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查·蒙克 著 吴万伟 译

今年夏天的黑暗日子显示受到不自由的民粹主义和不民主的精英破坏的民治政府已经陷入濒临灭亡的境地。

有些年甚至几十年会见证历史就像蜗牛爬行般缓慢。但是，也有些星期重大历史事件频发，似乎标志着曾经坚不可摧的社会秩序瞬间崩塌，并预示着一个未知的世界秩序的崛起。

2016年7月11日起的这周就有机会成为系列事件频发的一个星期，被后人当作为少数乱七八糟的、刚出现萌芽的、具有焦点意义的一周。虽然威胁破坏全球政治体系的核心力量或许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但这些力量在过去12个月里突然加速，在自柏林墙倒塌以来从来没有如此短时间内在多地方先后出现---暴露了技术专家治国的失败，求助于民粹主义的政治强人的出现、和令人担忧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造成的生存威胁，所有这些都在短短一周之内爆发。

乍一看，伦敦的政治危机、法国尼斯的恐怖袭击、土耳其安卡拉失败的政变、喋喋不休的演说家正在成为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看起来就像完全不同的、很少有联系的情景剧的高潮。在我看来，它们是添加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整体马赛克上花哨的玻璃窗格。从适当远的距离看，它们讲述了主宰世界的政治体制---自由民主的故事，如今却沦落为挣扎求生的关键时刻。

厄运连连的一周

本周开始，所有人的眼睛都关注英国。英国人刚刚举行了全民公投离开欧盟，这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在整个欧洲引起震惊。但是，当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辞去首相职位，而脱欧派领袖的承诺灰飞烟灭，当英镑陷入困境，第一批公司宣称裁员，许多选民据说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似乎这个国家的精英在考虑某种微妙的诡计。设计这个诡计的女士是特蕾莎·梅（Theresa May），一个谨慎的“留欧”派支持者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接替卡梅伦的下一位英国首相的两位候选人之一。

当梅在周一早上出现在伯明翰市，并以快速安排的运动开启她的政治工程时，那些希望都破灭了。她用最近最显著的政治同义反复宣称“英国脱欧就意味着英国脱欧。”如果梅成为首相，她将带领国家离开欧盟---把定义欧洲战后时代的政治工程扔进生存危机之中。

到了大本钟敲响中午时，英国保守党领袖的最后一位对手安德烈娅·利德索姆（Andrea Leadsom）已经放弃竞选。在48小时内，梅在女王前宣誓，被任命为这个国家历史上的第二位女首相。她挑选的内阁在周三晚上确认她说话算数。欧洲怀疑派如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大卫·戴维斯（David Davis）担任重要职位，有关她承诺的最后一些疑虑也消失了。英国将离开欧盟。欧洲的战后秩序离解体又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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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周四是法国国庆日。在法国遭受两大恐怖袭击经过了残酷的18个月后，这个国家利用机会重新确认其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承诺。在爱丽舍宫一年一度的国庆日记者招待会上，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宣称他将终止在去年11月巴塔克兰剧院（Bataclan）的血腥袭击之后实行的紧急状态。就在尼斯的海边，海滨散步大道盎格鲁街（Promenade des Anglais）之外，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最富裕和最著名的人青睐的第二个故乡，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那里观看红白蓝相间的烟花表演。

就在烟花表演结束后，就在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和老年人、穷人和富人、法国人和外国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犹太人享受充满人性温馨的时刻---一辆死亡卡车快速冲向海滨散步大道，横冲直撞，疯狂扫射。等到卡车终于停下来时，已经造成84人死亡。

