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观察中国历史变迁的一种整体性的空间视角，拉铁摩尔提出的“区域研究法”是以战略区与经济区关系整合为切入点。在处理俄国与内亚的问题方面，必须使清朝动员举国上下的力量，以经济区支援战略区，促使“长城—天山”之间沿线区域关系的新发展，形成“长城—天山”商路，不仅标志内地与天山南北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而且也反映了国家命运开始从运河方向的南北轴向转为“天山—长城”东西轴向的摆动，这一商路的兴衰变迁，成为观察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晴雨表”。以往在“海国”为参照的民族主义话语下，“陆疆”危机深重，淡化了清朝原来处理长城南北关系(蒙、汉关系，中俄关系)这一语义，却替换不了“天山—长城”东西轴线在中国国家空间建构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必须兼顾海洋和内陆方向的双重经验。

关 键 词：史观新探  疆域理论  空间建构  战略区  经济区  “天山—长城”商路  东西轴线

1935年，在美国学习的经济学者冀朝鼎试图通过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的转移这一事实，论证导致中国历史上王朝帝国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由此，他从空间性视角分析了中国的历史特征：“(中国)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是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而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的办法，用军事与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这样的统一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当基本经济区的优越地位一旦受到挑战，统治势力就会失去其立足之地与供应来源。于是，分裂与混乱的现象就将发生。这一现象一直要延续到一个新的政权在一个基本经济区中固定下来，并成功地利用这一基本经济区作为重新统一的武器时为止”①。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者鲁西奇教授借鉴和吸收了从空间道路观察中国历史整合的思想，同时，提出修正“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事实上，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达的农耕经济区不仅不“必然”成为据以控制全国的“基本经济区”，恰恰相反，在很多时候却“更可能”成为被侵掠、受控制的对象。“基本经济区”概念及其分析理路，模糊了“经济资源”与“统治资源”之间的差别，将经济较发达地区相对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直接等同于王朝国家可以有效支配、利用的军事、财政资源；以此为基础，将“经济较发达”作为“基本经济区”的充分与必要条件②。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学者拉铁摩尔也曾经借助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概念从空间维度对中国历史提出过类似的讨论，今天重温这段讨论，可以为当下“中国”民族国家建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路径。

一、战略区与经济区统合：中国历史的空间分析视角

拉铁摩尔是最早关注冀朝鼎“基本经济区”概念的学者之一，多次引用冀氏的讨论，并将其概括为一种帝国整合的“空间面向”：“一个朝代统治中国，必须在北方建立政治及军事首都，监视不能同化的边疆，控制一个可以供给首都丰富农产品的地区。首都及主要经济地区的地点，因历史时代的不同而不同。”③二战结束以后的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远东文化与社会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拉铁摩尔重申了对“基本经济区”概念的支持，“与重要经济区相似，其他主要的经济区也按照它们在粮食盈余方面提供贡赋的多少被规定下来，进而在地理范围上围绕着江河流域和运河系统聚集。除了盈余以外，每个地区均在食物供给以及粮食生产者的消费品供给上趋于自给自足。”他提出了“同质单元”缔造下的王朝帝国体制严重依赖基本经济区。“由这些同质单元缔造的王朝帝国的一个政治特征是，在稳定时期，所有的单元都能在帝国的管理机构下有效运转，但在动荡时期，每一个单元自身却暗含成为帝国类似，但在地理范围上要比之小的政权的潜在因素，并且事实上有时会如此”④。不过，他也指出“基本经济区”的适用定律和范围指向的是历史上的同质性王朝帝国，如疆域主要在长城以南的宋、明的汉人王朝。“汉族散布在中国，是由许多单位合并而成的。虽然各有差异，但大体是一致的。每一个单位有一个农业地区，被一个城池控制。这些区域的结合过程是，最初由许多独立的王国，然后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⑤

另一方面，拉铁摩尔指出在两个异质性较强的社会中，“重要经济区”不能起到与同质性社会相等的作用。相反，“重要战略区与重要经济区并不相同这一绝对事实表明，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便于灌溉的那一部分地区更容易受到攻击，从北方而来的征服王朝倾向于利用南方灌溉区。大运河并非由水利灌溉社会修筑，而是由北方民族——首先是隋朝，随后是元朝或蒙古王朝修筑，以便向灌溉区征收贡赋。”⑥重要经济区反而成为中国社会柔软的“腹部”，最易受到攻击。由此，他含蓄地指出了冀朝鼎这一概念背后实际有“中原中心观”的影响。

