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对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一般来自冷门学科（或者来自被称为大学的北极地区的社会学系）。几年前美国的三大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杂志》和《洛杉矶时报》几乎同时刊登了关于社会流动的长篇报道。三篇文章都围绕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无限向上流动的美国梦在消退？为什么人们发现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越来越难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奋斗了一辈子最后仍然像父辈那样处在下层（甚至比父辈还不如）？这些报纸背后的假设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的“自然状态”应该是流动的，不断移动的。

本文试图从望远镜的另外一头看待社会流动问题。回头看一看盎格鲁美国人的世界，就会发现他们前往新大陆的时候的假设和当今新闻记者的假设是正好相反的。看到人们继续做父母从前做过的工作不会感到惊讶，相反觉得子承父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本文集中探讨几位试图抓住社会流动问题的思想家，但是他们的最初意图不是要看社会力量而是看个人性格特征的。为什么有些人爬上了社会上层，而有些人原地不动？到底是什么个人性格可以解释有些人跑在前面，而有些人拉在后面呢？

我们这次考察的目的有三个。第一，要提醒人们任何关于社会流动性的研究都牵涉两个问题：决定社会形态的社会力量和决定某个个人生活机会的个人品质。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通过本能了解的东西，但是这些人的后代尤其是在1960年后已经忘掉了。第二，要提醒人们对个人社会流动的解释在过去一些年变化很大，从个人性格到个人智慧，到盲目的机会。第三是赞成这些理论的第二个---关于个人智慧的是最有意思的理论。这个思潮兴起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并帮助改变了从美国（通过SATs）到英国（通过the 11+），到印度，到新加坡的教育体制。这个思潮在最近一些年失去了基础，因为社会科学家在质疑个人智力差异的科学性，政策制订者已经把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作为社会政策的目标。但是这个基础的丧失没有让社会更加平等，而是相反，让建立在社会特权基础上的曾经流动的社会僵化停滞。

“工作，孩子，工作”

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盎格鲁美国人思想家已经着迷于社会流动的景象，把它看作他们所处的时代最独特的品质。在从前的秩序下，地位是通过出生确定的，被传统神圣化合法化。但是在新的秩序下，人们可以在流动的社会等级中上下移动。这个新兴的乐观主义体现在语言规范的变化上。过去传统上区分社会的静态名称如“财产”或者“秩序”让位给了适应社会分层开放向上流动的名称如“阶级”“上层团体”以及最能引起感情共鸣的“精英”。

但是人们为什么会流动呢？为什么有些人上去了，而有些人下来了呢？整个19世纪，评论家根据个人性格来解释个人的流动性。人们爬上社会上层是因为工作和勤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把个人流动性归功于个人能力。人们生下来就具有不同程度的智慧，力量，因而在社会秩序内上下流动。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主张失去了人们的欢迎。心理学家质疑天生能力的说法，社会研究者强调个人才能和社会地位的差异。用性格因素来解释社会流动性更加受到人们的冷落。许多知识分子抛弃了维多利亚时代对性格的信任，和20世纪早期对智商的信任，开始认为社会流动性可能纯粹是运气造成的。

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首先决定摧毁人为的特权，把既得利益连根拔起。通过拆除对私人企业的限制，人们渴望奖励美德和释放人们潜在的能量。人们追求的目标不是平等而是机会均等。这个时代的哲学家说社会不平等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当然，只有当这个不平等是基于个人性格而不是社会规范时。陶尼（R.H. Tawney）在1931年经典的《平等论》中做出了如下雄辩的总结：

过去政权下不平等让人无法容忍是因为它们是随意性的，不是因为个人能力的差异，而是社会和政治偏袒。工业化社会中的不平等是受到人们称赞的，因为它们是个人奋斗成功或失败的表现。它们得到双倍的祝福，应该得到道德赞同，因为它们和美德能力一致，提供了奖励和惩罚的体制。

