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天山”内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
1950年的秋天,我和一些青年同志到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族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一天我在疏勒县的一个茶馆里吃茶,碰到了几个维吾尔族青年正在用维吾尔语讲《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好奇心使我同他们攀谈了起来,得知他们祖上的男方都是在疏勒城外八个屯子屯田的汉族士兵,祖上的女方都是当地维吾尔族妇女。他们约我到他们的家里做客,我在他们的家里看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南疆的其他维吾尔族农民的家庭生活完全一样。如果还有一点不同的话,就是我在他们的家里看到了用汉文写的神主牌位,这只能算是汉族祖先崇拜的一点遗物。1877年清军和新疆各族人民赶走阿古柏这帮外国侵略势力后,驻疏勒的清朝军队在城外屯田,距我在疏勒县调查时仅七十来年,可见这些屯田的汉族士兵融合于维吾尔族的速度是很快的。
这是上世纪50年代，民族学家谷苞深入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进行田野调查，于1989年写成的《在我国历史上有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一文中所记述的一件事。
以中原为本位的官方历史很少记载“民族通婚”这样的小事件，只有在记述边疆的民间野史中可以找到只言片语。在谷苞的笔下，清朝驻疏勒的湘军与当地的维吾尔人通婚，仅仅70多年，其后人就已经同化于维吾尔族，成为了维吾尔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如今，距离谷苞的调查，又过去了60余年，这些湘军后代估计已经“遗忘”了自己的先祖曾是汉人。对这一群体和当地社区而言，这段历史被选择性地“遗忘”了。正如历史学家罗新指出，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相当数量的非华夏人群加入华夏社会，这些人群都要通过不同途径实现其文化转型，最终转换其历史叙述，使得他们的社会面貌与其他华夏人群没有差别。这个过程中，集团和个体都积极进行了遗忘。同理，来自华夏的散居人群加入非华夏社会，最终也会实现文化转型和历史叙述，逐渐成为非华夏社会的成员。中国古代文化也对这种“华夷转换”也持有宽容的心态，“入中国（华夏）则中国（华夏）之，入狄夷则狄夷之。”诚如陈寅恪所言：“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曰为汉人,胡化之人即曰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华夷”之间并非都能成功转换，有时会形成共生形态——一种“过渡形态”的人群。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东天山调查时发现，在天山中段的巴里坤与奇台之间有一个山居人群，是汉人与蒙古人通婚的后代。他们既熟谙汉语，又精通蒙古语，风俗既随蒙古族，也随汉族，既能像蒙古人一样管理他们的牲畜，也能像汉人一般丧葬、婚嫁。在毡包内他们像蒙古人一样穿着，当来到城镇又打扮得像汉人。他们在冬季的低地草场拥有大量房屋，夏季又随蒙古人一起进山搭建夏季毡包。他们有最普遍的宗教宽容，夏季在山中热情地款待游历的蒙古喇嘛，到冬季又去参拜汉人的寺庙。
这些兼收汉文化和蒙古文化，具有“过渡”特征的人群让拉铁摩尔“大开脑洞”，长城作为“过渡地带”成为了他所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核心思想。拉铁摩尔挑战了当时风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是对“欧洲中心观”和“中原中心观”的双重拒绝。正如鲁西奇教授所反思的，迄今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阐释,大抵都假定中国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走过基本相同的道路、遵循大致一致的历史发展模式。以社会形态演进为核心线索的叙述与阐释体系,强调人类历史均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以社会主义社会为其初级阶段）的演化,认为历史发展的总体线索自亦如此,中国各个地区亦概莫能外。此外，还有一种“汉化”的阐释模式，“它假定一种单一的文明媒介,从汉人为基础的帝国中心,直接传导到不同种类的边陲人群当中。扩张、移民和文化传播的叙述,被看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单向同化方向,从而将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逐步形成自己特点的过程简单化了”。