拉铁摩尔对中国历史的变迁有一套基于空间分析的话语体系，中国历史的“主要中心”即在黄土高原这片最容易耕作的土地上成长发达起来的汉文明，可以先把水患频仍、沼泽丛生的华北大平原合并为它的一部分，接着又将较大规模的经济经营、社会组织及政治统一的制度文化传播到南方，最终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作为“一个完整区域合并到更大的整体区域中”；但在另一个方向上，汉人对无法从事“雨养精耕”农业的长城边疆却难以实现类似的“合并”，而只能做到“从远处使之臣服并加以控制”⑦。在前一个方向就是汉人为主的“雨养精耕”地区的同质性单元不断扩大的过程；后一个方向就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的碰撞，这是与“雨养精耕”地区不同的区域——长城以北地区。在中国北方的草原边缘，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长城线以北的亚洲，地理的变化比气候的变化还要迅速，这片广袤的地区没有足供灌溉的河流，只能实现粗耕，并更倾向于实现“混合农业”，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牲畜。只有在北方，显著的差异取代了一致化的趋向⑧。此外，“中国内地与蒙古草原的最大差异是：草原的原始农业文化没有能够发展到大农田粗耕制，或农耕与畜牧并行的混合经济。游牧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制度”⑨。两种模式不同的生计方式，既有相互沟通有无的需要，同时，还存在一种共生的关系。

同属“雨养精耕”地区之间的合并，“边疆”的变化并不剧烈，“两个同质政治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在发展过程中，当两个同质性合并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通过征服还是协约的办法达成，主要是量的变化，其次才是质的变化。新的单元更大但仍然保持同质。”⑩另一种则与之相反，“而异质性较强的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合并则会发生一些变化：较弱的被并入到较强的社会当中并被降服；如果类型差异巨大，而实力差异不甚巨大，结果将会是一个新的共同体，不仅数量更多并占据一个更为庞大的地域，并且在性质上通过两个共同体融合而创建的特征要异于任何一个共同体所具有的特质。”(11)其中大致表达了两层涵义：草原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合并引发的变动，“边疆”的变动性远远高于单一同质性社会(如两个草原社会之间或两个农业社会之间)合并的共同体；合并形成的新共同体的特质不是原来的任何一方共同体的性质。

在新的共同体内部，拉铁摩尔认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并不适用。由此，他提出另外一种“核心区”的概念：战略区。这一概念同时亦可理解为“基本政治区”，“战略区”指向的是长城以北地区，即粗耕农业或称为混合农业地区。由于那里并非是“雨养精耕”地区，因而其所形成的军事与政治功能往往高于经济功能，在经济上对于内地有很强的依赖性。“由于中国(此处指中原)农业社会与草原游牧社会之间存在着不间断的相互作用，并且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另外一方绝对同化，因此，与重要的经济区迥然不同，重要战略区更趋向北部。重要经济区最初也在北部，随着中国社会后来向长江下游的全面发展才发生转移。大运河将长江下游以及横贯长江地区与北京联系起来，从而协调了重要经济区和重要战略区之间的关系。”(12)南方经济区与北方战略区的南北统合，成为中华帝国生长的强大动力，而实现这一统合的“纽带”就是大运河。“空间整合”构成了拉铁摩尔考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既吸收了冀朝鼎的成果，同时，又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内创新了思考中国大历史的模式。

为什么发展大运河的航运，而不是开辟从江南到北京的远距离陆路交通？拉铁摩尔认真思考了“区域”的概念：“区域的大小取决于运输是否便利，特别是在河流与运河堪资利用的地方，取决于其与穿越群山及大批量运输粮食和其他商品之间的运输困难之间的平衡。”(13)他没有采用商品粮、商品棉以及其他的工商业指标来测算区域的大小，而是提出运输这一核心指标，而且与技术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交通距离实际是“不均质化”的，“河运”是“平面距离”，而穿越群山相当于“立体距离”，在两个不同的地理点之间的距离可能是“平直空间”或是“弯曲空间”，距离并不能等量换算。同样是平面距离，由于穿越的空间不同，如水路、陆路，运输成本也不是等量的；即使是陆路，穿越农区和牧区的运输成本也不是等量的。因为人工和牲畜饲料都要计算成本，在农区，牲畜如果驮载粮食走一天，路上没有饲料，需要购买，而人员还需要在客栈过夜，利润的盈余大致在100英里就会被畜力消耗殆尽；而牧区则不一样，负载粮食的牧区骆驼在草原上且行且吃草，无需客栈费用，驼载获利的范围远达800英里(14)。同等的距离，因为地域空间和运输方式的差别，会产生不同交通“权重”。比如，水运虽慢，但是省工，便于输送粮食这样的大宗物资，大运河的开通就是一例。

如隋代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的融合发展，皮日休称赞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15)在运河时代里，南北方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国家命运沿南北轴向摆动，运河成为都城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深刻影响。都城变迁呈现为由中原向南北两极发展的趋势，北京充当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都城，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也逐步加强，并一度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进而形成政治中心的南北两极格局(16)。