但是对于许多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个看法往往夹杂着人类天赋平等的信仰。人们生来具有平等的思维能力：他们可以过自己选择的生活。人类个体间的差异实际上就是性格差异。个人应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一个人的失败是他道德的失败。这个理论的复杂观点最好地体现在那个时代的经典文章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自助》（Self-Help(1859)

斯迈尔斯相信工业化社会用“工业英雄”形式的性格贵族取代了凭出身（有时候由从下面注入但是常常堕落的）决定的贵族体制。勤奋工作，高超的智慧，不屈不挠坚忍不拔肯定会有回报，而从前的社会地位固定的社会只是让很少幸运儿得到这样的机会。他指出社会流动性的发动机存在于个人习惯。国家只是个人条件的集合，社区的成功或者失败是市民个人成功或者失败的反映。人是他们自己幸福生活和成功的积极因素，成功的秘诀在于其道德性格。自我控制，自我依赖，自我克制是社会流动性的最强大动力。

最让斯迈尔斯感兴趣的是普通的美德。他承认确实存在天才，他们的成就普通人难以企及。但是他接着说自我改善对任何有足够勇气的人都是适用的。他写到“生活中最伟大的结果往往是通过简单方式得到的，通过发挥普通人都具备的品质获得的。”勤奋和专注可以让任何东西都变成金子。实际上，真正感动世人的人并不是天才，而是具有坚忍不拔毅力的普通人。而且，生意上的成功特别垂青于拥有普通美德的普通人。

斯迈尔斯总结人们成功的品质只有一个词：性格。他希望看到的既不是血缘贵族，也不是才能贵族而是性格贵族。

性格是人的本质的最好表现形式，是个人道德秩序的体现。有性格的人不仅是社会的良心，而且在任何一个管理良好的国家，他们都是最好的推动力量。因为统治世界的力量是道德品质。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天才是少数人才能得到的礼物。性格却对任何人都开放。斯迈尔斯相信每个人的性格都可以通过有意识的不懈努力和好习惯的培养而得到改善。自我尊重，自我帮助，自我约束是可以学会的，一旦具备这些品质，在社会上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

但是这个理论对当今的许多人来说是不可救药的天真想法，这些说法往往是根据经过挑选的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来说明的而不是不带偏见的证据筛选出来的。但是它确实体现了社会分层的理论。社会秩序基本上是道德秩序，是人们采取的数不清的道德决定的结果。成功是对人道德约束的报偿，失败是对不讲道德的人的惩罚。而且，社会变得越来越讲道德，因为世袭性的贵族将权力转移给了自我奋斗成功的资产阶级。社会流动得到双重的祝福：它奖励美德，惩罚邪恶，抑恶扬善。

斯迈尔斯的著作在大西洋两岸都受到普遍的欢迎。到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销售将近25万册，它呼应了崇尚工作，认为世俗的成功是宗教虔诚的意外后果，完全符合清教徒的传统。同时它也抓住了大众对原来的限制被解除，经济机会扩大的喜悦。在英国，工业文明好像带来了数不清的发财机会。正如一个名叫“E.B.”的人在1867年写的“英国工人之歌”（Songs for English Workmen）中写的：

工作，孩子，满意地工作，

只要你有买饭的钱，

你可以依赖的人

就会发财的，

只要他全力以赴。

在美国，免费的土地和西部边疆更加刺激了经济增长和证实了新大陆没有欧洲旧大陆因为出身不同的歧视性限制的信念。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强化和扩展了斯迈尔斯的观点，提供了大量美国经济起飞中由穷小子一下子成为大富翁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在在社会流动规模空前，发财机会大量存在的时代，人们很自然的相信有性格的人成功，而没有美德的人失败。不过该理论很快面临新理论的挑战，该理论强调的不是后天得来的性格而是天生的能力。