18个月之前，当恐怖分子袭击《查理周刊》办公室，并在巴黎东部一个犹太超市射杀购物者的时候，法国政治阶级的团结维持了一周。这次，权力争夺的斗争则几乎马上就开始了。

极右翼民粹主义国民阵线领导人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嘲笑奥朗德不合实际的求助于紧急状态，指控政府在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彻底失败。她的猛烈批评引起共鸣。美国最深刻的法国观察家之一阿特·戈德哈默（Art Goldhammer）警告说，每次袭击都将惊恐的民众更进一步地推向“拥抱专制主义回应的冲动”。虽然勒庞在明年春天在选举中成为法国总统曾经是不可思议的，但“现在成为可以考虑的问题了”，也许在2017年7月14日在爱丽舍宫主持传统的国庆日记者招待会的人会是勒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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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法国政界的紧张关系加剧之时，第一次爆炸刺破了还在睡梦中的安卡拉周五晚上的宁静。推特上的好人很快得出结论，可能是另外一场恐怖袭击。但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在世人面前上演的完全是另外的事情：反对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总统的传统政变，不过因为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在视频通话软件FaceTime上迫切地呼吁土耳其人走上街头挽救总统。

不自由的民粹主义和不民主的精英或许走向类似的结局：逐渐落入专制独裁的境地。

阴谋政变者，甚至被CNN自命的政变专家认定为无能而注定失败的人，往往能享受人们感到吃惊而带来的好处。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坦克车占领了凯末尔（Atatürk）机场和国家电视台。被认为虚荣和自负的埃尔多安不得不通过电视播音员的iPhone手机的扩音器发表全国讲话；周围已经有谣言说他已经政治流亡德国或英国。土耳其的世俗派精英掌握的权力似乎比观察家想象的更多。陆军的F-16战斗机就在他们一边，他们在积蓄力量做最后一搏来抗拒埃尔多安渐进式地让国家伊斯兰化。这场政变看起来可能取得成功。

但是，局势很快开始逆转。埃尔多安再次向民众讲话时，他已经站在真正的摄像机面前，看起来镇定自信。应他的要求，成千上万的土耳其人上街捍卫民主，或者表达他们对领袖的效忠，或宣称有权利将自己的宗教强加在他人身上，或三者兼而有之。陆军中的大部分反对政变策划者，反对党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埃尔多安将继续掌握政权之后开始谴责政变，默克尔和奥巴马也是如此。

到了天亮时，一场军事独裁政变已经被瓦解。但是，自由民主似乎陷入同样多的麻烦中。安全返回伊斯坦布尔后，埃尔多安称政变是“上帝带来的礼物”，着手开始清洗任何被怀疑背叛他的人。他下令逮捕了很多人，辞退了数以千计的法官，据说其中有人参与政变阴谋；但大部分人的罪行是思想而非行动。所以，土耳其在48小时内经历了两次政变：第一次，是军方部分官兵反对埃尔多安倾向于专制统治的反叛失败；第二次，埃尔多安成功地清洗了所有可能挑战其权力的人，无论是通过枪杆子还是通过投票箱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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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不让悲惨的事件抢占他的风头，或者让得体成为其推销员的宣传腔调的特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都从旁边欢呼伦敦、尼斯、安卡拉的事变。当英国人投票支持脱欧时，特朗普祝贺他们“收回了祖国”，承诺“在美国的2016选举日也做同样的事”。当他听说尼斯的恐怖袭击后，他首先看到的是利用他反对穆斯林移民的立场做文章的机会。他在周四晚上发推特说“我们能学习到什么呢？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甚至土耳其的政变也变成了“奥巴马-克林顿失败的又一次展现。”他在周六宣布迈克·彭斯（Mike Pence）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媒体见面会上宣称“他们接触的任何事都变成了可怕的、令人恐怖的挑战死亡问题。”

特朗普的案例直截了当：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但它们是被无能、腐败或虚假的忠诚带来的。一旦强有力的、不腐败的、爱国的政治领袖---像特朗普这样的人上台后，这些问题都能轻而易举地解决。他，只有他才是这个可怕一周遭遇的“挑战死亡问题”的解决办法。

他的吸引力的核心是民众与领袖的这种天佑的融合，即相信民众集体从黑暗世界获得解放只能通过纯粹的没有搀杂任何东西的管道传递民众的声音。特朗普之所以危险正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想到他有时候也会犯错误，民主国家利益冲突的合理存在、总统权力需要受到其他机构的制约等。