另一方面，此观点也能解释为什么四川盆地虽然也非常富庶，但在重要性上却难以与江南匹敌，主要原因还是“蜀道难”——交通运输不便造成的。由此可见与战略区的距离因素对于一个区域的发展往往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战略区与经济区的统合观察中国历史，切入的路径是连接二者交通运输的道路，拉铁摩尔这一眼光颇为新颖并具有启发性，他将其总结为“历史地理研究法”。

二、“动态边疆”与“长城—天山”的空间整合

拉铁摩尔对新疆的考察是从“长城—天山”的商路开始，首先是对天山北路意义的再发现：“贸易道路有一种重要改变，须加注意，其所以重要者，以其连结绿洲带与游牧的道路。即是天山北路，由巴里坤塔格岭尾稍起，沿着天山北麓而行，至西湖(乌苏县绥庆城)绿洲，途分为二：一沿天山西走，一则西北至塔尔巴哈台。此路实为一联络各绿洲之路，而不是游牧部众的适宜近路，其历史上的重要，系其与游牧通路的真实的路线(沿阿尔泰山西坡，经草地连属之地以至塔尔巴哈台)平行，且渐有取而代之的趋势。”(17)这条路的性质不是游牧道路，而是一条绿洲与游牧联系的道路。从地理原动力、历史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对道路性质的影响差异，从而敏感捕捉到区域之间的历史互动对中国边疆的影响(18)。绿洲、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表现在“长城—天山”这一过渡地带及其东西交往的商路上(19)。

绿洲是拉铁摩尔分析新疆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生态—政治空间。在亚洲中心的绿洲和中国西北部一些类似的绿洲地带，农业依赖于水利灌溉。水源来自于高山融化的冰雪。在这些绿洲地区，通过改进水利控制技术，从而使简陋的社会逐步走向繁荣。绿洲灌溉农业不能无限度发展，因为淤积和化学问题(盐碱化)难以解决。另外，绿洲最易受到游牧民族的攻击。按照拉铁摩尔的分析，绿洲与华北的混合农业类似，不是“雨养精耕”农业(20)。不过，绿洲之间彼此隔离的状态，成为一个个“原子状”的分布，无法形成“核心区”。

基于各方面的考虑，清朝在彻底击败准噶尔蒙古以后，确立了“以北制南”的空间策略。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天山北路西段的伊犁河谷设立伊犁将军府，伊犁将军执掌的外交和军事事务范围几乎达到整个西域地面(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巡边、喀什噶尔换防、军事训练任务很重；民政范围则以伊犁九城的驻防各地军民民事为主，同时要开办旗学、处理外交、制造军械等；而经济事务主要涉及屯垦、马政、制钱、贸易等等。虽然伊犁将军所辖的伊犁九城人口并不是很多，嘉庆时期大致在20万人左右，但是承担“公务”的军政人员比例却很高，无论从管理的“半径”，还是执行的功能，行政成本远远高于内地。清朝另一个建设的重点是天山北路中段的乌鲁木齐，修筑满城巩宁、汉城迪化，分驻乌鲁木齐都统衙门和迪化州衙门，军府制度和郡县制度并立。

自1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俄国的对峙成为欧亚腹地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战略区再一次从长城沿线转向与俄国势力相交的中亚和蒙古高原，自元代以后，清朝的势力再次回到中亚—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处理正在扩张的俄国以及内亚问题是整个清朝北方战略的核心。战略区向北方和西方跃进数千公里，经济区必须匹配跟进。粮食与物资一直是支持战略区的根本保障，其供应的范围也随之向长城以西的天山南北转移。由于天山以北与华北情况相似，不是一个“雨养精耕”地区。天山北麓气候寒凉，积温不足，巴里坤一带的种植以小麦、青稞、粟谷为主，普遍采用粗耕的方式，通过屯田，基本满足了驻军和居民的粮食需要。但是，由于绿洲的分散性和地理气候的原因，除了粮食有剩余以外，其他物资均不能生产，导致天山北路经济区功能并不完整。拉铁摩尔强调，“在研究整个中国社会全部所及区域的发展和社会自身各阶段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在地理单元的大小与占有并利用它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平衡”(21)。这种不平衡的问题只能依靠内地补充“能量”，而这一能量的补充必须要开辟新的通道抑或改造或扩大旧的通道。

从1760年开始，清政府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饷”200万至300万两白银，充作新疆军政费用。25个省级行政区，除了同处边疆地区的黑龙江、吉林、盛京、乌里雅苏台(今属蒙古国)、桂、黔、滇、藏、陇、青省等外，其他的省以及粤海关、闽海关、江汉关、江海关等海关，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1760-1911年，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总计高达近3亿8000万两白银。约占清朝中叶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22)。相当于清朝乾隆中期8-1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另外，据学者估计，江南丝绸在新疆的交易量占到全部丝绸量的情况是，乾隆时占90％以上，嘉庆和道光前期占85％以上，道光后期到结束占90％以上。可以说，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主要是江南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在乾隆时期，每年的丝绸用于与哈萨克贸易的达到6000匹(23)。