这种以单中心为标准将社会视为同质化过程的历史取向在根源上来自早期进化论，不仅掩盖了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存在的历史文化特性的差异，而且也掩盖了中国内部的区域性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已经突破了进化论的束缚，将中国历史的中心恢复到以长城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如李凤山认为，古代的民族格局总是反映着经济地理的生态结构。西周以降,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建立了以当时农耕民族为主体的秦汉多民族统一的强大封建帝国；以蒙古草原为中心,则形成了以当时草原游牧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奴隶制政权。万里长城恰好坐落在这两大经济、文化腹心的南北交汇处。
从“区域”形态看历史的发展，除了游牧和农耕两大形态外，谷苞很重视绿洲形态，对河西走廊绿洲从游牧区转为农耕区给予高度评价。汉朝对于河西走廊的开发，特别是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的设置，不仅具有中国史的意义，也具有世界史的意义。由于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耕区，分隔开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同时，汉朝与天山以南的农业诸国，以及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的乌孙结成了抗击匈奴的联盟，后来天山以南的诸农业国归服汉朝，纳入汉朝的版图，这就加强了汉朝的实力，进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势力。正是河西走廊将游牧势力一分为二，使得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最后成为两个异质性的互动游牧体系，两大游牧体系分别和中原、西域发展出不同的关系，使得中国西北历史变得丰富而多元，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大格局。这一视域中，谷苞将绿洲归入农耕社会的体系。
将绿洲视野纳入到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的是拉铁摩尔。上世纪20年代末，拉铁摩尔混迹在商队中完成了从华北长城商贸城市张家口到天山中段的重要商埠古城（1759年，清政府在迪化以北约400余里的奇台堡设防驻守，该地为唐蒲类城遗址，人们以“古城”之名呼之）上千公里商路的考察。从沿线草原、沙漠、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他观察到了不同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式等在商路上的互动，继而也提供了新的眼光来分析这一区域的历史。他认为天山是新疆的地理重心。它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地理态势，它融化的雪水也成为了绿洲的生命线。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利用历史地理的概念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天山历史地理学”，提出天山属于“干燥亚细亚”区域，因此，“绿洲”这个“沙漠岛”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历史空间单位。绿洲是可以耕作的土地，但是这里的农耕受到自然条件的强烈制约：第一，享受不到雨水的恩惠；第二，依赖于地下水和河水，因此水量有限；第三，因水量有限，耕地不能无限度地扩大。受这些因素制约，绿洲具有与中国内地、印度或日本的农耕社会完全不同的性质。绿洲总体上属于资源匮乏区，人口、耕地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要维系绿洲的运转，就必须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获得新的商业资源。绿洲又是一个活跃因素，即它不仅给农业社会增加了贸易的因素，还使之展现出中转市场的性质，并起到了商队驿站的作用。因此，他提出了绿洲就是沙漠中的“岛屿”，连通岛屿的商队就是“航船”，从河西走廊到天山，因为商队的联络使得各个绿洲被连成了“绿洲桥”。松田寿男的表述既生动又富有想象力。
