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鄂尔多斯地区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经济学、金融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给出立足本学科知识体系的解读。随着金融社会学的兴起，以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对金融领域的社会现象展开分析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本文将基于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实地调研，从信任的角度对该地区独具特色的民间借贷现象加以解读，尝试对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信任变迁给出一个合理的阐释。笔者认为，鄂尔多斯地区的民间借贷传统建立在关系信任的逻辑基础之上，民间借贷危机的生成源于以关系信任机制应对现代性风险而产生的风险失控，以及由于系统信任缺失所导致的风险内聚，在后危机时期的鄂尔多斯金融市场中，关系信任机制并未完全失灵，而是延续下来成为系统信任建构的启动媒介。
关键词：民间借贷危机；关系信任；系统信任；信任转型
一、信任：一个民间借贷的研究视角
借贷与信任具有密切联系，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形成借贷关系。借贷通过将自身财产的占有、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转让给他人而获得回报。可见，借贷关系中潜藏着因他人到期后不归还本金并支付当初所承诺利息的风险。信任正是用于克服风险担忧进而达成借贷交易的中介机制，放贷人凭借对借贷人的信任而出借资金，借贷人凭借自身所获取的信任而借入资金。
信任的建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依靠正式的法律合同、抵押物、征信记录，如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所开展的贷款业务，有的依靠非正式的口头约定、熟人担保、社会声誉，如私人之间、民间中介促成的借贷交易。正规金融服务体系难以覆盖个体、家庭、中小企业等资金需求者，原因是上述行为主体作为借贷方，其所拥有的抵押物价值不达标、信用记录不健全、偿还能力难以评估，其资金需求量小也造成在单笔贷款上所花费的审查、监督成本过高。当这些用于克服借贷风险的信任机制都失效后，银行便不再向上述经济主体提供借贷服务。这些被排斥于正规金融服务体系之外的行动者，往往在非正规的金融市场中，通过民间借贷的渠道筹集资金，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民间借贷往往借助经济行动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来防范违约风险，如“小额信贷”之父尤努斯所创立的孟加拉格莱美银行。除此之外，民间借贷中也大量存在利用暴力手段防范风险的现象，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描述的农村高利贷。
以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现象为例。该地区在20世纪末期实现了全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后需要通过自主创业来谋生，但民营经济争取正规金融资源的能力有限，从而引发对非正规金融的迫切需求，由此形成了鄂尔多斯地区的民间借贷传统。鄂尔多斯煤炭行业自2003年迅速崛起，价格从每吨20元飙升至2011年的每吨500元。依靠资源型经济的高速发展，鄂尔多斯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政府财政和民间资本。地方政府加速推进城市化建设，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2009年国家4万亿投资更加剧了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热。于此同时，城市改造和扩张带来大规模征地拆迁，平均100到200万的高额补偿款成为民间资本的又一个重要来源。在鄂尔多斯，大量与煤炭、房地产有关的工程都是由个人承包，对于这些个体户来说很难从银行获取贷款，民间借贷成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来自煤炭和房地产的民间富余资本又通过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条再次回流到煤炭和房地产中去。为遏制前期投资过热导致的通货膨胀，2010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转向，国内生产市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2011年下半年，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出现“有价无市”的局面。再加上2012年国际煤炭价格下跌，鄂尔多斯地区经济的两大支柱突然坍塌。煤炭、房地产以及许多市政工程项目因资金供给不足而停工，前期投入的民间借贷资金被套牢，煤矿主、房地产老板、政府以及民间借贷链条上的各类融资中介遂成为欠债方。[①]
从信任的角度考察上述现象，民间借贷的运作建立在何种信任逻辑基础之上？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与社会信任机制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危机是否对社会信任的变迁产生了一定影响？2014年暑假期间，笔者跟随课题组，对鄂尔多斯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对鄂尔多斯居民（即民间借贷参与者）进行半结构、无结构式访谈，广泛搜集经验材料。本文将立足于此经验材料，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从信任的角度阐释民间借贷的运作、民间借贷危机的生成以及后危机时期民间借贷市场上正在发生的转型实践。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信任