清朝在新疆的巨额财政收入与开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清军西征，总有内地商贩随军，“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取供于商。无行赍居送之烦，国不耗而饷足，民不劳而军赡。”(24)出现了“北套客”和“西路客”，“大贾皆自归化城来，土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赂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25)内地民商(北套客)正是看准了新疆市场上的巨大商机，因而不辞险远，开辟出从归化至古城的大小草地长途驼运路线，形成了多层次、多流向的市场流通体系。内地民商在这个市场体系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民商的发达，部分弥补了经济区的不足，便利了财货和民生物资的流通。民商开发的奇台经归化(呼和浩特)以通京城的驼道(大西路)，逐渐成为连接新疆与内地的交通运输干线，奇台也逐渐取代镇西，成为繁华一时的北疆商业中心。奇台、呼和浩特、张家口、包头等地涌现出了一批驼运店，专门承揽西北地区货运。一些大的驼运店的骆驼多达千峰。奇台有安德堂、天顺魁(后迁包头)、天德全等大小驼店近40家。这条商路两端连接着两个重要的区域性市场，一个是奇台，一个是呼和浩特。

这种“能量”的补充来自全国各地：江南的丝绸、纱布、银两；陕、晋、闽等省的茶叶；江西的瓷器等。这些物资源源不断或通过大运河，或通过陆路，最后通过“长城—天山”的商路抵达天山南北。天山北路作为战略区，从全国调配物资进行补给，使得天山南北被统合到国家的程度大大提升，在道光初年，天山北路形成120余万亩的新垦土地，人口一度也达到60余万。天山南路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人口从乾隆初年的26万，增长到110万。

傅雷(Philippe Foret)通过对清朝在热河省的治理提出了一种新的边疆划分方法，满清皇朝对内外蒙古的政策，事实上造成了将边境地区分成动态与静态地区的一种情态，清版图所呈现的空间单位即有动态与静态之分。所谓动态地区，指的是原有景观发生了变化，与北京和承德的联系变得密切的地方；所谓静态地区，指的是原景观保持不变，可以被忽略的地区。伊犁和承德这两个地区经历了剧烈的族群变动及其相应的文化景观的变化(26)。天山北麓的变迁具有“动态边疆”的三个形态：第一，将大片的草原开辟为良田，人工绿洲面积大大扩张，形成了一个与天山南麓相似的绿洲地带，这一绿洲带由若干核心绿洲组成，相距不远，呈现连片发展的趋势。实现了草原生态为中心向农业生态为中心的景观转换。第二，城市体系的形成使得原来蒙古游牧地开始转变为“城村络绎”的定居点，实现了蒙古文化景观向满、汉文化景观的转换。第三，道路性质的转变。“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27)交通运输的时空效率大为提高，实现了从丝绸之路的贵重奢侈品的长途转运贸易转向区域间的民生贸易，“长城—天山”商路与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虽然路有重合，但是性质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动态边疆”真实的涵义表达的是“边疆中心化”，如果不是国家的战略区，怎么会有这么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为了解决将天山南北统合到国家体制当中的问题，财政富裕的省区都充当了“经济区”的角色，这就需要重新评价清朝对天山南北开发的贡献。在处理俄国与内亚的问题方面，必须使清朝动员举国上下的力量。“长城—天山”之间的区域关系的新发展，不仅标志内地和“边疆”的关系愈加密切，内地与天山南北的经济联系也进一步加强，显示国家命运开始从南北轴向转为东西轴向的摆动，如天山北路的开发，伊犁九城、迪化、巩宁等城市的兴衰，这条商路就成为体现这种变动的重要“晴雨表”。

三、“长城—天山”商路与国家建设的东西轴线

潘志平先生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西域新疆与中原的关系，如一个不对称的“哑铃”，“小头”在西域，“大头”在中原(28)。不过，笔者想指出的是，这种战略关系还存在另外一种“倒挂”现象，政治大头是在新疆，但是支持的力量却是源自远方，特别是交通运输这根“血管”很细，一旦内地动荡，天山南北很容易陷入绝境。

