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鲁著 吴万伟 译
本周，唐纳德·特朗普再次降低底线，竟然攻击在2004年因为自杀炸弹袭击而牺牲的美国陆军上尉胡玛雍·汗（Humayan Khan）的穆斯林父母，他是为挽救连队中的其他人而被杀害的。
这种惊人的噱头是其媒体战略令人担忧的成功的最新案例。它不是基于良心的改变而是用一系列震惊、耸人听闻和简单化的观点冷却良心。这是特朗普过去的挑衅的又一例子，比如他认定非法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是强奸犯和毒品贩子，他污蔑福克斯新闻主播梅根·凯利（Megyn Kelly）提及她的月经周期，质疑前战俘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英雄主义和勇敢。这个媒体战略只是因为美国社会新自由主义的深刻文化和政治影响而取代成功---这种影响包括了广泛传播的原子化和去政治化。
我最近再次阅读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利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的著作，尤其是他见解深刻的“人类令人恐怖的原子化”，该文首次发表于1946年1月1日的《评论》杂志上，后来被收录在他的书《虚假的先知：专制主义研究》中。他写到在接近一种更新的法西斯主义恐怖的恐怖国家内人的原子化。在1946年，他以深刻的眼光理解的东西是民主的存在不可能脱离使其成为可能的教育政治和构成性文化和机构。他注意到原子化的个人不仅容易受到去政治化的力量的影响，而且容易成为意识形态骗子的虚假宣传和精神、仇恨话语以及妖魔化他人或者客体化他人的言论的俘虏。
洛文塔尔帮助阐明了个人在动荡不确定和可抛弃时代感受到的孤立与可能要吞没美国的专制主义威胁之间的关系。在此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金融资本控制一切，为1%的人制造巨额财富，推动政府服务的削减，取消对公共福利如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资金支持，为的是抵消为超级富豪和大公司减税造成的损失。与此同时，数百万的人陷入贫困的深渊或者成为庞大监禁国家的组成部分。民众的恐惧被正常化，因为暴力越来越多地成为处理社会问题的默许逻辑。在一切都能出售的时代，道德责任追究被看作累赘和负担，同情心等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且因为个人幸福及其无限追求即刻满足比支持公共利益和拥抱关心他人的义务更重要的观点所强化。美国人如今相互争斗，因为新自由主义偏爱激烈竞争的关系，打击合作和支持合作的公共空间。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强调人生任何领域的竞争推动了赢家通吃的心态，其最终表现是确认在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社会中是不存在公平性的。正如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es）指出的那样，市场社会秩序下的竞争让一小群优胜者脱颖而出，与此同时大多数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沦落为“失败者”，受到奚落和谴责。
正如电视真人秀节目《学徒》的主持人和总投候选人的唐纳德·特朗普的很多公开言论所清楚说明的那样，称某人为“失败者”与他们丧失了该词更普遍意义隐含的某些品质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在一个宣扬残酷性和政治与道德和社会责任割裂的文化中，“失败者”如今已经成为贬义的、令人感到被侮辱的羞辱，而且为象征性的暴力辩护，（特朗普在很多支持者的聚会上明确指出的）甚至针对其批评者采取真正的暴力行动，如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正如格雷格·埃尔马（Greg Elmer）和保罗·托德（Paula Todd）观察到的那样，“失败是可能的，但成为失败者是最终的羞辱，它证明采取任何极端的甚至不道德的行动都有合理性。”他们写到：
我们论证说特朗普眼中的“失败者”是潜在的新政治象征，特朗普从前在电视和企业生涯中动用的讽刺图画用以回避复杂的社会议题，并为不惜任何代价地取得成功辩护。正如1980年代特朗普热衷的桌面游戏广告片一样，“不是你赢还是输，而是你能否赢。”事实上，在特朗普的世界里，有人赢，很多人就必须输，这就帮助解释了他令人吃惊地拥抱某些种族主义者的、排外的、反对女性的交际战略。失败者越多---特朗普基于任何一种形式的“他者主义”勾画出来的，胜利的筹码就越大。