自古典时期至当代社会学理论，对于信任的研究卷帙浩繁，在这里将其大致归纳为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宏观视域的信任研究以韦伯、福山、佩雷菲特为代表，运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将信任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根源，如韦伯对东西方宗教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福山对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和信任模式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中观视域的信任研究以齐美尔、卢曼、吉登斯为代表，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集中阐述了现代社会运行所必需的信任系统，将货币、专家、符号等作为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信任媒介。微观视域的信任研究以科尔曼、格兰诺维特等人为代表，关注人际信任的微观建构机制，如科尔曼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下探讨信任问题，以及格兰诺维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嵌入性。
信任的本土化研究围绕“中国人的信任模式”做出各种回答，针对韦伯命题“中国人缺乏普遍信任”[②]以及福山判断“中国是低信任社会”展开各种讨论。自1995年至2014年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对“中国人的信任”进行了外在的整体性测量（类型、水平）和内在的结构性差异比较（年龄、性别、收入、学历、城乡、地位、民族），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地指向了中国人的信任模式遵循“差序格局”。中国人具有建立在观念基础上的普遍信任，其与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特殊信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并且，亲密程度较高的非血缘关系之间也能具备较高的信任程度（李伟民、梁玉成，2002）。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结构包括亲密关系形成的特殊信任圈子、一般交往关系形成的一般信任圈子和社会大多数人构成的普遍信任圈子，其信任值逐渐降低（胡荣、李静雅，2005）。中国人的信任建立在“自己人”这一心理距离划分的基础之上，“自己人”不仅包括位于亲属圈层之内的先赋关系，还可以通过拟亲化等一系列方式将外人转换为“自己人”（杨宜音，1999）。“关系化”和“类别化”是人际信任建构的两种机制：前者建立在“差序格局”的社会基础之上，在以己为中心的社会交往圈层结构中，由中心向外围信任程度递减；后者建立在“团体格局”的社会基础之上，交往双方基于共享的群体身份认同产生相互信任，即使双方没有任何特定关系和私交情感（杨宜音，2008）。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产生消极影响，当社团参与仍旧延续着关系路径时，并不能够提高普遍信任，市场经济促进普遍信任，同时也维持着关系路径（陈福平，2012）。
在金融、借贷领域的研究中，关于信任问题的探讨也不在少数。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信贷交易分别对应制度信任和非制度信任，前者依托法理规则建立起来，重在强制约束，如各种契约机制；后者依据伦理道德规范建立起来，重在自觉遵守，如各种私人信任（楼远，2003）。制度化的信贷交易中也存在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相互交织。关系信任填补了制度信任的风险漏洞，银行客户经理常常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资质进行制度之外的评估。银行客户经理与企业主的交往遵循林南所说的“关系理性”，并不以单次交易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维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为行动目标（杨慧宇，2010）。
在已有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本文所使用的信任概念及其分类做出进一步的说明。首先，在信任的概念界定上，杨中芳认为，“人际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用日常用语，就是‘放心’，不必提心吊胆，担心对方会不会照自己所期望、所托负而‘为自己’做的事”（杨中芳、彭泅清，1999）。本文将信任界定为对他人行为符合自身预期的评估，预期高则会选择信任对方，从而达成合作，预期低则会选择不信任对方，从而拒绝合作。在信任的类型学划分上，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是讨论最为广泛的一对概念。前者建立在一般性规则体系或共享的社群身份基础之上，指向一般化社会成员；后者建立在私人情感联系基础之上，指向具有特定社会关系的对象。本文选择关系信任和系统信任这对概念，将其作为所有人际信任的理想类型。