乾隆中期的一位满洲官员记载新疆的财政情况是：“今大兵既驻其地，皆需谷食。因设屯田之法，开垦荒芜。回兵六千户，种地纳粮，仅足支用。各官薪俸，兵丁盐菜，必需于内地。每岁倒调内地银五十余万两，绸缎数万匹，与哈萨克交易牛羊马匹，变价充晌。又收关税地基银四万余两，及回城所交棉花布匹等项，使能足一岁之用。钱价昂贵。”(29)到道光年间，伊犁将军布彦泰仍旧称：“新疆各城经费岁需二百余万两，例由各省协解。甘肃藩库分春秋二拨解运。本年拨，接甘省来咨，以各省协饷未到，而新疆经费紧要，未便耽延……再新疆百万军民皆依赖国家豢养之恩，恃此兵饷以为生计，设拨解愆期，则军民有枵腹之虞，于新疆重地，关系实非浅鲜。”(30)20世纪初，还有官员大声疾呼重视交通，联络内地，“深沟重堑，天险之国，不患其不能守，而患其不能通。通则富，不通则贫；通则强，不通则弱”(31)。

实际上，清朝希望能将经济区北移到京师附近，实现战略区与经济区的统一，道光时名臣林则徐上奏，提出“国家建都在此，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靡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至计，窃愿更有进也。”(32)元、明、清的官吏们再三提出要把直隶变成“第二江南”的计划，就是在北京周围建立一个“基本经济区”。但这种想用直隶所生产的粮食代替江南运来的漕粮，并想无需再从南方运输谷物的希望，却从来都未实现过(33)。

“长城—天山”商路的兴盛主要是依赖政府的投入刺激了商路贸易，而江南的动荡是造成这一商路衰落的主要原因。咸丰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江南输往新疆的协饷断绝，致使天山南北的驻军多年无饷可发，军心动摇，战斗力下降，无法抵挡阿古柏匪军的入侵，西域新疆沦陷大半。左宗棠率领湘军西征新疆期间，军需浩繁，随军商贩众多，使得这一商路一度复兴，同时，西征暂时解决了中国对俄与中亚的问题，使得西部陆疆暂时得以安宁。“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34)不过，随着甲午之役以及以后的辛丑条约，海疆危机再次超越陆疆危机，不仅江南是主要承担债务的省区，而且还有海上而来的各种商业竞争，自身财政难保，遑论支援新疆？甚至一直财政依赖补贴的新疆都摊上了辛丑赔款的份额，驻军也一再削减，进疆的物资数量大大降低。这条商路另外还面临俄商的竞争，随着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俄商的运营成本降低并逐步击垮了当地商业；另外，1911年外蒙古少数王公受沙俄挑唆宣布独立后，最畅通的大草地路线断绝。绥新商人不得不集资组织驼运，从哈密经内蒙古到绥远。这条商路4000华里，因季节关系，一年只能通行两次。天山南北与内地的交往联系大大降低，西部的边疆危机日益突出。

自20世纪初以来，“长城—天山”商路逐渐衰败，表现的是清朝已无“能量”通过这条道路输送到战略区，“血管”没有血液补充，自身的绿洲经济无法满足新疆行政的需要，必然导致新疆依赖俄国的商业支持，造成经济依附于俄国，最后是政治权利也依附于俄国，形成深重的边疆危机。商路不是简单作为商业交通的衰败，而是代表中国“东西之轴”这一命脉的衰败。

左宗棠的西征曾经对陆疆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一成果在20世纪初期逐步丧失。拉铁摩尔指出，草原、内地与绿洲之间的相互关系终结于20世纪30年代，“汉人在中亚统治的结束(指杨增新被暗杀后)代表着旧式绿洲崛兴循环的完成。但是，继之而起的并不是原来那种草原崛兴的反循环，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统一现象。其规模比过去历史上的任何循环都要大，并影响到草原、绿洲和中国内地。……因为苏联势力之进入蒙古、新疆及中国内地不是凭武力进入，而是由受其影响的民众所引入的。”(35)曾经在西征中得到暂时平衡的俄国扩张和内亚问题，重新回到中国的面前，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再次显现的俄国与内亚问题，基本上处于地缘劣势，只能被动回应。不过，访问过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有过会谈接触的拉铁摩尔发现，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是不会完全照搬俄国方式处理边疆问题的，“中共不是苏联的傀儡和工具”，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拉铁摩尔的预见(36)。

俄国在内亚的扩张以及以后苏俄利用民族自决主张，推动内亚民族主义意识，并借助族群政治干预新疆，说明内亚问题一直没有消失，而且有时极为尖锐。在苏联支持和影响下的内亚族群的民族主义与国族主义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张力(37)。鲁西奇教授所提出的封建时代的“核心区”标准：兵甲(军兵)、衣食(财赋)、人才(文武官员)以及合法性的地区，即兵甲所出、财赋所聚、人才所萃、正统所寄的地区。在核心区所应具备的四个要素中，兵甲与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只有拥有此二者，王朝才有可能建立起军队和官僚系统(38)。但是，“财赋所聚”在内亚的语境下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这一标准还是有“中原中心观”的色彩。拉铁摩尔所说的战略区与经济区作为不同的“核心区”而产生的互动，这一分析解释路径则更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脉动。

