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嵌入”理论源于社会学，但在国际关系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成为阐释国际社会及其演进的重要分析工具。“嵌入”理论强调行为体的社会倾向性，重视体系框架下结构内部行为体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助于阐释无政府条件下国际合作的（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机制性嵌入是国际关系各行为体在国际或地区体系内长期互动形成的关系状态，对形塑国际和地区形势及其前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东亚地区整合源于东盟内部整合的外部扩溢效应以及大国之间的激烈博弈，迎合了地区合作的国际潮流以及各国共同的利益需求。东亚地区整合在安全上体现为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在经济上体现为东盟（+N）自贸区建设，在政治上体现为东盟（+N）峰会，并由此产生出多样的双边和（小）多边合作架构。东亚大国机制性嵌入地区架构对维持地区政治对话与互信、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与繁荣，应对国际和地区经济危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和热点问题，消解域外因素的负面影响都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机制性嵌入对推进地区整合稳健深入正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对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发挥黏合剂的作用。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体系都必须包含三方面不可缺失的关键内容，行为体、它们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和指导它们互动关系的行为规范。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决定着体系的范围，没有和这些行为体发生关系的一些行为体就不属于这一体系之中。制约行为体互动关系的行为规范决定着体系的性质，表示体系的无政府性还是超政府性、有秩序还是无秩序。从当前国际体系上来看，无政府性相当明显，联合国虽然是最受广泛认同的、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但在本质上并没有超越各成员的权利，其在部分领域的强制力也是来自部分国家联合通过决议的形式授予的，而不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从地区层次上看，无政府性已经出现了弱化的迹象。欧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超主权特征的国家，体现了各成员国愿意让渡部分主权，接受共同行为规范约束的意愿，同时也能享受到地区高度整合所产生的便利和红利。相比之下，东亚地区整合只是冷战后才出现真正的合作态势。在这一进程中，东盟发挥着“中心地位”的作用，并以自己本身的整合历程与经验为东亚合作提供持续动力与演进方向。东亚地区大国在与东盟互动中相对弱化了自己的地区抱负，从而推进了地区整合的稳定性与和平性。然而，受到传统政治安全因素的制约以及历史和现实恩怨与利益的纠葛，地区整合仍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制约，没有能够达到欧盟的整合强度，也未能实现如欧盟国家那样的收益。这说明，国家在社会化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嵌入到它们为此而建立的机制之中，通过机制性的力量规范自己在体系之中的行为，从而产生具有不同效用的政策效果。

机制性嵌入的理论探析

“嵌入性”理论源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社会化的过程与状态。“嵌入性”的思想源于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其实是“嵌入”在责任感、荣誉等社会动机之中自发完成的。物质满足其实是社会行动的附带效应，经济制度“嵌入”在社会制度中，否则无法独立运作。[1]在波兰尼的思维中，“嵌入性”至少有两层含义。[2]一方面，所有经济体和经济行为都融入了非经济机制之中，这种“市场的建构”与其应有的自然属性是形成了巨大反差。另一方面，嵌入性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而改变，不可能完全将经济与社会隔离开来，只是融合的程度不同而已。[3]然而，这个概念的两种解读是可以调和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很难说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市场也很难能完全嵌入社会之中。[4]马克•格兰诺维克也将“嵌入”用于描述经济行为与社会意义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5]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来看，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类似于“市场”，过度社会化观点或理想主义视点下的世界政府或超国家组织则趋向“科层”，两者间的协调便是“网络”状态，强调以“节点”之间的关系为中介将国际社会视作一个网络。当各个网络关系相互叠加、嵌套时，各行为体之间的多重关系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便形成“嵌入性”状态。[6]“嵌入”强调国家的经济活动融合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国家行为及其互动形成的制度是受当时社会关系约束的，将经济活动理解为是独立的做法是对经济活动的误解。从广义来理解，“嵌入”是国家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制度、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关系。它包括因网络和社会结构造成的结构性“嵌入”、因人自身心理状态造成的认知性“嵌入”、政治斗争造成的政治“嵌入”、文化“嵌入”等。[7]

