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我第一次翻译贝淡宁教授发表在美国左派杂志《异议者》（Dissent）的文章“在北京教政治理论”。承蒙贝教授的信任，在过去的近10年中，我翻译过他的几本书和不少报刊文章。就在他与李晨阳教授合编的新书《东亚挑战民主》的中译本还没有出版之时，新书《中国模式》的翻译又开始了，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可能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之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深感责任重大，唯恐辜负了作者和广大读者的信任，在翻译过程中，我尽力吃透原文的意思，将作者的观点介绍给感兴趣的中国读者。但愿我的拙劣文笔不至于令原文失色到不堪卒读的地步。

《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更适合中国》是贝淡宁教授201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推出的一本论述中国政治哲学的专著，着重探讨了贤能政治的理论基础、潜在缺陷、民主与尚贤的对比以及将民主与尚贤的优势结合起来的多种模式的评价等。该书全面和详细地论述了作者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看法和建议，可以说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总结，对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现实意义不言自明。任何一个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关心中国前途和未来发展的人都不可不读。

“中国模式”是近年来讨论很多的热门话题。仅北大《爱思想》网站的“中国模式”专栏中就有几百篇有关该话题的文章，论者既有当今中国学界非常活跃的名家也有著名外国学者。 就我非常有限的视野而言，谈论中国模式的著作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一、忧心忡忡型。如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论述中国对世界民主进程的消极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增大，不少人开始担忧中国的威胁，他们担心中国会竭力扩张自身影响力，挑战民主模式和现有国际秩序。虽然暂时还没有向外输出价值观的冲动，但中国的所作所为给世界的影响是消极和负面的：控制、镇压、同化等破坏民主的方式为落后国家树立坏榜样；在国外宣传中国的“仁慈”形象，破坏真民主的声望；在与非洲或中亚国家的交往中输出治国方法如用法律手段镇压异己分子；破坏香港现有民主机构，压制台湾；帮助对中国有经济和战略意义的流氓国家；试图重塑国际机构和确立新的国际惯例等。 二、热烈欢呼型。如张维为教授的“中国模式研究三部曲”---《中国触动》、《中国震撼》和《中国超越》，坚定支持中国模式，热烈赞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捶胸顿足型。如邓聿文的《中国必须赢》，毫不留情地剖析中国面临的危机，批判社会民生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涉及经济结构、财政体制、所有制待遇优化、自主创新、金融与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教育体制、社会保障、商业伦理等方面，让每个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士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四、七嘴八舌型。如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多位学者从中国人视角解读中国模式，从政治、经济体制到社会结构，从医疗、减贫到人力资本培养，提出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潘维教授曾在《论公正》一文中总结古今中外四种治国手段：（1）以暴力为基础的“执法”，用强力维护要求秩序的社会利益（执法，法治）；（2）“代表”强势社会集团的利益，争取强大社会集团支持（代表性，民主/问责）；（3）领导人承担平衡三对利益的“责任”，即部分与整体，现在与将来，变化与现状的利益（领袖的责任感，智慧能力）；（4）让某种关于社会关系的“正义观”成为社会主流（社会关系的公正观，最高级的治国之道）。潘维教授特别提出大家庭观念应该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因为“孝悌忠信是我国社会的伦理，礼义廉耻是我国政治的伦常。”潘维教授对中国当前问题的分析发人深省：“没有人民就谈不上人民的权力和权益（权利）。组织起来的人民才是对政府最有效的制衡。”再如“二十年来，我国官员学历越来越高，但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贪污腐败，奢侈浪费。