酷似父亲的儿子

《自助》出版的同一年，另外一本对社会流动做出解释的书也出版了：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达尔文观点的核心就是自然界被无情的，不断的生存竞争所支配。他指出物种内部表现出来的各种变异，适应环境好的变异幸存下来，造成自然选择，优胜劣汰推动物种进化，这就是进化论。生物学变化的动力在于生存的激烈竞争。

因为生存竞争，任何变异不管多么微小，不管起因是什么，如果在任何程度上有利于某个物种的个体在和其他物种相处的复杂关系，以及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有利，就会倾向于保护这个物种，这个特征就可能一代代传下去。

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中只用非常简短和模糊的一章谈到“人类的起源及其历史”。但是他的有些追随者后来被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迫切地消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用在人类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很多根本问题上是分歧很大的，他们的著作是一堆偏见的结果，而不是扎根于连贯的主张。但是他们都暗示有本事的人爬到社会顶端，而弱小者则落入社会底层。特别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变成了对放任资本主义的庆祝。他主张生存条件的竞争高度评价个人能力，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是斯宾塞的用词，不是达尔文的），工业界的巨子就是自然界的主宰。社会流动就是简单的自然选择。有能力的人生存，没本事的人淘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替代了个人性格美德成为向上爬的推动力量。

斯宾塞的社会流动性理论从来不是非常复杂的。他对能力的定义是循环论证的：最有能力的人是生存下来的，生存下来的是人是最有能力的。他对流动性的事例的说法也是没有吸引力的。但幸运的是，有更智慧的思想家试图将自然选择的理论应用在人类身上。首次把达尔文的观点用在关于社会流动性的复杂生物学理论上的人是达尔文的堂兄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在《遗传天才》（In Hereditary Genius (1869)中说个人在遗传的思想能力上是有差异的：

我对于人生下来基本没有差别的假设没有耐心。这个观点偶尔表现出来，尤其是在劝说孩子的故事里经常暗示的。我用最直言不讳的语言告诉你，我反对天生能力平等的虚伪说法。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到大学到专业领域，一连串的证明都恰恰相反：能力不平等。

差别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他说“从人们无法企及的高度，到人们很难说出的深谷”。不仅人们生来是不平等的，而且不平等的程度超过任何人的想象。他觉得这些天生能力差异决定了人们未来是否能够成功。英国历史上提供了数不清的例子说明杰出人物，出身贫寒，爬上社会上层，世袭特权的削弱让这种流动性更加普遍。随着经济机会的扩展，先进社会的特征就表现在安全的，通过像生物学上竞争相似的社会竞争，根据他们天生的能力进行个人选择。和从前家庭出身决定一切不同，个人的才能和品质决定了他的地位和他的阶级。有能力的人和资本抓住越来越多的机会登上社会的阶梯。由于这种流动性的后果，不同阶级拥有不同程度的“公民价值”（civic worth），这个词是高尔顿用来确定能力和美德结合体的品质，既有处于公民财富分配上层的专业人士和老板，又有受人尊重的工人阶级，以及拥挤在他们周围的社会底层--卑贱的人，乞丐，和犯罪分子。

这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秩序的漠不关心的辩护，或者不完全是。社会选择的生物学理论有更激烈的内涵。高尔顿注意到在各自的后代中，巨人并没有变得更加强大，小矬子也没有变得更加矮小。变异有个不断的趋势---均数回归。“子女的中心值（平均水平）和父母的中心值是不一样的，更接近平均水平，开始回归种族的中心值。换句话说，子女中心值平均来说，总是比父母中心值更接近种族中心值。”这个法则确信有才能的父母的孩子总体上比父母的才能要小，虽然远远超过平均水平，而那些父母能力一般的孩子总体上比父母要聪明，虽然仍低于平均水平。孩子肯定要么比父母聪明要么比父母愚蠢。生物学事实认定社会地位在每代人中都要重新分配一次。因而，高尔顿敦促每个孩子都要得到机会显示自己的能力，如果能力超群，就应该通过奖学金的帮助得到一流的教育，进入专业生活领域。他觉得这样的流动性很少应该是猛烈的—从底层跃上顶层或者从顶层跌入底层都是极端情况下不寻常的情况。但是他坚持竞争应该确保精英阶层的不断流动。