约翰•鲁杰认为，“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影响二战后全球货币秩序建构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安排了一套特定的国际金融秩序，也体现了一套特定的政治与社会安排。[8]也就是说，“嵌入式自由主义”有别于20世纪初各国经济民族主义下的关税壁垒，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是鼓励全球贸易与投资的进行。然而，“嵌入式自由主义”与放任的自由主义存在着巨大反差，强调自由主义具有特定的价值，即主张政府应干预国内经济，以货币政策达到充分就业与刺激成长等政策目标。这是与二战后国际制度支持国际主义的、市场导向的秩序[9]相一致的。各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对内与对外政策整合的问题，以及协调当地社会与跨国市场多重连接的问题。[10]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前提是国际世界中存在着按公平原则进行对外交易的国家经济体，其中政府通过关税和汇率等途径，发挥着中介作用。[11]根据嵌入式自由主义，各国能够保持相对单独地处理与其他国家谈判国际市场分割与资源重新配置，以平衡和缓解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对建立制度是非常必需的，但制度的内容应服务于社会目的。权力和规范的融合促进机制的形成，通过为特定的国际经济市场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12]对约翰•鲁杰来说，“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多边主义和国内稳定的机制性关系，即通过缓和外部干涉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支持国际经济拥有更大的开放性。在这一架构中，国家在市场与社会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13]然而，在“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全球货币秩序中，南方国家的立场没有受到像北方国家那样多的关注，对它们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二战后早期一些南方国家就进行了货币改革，符合“嵌入式自由主义”对国内货币自主权的承诺。[14]因此，嵌入式自由主义在20世纪50-60年代虽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但到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走向下坡路。[15]

如果说“嵌入式自由主义”代表着国际与市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讨价还价，那么新自由主义就标志着两者之间深度嵌入的政策倾向。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国家和国际经济不仅嵌入国家间政治系统，也嵌入国内政治领域。这符合国家理论的规范与逻辑。国家不仅是国内最有权威的行为体，也是国际社会最基本的行为体，位于国家社会的核心位置。国家从政治上嵌入去核心化或超主权的国家间体系，从经济上嵌入全球生产与消费体系之中。尽管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可能是相互分离的，但在社会上无疑是相互嵌入的。虽然每个国家都是一种自我建构的过程，但从每个具体领域来看，国家间都存在着互动的建构过程。国家建设的规范理论不仅始终面临着嵌入国内体系和应对外部挑战的两方面内容，而且两者一直在无止尽地相互调整，从而不断地重新界定国家自身的国情、性质、政策和环境。可以说，国家的政策正是由全球化条件下内外力量反复建构的产物，两者在相互作用的推拉过程中规范着国家在地区和国际中的地位和作用。[16]

从国际机制生成溯源上看，国家在地区和国际上嵌入的程度决定了其行为规范的正当性。国际机制主要指各国共同努力达成一致的国际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有助于国家间能够有效协调政策，协商提供、配置和消费国际公共产品，如自由贸易、军备控制和环境保护等。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嵌入正式的多边机制，如世界贸易组织或欧洲联盟等，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这一机制在特定问题领域上为它们提供便利性的同时，也会因要求促进互惠共赢从而提高违规的声誉和利益成本。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指出的，制度化的多边主义减弱了战略竞争，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国际合作。[17]国家和市场嵌入地区和国际的具体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之中，有助于界定各自的能力界限，沟通渠道和利益代表模式。[18]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因此深深嵌入社会生活和通过一系列规范、规则、道德义务和其他习惯共同塑造社会，这些活动的基础是基本的相互谅解或信任。[19]所有政治权力都深深地嵌入了社会交往和相互建构的过程之中，稳定的政治权力最终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制度对维持这种权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当然，这并没有覆盖所有制度，特别是那些已经长期存在的、非正式深度嵌入的制度。然而，美国对外决策者几乎没有考虑到他们在美国实现和维持霸权有效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1]

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经济行为已经嵌入了国际关系的网络之中，受到相互关系、信任与合作等因素的多重影响。然而，从当前来看，地区和国际资本市场整合的演进历程受到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遵守监管标准和资本控制意识强弱不同，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差别大，以及协调和监督机制执行与评估力欠缺等的严重限制。各国加强国内市场和促进地区与国际整合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中，需要促进和完善国内资本市场改革，与其他国家进行有效协调，加强跨境市场准入措施的效率。从国际的层面上看，联合国后2015工作小组已经取得共识，将一系列的政策目标、对象和指标嵌入一个规范性的制度架构，如《2015年后发展议程》及与其相关的更广泛的规范架构。例如，气候变化就要求各国必须改变生产方式，改用可再生和不太污染的能源。保护环境可能使许多国家在全球化市场中难以在短期内获得丰厚的回报，也意味着各国的经贸活动可能从全球重新回归到自己所在的地区。然而，这种生产和消费的政策转向需要摈弃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意识和政策。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经贸关系和国际机制的重要挑战是建立和健全地区整合的具体倡议和举措，并将之落实到具有可操作性的各项行动中。东盟的发展及其对东亚地区整合影响力的增强，以及东亚地区机制的不断建立与发展等，充分说明了地区合作对国家对外关系具有更直接的战略意义。东盟预计到2015年实现建成经济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从地区层次上设计东盟的监督与协调机制，对各成员国的国内市场发展项目提供支持，对东亚地区整合与机制建设具有较大的示范作用。