谷苞、李凤山、拉铁摩尔、松田寿男等中外学者都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空间视角：把“长城—天山”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单位。李凤山以天山区域发现了烽燧遗址为依据，将天山纳入到“长城带”中。松田寿男则指出，一方面，“天山半岛”正因为长长地突出在辽阔的沙海中，其突出部分与东方的蒙古高原和中原之间横亘着寸草不生、极其干燥的大沙漠，因此，要从东方靠近这个半岛，就必须经过非常艰苦的旅程才行。另一方面，天山与万里长城的功能类似，都发挥了隔离游牧和农耕两种生活者的作用，但同时，它又成为使二者进行接触、和解的媒介。万里长城和天山山脉，尽管一个是人工的造物，另一个是自然山岭的复杂连结，但可以把天山山脉看作是万里长城的延长线。因此，松田寿男认为连结万里长城与天山山脉的这一条线才是划分古代亚洲的游牧圈和农耕圈的边界线；同时，它作为连结双方的交往线，又具有无与伦比的重大意义。如果说，松田寿男从空间提出了“长城—天山”作为划分游牧圈和农耕圈的意义，而拉铁摩尔则进一步从时间上提出了“长城—天山”联通历史的意义。他指出，约在公元7世纪，长城—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王朝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道路的形成。
谷苞则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必须置于游牧与农耕两大区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地理空间这一视域中来理解，换言之，“长城—天山”划分的农业区和游牧区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他因此强调，要正确看待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在汉朝设置西域都护以后，我国的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成了一片，这时我国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界线，从长城以北到天山以北长达数千公里。农业区与游牧区都各有自己所特有的产品，是对方所没有或缺少的，因而也是对方在生产、生活上所迫切需要的。由于游牧区不能生产游牧民族所需要的全部生产、生活物资，游牧民族对于农业区生产的粮食和各种手工产品的需求是更为迫切的。受基本的经济法则的支配，农业区与游牧区以有易无的交易便发生了，而且这种交易的规模和品种，愈来愈大，愈来愈多了。”他强调游牧与农耕并重，超越了把河西走廊视为“华夷边界”的思路，以“长城—天山”重新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的空间——以亚洲或“内陆亚洲”为整体性视角，这与中国史以东亚为历史空间的传统叙述区别开来。谷苞的观点也成为费孝通所编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长城—天山走廊”的形成与民族间的交流、互动
清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新疆的多民族交往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费孝通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
在清代，新疆的重要性凸显，首先源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地缘政治格局本质上是由实力和“地理力”（即地理屏障）组成的地缘政治力量。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天山南北，疆域扩大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虽然3个哈萨克玉兹成为清王朝与南下哈萨克草原的沙俄帝国之间的屏障。但是，沙俄帝国南下对清王朝在中亚的地缘政治构成严峻挑战。清朝中叶，由清王朝控制的伊犁河谷在地缘上与哈萨克草原、南俄草原连为一体，深刻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格局。由于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天山，沙俄帝国加强了对南俄草原与哈萨克草原大通道的控制，与清王朝在中亚形成对峙状态。因此，处理不断扩张的沙俄帝国以及内亚问题成为整个清朝北方战略的核心。
在这一过程中，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降低，地缘政治的重心被转移和前置到了天山北麓。如乾隆27年（1762年）《清高宗实录》所载：“前因准夷未平,凉州、庄浪等处为西陲冲要,故将西安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兵丁派出数千名,分地驻防。今大功告成,巴里坤以西,皆成内地,凉、庄既非边徽,……现在伊犁建造城堡,设立将军驻防屯田,与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即以凉、庄兵丁挚眷迁移,较为省便。”
此间，伊犁的建设是重中之重。民国时期，地理学家蒋君章在《西北经营论》（1936年）中对伊犁的重要性曾有形象的描述：“新疆命脉一系于伊犁，伊犁为新疆头颅，北路塔城，南路疏勒，则左右其肩臂也。乌鲁木齐为其腰脐。其足骨则东伸抵于甘肃、青海”。清政府以伊犁为中心，确立了“以北制南”的空间策略。
清王朝北方的安全防御体系沿东西方向展开，大致形成四大体系：