他的吸引力核心的自我中心主义清晰地暴露在他介绍副总统候选人的媒体闪电战中。在周六的媒体见面会上，他们俩第一次公开面对公众，特朗普很少能就彭斯连续说上几句话。相反，他热情澎湃地谈论自己的观点，偶尔使用显然是精心准备的提示卡上若干敷衍性的话语谈到副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自我中心主义在周日再次展现出来。在联合接受《60分钟》节目的采访时，有人问彭斯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副总统，特朗普却替彭斯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彭斯称赞特朗普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话时，特朗普再次打断他，“啊，我说出了自己内心和大脑中的想法。我们都明白。”但是，这次采访的最好的也最说明问题的一句话是采访者认定特朗普“并不以谦虚著称。”

特朗普回应说：“我认为我实际上是个谦逊的人，我觉得我比你认为的谦逊得多。

自由民主受到攻击

特朗普真正令人担忧的并不是他的特立独行。相反，他远非特别之人。在富裕的、喧嚣的拥有三亿人的共和国，总有一些喜欢排水沟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怪人。新鲜的地方不在于存在一种愿意说出人们心中丑陋的想法的民粹主义者；而是许多选民已经对政治阶级深恶痛绝，对国家机构的现状感到如此幻灭以至于愿意投票支持如此令人恶心的人。

从长远来看，特朗普的独特观点和怪异言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想。他最终不过是不断出现的恐怖演出的临时性角色而已，时代转型的根源早在特朗普进入政界之前很久就存在，他不过是这个转型的最突出的受益者，其影响会在他退回到庄园之后很久仍然继续存在。

政治既得利益者阶层越来越与民众的要求割裂开来。

在整个北美和西欧富裕和成熟的民主国家里，过去几年已经见证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的崛起，他们虽然不像特朗普这么傲慢或花哨，但有很多相似之处：法国的马琳·勒庞、德国的弗劳克·佩特里（Frauke Petry）、荷兰的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英国的很多脱欧派领导人。这些人都激发了民众新的愤怒情绪，这与过去半个世纪自由民主国家见证的东西完全不同。他们也承诺要站在普通民众一边，要清除腐败的政治精英，要将被过分优待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放在适当位置上（从属性的地位）。他们愿意清除自由的政治机构如独立的司法体系，站在民众意志一边的自由的、充满活力的媒体。总之，他们是在建立一种正在缓慢进入自己宿命的新型政权：不自由的民主。

批评家常常攻击特朗普、勒庞及其同伙不民主。但是，这错误理解了他们的优先选择和他们吸引人的理由。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对民众意志的信仰是真实的。简单地说，他们反对现状的最主要理由是司法独立或者有关少数民族权利的“政治正确”等机构性障碍，正是这些阻止了民主制将民众正当的愤怒转变为公共政策。因此，他们承诺的不是摆脱多数派统治而是抛弃其人为的、自由派的外衣，同时拥抱真实的民众意志。

像匈牙利和波兰等国显示的情况正是实践中的真面目。这些国家曾经被当作成功的民主转型而被称赞，如今都处于走向不自由的民主的前沿。六年前，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在布达佩斯上台之后，他的政党青民盟（Fidesz）就破坏了国家的宪法法院，往政府机构如选举委员会中塞满了政党的忠诚分子，将最重要的媒体机构变成没有批判能力的宣传机器。过去几年，波兰的法律正义党已经在短时间内做到了同样的事。在这两个国家，重要的自由权利都只是在口头上尊重而已而不是体现在行动上。

可以理解的是，政治精英对不自由的民主的发展趋势感到惊恐。但是，如果民粹主义者推动一种摆脱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一半，真相就是大部分既得利益者政客就会越来越忍不住去拥抱摆脱了另外一半的体制。在特朗普和勒庞寻求建立的不自由的民主的地方，很多中间派正在静悄悄地寻求我所说的“不民主的自由主义”的救赎。如果人们渴望侵犯令人讨厌的少数民族的权利，建立一个没有权利保证的民主，政治既得利益者越来越与民众的诉求割裂开来，更愿意选择一种没有民主的权利形式。