[③]前现代社会的人际信任以特殊主义的关系信任为主，现代社会的人际信任以普遍主义的系统信任为特色。系统信任即对处于同一规则体系之中的人都抱以信任态度的认知方式，同一规则体系意味着统一的评判标准，它能抹平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差异，使陌生人的行为变得熟悉并且可预期，如法律制度、征信记录、共同体身份、单位证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等。系统信任的对象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抽象、概化的一般行动者，也就是说，即使面对具体的个人，也会将其视为能够履行一般性规则赋予它的责任义务的个体，而不是依据具体的人情关系来判断对方履行责任义务的可能性。随着静止、封闭的前现代社会被高度匿名性、流动性的现代社会所打破，特殊主义的关系信任难以满足人们对交往行为向更大范围拓展的需求，普遍主义的系统信任成为与现代社会相调适的人际交往原则。
本文将立足于前人的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基础，对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一方面，从信任的视角对“民间借贷危机”给出不同于经济学、金融学的解读方案，另一方面，通过对“民间借贷危机”这一经验现象的研究，丰富和发展学术界关于本土信任模式及其变迁的理论建构，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转型实践。正文在结构安排上分成三个部分，首先，对民间借贷运作所依凭的信任逻辑加以描述，其次，从信任逻辑出发探讨民间借贷危机的生成机制，最后，通过对后危机时期民间借贷实践变迁的考察，反思社会信任转型的实现路径。
三、民间借贷运作中的信任逻辑
本节将从微观视角呈现建立在关系信任基础之上的民间借贷的运作逻辑。
它（民间借贷）不属于地下钱庄，还不属于那种。比如说，我和你认识，你和他认识，然后我就跟你说，我要买一个煤矿，现在差多少钱，我再过两个月，我就能赚多少钱，你看你能不能弄回来点钱，我三分五给你，你可以两分五给别人，是这种的，形成一种链条。
我和朋友一起搞房地产，我融进了三千多万，以我个人给公司融进九百多万，其余就是我给介绍，你把钱放在公司，两千多万。我们就是一个房地产公司，我是公司的小股东，这几个股东都需要往回融钱……大部分就是亲戚朋友，还有就是亲戚朋友介绍的，还有就是我融了你的来，你再（介绍给你认识的人），“张总那个地方安全，比较守信，又把利加上了，你快放在他那吧”……我这都是以我自己的人脉单线联系的，他就是给我做个介绍，他也不做担保，到处转圈圈，我就是个中心点。
比如说你放贷了，别人看你做没问题，于是也放了，很多都是主动找上门去放的……都是认识的，都是有关系的，不认识的不可能把这个钱给我往外放。比如说张三要放，我们还认识，我就把钱给他……陌生人是不可能，就是有钱，他们不了解你，也不知道你是做什么路子，怎么也不可能把几百万几千万拿给你，他给了你当然会怕你还不了。
从上述访谈材料中可以看出，鄂尔多斯地区的民间借贷大致存在两种运作模式。一种是资金需求方与资金供给方直接进行借贷交易。一种是资金需求方通过融资中介与资金供给方建立借贷关系，融资中介通过桥接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的结构洞获取信息控制优势，从中赚取利差。融资中介包括公司和个人两种身份，前者指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融资性中介机构，后者指职业或非职业的融资中介人。另外，还有一种“介绍人”，仅仅牵线搭桥，并不吸收利差。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在经济繁荣时期，民间借贷的高回报率是吸引人们进入借贷市场的根本原因。当我们把视线聚焦到个体的行动选择层面，可见大部分的借贷交易都是建立在亲戚、朋友等熟人关系基础之上。融资公司一般先由几个亲朋好友筹资成立，股东们再动用各自的关系资源为公司融资；职业中介人具备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凭借长期从事借贷中介业务积累了较高的信誉度；非职业中介人必须与借贷双方都具有较为熟悉的关系，通过自身充当担保人将本身并不熟悉的借贷双方联系在一起。更进一步来看，个体之间的借贷关系以环环相扣的链条形式将资金从供给方输送到需求方。在自上而下的借贷链搭建过程中，资金需求方主动寻找直接的出资人或者间接的融资人，利用自身关系网络中积累的信任资源争取投资；在自下而上的借贷链搭建过程中，资金富余方主动寻找通过放贷而营利的机会，现存关系网络中的融资人或资金需求者将成为首选的放贷对象。为什么在民间借贷中，资金供给方更愿意把钱借给“有关系”、“认识”的人，而资金需求方也首选利用熟人关系来融资？这就需要探讨关系与信任的内在联系。
借贷关系中的风险主要来自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放贷人无法预知借贷人的还贷意愿和还贷能力。而这种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关系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克服。关系越亲近，互动越频繁，熟悉程度越高，信息对称性程度就越高，信任程度也就越高。在信息有意被隐瞒的情况下，克服潜在风险的方法还有设置担保[④]，以增加贷方的违约成本来激励守信行为。在关系与信任的内在联系上，一方面，在交往频繁、彼此了解的强关系网络中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放贷人对借贷人的资金用途、偿还能力、人品信誉等信息都有较为可靠的把握；另一方面，关系网络为个体生存提供物质、情感支持，尤其是在封闭的关系网络中，一次失信将使个体难以在此环境中立足，甚至殃及家族。可见关系网络为信任合作的达成提供了信息和担保上的双重保障。调查中还发现，关系机制也存在于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隐秘交换中。一些银行职员、政府官员或大型企业老板凭借身份特权，从银行获取低息贷款，经亲戚朋友之手，再放贷给民间资金需求者。可见，关系不仅建构了民间借贷市场内部的资源流动路径，同时也搭建了一条跨越二元金融市场结构的资源流通渠道。所不同的是，前者将关系作为信任与合作的保障，创造了社会资本，而后者将关系作为私人谋利的工具，破坏了社会公平。[⑤]