一是天山北麓“三镇”体系，其功能类似于河西走廊“四郡”，以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三大军事重镇为中心，发展为声息联络的城镇体系。实际上，三大重镇分别体现出天山北麓战略区域的三重属性：其一，战略前沿区是天山西部伊犁河谷中的“伊犁九城”，以满城惠远为中心，周边环绕其他满城、汉城、回城等，共九城；设总统伊犁将军，统率八旗驻防；主要应对沙俄帝国的南下、东进战略，同时羁縻哈萨克、布鲁特等中亚汗国，承担巡边、地缘外交和国防功能。其二，战略支援区在天山中段，以乌鲁木齐的满城巩宁与汉城迪化为主，尤以巩宁为中心；设乌鲁木齐都统，八旗驻防和绿营并重；北望蒙古，南通喀什，亦为重要的屯垦区。其三，战略接应区是天山东部的巴里坤，在汉城镇西和满城会宁设巴里坤总兵，统率八旗及绿营驻防，以会宁为中心。“三镇”之间声气相通，是清王朝北方防御体系的核心。“三镇”的中心均设在满城——惠远、巩宁、会宁。仅观其城名，“天朝”心态和时空布局彰显无遗。
二是在伊犁以北的塔尔巴哈台山附近设置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与科布多参赞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黑龙江将军的驻地东西相望，形势联络，互为犄角，共同组成了巩固北部边疆的屏障。
三是在天山南路建立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为中心的“回疆”体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一度为“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亦曾移驻乌什和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哈喇沙尔等八城均有满、汉官兵驻扎。
四是在东天山与河西走廊交汇的哈密与吐鲁番地区，由哈密回王与吐鲁番回王管辖回部，另设哈密办事大臣、吐鲁番领队大臣。东天山实为内地与西域的门户，由此，从吐鲁番、哈密至河西走廊的敦煌、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一线联成了一个安全体系。
在四大安全体系中，以天山北麓“三镇”为最要，其中又以伊犁为第一。伊犁号称“新疆第一重镇”，伊犁将军的名号冠有“总统”二字，其重要性高于其他八旗驻防将军。
伊犁将军执掌的外交和军事事务范围达及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整个西域，其巡边、喀什噶尔换防、军事训练任务繁重；以各驻防地的军事民事为主要职责，同时要负责开办旗学、处理外交、制造军械等；经济事务主要涉及屯垦、马政、制钱、贸易等等。行政成本远远高于内地。
伊犁是新疆的军政中心,清政府首先打通乌鲁木齐至伊犁的道路，沿途设置21座军台,长770多公里,史称“乌鲁木齐西路”,俗称“红庙大路”。此后又连通了乌鲁木齐至北京的道路，至此，从北京经过山西、陕西、甘肃嘉峪关、新疆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到伊犁的官道终于完成，共有台站218座,总长4645公里。这条官道的完成，不仅构建了北京至伊犁的军政信息系统，而且也建成了将沿线体系纳入到中央管理的有效通道，是清朝强化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
北京至伊犁的官道保障了行旅和客商的安全，因此，它也成为了一条重要商道，形成了官商共用的格局。
从河西走廊到天山西部的伊犁草原，清朝的战略区向西北跃进千里，经济区必须匹配跟进。正如河西走廊一样，尽管清朝政府在经济上给予西域巨大的支持，但是这种“外嵌式”的，由军政力量主导的城镇发展动力，使得城乡统筹功能并不完备。天山南北分散的绿洲难以形成连片的经济核心区，除了粮食以外，绿洲经济无法形成自给自足的体系，棉花、茶叶、布匹、绸缎以及各种民生用品都不能形成循环体系，要满足驻军、家属及屯民的需要，大宗商品必须通过从内地远距离运输进行调配。新疆本地的财政能力无法负担如此浩大的开支。而粮食与日用物资一直是支持战略区的根本保障，需供应范围也随之向长城以西的天山南北转移。由于天山以北与华北情况相似，不是一个“雨养精耕”地区。天山北麓气候寒凉，积温不足，巴里坤一带的农作物种植以小麦、青稞、粟谷为主，普遍采用粗耕的方式，通过屯田，能够满足驻军和居民的粮食需要。但是，由于绿洲的分散性和地理气候的原因，除了粮食有剩余以外，其他物资均不能生产，导致天山北路经济区功能并不完整。这种不平衡的问题只能依靠内地补充“能量”，而这一能量的补充必须要开辟新的通道抑或改造或扩大旧的通道。
从1760年开始，清政府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饷”200万至300万两白银，充作新疆军政费用。25个省级行政区，除了边疆诸省外，其余各省以及粤海关、闽海关、江汉关、江海关等海关，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有学者统计，1760年至1911年，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总计近3亿8千万两白银，约占清朝中叶财政收入的十五分之一，相当于清朝乾隆中期8到1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