按照高尔顿的模式，这个观点充满着思想上的矛盾。但是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关于一般智力的著作，和费舍（R.A. Fisher）对孟德尔（Mendel）遗传理论的修改解决了其中明显的问题，让这个理论具有了新的说服力。斯皮尔曼用体现在所有思想行为在不同的人身上程度不同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替代高尔顿的指代不清楚的“天生能力（natural ability）”。费舍澄清了高尔顿在1918年开创性的论文“孟德尔遗传假设的关系项的相关关系”（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latives on the Supposition of Mendelian Inheritance）的假设，其中他显示孟德尔（Mendelian）模式可以解释常态分布的性格存在和与这些性格对应的关系项的回归分析。分出等级的特征如身高，智慧的差别是由于多基因的，或者多因子的遗传结果，也就是说，在从父母那里遗传而来的众多数量的基因中，父母的影响是微小的，相似的，积累性的。

居里尔•博特(Cyril Burt)关于职业和能力关系的著作是对斯皮尔曼和费舍观点的复杂的综合，其中经过修改的高尔顿对英国社会的划分保存了下来。“公民价值”（Civic worth）变成了智商（IQ），回归成为孟德尔遗传过程，分层职业等级中的社会流动成为基因法则起作用的结果。社会流动的程度因而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学法则的结果，但是同样的法则严格限制流动性的规模，当然阻碍了英国社会普遍平等的重新构建。

博特认为先进社会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主要来自人们遗传下来的智慧能力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统治阶级是根据骁勇善战和继承的财产而形成的，但是在工业社会，统治精英大量是通过智慧能力招募来的，智慧贵族取代了土地贵族。他坚持说人口基因的法则著名的均数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解释了社会流动性也解释了社会不平等。在每一代人中，父母基因的组合给予社会底层的孩子较多，社会上层的孩子较少的能力，从而产生继承的地位和个人能力之间的差异。因为父子智商的相关性只有0.50,每个阶级的孩子的平均智商表现出明显的回归整个人口的平均值的情况。在每个阶级内部孩子们的智商的差异和他们的父母们的智商差异要大得多。上层社会的孩子的平均智商往总体平均值下降了一半，而底层社会的孩子的智商相应提高了那么多。有一个明显的趋势，社会底层的不聪明的父母生的孩子更聪明，上层社会的聪明父母生的孩子往往比较笨。如果没有社会流动，阶级在智商上的差异在五代人后基本消失。

博特相信智力测验将让每代人的社会地位重新分配建立在更科学和精确的基础上。心理学家能够诊断出孩子早期的智力水平，分配他接受与其水平相应的教育，指导他进入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工作领域。

运气得到奖励

社会流动的以能力为基础的解释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面：智力测验检验天生的能力，后天学习可以改变生活轨迹。通过根据智力测验成绩而不是家庭背景分配个人从事的职业，教育可以打破社会来源和社会目的地之间的联系，让智慧和能力成为社会选择的重要变量。对于教育和社会流动性关系最有影响的研究是克里斯托夫•杰克斯（Christopher Jencks）的《不平等》（Inequality (1972)，他挑战了这两个假设，并对社会流动性提出了全新的解释。

和其他许多当代观察家不同，杰克斯接受传统的自由主义假设：美国是个流动性的社会。他发现父亲的家庭背景在决定儿子的地位方面起的作用惊人的有限。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儿子的地位之间的相关关系低于0.50。他坚持说“多数上层阶级父母好像没有什么机制可用来保持他们的孩子在经济地位上的特权地位”：多数上层阶层子弟最后都不如他们的父辈富裕。向上流动以及向下流动是美国社会不可避免的事实。他注意到几代人间相当程度的流动性。从穷光蛋到百万富翁的爆发户和大富翁变成穷光蛋的故事是有道理的。有钱人的家庭常常至少有一个贫穷的祖父目，而穷人家庭（除了黑人和最近的移民外）常常至少有一个发达的祖父母。他还发现兄弟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别。他说“兄弟之间地位的差别就和整个人口中不相干的两人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是他发现教育和天生能力对于最后从事的职业都没有明显的影响。