东亚地区整合的机制选择

从进程上看，东亚地区整合源于东盟内部整合的对外扩溢效应。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新成员不断加入的情况下，东盟就制定了建立自贸区的倡议，并得到了各成员的积极响应。东盟建立自贸区的计划不断得到更新，甚至被提前。到21世纪初，东盟开始提出建立共同体的设想，将经济整合和政治安全与社会文化并列为三大支柱，共同推进东盟内部多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促进东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人地位。东盟内部整合既是各国希望促进国家发展，增强国家实力而需要，也是各国希望通过增强凝聚力，借助集体力量提升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的期待。从2013年东盟评估报告来看，建立经济共同体的计划实行的相当顺利，预计到2015年末能实现经济共同体的诸项目标。东盟内部整和对东亚各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并希望东盟能够带动东亚地区的整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日韩印澳新等国积极寻求与东盟发展关系，并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协议，部分已经开始实施，并努力将东盟+1模式整合起来，建立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实现具有广泛意义上的东亚地区合作。

东亚地区整合具有大国博弈的深刻烙痕，但并不是东盟与大国博弈的结果。东亚大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分歧，很难就地区整合达成妥协，拱手将这一先驱者的位置让给了只有中小国家的东盟。中日韩之间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恩怨情仇，很难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就开展深层次的合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韩分别以及联合与东盟展开机制性的对话与合作，这就是东盟+1与东盟+3进程的开端。在这个基础上，中日韩之间也从最初的早餐会到2008年开始进行单独的三边首脑会议，并开展建立中日韩三边自贸区的谈判。从目前来看，正是由于缺乏了东盟的缓冲作用，中日韩合作存在着较大的利益与情感方面的障碍，特别是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韩独岛（竹岛）问题以及中韩对日历史问题等，三边合作并不是很顺利。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东盟并没有参与中日韩之间的博弈，而是利用了中日韩的博弈，从而使自己居于东亚地区整合的领导者地位，决定着地区整合的前进与前景，但让中日韩更多地承担着提供地区整合公共产品的角色，从而推动地区整合缓慢而又稳健地发展。

从政治安全领域上看，东亚已经建立了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东盟外长会议是东盟各国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和协调外交政策的主要形式，东盟外长在东盟峰会举行前往往会召开临时会议。东盟外长扩大会议往往也被称为东盟与对话伙伴，当前主要是中日韩印澳新美加俄欧（盟）举行的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于1994年7月25日，现有27个成员，更像是再扩大版的东盟外长会议，不仅有东盟10国，还有真正东亚地区的中日韩朝蒙，南亚的印斯孟巴，大洋洲的澳新巴（新），还有美国、俄罗斯与欧盟，议程更松散，议题更广泛，讨论更自由，充分体现了地区安全的全球化发展态势以及全球安全的解决当地化态势。东盟防长会议在2010年举行首次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在2012年举行首次会议，原定每3年举行一届会议，但在2013年决定每两年举行一届，成为东盟10国与中日韩印澳新美俄等8国国防部长讨论人道主义援助救灾、海上安全、反恐、维和、军事医学5个地区非传统安全议题的重要机制。从成员和议题关联度上看，这几个机制已经形成了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和共同推进的发展态势。

从经济领域上看，东亚已经建立了东盟+N的自贸协议谈判和实施架构。东盟+N的范围已经从+1，+3，+6已经发展到+8。相比较而言，东盟+1自贸协议谈判已经基本结束，目前主要进入逐步实施阶段，开始进程最早，也更为多样性。东盟+3合作除了自贸协议谈判外，还有在金融领域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内容更为丰富。然而，鉴于东盟+3自贸协议谈判已经基本让位于东盟+6，且清迈倡议多边化并没有真正接受金融危机考验，其效果并没有得到彰显。东盟+6合作主要由日本于2005年提出的东亚综合经济伙伴关系（CEPEA）和东盟在2011年提出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明显体现出东盟对地区整合态势主导权的极其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应对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分化东盟参与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的努力。