清朝政府立足于天山南北发展经济，采取了铸造货币、开垦荒田、开矿、经营官铺、对哈萨克等周边民族、国家开展贸易等措施。从伊犁河谷到巴里坤盆地的千里沿线出现了络绎不绝的屯垦区和大小不一的城镇，大片的游牧区转化为人工绿洲，成为了重要的粮食产区和粮食市场，纪晓岚曾慨叹“天下粮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同时，清王朝开发新疆的努力将农耕区的界限从河西走廊向西北推进了上千里，并将之与河西走廊到关中平原一线的农耕区相衔接，这一游牧区与农耕区关系的新变化，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进程。
哈萨克、蒙古等部的游牧经济圈对农耕经济圈的粮食、茶叶、布匹、瓷器等有着强烈的需求,北疆绿洲农耕区的粮食、南疆绿洲农耕区出产的布匹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另一方面,以军饷、协饷等形式发放的白银大量流入天山南北的城镇，造成白银与铜币的汇率远低于内地，让商人有利可图。同时，南北疆各级城市人口剧增，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刺激了对内地茶叶、瓷器、日用品等的需求。内地民商正是看准了此间蕴藏的巨大商机，因而不辞险远，开辟出从归化（今呼和浩特）至古城的大小草地长途驼运路线，形成了多层次、多流向的市场流通体系。民商在这个市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北套客”和“西路客”基本垄断了这些市场。据纪晓岚的记录，“大贾皆自归化城来，土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赂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须携锅帐耳。”而西路客则是指从陕甘方向进入新疆的客商。
清军西征的巨大军需催生了市场需求，总有内地商贩随军。据官修《新疆图志》记载：“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取供于商。无行赍居送之烦，国不耗而饷足，民不劳而军赡。”古城、归化、张家口、包头等地涌现出了一批驼运店，专门承揽往西北地区的货运。一些大型驼运店的骆驼多达千峰。仅古城就有安德堂、天顺魁（后迁包头）、天德全等大小驼运店近40家。
大宗粮食类商品成为古城与蒙古游牧区交易的主要商品，从古城通往蒙古科布多城的粮道被称为“蒙古食路”,可见其关系之重。道光初年,清人描述了古城中转市场的流通范围:“(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出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内人、商贾聚集，与蒙古人交易,利极厚。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南路回疆八城，获利尤重。”当时的民谚云:“想挣白银子，走趟古城子。”可见古城商业之繁盛。
从华北长城腹地的张家口到天山中段的商埠古城，形成了若干条贸易大通道，汇聚成一个东西方向的“长城—天山走廊”。这基于几个条件：
其一，沿着清俄边界，从天山南北、经蒙古北部一直到东北建立起了四大防御体系，为跨区域、远距离的商贸往来提供了长时段的安全保障。唯有“大一统”方能如此。
其二，“走廊”两端都有中心市场，形成商贸交换的动力机制和枢纽。华北长城的中心市场是张家口，天山的中心市场是古城。据乾隆末年秦武域著《闻见瓣香录》所载：“张家口为上谷要地，即古长城为关，关上旧有市台，为南北交易之所，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兑换而归又有直往恰克图地方交易者，所货物多紫貂、猞猁、银针、海貂、海、银鼠、灰鼠诸皮以及哈喇明镜、阿敦绸等物。”从市场规模看，张家口更胜一筹，因为还开展对沙俄的贸易；二者相关联之处主要在于对蒙古的贸易。科布多城的蒙古人到古城购买粮食，贩卖皮货，内地商号向科布多城运去粮食、酒和手工业品，换回畜产品；内地商号从张家口到古城贩卖茶叶和各种日用品，再将皮货等贩回张家口。
其三，“走廊”能够成为一条常态化的商路，是因为形成了便捷高效的通道，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其主干道是始自张家口、经蒙古草地到达新疆古城的“大草地”路线；还有从张家口经额济纳旗到古城的“小草地”路线；此外，还有南北向从古城到科布多城的“蒙古食路”；在伊犁，还开通了对哈萨克的贸易。
其四，“走廊”的形成还源于所运商品的“民生化”。商路贸易从奢侈品转向了民生商品。除丝绸外，茶叶、瓷器、书籍、药材，甚至海货、水果都贩运到了天山南北，虽然价格昂贵，不过较之唐、元等历史时期，这已经是革命性的变化了。
“长城—天山走廊”不仅方便了驻军、家属和屯民，给他们供应了生活用品，而且还活跃了沿线的商业市场。在纪晓岚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新的市场流通体系给迪化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善，“一切海鲜皆由京贩至归化城，北套客转贩而至”,“柑橘皆有,但价昂尔”,“土人惟重内地之果。榛栗、楂梨，有力者使致之”，吐鲁番的出产也参与到市场流通当中,“吐鲁番卖果者多”，“土产之瓜,不减哈密”，“味特干脆，但不久尔”。这些景况在元代时是难以想象的。