当各级政府报喜不报忧，人大政协也成了权贵者的机构，群众就只能通过“群体事件”来表达自己对政策的不满和抵抗了。”“过去我国三个月就能建成一条高速公路，百万人民迁徙支持三峡水利工程建设。而今做不到了。社区边的垃圾三年都清不走，当钉子户却能赚大钱，人民对政府不再信任。” 五、卷土重来型。如姚中秋的中国文明复兴，重新发现儒家观。他主张王道天下、和而不同。“唯有回归道统，中国的诸多重大问题才有可能地道解决。确实，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国民国家秩序之构建，它涉及精神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国际战略等多个面相。唯有回归道统，才能重获化人之文，重建仁义礼智，由此才可以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他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重建科举何以必要”的话题，探讨重建科举制度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科举制度不仅是教育制度而是中国政治中最重要的制度，用四句话概括了科举制的优越性：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政学一体、化成天下。 六、左顾右盼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他先将海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总结为：西方三派（棒杀派、中国模式威胁派和中国模式不定论），国内三派（左派大加赞扬、自由派不承认存在中国模式、官方学者回避中国模式），然后提出自己有关中国模式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模式的确存在，它有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中国模式的文明性，非国有化和非私有化的混合经济模式和以党权为基础的政治模式是其核心；第二层是中国道路，即中国的改革模式（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最后政治改革）；第三层是中国政策模式，即从具体的政策层面谈论。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纠正现有缺陷。 他的结论是中国是学习型国家，中国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吸收大量的西方民主要素，但不会成为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中国本身有贤人政治的传统，将两方面最佳实践结合起来才是中国正在做的。”这是中国文明的普适性。 这个结论与贝淡宁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不过，如果给贝淡宁教授的这本中国模式归类的话，我想总结为吃力不讨好型。作者自己对这本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书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并不期待人们在读后就会放弃自己对民主根深蒂固的信念，转而支持尚贤制。我则担心他这本为中国辩护的书有可能两边不讨好，西方读者讨厌，中国读者也未必领情。质疑当今西方很多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观，并鼓吹中国的尚贤制很可能令英文读者望而却步，或被视为故作惊人之语的噱头或一种挑衅。就我对其文章在中国的接受经验来看，这本阐述中国模式优越性的书在中国有些读者看来，不过是被当局收买的“外国辩护士”的“投名状”而已。他们不仅不会充满感激的接受，反而会用嘲讽的口吻说，这个“洋和尚”到中国“骗吃骗喝”。译者没有研究过国人当今的心态，但多年翻译作者的文章，偶尔会产生一种情绪。作者（或任何一位西方人）十分认真地对渴望民主和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穷人喋喋不休地谈论民主的缺陷和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哪怕你说的句句在理，听者也会不耐烦。这就像驾着豪车的人对一心想买轿车的人大谈特谈开车的烦恼一样，让人忍不住想叫赶紧闭嘴。另外作者在清华教书的事实也可能让人将其归于精英权贵的行列，在草根文化盛行的当今世界，遭受奚落和嘲讽或许在意料之中。也许你讨厌他的外国人身份，也许你看不惯他似乎为当权者辩护的立场，也许你不赞同他的观点与分析，也许你怀疑他的论证过程和证据的充分性，但有一点我觉得多数人都不会否认，那就是作者为中国和西方对政治问题进行知情辩论所做的真诚努力，这本旨在打破意识形态隔阂和消除文化误解的书，最起码有助于读者深入思考民主制和尚贤制的优越性和缺陷，思考中国政治未来的前途方向，这是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的大事。作者的观点赞同也好，反对也罢，这都不重要。但是，如果刻意忽略或对它视而不见，那就是自己的损失了。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22节）