当然，不民主的自由主义通常仍然披着民主的外衣。有人羡慕地观察到民主国家里政治生活标准的漫长复杂过程：有定期的选举和艰苦的选战，有激动人心的演讲和议会投票。这些本来应该将民众的意志转变为公共政策的机构组织仍然各就各位。但是，这些机构的实际目的---让人民做主---越来越被抛在脑后了。任何一个愿意满腹狐疑地看一眼的人都会明显地感觉到，这些效率低下的代表性机构根本就没有能履行本该拥有的高贵使命。

就拿美国国会为例。负责立法的国会议员应该尊重民众的意愿，但普通选民的观点在国会山很少有任何影响力。国会议员往往是更加有钱的人，更多是白人，更有可能比普通美国人进入名牌大学的人，这些家伙并不代表本该代表的人。不过，主要问题不在于他们是什么人而是这个制度激励他们做什么。要当选，政客就需要在初选中胜出，而这个初选机制强调少数激进意识形态分子的声音。要为其选举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就需要筹款，这就使其不得不依靠主要金主的善意。要享受幸福的退休生活，他们需要维持与公司和游说团体的友好关系，这些人可能在他们退休后给予他们轻松拿到金钱的机会。考虑到这些条件，研究立法反映普通选民意愿的政治学者得出美国和其他很多西方民主国家存在严重的民主割裂状况的结论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因此，反映民众愿望的立法越来越少。因为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很多方面已经被抽出整体立法过程之外。国会不仅受到传统的制衡机构如最高法院的制约，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家、自主性越来越强的官僚机构、以及新的国际组织崛起越来越大的影响。经济政策就是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如今一些最重要的经济决策是独立的官僚机构如美联储或者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做出的，或者基于影响深远的贸易协议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者像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裁决。

普通人对政治体制感到愤怒部分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决策权。同样道理，这个过程变得如此缺乏回应性部分因为不自由的民粹主义的崛起给予政治当权者与民众的愤怒隔离起来的很好理由。钟摆已经从不自由的民主转向不民主的自由，然后再转回来。而且，这种摇摆的幅度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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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投票离开欧盟就是完美的例子说明不自由的民主和不民主的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

即使最积极的欧盟捍卫者也发现很难否认欧盟遭遇了严重的民主赤字。机构中的大部分权力落在欧盟委员会身上，而这个机构里面多是职业政客；欧盟理事会代表了成员国的政府。虽然欧盟议会旨在提供对这个精英主导过程的民主制衡，但是它在事实上是没有牙齿的老虎。因为被超低投票率的选民选出，选民根本就不清楚这个机构是做什么的，因此，它只是有一些形式上的权力。虽然做出了很多成绩，欧盟成为不民主的自由主义存在的关键标志。

对欧盟的抗拒在英国人中一直十分强烈，他们在传统上对自己的议会享受的不受限制的主权而感到自豪。在来自本党右翼人士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卡梅伦因此同意就英国是否应该留在欧盟进行全民公决。他希望，基于直接诉诸民意的全民民主将永久性地割掉欧盟怀疑主义的“脓肿”。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富裕的巩固的民主会陷入崩溃的，从来没有。

这个计划只有一个问题：当英国人获得了直接诉诸民意的民主手指后，他们决定抓住整只手。虽然被期待遵循其精英的脚步，他们却乐意用不服从让当权者感到震惊。虽然有完全合理的理由讨厌欧盟，但民意调查清楚表明大部分英国人赞同脱欧的真正理由是什么。虽然坚决要求全民公决的欧盟怀疑论者的强硬派或许关心主权问题，但大部分选民珍视表达其不自由的愤怒的机会。虽然有意图和目的，但这次全民公决最终变成了反移民公决。

正如父母对小孩说晚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可当小家伙宣称他要一打的蚂蚱和香草冰激凌后，他们试图收回这个承诺。公投结果出来后，很多政治领袖忍不住要在英国脱欧问题上后退。难道他们就不能协商一种解决办法，终止其欧盟的正式成员身份，但保留现在拥有的所有重要内容吗？或者举行第二次公投，希望产生不同的结果？面对大部分人不自由的偏向的这种公然言论，可以理解的是，屈服于旨在将自己的观点变成实际的公共政策的民主程序的诱惑十分强大。