哪个搞融资的，开始的时候都可好了，每月不是应该三十号到期了么？他可能二十七号就把利息给你打到账上，你说你信任不信任他？因此，大家都觉得一定要把钱放出去才保险。
一种是凭着感情，凭这种信任，第二是看重，唉呀，他就是开的好车，这么豪华的办公室，还经营了好多房地产，各方面的一些项目，觉得他这个还发展得挺大……好多人也不知道他的背景怎么样，就根据他的表面，个人形象这些……
你看有些老头老太太，也不是那种被征地的，但是看见别人赚钱他们也眼红，把钱从银行提取出来了，借给别人，然后借条给你一打，写个几分几分的利息，他就感觉这个挺保险的……那个时候一说，哎，这个他不也是放的么？那个谁不也是放的么？
我去年有一次打了个出租车，司机讲了一个例子，他的一个老乡，五六十岁，征地征了六百万，要把钱放出去，就要放给苏叶女，但是苏叶女那儿没关系放不进去。后来找到他，他跟苏叶女的一个司机是同学，后来同学说了，终于把这个钱放出去了，老汉反过来请司机到铁牛大酒店，也就是我们鄂尔多斯最豪华的大酒店吃了顿饭。
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从早期以互助性为主导，发展到鼎盛时期以谋利性至上，关系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由情感性向工具性的转变，呈现为一种关系基础逐渐弱化的信任扩散趋势。融资人在初期能够按时甚至提前支付利息，及其个人阔绰、奢侈的生活方式，都成为放贷人托付信任的重要理由，甚至为了向这些“明星”式融资人放贷，还需要关系运作。生活中越来越多“身边人”的行为示范也是人们提升信任的重要原因。亲眼目睹他人通过放贷大大改善生活质量的现实场景，亲耳听说他人一夜暴富的传奇故事，亲自聆听身边某个权威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积极判断，都能增强行动者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信心。不断上涨的房价、随处可见的政府工程、重复释放积极消息的媒体报道，各种因素共同塑造了一个“经济繁荣”的整体氛围，刺激、鼓动着人们投身民间借贷。身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行为主体，常常跟随以往经验、形象示范、情感指引做出当下的行为选择，这种感性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人们更倾向于熟悉、传统、具象的手头方案，而不是陌生、新鲜、抽象的行动选择，因而最终呈现为一场“全民放贷”的壮观景象。回归微观视角，随着民间借贷的日益兴盛，个体的借贷行为从审慎地依附于强关系，演化为积极搭建弱关系联结，上述感性选择[⑥]因素催化了这一现象，但却没有使其脱离信任构建的关系路径这一根本逻辑机制。
四、民间借贷危机的生成逻辑
如上文所述，人们借助关系信任机制防范民间借贷中潜在的风险，那么，鄂尔多斯从“全民放贷”到“全民讨债”的民间借贷危机又是如何爆发的呢？什么原因造成了关系信任机制的失灵？
（一）“风险—信任”应对机制错位
现代社会中的风险不仅存在于人际交往间，而且深深蕴藏于现代性制度系统之中。民间借贷市场中的风险一方面来自交易关系遭受破坏，另一方面来自市场波动本身产生的利益损失。民间借贷建构于关系信任基础之上，有效防范了“有钱不还”的人际关系风险。但在当前的鄂尔多斯地区，民间借贷危机呈现出来的是整体性的资金套牢和资金链断裂，此即现代性风险所引发的整体系统的崩溃。因此，民间借贷危机体现为以关系信任应对现代性风险所产生的风险失控。全球化趋势使超出在场经验的远距离风险事件迅速波及地方性实践。面对吉登斯所说的晚期现代性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传统信任模式中的信息对称性、关系担保机制已不具备风险防控能力。
与现代性风险相对应的是系统信任机制，它营造了对一般化交往对象的可靠性预期。对于大部分的民间借贷参与者来说，他们并不是在对能源价格、国家政策、金融危机等信息进行广泛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衡量风险和收益后所作出的理性选择，而是在舆论导向、直觉判断、经验惯例、从众心理、权威意见等感性意识支配下采取行动。对于鄂尔多斯地区来说，短短十年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向现代工业经济结构的转型，但建构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交往方式、信任模式尚未发生真正转变。GDP上涨的同时，人们的市场理性意识并没有建构起来，对于现代市场风险尚处于认知空白状态。正如刘少杰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实际是体制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式变迁，体制世界的转型缺乏生活世界的转型作为基础，当前的许多社会矛盾便蕴于其中（刘少杰，2015）。由是，鄂尔多斯呈现出以传统信任模式应对现代经济风险的错位矛盾。从下述访谈材料可以看出，在行动者的事后反思中，关系信任的失灵被归因于“民风淳朴”，此即说明鄂尔多斯居民在现代经济行动中始终延续着传统惯习，人们仍旧依托形成于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交往逻辑开展归属于专业化、主题化体制世界的现代经济活动。
土生土长鄂尔多斯人比较朴实，有蒙古人的性格，就是比较直爽、豪爽，容易相信别人。这个地区本来经济落后，过去信息比较闭塞，所以人的想法比较简单。
