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珀莫兰采夫 著 吴万伟 译
就在其军队公然吞并克里米亚时，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电视上带着得意的微笑告诉全世界乌克兰没有俄罗斯士兵。他在撒谎还是在说真话其实并不重要。当唐纳德·特朗普心血来潮地捏造事实，声称说他看到数千穆斯林人在新泽西欢呼双子塔的倒塌，或者墨西哥政府故意派遣“坏”移民到美国，但当事实核查机构认定他的声明有78%的内容不真实，他仍然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似乎事实在自由国家里已经不再重要了。英国脱欧派运动宣称“让我们给我们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欧盟每个星期拿走的3亿5千万英镑”，但是在赢得全民公决后，这个说法被脱欧派领导人耸耸肩说“是个错误”，另外一位领导人则解释说“这是鼓舞人心的说法”，显然，我们生活在“后事实”或“后真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不仅政客和媒体说谎，他们历来如此，而且是已经根本不在乎他们是否说真话了。
我们如何到了这般境地？是因为技术吗？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吗？是到了哲学史的高峰吗？扔掉事实的沉重有一种青少年的喜悦，那些是教育和权威的沉重象征，提醒我们所处的地位和局限性，但是，为什么偏偏当下出现这种反叛？
许多人指责技术。不是开启了讲真话的新时代，信息时代允许谎言像技术专家所说的“数字荒原大火”的疯狂传播。等到事实核查员发现是谎言时，已经又有数千个新谎言被创造出来，单单“假情报瀑布”的数量就足以让非现实成为不可阻挡的洪流。真正重要的是，谎言成为可点击的东西，起决定作用的是它如何滋养了人们现有的偏见。谷歌和脸书等公司开发的算法是基于你从前的搜索和点击进行的，随着每次搜索和每次点击，你就发现自己的偏见再次得到确认。如今成为大部分美国人获取新闻信息的主渠道的社交媒体引导我们进入观念类似者的小群体空间内，它只为我们提供让人感觉良好的信息，是否真实并不重要。
技术或许给我们与真理的关系上也产生了更加微妙的影响。带有多样屏幕和流量的新媒体让现实成为碎片化的东西，因而难以把握，敦促我们朝向或许允许我们逃入虚拟现实或幻想中。碎片化连同对全球化的迷茫让人们渴望更安全的过去，因而产生怀旧情绪。已经过世的俄国裔美国语文学家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写到：“21世纪不是以寻找新颖性而是以怀旧的泛滥为特征。怀旧的民族主义者和怀旧的世界主义者，怀旧的环保主义者和怀旧的热爱城市者，他们在博客上交流像素火（pixel fire）。” 难怪，普京的网络巡逻部队兜售大量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复活的信息，特朗普发微博要“让美国再伟大”，脱欧论者在脸书上渴望曾经辉煌的英格兰；而ISIS病毒似的杀人像视频则宣扬神话中的哈里发帝国。博伊姆认为“恢复荣耀的怀旧”旨在用“狂热的决心”重建丧失的家园，认为自身是“真理和传统”，痴迷于宏大象征和“放弃批判性思考，转而拥抱情感纽带。在极端的情况下，它能创造幽灵似的家园，让人们愿意为它献身或者去杀戮。不加思考的怀旧泛滥可能制造出一群恶魔。”
逃入技术幻想领域与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如果所有事实都说明你在经济上根本没有未来，那么你为什么要听事实真相呢？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世界，中国的小事件导致里昂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你的政府似乎对所发生之事没有任何控制，那么，对从前的权威机构---政客、学者、媒体---的信任就陷入崩塌。这导致脱欧派领导人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声称英国人已经“受够了专家的喋喋不休”，特朗普对着“混蛋主流媒体”（lamestream）和“其他新闻”机构的繁荣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矛盾的是，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并不信任主流媒体的人往往更有可能接受假新闻。“令人吃惊的是，其他新闻媒体的消费者，即试图避免受到主流媒体‘大规模操纵’的用户最容易受到虚假说法的影响。”[1]健康的怀疑最终却沦落为寻找疯狂的阴谋论。普京的克里姆林宫控制下的电视认为，任何事情背后都有美国阴谋；特朗普猜想9-11是内部人的杰作，脱欧运动的部分人则认为英国受到德国-法国-欧洲联合阴谋的攻击。