特蕾莎·梅最终击碎了英国脱欧意味着并非完全脱欧的这个希望。民众已经被给予表达自己想法的罕见奢侈，她承认在如此重要的承诺上反悔太令人尴尬了。如果小家伙仍然坚持，那这次就允许他吃带香草冰激凌的蚂蚱。但是，正如任何一个谨慎的家长从自身经验中了解到的那样，未来可能会更加警惕让顽皮的孩子做出荒唐决定的风险，所以统治阶级已经大部分将英国脱欧解读为对全民公决的非理性的警告。总的来说，它将提醒人们意识到限制普通选民的不自由倾向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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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被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世界大部分地方将遭遇令人感到悲哀的选择：要么是不自由的民主，要么是不民主的自由；前者的民主没有权利保障，后者的权利没有民主程序。

但是，如果它到来了，那不可能是终点。因为当不自由的民主失宠后，它们往往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刚开始本来真诚地期待表达全体民众的声音，最终往往堕落为公然的独裁专制。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类似发展将降临在不民主的自由身上：因为被迫在不自由的民粹主义的攻击下为自己辩护，它可能求助于越来越不自由的手段来打击对手。从长远来看，不自由的民主和不民主的自由都可能走向类似的命运：逐渐堕落为毫不掩饰的专制独裁。

土耳其最近的发展再清晰不过地揭示了这一困境。几十年来，土耳其是一个相对清晰的不民主的自由主义国家：在宗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少数世俗精英保护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抗拒伊斯兰法律的任何企图。每当民选政府做出让宗教成为公共生活的中心的小步骤，军队就在旁边等着随时推翻这个政府。因此，埃尔多安成功领导了一个看似温和的伊斯兰运动而取得胜利，并打破了世俗精英的权力垄断。几年来，外部的观察家希望他将让土耳其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给予虔诚的穆斯林更加充分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但并不侵犯世俗派和宗教少数派的权利。但是，这个希望渐渐变得渺茫了。不久，埃尔多安将推动不自由的立法，从新出台对销售白酒限制到针对批判的记者和学者更严厉的镇压措施。

失败的政变不过是这枚硬币的两张丑陋面孔的最终摊牌而已。如果政变成功，军队中的胜利者可能重新建立某种自由制度，通过部分恢复更具世俗色彩的土耳其一面。与此同时，他们可能抛弃民主的伪装。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喝酒的自由将需要付出代价，那就是不能对新的军政府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当政变失败后，结果并非全然不同。本来早就渴望巩固自己的统治，埃尔多安趁势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政变后的前三天，他裁撤了将近三万名公务员，没收了两万一千名教师的就业资格，拘押了6000名军人，下令让土耳其的1577名大学院长递交辞呈。清洗将持续存在：总之，政变后的几个星期，26000人遭到逮捕。作为民选领袖，埃尔多安如今聚敛了庞大的权力，他能够承受起忽略选民观点的代价。他在过去几十年推行的那种不自由的民主的形式最终撤去了伪装，暴露出其独裁的真面目。

危机的根源

从历史标准看，自由民主一直是特别稳定的。贫穷的国家在维持民主统治方面总是有麻烦。有些富裕国家，尤其是拥有石油财富的国家，一直受到专制政府的控制。但是，一旦富裕国家成功转型为民主，其政府管理形式就牢不可破了。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政治学并没有给予解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富裕的稳定的民主国家陷入崩溃，从来没有。

引人注目的事实让人很容易将西方的政治机构的稳定性归功于其基本的特征：普选权、法治、监督制衡、个人权利等。每个国家对其特定的政治安排的谱系都有自己编造出来的解释。美国人倾向于感谢缔造者的天才，法国人则强调设置路障的革命者的远见，英国人则将多元性的机构的偶然崛起归功于领主与君主之间充满血腥的妥协。但是，尽管有国家神话和记忆的具体性，民主必胜的结果在每个民主国家都非常类似。激发了从苏格拉底到卢梭的思想家著作的最好政权形式问题应该已经得到解决。历史终结的时刻已经到来。