综合来看，东亚地区合作的东盟+N模式也呈现出机制化特征。单纯从峰会层级上看，无论是东盟+1，+3还是+8都已经形成了开放、包容和外延式的合作态势。从开放性上看，东亚地区合作在成员上并不是排外的，在讨论上也是透明的。这不仅是东盟与其对话伙伴之间相互协商的结果，也是地区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东盟而言，作为对话伙伴的大国过少，会让其产生潜在边缘化的危险意识，而如果太多，其立场与声音可能被大国博弈所淹没，都难以达到其主导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效果。当然，这个过程也是东盟在于其对话伙伴接触过程中不断调整与适应的。从包容性上看，各种峰会讨论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既有政治安全方面的内容，也有经济与社会文化方面的议题。然而，各种峰会主要是各国寻求团结而不是斗争的场所，因此安全议题更多是强调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协商与合作。从外延性上看，东盟+1合作的领域更多，更深入，成果也更多，合作范围越广，合作的程度越低，讨论的效果也在减弱。这既与东盟主导地区合作的能力与意愿有关，也与随着成员增多，利益差别更大存在密切联系。

东亚地区整合机制的发展进程充分体现了嵌入性特征。这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体现，一是各国之间的社会化上，不仅存在着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东亚共同体也在讨论之中，东亚各国社会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国家间身份认知也更趋情绪明确，且出现增进态势。二是各国利益的相互依赖上，这不仅体现在经济依存度日益增强上，而且体现在各国对其他国家的脆弱性上。东亚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已经居于各国对外贸易的前列，成为各国对外决策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东亚地区安全形势虽然不甚乐观，但经济整合仍不断发展，效果已经显现，各国不愿局部的安全问题影响了地区经济合作的大局。三是各种机制相互衔接上。从机制成员上看，数量不断增多，范围不断增大，呈现出双边、小多边和多边的合作态势。四是各种议题相互交织。尽管不同的机制讨论的主题并不完全相同，但无论是东盟建设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而是东盟与东亚系列峰会来看，政治安全、经济与社会文化各主题已经成为地区各国考虑的综合因素。

东亚地区机制嵌入的政策评估

东亚地区机制嵌入的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大国的深度参与和积极行动。每个国家嵌入国际体系的结构都有自己的逻辑。[22]一般来说，地区大国的利益取向与政策导向都具有强烈的独立性，都存在着主导地区合作的冲动。从日本当年推崇的“雁行模式”就可见一斑。日本希望在地区生产链条中居于上游的位置，而让其他地区国家处于中游甚至下游的位置，并试图将这一模式固定下来，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地区经济合作模式。然而，从日本提出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倡议的角度来看，东亚地区合作态势出现了明显变化。东盟和日本、韩国推动东亚自贸区，即东盟+3整合的意愿都因中国的迅速崛起而产生很大动摇。日本希望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进来，中和甚至削弱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然而，对各大国来说，都不愿被排除在地区合作进程之外。大国合作的脆弱性必须得到其他因素的支撑，才能维持下去，而东亚地区合作正是满足了这一条件。

东亚地区合作将东盟推到领导的地位上。东亚地区国家现代意识相当强，强调主权平等、独立自主和不干涉内政。正是如此，东盟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超国家的地区组织，而只是为政府间组织的国际法人，各成员并不受制于东盟。相反，东盟却要看各成员的眼色行事。在历史上，东盟也曾试图对其成员国之间的纷争，却遭到了成员国的抵制甚至批评和谴责。从泰国与柬埔寨因边境争端引发冲突和危机的案例来看，东盟国家、甚至域外国家而不是东盟发挥了更大的协调与说和作用。从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机构名称来看，东盟尽管不能因干涉各成员国的内政问题，但也需要以东盟的名义促进地区的人权发展，显示出东盟本身的尴尬境地。尽管日韩与美国结盟，似乎屈居于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在与中国等东亚国家交往过程中，特别强调自身政策的独立性，不愿屈从其他地区国家。在各大国难以妥协的困局下，将东盟这样的小国集团推动地区整合的领导地位上，并遵循着“东盟方式”处理相互之间以及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才不至于让大国具有受制于人的感受。