因为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的狂热推波助澜的原子化制造了人们对共同体、公共价值观和公共利益的病态蔑视。因为民主压力减弱，专制主义社会求助于恐惧来压缩理想、远见和希望的存在空间。维持这个空间的开放性的努力因为旨在让民众去政治化的忽略道德的名人文化和商品文化的存在而变得越发困难。政治和社会想象力的领域陷入萎缩，因为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让位于鼓吹自私性、贪婪的激烈的竞争模式为最高组织原则的个人化社会。
在此环境下，稳定性的基础被摧毁，因为就业机会转移海外，社会福利体系被摧毁，社会福利国家被掏空，公务员和公共领域工作人员受到无情攻击，学生的负担因新自由主义债务机器的崛起而加剧，许多群体被视为可抛弃的垃圾。与此同时，永久性压迫的行为伴随着新的权力布局而出现，军事化因为新自由主义政权而被正常化，残酷无情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思想常态；在此条件下，人们抛弃了任何同情观点以及对他人遭遇的问题或者无法控制的问题负责的观点。因此，共同责任和希望被个人责任的孤立逻辑所取代，被一种虚假的反弹观念和对被视为陌生人的他者越来越强烈的仇恨所取代。
我们生活在孤独面对死亡、孤立和军事化的原子化的时代。如果你相信大众媒体，孤独已经在先进的工业社会已经像传染病那样泛滥。少数指标包括青少年女性的自杀率攀升，工人阶级和受教育程度较差的白人男性的死亡率上升，美国中小城镇泛滥的滥用毒品导致的犯罪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许多人更多地与自己的手机、平板电脑或其他电子屏幕交流而不是与现实的人交流。在这种观点看来，非具身化处于深度异化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的核心，其中人们回避面对面的交流反而拥抱虚拟关系。在这种观点看来，电脑屏幕的温暖闪耀产生和强化了一种新的异化、孤立和孤独感。与此同时，注意到在某些案例中数字技术也让一些在网络上与同伴联系广泛的年轻人除了保持虚拟状态下的联系之外，通过协调组织自发性的聚会，增加了面对面交流的时间。这种辩证法如何被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部分决定呢？要拥抱能动性模式，其中与他人的联系无论多么多样化都成为他们理解创造社会性纽带的价值的核心内容。
但是，毫无疑问，指责因特网本身太容易了。它也帮助促成了联系，并为组织运动和信息的传播交流提供方便。我们生活在一个依赖性、同情、相互性、关心他人和社会性等观念遭到新自由主义伦理学破坏的社会，其中自我利益和贪婪变成了人的生活的组织原则，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伦理学产生了一种文化，从最好处说是鼓吹对他人困境的冷漠无情，从最坏处说就是对不幸者的蔑视和对广泛传播的残酷性文化的支持。孤立的个人并不能创造健康的民主社会。
新形式的异化和孤立
新自由主义促成了将痛苦和疼痛视为娱乐的观点，将战争视为存在的永久状态，将军国主义视为塑造男子汉的最强大力量。政治从伦理学退出，因而社会成本议题与任何形式的世界干预脱离了关系。比如，在新自由主义下，经济活动与其道德和社会后果割裂开来，完全逃离了任何形式的道德考虑。这是政治僵尸的意识形态标准。这里的关键词是原子化，它成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的定义性特征和民主的浩劫。
在希望挑战这种逃入专制主义的种种政治形式的核心，不仅是承认支配性的经济结构而且是更深刻的东西---一种指向建构特定身份认同、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或者更广泛地说能动性本身的政治。这种承认的核心是这个事实，即政治的存在不可能脱离自身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话语、形象和代表。不是独自承受痛苦，潜伏在狂热的仇恨情绪中，个人需要能够辨认出自己，在进步人士对现有支配形式的批判和他们如何不是个别地而是集体地处理这些议题的框架内，看到自我和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是当今特别困难的挑战，因为原子化的危害日益被强化，不仅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对任何可靠的社会观的协同攻击而且因为专制主义的和以金融为基础的文化，这种文化将私有化与逃离任何社会和道德责任感结合起来。