但这个令人高兴的故事忽略了很多事实，它们对当今政治世界有塑造性的影响以至于很容易忘记从历史的标准看它们是多么非同寻常。在民主稳定性的历史上，普通公民的收入迅速增长。在民主稳定性的历史上，民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民主稳定性的历史上，民主一直是在高度同质性的国家。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这些因素都已经今非昔比。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中国的崛起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北美和西欧的民主国家比从前变得更加多样性。

历史不能告诉我们自由民主在这些情况下的表现如何，我们只是开始积累第一批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转型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知道的少许内容说明答案似乎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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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美国共和国成立以来，每个年代的普通公民都能感到自豪，他们比父辈更加富裕，有更强烈的理由相信自己孩子的生活会变得更好。事实上，自从《独立宣言》的墨迹干了之后，美国公民的大部分的生活水平都比他们成长过程中曾经想象的更舒服和滋润。从1935年到1960年，普通选民的生活水平翻了一番。从1960年到1985年，生活水平再翻一番。从1985年到2010年，生活水平没有提高。

大部分美国人自从布什当选总统以来就没有经历过经济上的好处。

从那以后的这些年，美国人的国民生产总值、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富人的收入都已经从大衰退中复苏。但是，大部分美国人的收入并没有得到改善。大部分美国人自从布什当选总统以来就没有经历过经济上的好处。

如果统计数据撒谎，那常常是因为平均数隐藏了很多东西。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掩盖了最富裕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的巨额增长，也掩盖了最贫困的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的引人注目的下降。这对许多拉美裔美国人和黑人是真实的，他们可能比其他族群的人更容易从事工资实际下降的蓝领工作。但是，拥有高度期待、但资格有限和工资下降的美国白人的感受特别刻骨铭心，换句话说，这些人中有很多成为特朗普的激情支持者。

不自由的民主的吸引力不能从抽象的经济故事来理解。民粹主义者的财富不一定随着经济循环或者失业率而上升或者下降。它也未必总是最穷的人，或者承受全球化带来的最大损失的人，他们大量涌进这些国家。重要的故事比这更广泛：自从民主开启之后，政治精英与民众达成的基本交易是为普通民众提供比前辈更好的生活水平。只要这个交易仍然有效，民众就愿意服从政治精英的领导。但是，现在这个交易已经被破坏，遭到显著破坏，他们再也没有必要在讨价还价时缩手缩脚了。其中许多人愿意抱着这样的希望，讨好他们的不自由的蛊惑人心者将会比当今腐败无能的当权者更好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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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很大部分，民主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杀戮和破坏让这些曾经是同质性的家园的国家拥有了大量少数民族。在这些地方的民主是民族国家的创立，对外人来说，这些国家的身份总是困难的和不完整的。德国人或意大利人或瑞典人被认为看起来很怪异，是从特别的民族性演化而来。

虽然不是每个德国人都是金黄色头发，不是每个意大利人都有橄榄色的皮肤，但毫无疑问，黑人或亚裔人或中东人肯定不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

这个故事在美国和加拿大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那里的国家成员一直就建立在对未来的渴望而不是对共同祖先的传统传承。但是，即便在美国，口头上宣扬的多样性，但在私下里甚至并不隐蔽对这两个重要事实感到困惑：白人的社会和经济优越感不容置疑。特定种族或者宗教群体不能与威胁美国公民安全联系在一起。在短暂的间歇中发生的事出现在这些背景条件不能获得为自己发言的机会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移民的某些后代被怀疑不够忠诚；有很多德裔美国人的社团生活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糟糕：在珍珠港事件后，日裔美国人被列为敌对的他者，很快受到关押。

种族排斥的易碎基础解释了为什么关于移民和种族身份的紧张关系在过去20年如此高涨。在欧洲，像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地方，必须承认在那个时期它们的确是“移民国家”，他们不能继续永远拒绝土耳其和中东的移民。与此同时，在北美，很多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成员获得空前的权力和特权地位，这将威胁到多数人对从前的支配地位的束舒服的假设。