东亚大国深度嵌入地区机制，促进了地区机制的稳健发展。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就是一种相互嵌入的过程。[23]大国之间的激烈博弈往往会带动整个体系发生巨大的变化。东亚大国之间冷战时期的安全紧张态势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内外政策，迎合大国追求地区利益的实际需要。随着冷战后所谓东盟逐渐建构出“小马拉大车”的地区合作模式，东亚大国之间找到了适合自己与其他大国合作的位置。东盟虽然处于驾驶员的位置上，但本身的松散型决定了其决策与行动的相对中立和理性，不仅要听从于其成员国的利益要求，而且会慎重参考伙伴国甚至国际社会的政策建议。因此，尽管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发展的总体速度并不快，行动效率也不高，但一直保持着比较正确的行动方向。这样，各大国在参与地区合作机制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规范的强制性约束，反而在机制规范的引导下，在与其他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增加了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外交活动的力度、强度、广度与效率都有了较明显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大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合作态势，在不挑战东盟“中心地位”的过程中谨慎而又轻松地开展各方面的合作。

东亚地区机制嵌入对地区整合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政策效果。从政治安全方面来看，东亚地区局势主要由结构和行为体之间的持久紧张态势决定的。[24]东盟地区论坛在建立信任措施、预防性外交和解决地区冲突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东盟国家出于自身对安全问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当前东盟地区论坛的活动仍主要集中于建立信任措施上，但通过外长会、研讨会、培训、演习等各种轨道在安全领域各个方面与层面的互动、沟通与交流，大大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理解，为地区内外国家加强讨论安全问题提供了重要途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举行频率和讨论议题的增加有助于增强各国防长之间的相互信任，同时也增强了相互协作的可能性与操作性。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下的军事演习活动已经开始在积极开展，2013年在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举行的援助救灾和反恐军事演习，都在逐渐促进各国军事力量之间的协调与协同能力，也将在未来更多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奠定了比较前沿性的基础。

东亚地区整合更多体现在经济领域。东亚地区国家间存在着产业与产品结构、发展水平与速度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通过地区生产、消费与服务联等形式形成相互补充的合作关系。东盟+1自贸协议模式不仅促进了东盟与其主要伙伴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增进了国家间在相互依赖基础产生的合作趋势，让各国都认识到参与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东亚的市场经济没有像欧洲牢固地嵌入世界体系之中。[25]一般来说，东亚地区整合主要体现在合作层次上，各国之间并没有出现相互让渡主权，或向更高一层的地区机制让渡主权的态势，大大限制了地区机制的权威。然而，在经贸合作领域，通过自贸协议谈判的层层递进以及经济融合程度的步步提升，各国之间通过产品原产地规则、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形式已经在让渡自己一些功能性的主权，从而让所有国家感到在贸易和投资合作方面更加便利。东亚经济整合的效益还体现东盟希望到2015年建成自己的经济共同体。随着东盟在地区经济整合中示范效应的扩大，其功能主义的显现，推动地区经济整合也势在必然。东亚地区经济整合促进增长，推动其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也成为全球经济怎长的重要引擎，推动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东亚地区整合最需要的应是体现在社会文化领域，这也是当前地区各国发展关系的最薄弱的地方，也是地区进一步整合的致命软肋。东盟在建构共同体的过程中，在建构社会和谐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建立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东盟非政府组织网络、东盟国际与战略研究所和东盟大学网络等。对东亚各国而言，虽然存在着文化相近的基本情况，但同时在具体文化传统、价值观和民族宗教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很大的差异性。从东盟成员国来说，既存在着伊斯兰国家，也存在着佛教和天主教国家，具有实行西方民主制国家，也有实行社会主义国家。从民族性来看，东盟各国的差别也比较大，部分国家内仍存在民族之间不平等，国家之间仍存在着民族矛盾等问题。东亚地区国家间的社会融合与东盟国家间非常相似。东亚国家间近年来通过“文化交流年”和旅游等近似于公共外交的形式，促进了地区社会文化的融合。