同时，“长城—天山走廊”也保留了奢侈品贸易。据学者估计，江南丝绸在新疆的交易量占交易总量的比重，在乾隆时超过90%，嘉庆和道光前期超过85%，道光后期到清朝结束亦超过90%。可以说，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主要是江南与新疆的丝绸贸易。在乾隆时期，每年用于哈萨克贸易的丝绸就达6000匹。
更重要的是，由于屯垦驻防的需要、商业市场的流通，在“长城—天山”两侧形成了“民族大走廊”。在清代，各民族人口不仅出现了从东往西的“走西口”大迁徙，还出现了从南往北的迁徙，以及从内地前往天山北麓、从内地前往蒙古的迁徙趋势。他们不仅推动和参与了跨区域的商道开拓，还有很多人最终定居在这些西北和北方的新兴城镇。
清朝为充实伊犁的力量，除八旗驻防和绿营兵外，还从东北调来锡伯、索伦等族官兵，从天山南路调来绿洲维吾尔人、从内地招揽汉、回民户，从西北调来察哈尔蒙古人等，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参与伊犁的开发建设。
伊犁的常住人口以多民族为主。按照嘉庆末年《新疆识略》的人口统计，伊犁地区总人口是151940人，其中满营人口为35940人，约占23%；察哈尔、厄鲁特、锡伯、索伦营人口为61000人，约占40%；从南疆征调来的“回户”（维吾尔人）人口为34300人，约占24%；绿营和民户（汉人）人口为20700人，约占14%。总体而言，来自东北的人口占65%以上。同时，以南疆维吾尔人组成的“回户”和汉人组成的绿营官兵主要承担屯田开发，为驻军提供大宗粮食和重要的后勤保障。
三、“长城—天山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区域性路径
18世纪到19世纪初，天山南北的地景变化，特别是幅员辽阔的天山北麓从游牧区转向农业区，深刻反映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新变化。这一地景改造第一次实现了天山北麓与天山南麓的均质化，将南农北牧的空间格局转化为南北均以农业为主的空间结构。从区域自身的演变看，至少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间，天山南北地景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动。
清王朝为建立北方的安全秩序，巩固国家的疆域，以惊人的财力来维持“塞防”的巨大财政支出。正如雍正所说，“朕不惜国帑数千万亿，极边远塞驻扎兵丁，特欲保全喀尔喀、内扎萨克之故也”。这也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财政能力有关，如乾隆中期财政还有盈余6000-8000万两，财政能够负担“塞防”的经济能力，并持续一百余年，其持久力远超汉唐时期。
由于“塞防”的保障，曾经影响中国历史上千年的游牧区与农耕区之间的冲突被彻底解决了，“和平红利”给广阔疆域上的各民族都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根据学者骆毅对清朝人口的估算，1775年，内地的人口数据为264561355人；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年,清代官方人口数字的最高值为432164047人。经过大致维持和平的70余年，清朝竟然增加了1亿6千余万人口。从1759年到1864年，天山区域内部的人口增长也是惊人的，天山南路从25万人增长到110万人；天山北路从10万人增长到43万人，总人口达到150余万。“塞防”提供的“和平红利”究竟在多大程度转化为国家“人口红利”，已然无法量化，但显然，其贡献是不能低估的。正如左宗棠高度评价清朝北方安全秩序带来的“和平红利”：“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然。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
河西走廊本来作为中原—“农业中国”的安全屏障，主要防御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力量，同时也被视为“华夷边界”；但是另一方面，如民族学学者李建宗所言，它更重要的是发挥了沟通农牧边界的桥梁作用。而天山不仅是蒙古、西藏等“游牧中国”的安全屏障，同时也是河西走廊和中原“农业中国”的安全屏障；另一方面，极为重要的是，天山与河西走廊又构成了一体——“张国之臂腋”！国家的这一“臂腋”，从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天山的伊犁河谷，这一绵延不绝的农业区和新兴城镇，既构成了蒙古—天山—哈萨克草原的嵌入线，同时又是沟通三者的连接线，形成了农牧之间的巨大过渡地带，也是“长城—天山走廊”形成的最重要动力。
正是沿着“长城—天山走廊”，清王朝将整合的疆域范围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南北延展到了欧亚腹地。由此，清王朝的视野从东亚延展到更远方，这使得其疆域意识也开始从“华夷之防”向“中外之防”转变。