在大西洋两岸，这些转变让多数种族感到愤愤不平。这种变化既是文化上的也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导火线已经就位，它已经与炸药连接在一起。恐怖分子只需要点燃即可。

这就是自9-11以来针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伊斯兰恐怖袭击的最重要政治影响，而且此后一直继续产生威力：不断出现的恐怖威胁逐渐转变成为“我们”与“他们”的区分，这成为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实之一，政治区分和动员的主要边界线。

在每个国家和时代，政治生活都是以你站在哪边的关键问题上来定义的。在有些国家，是社会经济问题：你是工业主义者还是地主，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另外一些国家，关键是宗教性的或民族性的问题：你是新教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是肯尼亚的吕欧族人（the Luo）还是基库尤人（Kikuyu）？

这些政治“分裂”成为民主生活极富生产力的元素，一种平衡善于动员起来为自己利益辩护的不同族群利益的方式。但是，这总有风险，使得双方的民众越来越分裂已经不再视对方是拥有合法利益的同胞公民。这就到了选举胜利开始提供欺负少数族群的借口的时刻；不同的族群或许在形式上仍然拥有同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但国家变成了争取自己族群利益的委员会。这就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余波在北美和西欧造成的威胁。大部分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存在的分裂正成为独裁者利用的工具。

虽然相互仇恨对方，民粹主义者和恐怖分子生活在一种奇怪的共生关系中。

虽然相互仇恨对方，民粹主义者和恐怖分子生活在一种奇怪的共生关系中。西方社会中穆斯林越来越边缘化，ISIS就越容易找到从事血腥袭击的新人。本土成长起来的恐怖分子越是以伊斯兰的名义杀害无辜，民粹主义者就越容易刺激选民反对自由民主对少数族群和宗教少数派的保护。从这个角度看，尼斯的恐怖袭击是让勒庞能够颠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另外一种武器，让民众感到担忧的另一个理由；从族群角度看待政治问题的另外一个借口，让勒庞能够宣称穆斯林移民不适应法国的另一个例子。

虔诚的民主派认为，恐怖分子永远也不会有足够的权力消除自由民主的原则。这是真实的，它这么说，但它走不远。正如尼斯袭击的政治余波所显示的，奥兰多、布鲁塞尔和德国乌兹堡（Würzburg）袭击显示，越来越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让他们赢得胜利，让他们自己竞标好了。

我们时代最紧迫政治问题是如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改革重建自由民主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我们如何令人信服地表达自由民主价值观，以便赢得特朗普之流的争夺思想的斗争。

恢复我们的信念

习惯产生冷漠。在引人注目的形象帮助下表达某个观点的短语不再能产生同样的威力，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它的字面意思。语言学家称这为老掉牙的隐喻。在开车上班的甜蜜旅程中我们几个月前购买的东西已经不再能为我们带来同样的快乐；经济学家称这为享乐适应性（hedonic adaptation）。曾经让我们心性荡漾的人进入房间后几乎视而不见；成年人称这为已婚。

与这种形式的习惯类似的是发生在我们最根本的政治价值观。自由民主的理想在我们周围。我们知道人民当家做主，所有公民拥有同样的基本自由，无论他的种族、信仰或者宗教观念如何。但是，恰恰因为这些观念存在了这么久，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它的意义和重要性。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中有先见之明地警告说，“人类不再就某个东西思考的致命倾向是对它不再产生怀疑，这是应该对其感到恐怖的理由。”

所以，当公民课老师尽责地背诵美国缔造者的理想时，从《纽约时报》到《赫芬顿邮报》等主流媒体的政治本能则是模糊的“自由”，思想能量现在站在自由主义的对手一边。

几十年前，自由民主的右翼批评家基本上局限于顽固坚持某些想象中的黄金时代的怪人和怀旧者，无论是欧洲法西斯时代还是美国的黑人隔离法时代。他们的观点令人恐怖，他们的影响力有时候是真实的。但是，所有人都非常清楚他们最终会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显得荒谬可笑。