这边人说好听点比较淳朴，那种（理性思考）的意识没有。做什么事儿不考虑后果的那种，根本就不考虑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有什么后果。就想我今天想干什么，我就要干什么，不去想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尤其在这个地方来说，人们这个民风很纯朴，造就了他这个地方对“钱”这个概念不是说那么紧，不是说那么抠……他们不是说我去工作一天，我赚个一两百，我把当中这30块用来开支这个，50块用来开支这个，然后我存多少钱，可能没这个概念。
鄂尔多斯居民的享受型消费方式与努力工作、勤俭节约的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其逐利行为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而是充满了传统主义色彩。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中就曾指出，“心态”即由文化基因所塑造的对待世界的态度是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福山也认为信任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源于继承而来的伦理习惯。传统信任模式的延续使行动者在面对现代系统性风险时必然遭受一定挫折。
（二）系统信任缺失导致风险内聚
宏观视域的信任研究聚焦信任模式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亚当•斯密指出，市场交易的规模越大，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也就越高。只有普遍主义的信任才能促进分工合作秩序的不断拓展。“韦伯命题”认为，儒家伦理所养成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无法实现商业秩序的拓展，此即儒家文化社会难以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佩雷菲特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内在信任品性[⑦]的成长，信任品性塑造了自由交易的市场，给个体提供在经济生活中自主表决的民主权利，这又进一步构成了激励生产者不断改善和创新的良性竞争机制。随着市场环境的逐步开放，经济行为主体需要突破关系信任圈，在系统信任的基础上拓展交易与合作的范围，才能进一步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那个钱你放在家里面没什么用，到外面投资也没什么好途径，只能是这种（参与民间借贷），比如有的300万能滚到1000万，到头来连本带利都放进去全崩了。
鄂尔多斯（人）赚到钱以后，他不愿意炒股，也不愿意投到外地去，大多数都投到房地产，投到银行里赚钱太慢。有钱的人就自己投资房地产，没钱的就融资房地产。
依据上述材料可知，在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中，关系信任的延续和系统信任的缺失阻碍了投资市场的多元化拓展，使风险呈现内向聚集的态势。在传统信任模式中，随着关系强度的减弱，信任程度也将下降，关系信任机制将交易范围封闭在强关系[⑧]网络中，也就带来了投资信息的同质化。进而，民间投资行为无法实现地域、行业上的向外拓展，从个人到企业再到政府，所有市场参与者均被锁定在同一利益链条上。对于个体行动者来说，投资渠道被局限于关系信任所能维系的本地民间借贷中，对于企业来说，由于缺乏真正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冒险开拓意识，投资渠道被局限于本地煤炭和房地产行业中。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乔尔，2012）使鄂尔多斯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在面对楼市调控和煤价下跌两个外部风险时显得十分脆弱，单方面的风险性因素经由借贷链条的传导在整个地区蔓延开来，造成全面的破坏性后果。
我就觉得，确实家庭里边，就有这些在外地搞大型（生意）的这些东西的，给他们传言的哇，说这种咱不能干，民间借贷这个咱肯定是风险很大，不能干这些，不能用这种手段来赚钱。
当时我们算过一笔帐，就像我们做生意啊，我们的利润才是10个点、15个点，就一年。3分是月利息，年利息就是36，36%的利润你怎么能做得到呢？肯定你风险就要高些……就像我们这个做生意的这样受影响的很少，因为他有钱就投资，他没有说是做生意的把这些钱都拿出来放高利贷。
根据访谈资料，有“做生意”和“外出”经验的人能够以系统信任而不是关系信任的方式处理经济事务，从而避免了卷入民间借贷危机。传统社会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所连接的熟人交往基础之上，人们在差序格局中展开经济交往活动，活动范围难以扩展到关系信任逐渐淡化的陌生人圈层。[⑨]现代社会建立在制度规范所整合的陌生人交往基础之上，人们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规则中开展经济活动，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展，经济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现代市场的高度不确定风险也因为交易对象的多元化而得到合理分散。吉登斯就认为，信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传统社会中只存在基于经验和熟悉感的信心，真正的信任是在时空缺场条件下凭借抽象系统而达成的契约性合作（吉登斯，2000）。伴随着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的转型，人们在趋利动机的引导下，正在逐渐突破关系信任庇护下的熟人交易圈，在系统信任的保障下寻求与陌生人建立经济交往，拓展合作秩序。
五、后危机时期借贷市场的转型实践