包括主流媒体和娱乐产业在内，1%控制的文件机构是社会最强大的教育力量，它们成为扼杀想象力、错误识别和残酷性的机器。集体能动性如今被原子化，失去了任何可靠的社会性。在此情况下，支配不单单需要通过恐怖和暴力机器的镇压，而且正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通过“位于信仰和说服一边”的思想和教学法手段。左派太多的人已经放弃了责任，即努力认识到政治的教育本质和需要改造其工具，如果不是武器的话。这是象征性和教学法挑战这种支配形式、竭力改变人们的意识和将教育成为政治本身的核心而提供的东西。
唐纳德·特朗普的媒体战略
特朗普玩弄媒体是因为他非常了解媒体。他的媒体战略旨在消除记忆、深思熟虑和批判性对话。在特朗普看来，错误的教育是赢得选举的关键。这里的议题不是现有的公民文盲，而是能动性的危机和产生这个危机的力量和进步人士和左派的失败，他们没有能严肃对待这个危机，没有尽力处理斗争的意识形态和教学法维度问题。所有这些都有必要安排有序，至少让人们能够将个人麻烦转变为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后者或许是那些相信现有政治危机不仅仅是特朗普或希拉里的当选的人面对的最大政治和教育挑战。在两位候选人中，一个是统治阶级的狂欢节拉客者，一个是战争贩子，说到底，两者都是金融精英和大公司的啦啦队。
与此同时，辨认出特朗普代表了更为紧迫的威胁非常重要，尤其是对有色人种来说。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残酷性、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言论的典范，特朗普将取消在奥巴马医改中获得保险的2100万人的利益，将驱逐1100万非法移民，将为高等法院塞入右翼意识形态分子，他们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执行反动的政策。
在此，关键的是相信民主者和不相信民主者之间的另外一种冲突。即将到来的选举不会对付这个即将到来的危机，这事实上是为民主的灵魂而战。后果之一是数百万人将再次承受仇恨民主和惩罚金融精英之外所有人的社会的重担。两位候选人及其代表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是问题的组成部分，提供的是不同形式的统治。进步人士要认识到的关键问题是，必须清楚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只是标记了压迫逻辑的一部分。另外一面是意识的殖民化，是成为自己受压迫的帮凶的能动性模式的生产。
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到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和莱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等理论家突出阐明的政治的双重性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它已经被新自由主义压迫性政权推向边缘化。再次，集体抵抗的任何可靠观念都必须认真对待意识、身份认同、欲望和说服问题，要谈及让民众在自我利益、贪婪、仇恨和被误导的愤怒和日益严重的暴力轨道内去政治化和陷入瘫痪的原子化背后的条件。
不仅处理新自由主义而且处理激进想象力的情感和意识形态维度是促使我们清醒认识到集体工作能力的关键，认识到支配我们生活的更大社会和系统结构的关键，为我们相互提供将个人麻烦转变为更广泛社会问题的工具。社会的力量不只是在社会运动中集中起来，它也是拥抱民主的社会关系作为集体行动的基础的政治教育力量的核心。
克服新自由主义政权内在的原子化意味着，清楚表明它们为了积累巨额财富和权力同时成功瘫痪了大部分人，使其陷入私有化和自我利益的去政治化轨道，因而摧毁了团结奋斗的任何残余。当然，我们看到拥抱团结作为集体抗争行动的运动的例子，最明显的是黑人的命也重要运动。这是需要进行更加具有普遍政治意义论述的模式，其中压迫机器的暴力可以与必须被当作教育和政治议题进行论述的原子化政治结合起来。新自由主义动荡性、紧缩政治、社会军事化引发不仅针对身体的暴力，而且针对精神的暴力。这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危机必须被理解为记忆危机、思想危机、希望危机和能动性危机的组成部分。
译自：Donald Trump and the Plague of Atomization in a Neoliberal Age by Henry A. Giroux
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37133-donald-trump-and-the-plague-of-atomization-in-a-neoliberal-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