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了”，生态环境代价几乎没有被考虑，导致“环境无价、资源低价、商品高价”，资源被大量消耗，环境污染加剧，自然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可以说，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经济”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重演，包括耕地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已经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控制不好，将严重拖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甚至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唐朝大诗人杜甫曾感慨“国破山河在”，而今我们要感叹“国在山河破”。在严酷的环境污染事实面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发展是硬道理”后的“软”道理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耕地污染问题迟早会解决的，科学会解决它所制造的问题。这是典型的唯技术论，是要不得的，在解决耕地污染问题上，我们不要迷信所谓的高科技，以为科技能解决所有问题，污染本身不就是科技的产物吗？现在很多被证明是垃圾的科技在以前不也曾被捧上天吗？靠技术来治理污染，或用一种技术替代另一种技术，将可能产生更多、更隐蔽、更难以治理的污染，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十年前，农业部和科技部的官员就希望科学家们尽快拿出降解农膜的方案，筛选特殊的微生物来分解农膜。遗憾的是，虽不断有人传言研制出了可降解农膜，但令人兴奋的消息不多。这里，主管官员和科学家们都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农膜是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哪里有什么微生物愿意“吃”它们？为什么不研究替代措施或者制定政策，让老百姓停止使用农膜，从源头控制白色污染呢？几千年来，勤劳的祖先一直耕作在这片土地上，人与地相安无事，和谐共处，现代人引以为豪的化肥、农药、农膜施用才几十年，就让宝贵的耕地得了这样那样的怪病，这不让人深思吗？

治理耕地污染远远超出了科技的范畴，既是科技，又不是科技。说它是，仅仅是个手段而已；说它不是，因为还需要有更宏观的视野，最重要的是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何等重要，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已经喊了很多年，遗憾的是，效果有限，这必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一定要走在前头，不能指望全国各族人民都清醒了，老百姓都成了环保专家，政府再来推动——我们永远等不到那一天。好在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在关键是要有行动，加快落实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指导思想上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第二个转变从环境保护滞后经济发展转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改被动、事后、补救、消极环保，为主动、事前、预防、积极环保。第三个转变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适应新形势，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千呼万唤的绿色GDP考核指标迟迟不能出台，这会影响耕地污染的防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将绿色GDP纳入官员考核指标。虽然绿色GDP在技术上还有很多难点没有攻克，但是，绿色GDP正在逐步地走向成熟，不能等到绿色GDP完全成熟了才把它列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一个指标。中国的许多问题是利益问题，官员的利益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是政绩，过去强调GDP，官员就将环境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如果国家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从考核官员的政绩入手，而且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

我们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农膜等现代技术和材料，虽然产量提高上去了，但土地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失去了高生产力，这种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应当像保护眼睛那样保护耕地。但现实却与此相反，为了提高一点产量，鼓励农民从眼前的短期利益考虑，大量使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比如农膜，其泛滥就是农业部和各级政府大力推广的结果。为什么有人热衷于推广？因为里面有利益，简单地说，现在是有项目就有利益。实际上，农膜增产后的利润“大饼”被农膜推广者、生产者、销售者瓜分了，他们的眼睛早就盯上了农业增收带来的那点可怜的利润，农民得到的只是少部分(国家减免农业税或粮食直补带来的效益很快就被农资涨价所抵消了)，而耕地污染苦果却让农民来承担。

其实，回归传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使种地与养地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现代科技千万不能排斥和无视传统。中国有句古话，叫“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对“六畜”我们重视得很不够。“六畜”中的马、牛、羊和一部分的猪是能够吃草的，这个草就是秸杆。理论上，秸杆含有的热量和营养与粮食不相上下，关键一环是通过牲畜转换，即生态学上的初级生产和次级生产的链接。但现在仅利用了光合产物的不足一半（即粮食），而光合产物的另一半(即秸杆)白白烧掉了，还污染了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是在内蒙古、新疆、西藏这些生态脆弱的地区。如2015年内蒙古畜牧业产值为1158亿元，但国家投入的退化草原治理费用几百亿，净效益低；而同年山东省畜牧业产值为2500亿。内蒙古畜牧业产值是在8666万公顷草原上获得的，山东是在760万公顷耕地上获得的，两者相差10倍。其中，山东养殖的牛羊等食草动物主要利用的是秸秆，是农业废弃物。所以，农村不是没有产业经济，而是空间很大，核心问题是在光合产物转化上做文章，将动物生产加进去，增加单位农田的经济产出。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离土地似乎越来越远，长期生活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水泥森林里，对土地的关爱也就越来越少。由于长期不重视“三农”，结果是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漠视导致了对耕地的漠视。我们可以看到，水污染、大气污染的治理已经提到了应有的高度，但治理耕地污染可没这么受“宠”，如同靠耕地生存的农民一样，很少有人提及它。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但它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涉及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变这个大问题。可以说，不重视“三农”就不可能重视耕地，不重视耕地自然也就不可能重视耕地污染，也就谈不上治理了。好在这方面正在转变，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

发达国家在防治耕地污染方面是积累了一些成功经营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农药与化肥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美国采用农药花肥总量控制、限量使用，严格控制施用剂量；同时，发展综合性生物防治来代替农药防治，提倡多施有机肥，少用化肥，提高化肥的利用效率。与此同时，实施环境补偿政策。在美国，只做到“谁污染、谁治理”还不够，污染了还要付出“自愿”接受惩罚的代价，这就是实施环境补偿项目。具体是指企业违规或违法后，在法定要求的纠正违规行为之外政府要求“自愿”执行的对环境有益的项目，以解决其违规行为造成的后果。环境补偿项目构思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全国实施，并稳步发展，该项目实施后，促进了环境的改善，既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又起到了变“不义之财”为“积德行善”之举的双重作用，可谓“一箭双雕”。

保护耕地我们需要行动，但多年来我们对耕地数量重视有加，而耕地质量保护一直处在“冷宫”。耕地，只有数量与质量并重，粮食才能够真正安全。所以，保护耕地，数量是硬道理，但其质量再也不能是“软”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