波兰尼曾提出市场自我释放的力量与社会自我保护的力量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双向运动”。后危机时期的鄂尔多斯也大致呈现出一幅市场与社会在矛盾对立中彼此渗透、相互改造的格局。一方面传统信任模式虽然保持着形式上的惯性延续，但已然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现代性转化；另一方面，在现代信任模式的生成、建构过程中，传统力量也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关系信任的惯性延续和自我转化
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转型与信任变迁的研究，都在事实判断或价值判断的层面上，认为传统信任模式将逐渐衰落，最终被现代信任模式所取代。然而，在信任模式的变迁中，并不呈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完全断裂，也不呈现为传统延续的顽固惰性，而是呈现为传统模式的现代转化。现代社会人际信任建构的微观机制仍旧与传统社会保持一致，即中国人始终延续着在频繁互动和亲密情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信任。所不同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交往在血缘、地缘关系中展开，因而使人际信任偏向亲戚、老乡，而现代社会的交往在业缘、趣缘关系中展开，因而使人际信任转向同事、朋友。可见，关系网络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当关系信任发生自我转化之后，传统与现代两种信任模式在实践中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共存与互补。正如吉登斯所说，“若认为抽象体系的非个人化能消解个人生活的亲密关系, 那是极为错误的。个人生活及其所包含的社会纽带, 与抽象体系之最深层部分深深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吉登斯，2000：105）。
进入现代社会，关系越来越具有情感性和工具性的双重属性。在人际交往中，工具交往遵循互惠、公平原则，情感交往遵循互助、无私原则，情感型圈子中蕴含工具性资源，工具型圈子也需要情感性交往来维系。调查中发现，无论是在民间借贷中，还是在正规金融交易中，都存在情感交往与工具交往的互相转化。在民间借贷中，熟人关系网络是借贷链条搭建所依凭的路径，以自利动机为先导的投资行为依赖关系网络的保障功能。在正规金融交易中，对于不存在“先赋关系”的陌生客户，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首先以“尽职尽责”获取客户的初步信任，通过在后续交往中付出更多感情，与客户“交朋友”，在系统信任的基础上增加关系信任的因素，从而强化、稳固了交易关系。工具交往与情感交往的这种相互渗透，在实践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进一步证明了传统信任模式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转化。
我在东胜投资一项工程，开工不到半年，突然就赶上这个金融危机。我的那些朋友，都是多少年来相处得很好的，他也明知道不是我把这个钱拿了做别的事情，我是实实在在投到了那个地方，现在钱弄不回来，他也能理解。我现在也没办法，我要是能有办法肯定给他们。
借钱的这些老板，都不是主观上说我不想还，而是因为他们真的没钱了，但是我认你这笔账，他们绝对不会因为借过钱却说这个钱没结果。出现这种情况的都是个案，而且这种的也未必是鄂尔多斯本地人。主观信誉没问题，但客观上没办法，这也是为什么这儿没有激起太多的社会矛盾。
跑的有，但不是太多的。“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而且借钱的大部分都是朋友。再一个，你要想跑除非你举家迁走，光你自己跑了，你家还在，儿女啊，老婆啊，都在这个地方。
借的都是最亲的人，你就没法要。只有他啥时候翻身以后，他自己就会给你……大家都是亲戚，也不好意思张口。后来他已经把别人的给整（还）了。
从上述访谈材料中也可以看到，关系信任机制并没有完全失效，由熟人关系所产生的借贷债务仍旧得到承认。虽然关系信任的失灵对其背后的社区团结、亲密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债务纠纷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尚不尖锐，关系越亲近越能了解欠债者的真实状况，从而理解其行为，并有“共患难”的义务，甚至在还款顺序上以“外人”优先于“自己人”。大部分借贷人选择继续承担债务，但也有小部分借贷人通过“抵赖”、“跑路”甚至“自杀”的方式逃避还贷责任。在这三种方式中，“抵赖”具体表现为“据不认账”、“提前转移”、“高价抵债”等，是对关系信任及其背后传统生活逻辑的严重破坏；“跑路”的方式对本地人来说代价太高，可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关系网络机制仍旧保持名义上的约束力；“自杀”是一种以生命为代价承担后果的还债方式，相对于“抵赖”和“跑路”，反而得到了对自杀者“有骨气”的更高评价。由此可见，关系信任虽然无法对现代市场风险进行事前的防范和抵御，但作为一种事后的救济机制仍旧维持着一定效力，并且，社会生活共同体成员对于原初关系信任的自觉维护与合力保存，其社会意义要大于“欠债还钱”的经济意义本身。
（二）系统信任的自发生成与组织建构
根据哈耶克的制度演化理论，在制度变迁的实践过程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是民间自发的制度生成力量，另一种是官方组织的制度建构力量。进入后危机时期，民间自发的系统信任建构体现为投资行为的理性化，官方组织的系统信任建构体现为民间借贷的合法化。
现在假如有钱的话，一定会搞点实体，不会再搞借贷了。绝对不可能再无限制的放贷，因为吃过这个的害……之前大家看不到高利贷背后的风险，现在就会权衡一下风险和收益……现在手里有钱的人都放在银行了。老百姓慢慢意识到钱放在银行要比在别的地方安全。