另一方面，无论是战略区还是经济区，都有作为地理生态区域的性质。特别是“战略区”同时也是游牧民与定居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贸易通道。“边疆具有政治而非地理的根源。只有在一个边疆观念存在以后，它才能被理解成一个地理结构的共同体赋予的此项功能”(39)。拉铁摩尔还指出，“边疆两边的人民从事走私贸易是极为普遍的”(40)。应该深刻认识到，中国内亚的“战略区”是以绿洲为基础的，并非“雨养精耕”地区，因而不能产生与“经济核心区”同等的效果和功能，如果硬是照搬“雨养精耕”经济区的模式，带来的后患将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广土众民”特点，“广土”实际上指的是与“雨养精耕”地区不同，大致以长城为界的400毫米等降雨量的地区，同时也是与“胡焕庸线”走向大致相仿的一条地理分界线，这条线以北以西，主要以牧区和绿洲为主，人口远远低于长城以南地区，一直到21世纪，这条线以西人口大致也只占全国人口的10％左右。虽然地广人稀，但是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中央政权无不高度重视其地位，将其整合到国家体系当中去。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分析元朝的“蒙古世界体系”时指出，蒙古国家建构的第一根支柱是“草原世界的武力”；第二根支柱是“中华世界的经济力”；第三根支柱是“穆斯林的商业力”。忽必烈新国家的基本构想，融合了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以及穆斯林商业力这三个连贯欧亚的历史传统基础(41)。不过，冀朝鼎、拉铁摩尔讨论了具有游牧政权“基因”的隋朝开发了大运河，将北方的军事战略区与经济区联通起来，可见，这并不是蒙古帝国的独创。到18世纪中叶，当俄罗斯与中亚的哈萨克、浩罕等与清朝接壤，天山的战略意义因此凸显，东西方向的历史轴线就显得非常重要，只能“以东(经济区)补西(战略区)”。由于这条轴线上没有水路可以沟通形成“大运河”，其战略航道只有通过空间上最为便利的“长城—天山”商路进行补给，“沙漠之舟”骆驼就是“航船”，“船队”就是驼队，这条“航道”上的商埠如归化、张家口、古城等被形象地称之为“旱码头”。这条“航道”源源不断地给戍边的将士和屯田的民户带去商业物资和必备的生活消费品，这条东西轴线无疑是清朝中期国家建构当中的一条生命线。

四、民族主义话语的不同面向与“中国性”的讨论

1840年，英国挑起的鸦片战争使得清朝沿海、沿江的经济腹地严重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此后，太平天国农民军和清朝之间的激烈战争使得发达的江南腹地基本上成为一片战争废墟。没有经济区的支援，西域新疆的驻军陷于绝境，大半新疆版图被阿古柏所窃据。1874-1884年间，清廷内部引发了关于国防战略问题的激烈争论，形成了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换一个角度讲，就是保“战略区”还是保“经济区”的问题。“塞防”占据上风，表明清廷意识到保“战略区”更为重要，随着新疆被湘军光复，新疆建省的目的之一是强化南疆的作用，使其从“回疆”转变为内地的州县制度，发挥一定的“核心区”功能，使得南疆能够为北疆提供物资和粮食财赋的支持。左宗棠吸取战略区与经济区分离的教训，一针见血分析历史教训，“陇与新疆专赖各省协济，非大部主支与内，疆圻襄之于外，事无由济。若如近时频催罔应，殊可寒心。”吸取了协饷不济是导致新疆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教训。“此时议开郡县，原故以内地之治治之，则一条鞭法不可不讲，除按丁抽赋之苛，而问田取赋，庶征收有定而贫富两得填平，加以平徭役，警游惰，禁侵贪，民可使富也。”(42)一方面明确指出，依靠本地的财赋支持新疆的边防和边政；另一方面，也通过国家力量实行直接管理，消除伯克制的弊政。

在俄国的不平等条约下，新疆已经丧失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左宗棠对此有清醒认识：“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万一强邻窥伺，暗煽并飞，后患方兴，前功尽弃。”(43)不得已将全省统治中心——首府确立在乌鲁木齐，“昔日新疆以伊犁第一重镇、乌鲁木齐次之、南八城又次之。今日之形势则大不然，近日确情当以乌鲁木齐辖境为第一重镇，伊犁次之，南路又次之。”(44)通过强化南北疆关系，相互支持，以防止沙俄觊觎边疆，这是建省的又一个重要目标。