杰克斯坚持说学校教育对人生变化影响很小。学校间的差异不能解释同一所学校出来的人职业的巨大差别。相反，不管是好学校还是差学校对学生性格上的影响都非常小。从学校毕业的学生身上还留着入校时就具有的优缺点。

像许多战后社会科学家一样，杰克斯不相信根据智力测验提出的观点。他说智商受到环境的影响至少和基因的影响一样大，用科学的语言就是，人口中智力测验成绩55%的变异都可以用环境因素解释，智慧遗传性的内容几乎根本说明不了个别人的智慧差异。环境的变化就能产生智力测验成绩的变化。这样一来，对于“能力”的奖励实际上是对环境特权的奖励。

这个观点不新鲜，也没有多少趣味。实际上，杰克斯向读者道歉承认他做的是遗传论者的工作。他的著作的重要性在于随后的观点：基因上的不平等只能解释认知能力差异的一部分，而认知能力不平等只能解释成人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很小一部分。他说“智力测验成绩高的人群中经济不平等的情况和整个人口中的不平等情况一样。”就算是遗传的，“能力”也不能解释一个人后来的成功与失败。

消除了人们对社会流动性的普遍的解释，杰克斯接着提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观点：“经济上的成功好像取决于各种运气和与家庭背景，教育程度，智商等关系微弱的实际工作能力。”收入常常取决于难以预测的个人能力，就像击中快速飞来的球，迅速准确的打字，劝说客户他需要一辆比他希望的更大的汽车的能力，或者盯着人家的眼睛看但又不让人觉得你有什么企图的能力。收入也取决于随意性的财富：

机会让你从一种工作转为另外一种工作，当你找工作的时候，碰巧拥有的某个工作类型，你的工厂加班工作的数量，或者糟糕的天气是否摧毁了你的草莓收成，新的高速公路出口是否就在你家饭馆门口，以及一百个其他无法预料的偶然情况。

这个观点的政策含义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成功来源于运气，那就没有多少合理性。竞争力游戏的规则需要改变以便减少成功的回报和失败的代价。

均数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候，三个区别明显的关于社会流动性的理论抓住了后面几代评论家的想象力。一个建立在性格基础上，一个建立在能力基础上，心理学家越来越多地认为就是天生的智慧，一个建立在运气基础上。从思想模式的这些巨大变化中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首先，知识分子越来越不愿意承认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根据性格解释流动性是既平等的意志论者，人人都能成功。他们的命运由他们的意志力量来决定。根据能力俩解释流动性是反对平等的，决定论者，由于天生能力不同，一个笨蛋再努力也不能变成天才。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为自我决定留下了有限的空间。大自然的造化只提供可能性，而不是技能本身，完全由个人通过自己意志的力量将潜力变成现实。根据运气解释流动性让人们没有任何控制自己命运的空间。整个世界好像越来越对发挥个人意志无动于衷。生物学家强调基因的影响，限制了人们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社会学家质疑哪怕是最复杂的社会选择过程。

第二，知识分子越来越不愿意给成功或者失败加上道德意义。以能力为基础的理论弱化了道德的重要性，认为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生物学构造，隐含的意思就是他们失败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生物资源。以运气为基础的理论把道德考虑变成无关紧要的了。成功或者失败都是随意性的事件，不是对某种行为的奖励或者惩罚。你根本不用想象斯迈尔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口若悬河地说：