我们企业不向个人借钱，向个人借钱比较危险，一旦市场上出现一点风吹草动，不管消息是真的假的，这些人都会结队来向企业要钱。大家都突然来要钱就比较麻烦，不但会影响企业资金的正常流动，而且，企业的声誉也会受到很大影响，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向银行借钱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银行不但不会急于要钱，而且会追加贷款，帮你渡过难关。
金融危机这一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传统信任模式与现代性风险之间的张力。它改变了人们的认知—行为模式，使其从现代性风险出发，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系统信任模式建构，而不再自然而然地沿袭传统信任模式的行为惯习。个体投资行为的理性化，一方面体现为风险意识的增强，在对风险与收益的审慎权衡中采取行动，以及通过投资渠道的多元化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体现为对银行、保险、证劵等正规金融部门的系统信任，“保本”、“短期”、“灵活”等投资需求反映了个体投资者的理性回归。
我女儿是银监局的，她坚决反对（民间借贷），银监局就是制止这种行为，她也回来就是经常给我们说不要放这个高利贷，可能到一定时候国家就制止，所以我们家就没弄这些。四大银行我估计保险的哇……不是银行推销的，是我主动去问的，我妹妹一个认识的人在农业银行，他说这种产品挺好的，保本的，期限短……我也没研究，我妹妹研究了，说这个行，我就跟她去买了。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行动者之所以选择对民间借贷置身事外，并不是在系统信任的支配下，理性地规避风险，而是凭借关系信任对风险信息采取了确认态度。同样，在该行动者的正规金融机构投资行为中，关系信任又充当了系统信任建构的媒介，“熟人介绍”成功化解了初次系统交易中的信任焦虑。由此可见，系统信任的建构需要以关系信任为启动机制，关系信任承担了初次系统交易中的风险防范功能，这是在转型社会中建构系统信任的特殊性所在。由此也证明，传统信任模式并不必然是现代信任模式生长的阻碍，对于关系信任的理解也不必局限于“特殊—普遍主义”的经典理论框架，行动者在当下的关系实践中呈现出极大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使得“社会转型”的现实经验总是超脱于理论逻辑的认知范围。
经济现在弄到这个地步，大部分都是政府所为。鄂尔多斯有多少人，需要不需要这么多房子。我们住的那个小二楼，01年盖的，也都打了叉，拆。当时领导的构思是要打造一百万人口的城市。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鄂尔多斯资金链断裂的根本原因是政府那出了问题。很多政府欠企业的钱，因为政府把摊子弄得太大了，比如鄂尔多斯康巴什，那是沙漠上建的城市……现在我们搞企业的对政府没有信心了，政府有项工程，我们宁愿在家躺着也不愿做，因为做了你要不回钱，很多企业就是这样倒掉的……现在我们很多人不在鄂尔多斯做生意了，转到外地了，我就转到西安了。
现在好多外部报道导致鄂尔多斯的信誉缺失，去了之后做完工程要不回来钱，所以外面的投资也不敢进来，如果一个地区把信用丢失了，咋办？外面的资金不敢进来，没人敢跟你做生意了，这是多么严重啊。
组织化的系统信任建构主体是政府，由上述材料可知，鄂尔多斯地方政府因为自身也卷入民间借贷危机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政治信任，并且严重影响了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内部信心和外部信誉。信心往往会创造“自我实现的预言”，当前人们对经济形势丧失信心，本地民间资本撤出投资市场，同时外部资本也在媒体的信息建构下避之不及，导致了地方市场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现在报道鄂尔多斯（政府）在跟各大银行疏通关系，出来支持经济鄂尔多斯发展。再一个方面，就是把那个棚户区改造（国家）拨下来的款把现在的房子完工，然后政府收回来作为廉租房。
正好那天李行长给我们开会，限制行业了，国家一些扶持的产业是我们愿意接触的，比如什么文化创意、网络这些，煤炭、房地产还有钢铁、建材，这些都是国家不支持的，银行就不想太涉及。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目前地方政府正在通过两条途径化解危机，其一是与地方金融系统合作，其二是向中央争取政策救济。但也看到，银行作为独立的经济体，出于规避自身风险的目的，并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合作需求。除上述两条途径以外，鄂尔多斯政府还通过出台地方性政策法规[⑩]、打造交易服务平台[11]、建立市场监测系统[12]等方式，积极塑造着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地方性实践。
六、结论与反思
本文基于实证调研，从信任的角度阐释了鄂尔多斯地区民间借贷的运作、民间借贷危机的生成以及后危机时期借贷市场的转型实践。民间借贷传统建构于关系信任的逻辑基础之上，关系网络通过提供信息资源和担保资源，搭建起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条，为地区经济发展输送资本动力。民间借贷危机的生成源于以传统的关系信任机制应对现代性风险所带来的风险失控，而“文化堕剧”正是行动者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延续传统感性秩序的根源所在。关系信任的延续和系统信任的缺失阻碍了投资市场的外向、多元化拓展，单一风险经由关系网络的传导，放大成整个经济系统的全面风险。在后危机时期的鄂尔多斯借贷市场中，关系信任机制并未完全失灵，而是延续下来成为系统信任建构的启动媒介。在中国人传统的信任模式中，差序格局并非具有固定的、不可逾越的边界，而是弹性的、可延伸的，这也就意味着传统信任模式在当下可以根据实践需求发生自我转化，并为现代信任模式的建构铺垫衔接。