当然，东亚地区机制嵌入及其效应也面临的不少严峻的挑战。首先，东亚地区机制存在成员间的不平等性。这不仅体现在大国与小国实力与能力的不平衡性，而且体现在国家对外政策的攻守态势以及影响力的大小。如果没有任何国际权威结构，国家间权力不对称，以及规范的多样性，国际层次上的任何制度性安排都不可能嵌入。[26]其次，东盟在地区机制中的独特性。东盟及其成员往往造成机制内部存在内外有别，机制中有内核的态势。东盟部分成员往往以建设共同体和追求团结之名，会为了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要挟其他成员寻求共同的外交政策，维护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再次，东亚地区机制在各领域的发展存在着脆弱性。相较而言，政治安全领域的地区合作机制仅停留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在传统安全问题上几乎没有什么作为。经济领域的地区机制主要体现在东盟+1模式上，东盟+3并没有取得进展，东盟+6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仍在谈判中。从制度联系的四种类型，即嵌入式（embedded）、嵌套式（nested）、集束式（clustered）和交叠式（overlapping）[27]来看，东亚地区整合仍处于相对初级的水平。最后，地区机制的联合行动受到各方面的制约，特别是域外大国的影响，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大国，美国一直试图主导东亚地区事务。尽管尚未取得积极的进展，尤其是2013年在文莱举行的人道主义援助救灾和军事医学的联合军事演习在10月份的菲律宾“海燕”台风后的救援行动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各国各自行动，不仅东盟未发挥核心作用，反而让美国主导了这次救援行动，仅显示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效用。

结语

在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后，地区各国反而加强了相互间的合作进程，促进了地区多边机制的发展以及地区经济的增长。当前，东亚地区多边合作构架已经形成，让各国对地区处理后冷战时代的争端与分歧有了更大的信心与能力。[28]从发展的态势与趋势来看，东亚地区整合不仅符合各国共同的利益需求，而且符合时代发展的规范需要。东亚各国深度嵌入地区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政策与行动，但是这为各国不仅在发展对外关系时能够自我约束与克制，而且进行更多的互动、沟通与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从另一方面来看，东亚地区机制仍处于国家间层次，甚至难以匹敌个别成员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东盟在地区机制中发挥着驱动者的作用，但仅能推动地区事务的建设性管理，无法干涉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的最终解决。因此，各国对地区整合机制的选择是相当理性的，并不愿为追求合作而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这种嵌入渠道较多而程度有限的情况下，东亚地区合作维持着较大的灵活性，既为未来进一步发展预留较大的战略空间，而为各国在寻求最适合国家未来对外战略的过程中，找到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集体合作模式。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崛起过程中最为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对象。经过多年快速稳定的增长，中国已经处于地区经济投资和贸易的中心地位。中国给亚洲各经济体发展不仅带来了交易成本更低的更多机遇，[29]也对其他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在心理上和政策上构成了挑战。中国在各领域中已经深度嵌入了地区机制之中，与地区其他国家一道建立了东盟+N机制，以及超越东亚地区的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亚欧会议等机制。除此之外，中国还在规范建构和政策塑造上也高度嵌入地区机制之中。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东盟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基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基本原则具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中国始终坚持以东盟成员身份的标准处理与东盟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中国虽然坚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但更多是体现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等领域，而不是在传统安全领域的领土主权争端方面。例如，中国并不承认东盟在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间的南海领土主权争端上发挥任何作用，甚至不让没有决策能力的东盟参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关于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中国谨慎而进取的地区政策，并以“亲、诚、惠、容”为原则，在促进睦邻、安邻与富邻的同时，维护对我长期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环境。

注释

[1]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GretaKrippnerandAnthonyAlvarez，“EmbeddednessandtheIntellectualProjectsofEconomicSociology”，AnnualReviewofSociology，2007，pp.105-128.

[3]KurtulusGemici，“KarlPolanyiandtheantinomiesofembeddedness”，Socio-EconomicReview，2008，pp.7-10.

[4]DiamondAshiagbor，“UnravellingtheEmbeddedLiberalBargain：LabourandSocialWelfareLawintheContextofEUMarketIntegration”，EuropeanLawJournal，Vol.19Issue3，2013，p.4.

[5]M.Granovetter，“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ATheoryofEmbeddednes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10，1985，pp.481-510.

[6]曹德军、陈金丽：《国际政治的关系网络理论：一项新的分析框架》，《欧洲研究》，2011年第4期，第77页。

[7]刘卫东：《论全球化与地区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被动嵌入”》，《世界地理研究》，2003年第1期，第1-9页。

[8]KathleenR.McNamara，TheCurrencyofIdeas：MonetaryPoliticsingtheEuropeanUnion，Ithaca，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8，pp.54-56.