在被要求解释其编辑原则，为什么听任阴谋论与基于可靠证据的研究同等对待和播出时，普京的宣传网络主管德米特里·基谢廖夫（Dmitry Kiselev）和玛格丽特·西蒙尼扬（Margarita Simonyan）宣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客观报道这回事。”克里姆林宫的国际频道（RT）宣称要给予“其他观点表达的机会”，但实际上这意味着让极右翼杂志的编辑作为像大学学者一样可靠的谈话对象，将谎言变成值得播报的事实。特朗普玩了类似的游戏，他把纯粹的胡说八道当作可靠的不同观点，编造故事说奥巴马是穆斯林，说对手克鲁兹拥有秘密的加拿大护照，加上一个附加说明“很多人说。。。”[2]
这种将真相与虚假等同的做法受到弥漫在全社会的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且利用了这一点。这种思潮在过去30年从学界渗透到媒体和社会其他地方。该思想流派接受尼采的原则，即没有事实，只有解释。这意味着任何版本的事件都是另外一种叙述，这样谎言也就可以被当作“另外一种视角”或“观点”而被原谅了，因为“它是相对的”，“人人都有自己的真理”（在网络上，他们真的这样做了）。
新现实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和后现代主义最有说服力的批评家之一毛里齐奥·费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认为，我们看到过去两个世纪的思想的最高潮。启蒙的最初动机是通过将神圣权威定义现实的权力转移给个人理性从而让人能够分析世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将知识的座位转移到个人思想中。但是，如果你能知道的唯一东西是你的思想，正如叔本华所说，“这个世界就是我的表象”。
在20世纪末期的后现代主义者更进一步，他们宣称“文本之外什么也没有”，有关世界的所有观点被认为是权力模式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这导致了费拉里斯总结的三段论：“所有现实都是知识建构的，知识是由权力建构的，因此，所有现实都是权力建构的。现实结果就成为权力的建构，这让它成为讨厌的东西（如果我们用权力指支配我们的权力）和可以塑造的东西（如果我们用权力指在我们的掌控中）”。
后现代主义首先将自己定位为解放性的，让人们从受到束缚的压迫性叙述中解放出来。但是，正如费拉里斯指出的那样，“媒体民粹主义的到来提供了告别根本无解放性的现实的例子。如果现实是能够被没完没了地塑造的，那么受普京影响很大的贝卢斯科尼就能够辩护说‘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观点、政客或产品---除非出现在电视上，否则就不存在吗？’”[3]；布什政府就能为其基于假情报的战争辩护了。费拉里斯引用了布什的高级顾问，据说是卡尔·罗夫（Karl Rove）。此人对《纽约时报》说：“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在创造我们的现实。在你们研究现实的时候，你们应该会---我们再次行动，创造其他新的现实。”
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的是，通过说所有知识是（压迫性的）权力，后现代主义抽走了人们能够反对权力的基础。相反，它假设“因为理性和思想是支配形式。。。解放必须依靠感情和身体来寻找，那是革命性的东西。”反对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反而偏爱情感本身成为好事。我们在脱离欧盟运动的创立者亚伦·班克斯（Arron Banks）的思想中能够看到这种政治心态：“留欧派运动描述事实、事实、事实，但它不起作用。你必须与民众的情感联系起来。这才是特朗普的成功秘诀。”费拉里斯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哲学家对18世纪科学崛起的回应。因为科学占据了现实的解释，哲学变得更加反现实主义以便维持其能够扮演某种角色的空间。
在我试图阐明我出生和生活的世界时，就我个人而言是俄罗斯、欧盟、英国和美国塑造的世界---我不需要回溯很远就能发现事实很重要的时间段。我记得在冷战时期，事实就特别重要。苏联共产党人和西方民主资本家都依靠事实证明其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共产党人特别炮制书籍---但最终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再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了。在被发现撒谎后，他们恼羞成怒。被认为准确真实仍然非常重要。