在“长城—天山走廊”的整体性视野下，更能清晰地呈现左宗棠所述：“塞防”的关键是新疆，“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左氏的名言，肯定了满、蒙、汉等多个民族对奠定统一的国家疆域共同作出的卓越贡献，是对百年来清王朝“大一统”所带来的“和平红利”的充分肯定，不仅体现出一种地缘政治意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识。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长城—天山走廊”的形成，成为中华各民族交往史上的一次壮举：共同开辟这一通道、建设新疆的过程，推动和形成了清代各民族的主要交往格局，其成果最终体现为新疆的民族格局与疆域的奠定；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萌发和沉淀的。正如周恩来对清王朝的功过进行评价：清虽然有过，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谷苞通过考察河西走廊至天山一线的“日常生活”，发现“长城—天山”是游牧圈与农耕圈的连接线，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放在游牧与农耕两大文化圈的交往进程中去观察，显示出他将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深刻洞见，跳出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单线进化观，从而开辟了从区域性道路来思考“中华民族共同性”如何形成的新路径。
“长城—天山”作为中国南北的地理与人文分界线，原本也是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但是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百年间，清王朝作为“大一统”秩序的发动者和构建者，疆域涵盖了游牧与农耕两大体系，帝国在维系其政治治理的同时也提供了安全秩序。
由于绿洲体系的分散性和特殊性，不能形成完整的“核心区”。清王朝不得不从内地调动庞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以支撑“塞防”建设，开发的成果之一是在游牧、农耕与绿洲的交汇带形成了巨大的物资交换体系，并自发形成市场网络，还吸引了国际商业力量——俄罗斯商人与中亚商人的加入。从东北到西北、从中原到边塞、从江南到北国，来自游牧、绿洲、农耕区域的人群随着国家军政与市场力量的扩散运动发生着变迁、流动、分散和凝聚，出现了自东向西为主的人口迁徙过程，构成了宏伟而富有生气的历史画卷。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必然成为中国自身某种近代国家意义的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关键组成部分。换言之，“长城—天山走廊”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生长的重要空间。
19世纪中叶，从海上到来的欧洲殖民主义力量打破了以大陆为中心的秩序，以海洋世界为中心的秩序逐步占据上风。蒸汽机时代的轮船、铁路、公路也逐步取代了驼队和驼路。虽然西北的地景变化远不如东南的剧烈，但毫无疑问，“长城—天山走廊”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伊犁、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一线形成的众多城镇、多民族聚居区和散居区。这一深刻的地景转变，是理解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转换与连接的一把关键性“钥匙”，也是十分重要的“窗口”。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地缘政治变化与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长城—天山走廊”日渐式微。那时，拉铁摩尔跟随驼队而行，风餐露宿中，发现了“过渡地带”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初，谷苞则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记录了正融入维吾尔族的汉人后裔的“日常生活”，留住了“长城—天山走廊”族群互动的珍贵历史记忆。
进入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 作为新时代的“现代文明走廊”，将“边疆”转化为“走廊”、转化为“核心区”，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个新契机；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将“绿洲”作为“现代文明走廊”的“站点”，“绿洲”必将焕发出勃勃生机。因此，被湮没的“长城—天山走廊”的历史记忆和“日常生活”的经验值得发掘和借鉴。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教授，河西学院特聘教授，从事民族学与历史学研究；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司“阐释十九大精神专项任务”之《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