚的工资成本只有中国的1/10，它有很多皮革，按理说它应该可以发展制革业。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在制革和制鞋业上雇用的是1900万人，埃塞俄比亚当时只雇用了8000人，如果从要素生产成本来讲它绝对是有优势的。当然，它的交易成本可能比较高，那你就可以设工业园，把基础设施做好，可以学习中国“一把手”工程的经验，在工业园里提供“一站式”服务。我跟他谈了中国的经验以后，建议他到中国来招商引资。
2011年8月份，梅莱斯总理就到广州东莞来招商，11月东莞有一家最大的制鞋企业华坚到埃塞俄比亚首都考察，一考察就决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并马上招募八十多个工人到国内来培训，3个月以后就在埃塞俄比亚首都旁边的一个东方工业园设立了华坚工厂。开始的时候两条生产线雇用了600个人，推行的方式就像我们80年代初一样，全部两头在外，所有原材料从中国运进去，所有产品卖到国际上。2012年3月份产品开始出口，5月份变成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10月份这家公司开始赚钱，到年底雇用2000人，第二年雇用3500人，这在非洲基本上是神话。但是这家企业的成功，就成了我们中国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改变了埃塞俄比亚对他们经济发展道路的想法。
因为在2011年之前，他们的发展道路是受到传统思潮的影响，希望发展现代化的先进制造业，不欢迎夕阳产业，但是那种先进产业一般不来，来了以后大量补贴，也不能创造多少就业。这些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是就业，最宝贵的资产是他们的劳动力，只有走这一条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道路，它们才能够很快地形成竞争优势。而且这个竞争优势形成以后，马上会改变大家对埃塞俄比亚的看法。2013年他们政府决定设立一个新的工业园区，按照规划，当年要建22栋厂房，到年底只盖了8栋，可是到年底的时候，这22栋全部租出去了，都是外商来做出口加工的，像纺织业、成衣业、制鞋业。现在埃塞俄比亚变成非洲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C&H 成衣在卢旺达的快速成功
埃塞俄比亚成功以后，非洲还有一个小国叫卢旺达，大家可能知道卢旺达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种族屠杀，1991年以后政局开始稳定。这个国家治理也不错，但是它比埃塞俄比亚更深在内陆，人口规模也不大，过去从来没有出口过制造业产品，只有传统农业和农业加工业，创造就业也不多，而且劳动业提高幅度不大。看到埃塞俄比亚成功以后，他们的总统在2013年的时候，来天津参加达沃斯论坛，之前给我打电话希望跟我见面。我当时正好要去乌兹别克斯坦开会，只好说见不了，结果他以总统之尊，在中国停留了两天，等我从乌兹别克斯坦回来以后，在我办公室谈了一个下午，研究像卢旺达这样的内陆的人口密集的国家，怎么样进行结构转型。受到他的鼓舞，后来在2014年我在卢旺达进行过几次考察，2015年的时候在联合国工业化大使，也是原来华坚在埃塞俄比亚的老总的帮助之下，在2014年底决定在卢旺达首都旁边的一个经济特区设立一个成衣厂。2015年2月份开始雇用200个工人开始培训，到7月份的时候雇佣人数达到500人，当然它的物流非常差，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跟我们在80年代一样，跟埃塞俄比亚一样，全部都是两头在外，所有原材料从中国来，所有产品卖到国际市场上去。当年8月份成衣开始出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雇佣人数已经达到1000人。这家企业现在是卢旺达最大的企业，除了军队和政府之外，它雇用的人最多，而且是卢旺达第一次向世界出口制造业产品。这家企业成功以后，现在很多国际投资者和国际买家也纷纷来卢旺达考察，准备在这个地方下单，准备在这个地方设厂。
结束语
所以总的来讲，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在这个结构变迁的过程当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完善是需要投资的。如果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是用来增加它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投资，或者是消除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市场当中的各种瓶颈来减低交易费用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发展融资应该就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发展。
遗憾的是，过去发达国家总是以它的理论和经验为标准，让发展中国家照搬，结果都不成功。我觉得非常需要我们自己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道理是什么，根据这个道理来建议发展中国家，市场怎么发展，政府怎么发挥作用。发展援助也应该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转型。
根据这个思路，有必要用将来在资金流动上会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府和企业可能提供的资金，来扩展现在的发展合作、发展援助资金的范围。这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必须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技术的创新，这样劳动生产率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收入才能不断增长，我们的增长也可以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个史无前例的黄金窗口机遇期。按照这样的发展思路，来做发展政策和援助政策，我相信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像东亚经济那样实现快速发展，实现它们自己国家的现代化梦想，实现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样一个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