为什么事实对这双方都很重要？至少官方认定，两大工程都试图是要证明理性进步的观点。意识形态、故事和事实的运用密不可分。而且，正如媒体企业家和积极分子托尼·克赞·普莱斯（Tony Curzon Price）在战争期间向我指出的那样，领袖和权威对保持你的安全很重要。你抬头求助于领袖，他们用事实压在你们身上。
接着20世纪90年代到来了。再也没有需要争取的进步，也没有什么可证明了。事实变得与政治故事割裂开来。对此，有一种幸福：那是享乐主义和狂喜的时刻和一种眩晕的感觉，我们可以忽略银行账户上的事实，想借多少债务就借多少。因为没有了事实和观点，政治的新主宰变成了舆论导向专家和政治技术专家。在俄罗斯，构成傀儡政治运动的主张独裁政治者和克格勃传统充斥着西方公关花招，旨在创造一种装潢门面的民主（Potemkin-democracy），克里姆林宫操纵了从极左到极右的所有叙述和所有政党。在1996年开始，虚假政党和虚假新闻被用来挽救叶利钦。随后变成了被欧亚大陆模仿的“虚拟政治”模式（特朗普的舆论导向专家保罗·曼纳福特（Paul Manafort）在2005年在克里姆林宫世界帮助塑造了乌克兰的像普京一样的总统优尼科维奇（Yanukovich）。在英国，它体现在阿拉斯代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的辉煌生涯，一个竞选失败的媒体发言人却被当作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以至于当时的政治讽刺都将他描述为国家权力的临时代理人。在美国，它开始于被鲍德里亚（Baudrillard）描述为“纯粹的媒体创造”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由于比尔·克林顿的活力而一直持续到第二次海湾战争和罗夫的“我们创造现实”的传奇言论。
不过，虽然他们玩世不恭，在这点上，舆论导向专家和政治技术专家仍然试图努力实现真相的幻觉。他们的故事旨在具有连贯性，即使在事实方面有些欠缺。当现实戳穿谎言---观众看到了莫斯科的捏造，当伊拉克的故事被揭穿，当股票市场崩盘时---他们的一个反应是双倍下注，是彻底否认事实根本就不重要，他们完全就不在乎事实。这对统治者有很多好处，对选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普京不需要讲述更有说服力的故事，他只需要明确指出人人都在撒谎，破坏其敌人的道德优越感就行了。他只需说服民众，他没有其他选择。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说：“当普京公然撒谎的时候，他希望西方指出他在撒谎，这样他就可以回击说，‘你们也撒谎了。’”如果人人都撒谎，那就万事大吉，无论是你的个人生活还是入侵其他国家。
这真是不可告人的乐趣。你感到的所有悲伤和委屈，现在就发泄出来好了，没有任何问题。特朗普的要点是论证从胡说八道中得到快乐的合理性，纯粹的情感快乐，常常是莫名其妙的愤怒。已经花费十年时间生活在没有事实中的观众，现在可以放纵地享受彻底摆脱连贯性的束缚，充分享受无法无天的解放乐趣了。
注释：
[1] Data Mining Reveals How Conspiracy Theories Emerge on Facebook,MIT Technology Review (Mar. 18, 2014), http://www.technolo- gyreview.com/view/525616/data-mining-reveals-how-conspiracy-theories-emerge-on-facebook/
[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a-lot-of-people-are-saying-how-trump-spreads-conspiracies-and-innuendo/2016/06/13/b21e59de-317e-11e6-8ff7-7b6c1998b7a0_story.html
[3] http://alexanderstille.net/the-corrupt-reign-of-emperor-silvio/
译自：WHY WE’RE POST-FACT by Peter Pomerantsev
https://granta.com/why-were-post-f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