但是，自从进入新千年之后，这个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自由民主的极右翼替代选择毫无例外地是过去残余的假设本身成为已经消失的时代的残余。极右翼如今在美国和英国很多地方，从法国到土耳其鼓吹的那种统治形式---不自由的民主在很多方面是一种新发明。他们野心勃勃，简直就在宣称自己代表未来。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其广泛的吸引力和迅速传播就包含在2016年7月11日开始的这一周里，显示出这个渴望不能被轻易抛弃掉。为了确保未来不属于不自由的民主，其反对者必须进行艰苦的政治抵抗工作，并愿意克服自己的分裂，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共同的敌人。

就像在20世纪20年代一样，当自由民主第一次在致命攻击下在世界上传播，在极右翼威胁时刻这种共同努力的愿意远非确定无疑的。没有人比左派更加害怕不自由的民粹主义的崛起。但是，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北美，左派中的很多人越来越认为“自由”是被滥用的词汇。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左翼积极分子已经从对现状的许多缺陷的可理解的愤怒转变为公然反对我们时代的根本性政治价值观。他们假设在实践中公然对立的理想不值得进行理论阐述，也放弃自由民主的核心主张。

他们相信，如果特朗普在演说中攻击穆斯林，现在到了接受言论自由是过时概念的时候了。他们相信，如果警察杀害了无辜的美国黑人，国家在不同族群中保持中立的理想不过是白人占支配地位的工具而已。他们设想的社会不再是比现在更加美好的社会，是自由民主理想完美实现的社会，而是这些理想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做出牺牲的社会。

左派中最莽撞的部分甚至认为敌人的崛起是一种战略机会。相信情况在变得更好之前应该会变得更加糟糕，他们最迫切的愿望是打破现状。不愿意承认特朗普支持的政策和希拉里支持的政策之间存在任何真正的差别，他们更愿意带来混乱的人，无论他有多么暴力，而不是捍卫当今政治秩序的人，无论他有多么体面。

所以，中间派政治人物现在成为最后一批明确为自由主义辩护的人。但是，因为受到公然的专制主义右派和越来越不自由的左派的挤压，他们开始寻求新形式的技术专家统治的庇护。从短期看，他们反对不自由的心态而建造的不民主堡垒或许能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但是，他们缺乏紧迫性和眼光的现实意味着他们甚至不愿意尝试解决民粹主义崛起以及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的根源问题。从长远看，这非常危险。将民众从政治协商过程中排除出去----尤其是和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经济改革结合起来---只能激发不自由的激情火焰，将更多公民推向反对自由民主的一边。

在对当今时代感到担忧的很多人中，最担忧者是那些相信自由和民主的人，相信主权在民和个人权利的人，他们越来越多地处于被动防守的位置。他们试图拯救明明知道最宝贵的东西，却丧失了表达能力，既不能解释为什么当今的部分现实值得为之奋斗也无法给出背后的理由。这么多人将精力集中在揭露当今糟糕的政治秩序中或好或坏的一面。不是想象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能够帮助消除民众的愤怒，实现自由民主的承诺，而是企图在缺乏流动性中寻找救赎。

要反对恐怖分子和民粹主义者，要反对不民主的政变阴谋，要挫败不自由的领袖被迫通过动荡时代的愤怒上台，就要求自由民主派坚定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开发特别需要的激进想象力，重新创造条件确保普通民众获得比过去几十年更多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18世纪设计的民主机构需要通过结合21世纪的技术来恢复对民主政治的承诺。

从人类历史的残酷标准来看，过去几十年已经是了不起的安详平静了。我们在未来几十年能够说同样话的可能性现在看来越来越小。激进的变革似乎随时就可能出现。问题不再是我们能否维持当今形式的政治秩序（我们很可能做不到），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来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宝贵却脆弱的结合不至于在地球上彻底消失。如果核心是维持这种理想---如果要挽救不完美的政治秩序中的最优秀部分---我们就需要做出很多改变。

作者简介：

亚查·蒙克（Yascha Mounk），哈佛大学政府管理讲师，卡耐基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著有《自己国家的陌生人：现代德国的犹太人家庭》。

译自：The Week Democracy Died By Yascha Mounk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cover_story/2016/08/the_week_democracy_died_how_brexit_nice_turkey_and_trump_are_all_connecte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