以左宗棠的战略布局观之，新疆形成“双重”区域结构：第一重结构是“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依靠“长城—天山”东西轴线沟通内地经济区与战略区的关系；第二重结构是强化天山南北的区域结构，天山以南的绿洲为天山以北战略区提供物资支持。这双重结构的力量相互叠加，使得天山南北最后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建省也体现了维护主权国家的自觉意识。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崩溃，外蒙古失控，“长城—天山”商路陷于窘境，但是始终未中断，艰难地维系着新疆和内地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民国杨增新时期，中枢基本上对于新疆财政无能为力，杨增新能够独自支撑新疆局面长达17年之久，完全依靠的是清朝的遗产——新疆建省后，国家体制下的“齐户编民”能够缴纳赋税——南疆的粮食、物资能够接济北疆，在内地经济区的支援力度降低的情况下，还能维持新疆最低限度的财政运转，保证新疆能够艰难度日。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历史在“冲击—回应”的海洋史观面向下，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海疆和陆疆的关系，也使得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混杂在一起。姚大力先生指出，19世纪末期，两种民族主义运动传入到中国，一种是“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它强调在现存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全体国民认同意识；另一种是“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它推动了汉、满、蒙、藏等民族各自的民族主义。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可能存在相互冲突。例如章太炎提出的激进的汉民族主义立场(45)。本文将“国家民族主义”直接译为“国族主义”。江南本应是中国的“经济核心区”，但是却成了“战略区”，不仅是抗日战争的中心，而且也是汉人民族主义反应最为强烈的地区；新疆本是中国的“战略区”，因为“经济区”无法供给物资财源，为自保反而变成了“经济区”，强调要加强“经济开发”。海疆、陆疆，虽然都是“边疆”，海疆却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区域，受到海洋而来的民族主义影响深重，学习“海国”进入新的国际体系成为近代中国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海国”作为了解对手形成的概念，既包括西方本身内部的典章制度和各方面情况，也包括其海外扩张，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情况，还包括其作为入侵者在中国的存在，以及船坚炮利体现出的优势，也就是说涵盖了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概念所指的不同层面，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国家概念。这一“海国”作为他者构成了中国自我认知的重要参照和实际的对应物。而这一“他者”此前一直不存在(46)。

与“海国”同构的历史叙述是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的理论视野，这一表述基本上变成了汉族在回应西方的挑战，一部近代史基本上写成了汉族的近代史；陆疆危机深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被完全表达为一部屈辱的历史，这种看法虽似正确但不全面。这是以海洋的民族主义为中心的视野。如果不单纯以这种视角看，而是站在陆疆的“国家主义”立场看，我们还会看到另一种面向：清朝通过整合内地经济区与天山战略区之间的关系，把各个不同族群——满、汉、蒙古、塔兰奇、回、“六城”绿洲民、索伦、锡伯等整合到一起，守卫天山南北，以强大的行动回应正在扩张的俄国以及各种复杂的内亚局面。平定准噶尔，回疆大、小和卓及张格尔，阿古柏的入侵，清朝在处理内亚问题以及俄国扩张问题上应该说有得有失。虽然对俄国不是以军事斗争为主，而是通过新建战略核心区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空间的调整，达到保证国土和主权的目的。这一历史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汲取，体现了一种主权国家建构模式。不能因为陆疆危机而彻底否定清朝在国家内陆疆域整合上的历史努力，也不能淡化非汉族群的历史贡献。

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在“民族主义”思维下，我们长期重沿海而轻“内亚”。把“边疆”问题同质化——这是作为海国“民族主义”影响的产物，带有浓厚的汉人民族主义的色彩，对于国家建设，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在这一视角下，“长城—天山”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陆疆”问题，“替换”了原先帝国时期处理长城南北关系(蒙汉关系、俄国与中国的关系)这一问题——“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卫京师”。在这种语境下，南北关系——游牧与农业定居民的关系，无论是满、汉还是蒙古建立的王朝，谁是中国“正统”的问题不再凸显。而东西方向的“海疆”和“陆疆”问题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重大问题，“中国”从而被民族主义话语所取代。另一方面，清朝虽然是按照帝国的治理方式解决“陆疆”问题，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晚清新疆建省，体现出浓厚的“国家建构”色彩，但是在前者的思考方式下，把清朝处理这一问题的意义和贡献显然淡化了。