在新兴的网络信贷中也可以看到，在场交往、关系嵌入的传统信任模式与缺场交往、关系脱嵌的现代信任模式相结合，实现了交易范围的极大拓展，以及市场风险的有效分散。在转型期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关系信任和系统信任作为信任建构的两种理想类型，并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将长期共存、相互渗透。我们既生活于过去，也生活于未来，过去经验的沉积和对未来的想象共同型构了我们当前的行动选择，在这两种时间感的并置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相互交织，从而呈现出我们在当下所面对这样一幅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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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白乙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
[①] 有关鄂尔多斯地区民间借贷危机爆发的现实过程和内在逻辑，参见乔尔，2012。
[②] 韦伯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信任类型，普遍信任建立在信仰共同体基础之上，特殊信任建立在血缘共同体基础之上。传统中国社会的信任类型是特殊主义的，而非普遍主义的，因此，无法像西方社会一样自发产生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③] 以往研究中出现的制度信任、系统信任、人格信任、关系信任等概念，在本质上分别对应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由于在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中，制度具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前者指向政策、规章、法律等外在约束，后者指向习俗、惯例、道德等内在约束，制度信任这一概念实则具有双重意涵，因此本文不使用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信任这对概念。而人格信任多被心理学相关研究所使用，社会学特性稍显不足。
[④] 担保可以设置为立即变现的实物资产，也可以是蕴含更大利益的未来交易机会，即可以是直接的经济利益，也可以是间接的社会声望。
[⑤] 翟学伟专门区分了关系与社会资本。关系是个人层面的特殊信任、信息垄断、权力庇护、自利行动；社会资本是社会层面的普遍信任、信息共享、公共参与、合作互惠。当关系动员以公益为取向时，关系将转化为社会资本；当关系运作以私利为取向时，关系将妨碍社会资本的生成。参见翟学伟，2009。
[⑥] 感性选择是一种介于理性和本能之间，支配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稳定而持久的行为方式。感性选择行为的特征是：具象化、综合化、伦理化、经验化、传统化。现代中国社会，人们的行为方式仍未实现完全的理性化，而是仍旧延续着传统感性化的行为方式。参加刘少杰，2002。
[⑦] 佩雷菲特在其《信任社会》一书中指出，品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习俗，信任品性包括自信 、他信、信任人以及信任上帝。
[⑧] 根据格兰诺维特的“强关系—弱关系”理论，在人际互动中，交往时间长、互动频率高、关系密切、互惠程度深，塑造强关系，反之则是弱关系。强关系中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则能提供更有价值的非重复性信息。
[⑨] 杨中芳、彭泗清就曾指出，传统信任模式并没有涉及如何与陌生人交往，儒家只强调单方面自我守信的义务，而缺乏对信任他人和双方互信的关注，人际交往以“信任”为启动机制，只强调自我“诚信”则无法开启普遍的人际互信局面。参见杨中芳、彭泅清，1999。韦伯也曾指出“儒家君子只顾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与此相对的是清教徒对教友的信任，特别是从经济上信任教友的无条件的、不可动摇的正当性……这种信任足以使清教徒对世界和人类的悲观论不致成为对于资本主义商业必不可少的信贷的障碍，而只能促使他清醒地权衡对手的（外部和内部的）客观能力，指望对手的稳定动机”，参见韦伯，2012，第309-310页。
[⑩] 2012年6月出台《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该文件的性质尚属地方性政策法规，全国第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地方性法律是2014年3月由浙江省人大出台的《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
[11] 2011年6月18日，鄂尔多斯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成立，采用“资信+交易+备案”的运作模式，提供投资项目、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市场资讯，发布具体的借贷供求信息，通过入驻的中介机构为借贷双方提供信用评价、法律合同、公证担保、支付结算、会计审计等方面的服务，交易成功后登记备案。供求信息的公开化将借贷交易从熟人关系网络推向更广阔的市场环境，建立起跨地域、跨行业的资本流通渠道，实现了全国范围内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12] 鄂尔多斯市政府在2014年着手建立起对民间借贷市场的监测系统，掌握其利率、规模和投向，衡量风险并及时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