“尚贤”思想出现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53-221年），与中国两大思想家孔子和墨子有密切关系，也是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石之一。“尚贤制”(meritocracy)这个词翻译起来很头疼，词典上给出的译文是“精英管理”，相关说法还有“精英治国”、“贤能政治”等，因为作者在本书中常常将其与民主制并列，且刻意区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两种含义，在译本中基本上以“尚贤制”或“政治尚贤制”和“经济尚贤制”。在不特意强调差别时，也常常采用“贤能政治”这个译法。

首创“meritocracy”这个词的迈克尔·杨在英国《卫报》上撰文“打到贤能政治”。他说当精英认为自己的升迁完全是自己功绩所致，自然会觉得拥有的一切都理所应当。难怪有官员的特权和企业高管天文数字的薪水。而那些失败者很容易被妖魔化，成为道德上的赤裸者。由于贤能政治，不平等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由于贤能政治，民众没有了自己的领袖和保护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他们越来越感到失去了权力，对政治冷漠，懒得去投票。他说“罗尔斯的论证是，我们并不值得为天赋能力骄傲，同样的，依据天赋能力确定地位的社会并不比世袭贵族社会更公平。”

批评尚贤的观点也出现在乔·里特尔博士的“作为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平等’的市场化”一文中。里特尔尖锐批评贤能政治已经成为经济寡头统治的主要意识形态工具，目的是要永远保持其在新自由主义文化中的地位。我们生活在贤能政治被大肆宣扬的时代，但讽刺的是当今的社会流动性明显缺乏，既得利益集团竭力将特权和财富传给子孙后代。他列举了贤能政治的若干错误：（1）智慧观是单一的线性的，与智慧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格格不入。（2）认可一种竞争性的、线性的等级差别体系。失败者必然存在，它提供了向上爬的梯子，却助长了竞争性的破坏性的社会伦理，将不平等合理化，破坏社会团结。（3）认可职业和社会地位上的等级差别。（4）贤能政治为上层中产阶级价值观辩护，同时把工人阶级文化变成落魄的遭受羞辱的对象。（5）成为掩盖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形态神话。

保加利亚索菲亚自由研究中心主任伊万·克拉斯蒂夫在“民主、尚贤的兴衰？为什么现代精英没有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和能力？”中指出，现代世界的悖论是社会的民主化导致选民丧失了权力和社会不平等加剧，全球化解放了精英却剥夺了他们管理社会的合法性和能力。当今危机是民主失效还是精英失败？现在的问题是民主无选择，主权无意义，全球化无合法性。从前是民主与专制的分界，如今无论民主还是非民主国家都面临“没有其他选择的政治”的难题。

民主意味着我们应该能影响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决策，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民众不过是政府决策的消费者，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历史的观众。民主与市场的张力：民主把个人当作平等的个体，但自由企业按个人创造的经济价值给予区别待遇。而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民主就不会容忍市场造成的不平等。在战后欧洲，选民和市场有了劳动分工。选民决定谁执政，市场决定政府采取什么经济政策，不在乎谁上台。

尚贤制意味着由最有才能和受到最好教育的人管理，但世界的复杂性让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合法性丧失殆尽。尚贤社会不是美梦而是噩梦。贫富差距不平等，公民失掉共同体的感受，民主成为骗局，社会流动性的诺言变成自我保护的精英。教育确实带来利益，但它更像精英阶层的特权而不是贫寒子弟的社会阶梯。精英缺乏实际生活经验导致政策失败，精英的价值观、经历和行为方式的雷同造成群体思维和政治傲慢的风险。

尚贤精英与民众的关系就像现代足球俱乐部与球迷的关系一样，只有成功才能确保球迷的忠诚，因为球员和球迷之间再没有其他任何联系了。领袖之所以令人信任不仅因为其能力而且因为我们相信，在危机时刻他会与我们共患难而不是逃之夭夭。今天遭遇危机的不是从精英到民众的“权力转移”而是权力分散过程。民众觉得丧失了权力，金钱和权力都集中在上层精英手中，精英则觉得影响事件进程的力量在逐渐减少。当今治理危机不是刺激民众参与政治过程就能解决的。自由、公平的选举很重要，但由于政党软弱和意识形态忠诚减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减弱，对政治领袖的不信任是当今民主的关键问题所在。尚贤刺激也不能解决问题，精英的能力面临挑战。后危机世界的治理质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对民主国家如欧盟来说，公民社会要将“公民噪音”转变为“政治声音”---连贯的积极的政治诉求；对非民主国家如中国和俄国来说，政府愿意容忍统治精英中的不同声音。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归根结底，统治阶级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已经无德无能，不配掌握权力了。

译本出版之际，我要感谢作者贝淡宁教授的厚爱和信任，感谢他在翻译过程中对我的帮助和对译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我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若干译作，如莫颖传、赵冰冰与作者合写的本书两篇在线附录、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代议制政府》（汪萱 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阎克文“韦伯眼中的政治”（《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陈蒲清译注《四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等，我对这些译者表示感谢。同时还要感谢中信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信任和支持，感谢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刘丹妮老师。

注：本文系作者为贝淡宁新著《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更适合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出版）所写的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