通过借助拉铁摩尔讨论经济区与战略区的关系，我们重新发现了帝国时期整合疆域的努力。特别是清代“长城—天山”商路的兴衰，已经成为新的国家命脉——东西轴线走向的“晴雨表”。清朝在统合天山南北与长城内外、长江南北中作出的贡献，是部分实现了区域关系的统合——是帝国时代“国家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至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国覆亡，它在中国西部遗留的一大政治遗产是天山北路的伊犁、迪化等城市和成片开发的农业区，以及定居的数十万的汉、回、维吾尔等各族居民。此外，还留下一个“新疆行省”体制——这是清朝处理俄国与内亚关系的另一个重大政治遗产。同时，正如拉铁摩尔观察“中国性”时说，“从黄河中心区域转向大草原，我们发现，从历史上看，社会分化变异的过程适应了不同的地理环境。从同一地区转向南部、西南部和东南部，我们发现的是同化和升华的过程。我们的确也发现社会和文化特性的历史持久性，但主要趋势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中国的成长。”(47)自1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就面临着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将天山南北的战略区从空间与华北、江南的核心区连为一体，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大中国”。晚清的新疆建省，也是“中国化”的一个缩影。这两次整合过程，是在清朝的统治下完成的。清朝动员了大江南北、长城南北、天山南北甚至东北满洲的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到其中。这一区域整合过程大大超越了清朝自身的满洲族群意识，而且也超越了不同族群的民族意识，体现了一种自觉的“国家建构”，促成了“中国”意识的生成。“清”与“中国”已经成为乾嘉时期文献中并行的称呼(48)。当然，清朝在这统合过程中，确实也采取了差异化民族政策，强化满族的统治权力，也有造成民族隔阂的一面，这是客观的事实。总体而言，清朝统合战略区与经济区既继承了汉唐盛世经营西域的经验，同时，还超越了汉唐在巩固内陆疆域方面的成就。

五、结语

正如开篇当中冀朝鼎所思：“(中国)不像现代国家那样是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而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的办法，用军事与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这一“国家性”实际是来自于空间建构。因此，或可指出，“长城—天山”商路是中国近代“国家性”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经济区与战略区的统合主要是依靠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力量，使得清朝已经具有某种近代“国家建构”的面向。如果说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从空间上与“长城—天山”商路有巨大的重合，那么，某种意义上仍然含有继续从空间上整合。内地(经济区)和边疆(战略区)的意义，仿佛依稀可以看到“长城—天山”商路的骆驼客和各种商贩奔走的身影。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以良好的外部环境，促使边疆(战略区)转化为核心区，这也是当今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笔者赞同一些学者提出“空间”的意义长久被淹没在同质化的民族主义叙事当中，今天恢复空间和区域的视角，突破单线的民族主义叙事(49)，必须兼顾来自海洋与内陆板块的双向“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这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自身经验的发掘，具有某种积极意义。

注释：

①(33)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页。

②鲁西奇：《中国历史的命脉在哪里？》，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6150.

③⑤⑧⑨(35)[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8、26、37-38、127页。

④⑥(12)(20)(21)(47)[美]拉铁摩尔著，牛昢昢译：《针对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一个亚洲内陆研究法》，收入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06、405、405、401、407、402页。

⑦姚大力：《全凭活法炼暗香：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未刊稿)，2014年《边疆热点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对策研究》上海项目会议论文。

⑩(11)(13)(14)(39)(40)[美]拉铁摩尔著，牛昢昢译：《历史的疆域》，收入张世明等主编：《空间、法律与学术话语：西方边疆理论经典文献》，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354、364、365、356、354页。

(15)(唐)《皮日休文集》卷一《汴河铭》，四库丛刊景明本。

(16)王明德：《从黄河时代到运河时代：中国古都的变迁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版。

(17)(18)[美]拉铁摩尔著、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收入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124页。

(19)黄达远：《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22)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协饷供应和财政危机》，《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23)范金民：《清代江南与新疆官方丝绸贸易的数量、品种和色彩诸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24)(25)钟广生等编纂：《新疆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27-128、147页。

(26)[法]傅雷：《热河环境史：华北农业之扩张》，载《法国汉学》(人居环境建设史专号第九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9页。

(27)(清)纪昀：《乌鲁木齐杂记》，收入《小方壶舆地丛钞》。

(28)潘志平、耶斯尔：《西域新疆的战略地位：地缘政治的视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

(29)(清)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新疆纪略》(上)，清照堂丛书本。

(30)(清)布彦泰：《新疆奏稿》之《请试行商税裕经费摺》，《西北史地文献丛书二编》16册，第198页。

(31)(清)王树楠等编：《新疆图志》第5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985页。

(32)(清)林则徐：《畿辅水利议叙略》，《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百十四《工政十一直隶水利》。

(34)[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75页。

(36)袁剑：《拉铁摩尔在北京看到了什么》，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46286.

(37)黄达远：《十八世纪中叶以降的内亚地缘政治与国家建构》，《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

(38)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分析与理路》，《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41)[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和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页。

(42)《左文襄公文集》《书牍》卷二十。

(43)《左文襄公文集》《奏稿》卷五零。

(44)(清)李云麟：《西陲事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45)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46)王瑞成：《从〈海国图志〉看“海国”与“中国”概念的生成》，《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

(48)(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2-323页。

(49)黄达远：《多维视野下的西域——以1759-1864年的天山史为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