[9]JonathanKirshner，“Keynes，CapitalMobilityandtheCrisisofEmbeddedLiberalism”，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Vol.6，No.3，Autumn1999，pp313–337.http：//courses.arch.vt.edu/courses/wdunaway/gia5524/kirshner11.pdf

[10]SeánóRiain，“StatesandMarketsinanEraofGlobalization”，AnnualReviewofSociology，Vol.26，2000，pp.187-213.http：//eprints.nuim.ie/223/1/statesandmarketsdraft.pdf

[11]JohnGerardRuggie，“TakingEmbeddedLiberalismGlobal：TheCorporateConnection”，Paperpresentedattheannualmeetingof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Association，BostonMarriottCopleyPlace，SheratonBoston&HynesConventionCenter，Boston，Massachusetts，Aug28，2002，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docs/news_events/9.5/APSA.pdf

[12]LaugeSkovgaard，“GlobalizationandtheCompromiseof‘EmbeddedLiberalism’：TheRoleofIdeasintheGlobalPoliticalEconomy”，

http：//www.opgavebank.dk/opgaver/697.pdf

[13]BonnJuego，“CapitalistDevelopmentin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Neoliberalization，Elites，andAuthoritarianLiberalisminthePhilippinesandMalaysia”，Paperpreparedforthe5thAnnualNordicNIASCouncilConference，22-23November2011，p.20.

http：//vbn.aau.dk/files/58222727/Bonn_Juego_Stockholm_2011_Conference_Paper_.pdf

[14]EricHelleiner，“TheSouthernSideofEmbeddedLiberalism：ThePoliticsofPostwarMonetaryPolicyintheThirdWorld”，TIPECWorkingPaper01/5，2001，http：//www.trentu.ca/tipec/helleiner5.pdf

[15]DavidHarvey，ABriefHistoryofNeoliberalism，OxfordUniversityPress，2005，p.11.

[16]IanClark，“BeyondtheGreatDivide：GlobalizationandtheThe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24，No.4，Oct.，1998，pp.479-498，

[17]BertrandBadie，Dirk-BergSchlosser，andLeonardoMorlino，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PoliticalScience，LosAngeles：Sage，2011，p.1437.

[18]IppeiYamazawa，“EconomicdevelopmentandStructuralChangesinEastAsia：Overview”，http：//www.eclac.cl/brasil/noticias/noticias/4/9794/yamazawa2904.pdf

[19]DarryCrawford，“ChineseCapitalism：Cultures，theSoutheastAsianRegionandEconomicGlobalisation”，ThirdWorldQuarterly，Vol21，No1，pp69-86，2000.http：//www.olemiss.edu/courses/pol337/crawfd00.pdf

[20]ChristianReus-Smit，Americanpowerandworldorder.Cambridge：PolityPress，2004，p.41.

[21]StephenG.BrooksandWilliamC.Wohlforth，“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andtheCaseagainstUnilateralism”，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3，No.3，September2005，http：//www.dartmouth.edu/~govt/docs/BrooksWohlforth-Perspectives.pdf

[22]AlexanderE.Wendt，“TheAgent-StructureProblem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1，No.3，Summer，1987，pp.335-370.

[23]MortenH.Fried，TheEvolutionofPoliticalSociety，NewYork：RandomHouse，1967，pp.185-230；citedfromBarryBuzanandMathiasAlbert，“Differentiation：aSociologicalApproachto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16，No.3，2010，pp.315-337.http：//eprints.lse.ac.uk/29487/1/Differentiation%20(LSERO).pdf

[24]BonnJuego，“CapitalistDevelopmentin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Neoliberalization，Elites，andAuthoritarianLiberalisminthePhilippinesandMalaysia”，Paperpreparedforthe5thAnnualNordicNIASCouncilConference，22-23November2011，p.20.

http：//vbn.aau.dk/files/58222727/Bonn_Juego_Stockholm_2011_Conference_Paper_.pdf

[25]RichardHiggott，“AccommodatingAmericanExceptionalismandEuropeanPluralism”，GARNETWorkingPaper：No01/05，November2005，http：//www2.warwick.ac.uk/fac/soc/garnet/workingpapers/0105.pdf

[26]StephenD.Krasner，Sovereignty：OrganizedHypocrisy，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9，p.220.

[27]奥兰•扬：《世界事务中的治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56-161页。

[28]DavidC.Kang，“ALoomingArmsRaceinEastAsia？”NationalInterest，May14，2014，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looming-arms-race-east-asia-10461

[2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