人们一直指责财富的盲目性，但是财富并不像人那么盲目。那些研究实际生活的人会发现财富总是在勤奋之人一边，就像风和波浪总是在最好的探索者一边一样。

最后，战后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对社会选择机制的信心。性格为基础的理论反映了强化了盎格鲁美国人社会的高昂的信心。社会不平等不仅是有用的，是努力工作和开拓前进的刺激和动力，而且从道德上来讲也是需要的。能力为基础的理论同样强调社会选择，因而，社会不平等是有用的。根据各自的能力把个人分配到层级森严的社会结构中，社会选择保证了世界运行的最大效率。但是这样的理论听起来有点刺耳，好像在赤裸裸地宣扬不平等，它们好像在谈论生物学的彩票，幸运者继承了他们父母高超的能力，简直就是惩罚缺乏能力的人。运气为基础的理论反映和强化了对社会不平等的缺乏信心。它们破坏了从伦理和从实用层面对社会选择的辩护，把社会选择看作变化无常的，不公平的。原来被看作对性格的奖赏或者对能力的承认的社会成功，现在成了财富的变幻莫测。

杰克斯对不平等的研究提供了1960年代正统的总结：但是，甚至在该书出版前，趋势已经发生了改变。已经有好几位知识分子发表了强烈反对平等共识的观点，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强调了性格和能力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1971年，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复兴了关于能力的讨论。他说社会地位反映了遗传的能力，机会平等让有能力的人上，无能的人下，社会流动性产生不同社会阶级平均智力测验成绩的差别。这个立场他和查尔斯•莫瑞（Charles Murray）在1994年出版的最近几十年来最有争议性的著作《大钟曲线》（The Bell Curve (Free Press)中详细阐述。在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保守派试图重新复兴自助的重要性。因为担心福利制度破坏个人的责任心，因为相信许多公共问题都是因为私人的堕落和缺点，他们再次提出社会成功应该被看作个人性格的标志。

对这三种社会流动性的理论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毫无疑问，这些理论继续影响社会思维和社会政策制订过程。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们导致截然不同的社会政策。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社会复杂难题是阶级社会向种姓社会的僵化，社会不平等在加剧，但是社会流动性却在削弱，那么最大的政策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鼓励个人的社会流动。

第一个观点的问题是可能导致陷入泥沼的保守主义。性格的概念太过模糊，一个人看来是优点的性格，在另外一个人看来是低能儿，所以各种各样强大的团体都竭力推广自己的观点。性格观点让大学招生官员放任自己的偏爱把大学招生看作大型晚餐聚会，要为同事校友的孩子们留点，为了良心上好受点，为少数民族留点。

第三个观点的问题是思想上举白旗，标志着愿意放弃常年以来试图平衡能力和机会，平等和效率的矛盾。难道我们真的相信人们天生的能力是没有区别吗？或者我们真的相信才能和回报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吗？我们真的相信当今社会纯粹就是个彩票场？我们真的相信理想的社会是彻底铲平来源于运气的任何差异的平等社会？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社会很快堕落成为没有效率的闹剧。

第二个观点最有趣。部分因为它提供了对社会流动性的复杂的解释，(为什么“世袭的唯才是举”（hereditary meritocracy）是矛盾的)均数回归的现象意味着社会将不得不在新一代人中重新分配社会地位，如果要最充分的利用人力资源的话。它有趣的另外一点是提供了从广泛人口中发现隐藏的人才的技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呈现出分层的，保守的社会，建造了机会的梯子让聪明的贫寒子弟可由此爬上社会上层。随着我们的社会等级越来越森严，越来越保守，正如纽约时报等详细表明的，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这些心理测量专家是否再有什么高见要讲给我们听？

译自：“The secret of your success” Adrian Wooldridge

http://www.policyreview.org/137/wooldridge.html

作者简介：阿德林•伍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是经济学家杂志华盛顿区负责人，与约翰.米可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合著《右派国家：美国保守派的力量》（The Right Nation: 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 (企鹅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