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鲁 著 吴万伟 译
杀人机器已经变得景观化，通过主流文化机器无休止地循环播放，既是提高收视率的方式，也是种族主义国家实施无情暴力的意外证据。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再次见证了野蛮的杀人机器，是应该为黑人费兰多·卡斯提尔（Philando Castile）和阿尔顿·斯特林（Alton Sterling）的死亡负责的国内恐怖主义形式。他们被遵循可抛弃性种族主义政策的白人警察毫不犹豫地射杀，这暗示黑人的生命不仅不重要，而且黑人能够被随便射杀，因为美国的警察很少因为这样的罪行而被责任追究。
在卡斯提尔的案子中，警察朝后座上还有孩子的汽车内开枪，这一点在主流媒体中很少被提及。与此同时，暴力作为发泄愤怒和对付深深感受到的冤屈的工具的巨大威力造成一年轻黑人模仿国家暴力的工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故意打死五名警察，打伤七名警察。这是令人惊恐的、应该遭受谴责的暴力行径，但是必须在这样一个体系内来理解，即暴力主要针对贫穷黑人、移民、穆斯林和其他如今被定义为多余人和被当作可抛弃的垃圾的人。达拉斯的杀人案件说明了残暴心态和普遍猜疑和恐惧的文化，其中暴力成为唯一合理的协商形式。
在反政治越来越暴力的风景中，协商消失了，不同意见遭到压制，随随便便欺负人，伦理想象力萎缩，代表权落在景观化的国家暴力一边。国家和普通公民受众的暴力已经成为能动性、公民素质、知情的对话和共同体互动的替代品。
埃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指出：“公民素质的内容已经被腾空，”[1]被代表权被割让给金融精英和压迫性机构或者阿尔都塞（Althusser）所说的“压迫性国家机器。”在此情况下，政治被一种“反政治”取代，代表性和压迫性的国家机器结合起来通过种族种族形象定性（racial profiling指警察等因肤色或种族而不是证据怀疑人犯罪---译注）将黑人客体化、去人性化和无情羞辱，取消关键的社会保障，将贫穷的黑人社区转变成战区，将警察军队化，破坏司法体制，随意使用暴力惩罚黑人或向他们发出信号，任何形式的反抗都可能要了性命。但是这些机器做的还不止这些，它们随意地排除和压制警察和其他种族主义机构实施的种族暴力的历史记忆。[2]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这些历史指向这种暴力的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本质，是对坏警察种族主义暴力理论的谴责。
我们观察到的不仅仅是军事化的警察文化的清晰面孔，缺乏社区巡逻，根深蒂固的反民主倾向或者充斥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文化的破坏性后果。我们还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标志性特征是无法无天、极端暴力和可抛弃性文化，部分因为恐惧文化、反恐战争和体现在没有任何良心不安的其歧视性惩罚行径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文化而火上加油。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权宜之计的残酷性文化而被强化。这是一种牢笼文化、对抗文化、超级男子汉文化，把杀戮最弱势者视为体育、娱乐和政策。
美国处于管理危机、权威危机和代表性危机中，不公不义和抵抗的历史叙述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和集体能动性的更大危机以及身份认同危机和有关管理意义的目的危机。因为民主的公共空间的消失，国家越来越多地依靠暴力解决社会问题，无法无天变得正常化，暴力成为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对此火上加油的是客体化话语，以种族为基础的病理学文化，常常不仅表现为警察暴力而且表现在各地出现的校园枪击案和美国大城市如芝加哥的日常暴力的海啸。政治的意义已经被掏空，缺乏任何代表性实质，使得右翼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趁虚而入，两者在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在与外人的关系上都具有深刻的种族主义色彩。
美国人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民主的崩溃而且是社会合法性的崩溃，因为它热衷于国内恐怖主义政治，那是一种反政治，拒绝民主的背后价值观，不愿意恢复其民主倾向和巩固公民原则。美国不断更新其专制主义内脏，有人认识到在此情况下，暴力将愈演愈烈，有色人种被枪杀，白人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受害者，可以说，种族主义客体化话语将变得清晰可见，如果不是被拥抱的反政治路标的话。反政治成为权力体系和日常生活机构的定义性特征。
国内外恐怖主义的终极标志是对他人的仇恨，定义对话的确定性，拥抱暴民权力和救世主救赎力量的无知。随着美国危险地接近于拥抱这样的专制主义社会秩序和支持这些的政客，毫不宽容的普遍暴力将获得一种合理性，这将使得民众转过脸去，拒绝承认自己的无权地位，引导他们采取野蛮行为。历史证明所有这些冷漠都很容易转变为最糟糕形式的国家暴力。白人至上和国家恐怖主义的面孔，连同其奴隶制、私刑处置和残酷无情等长期遗产已经变得正常化，即便不是得到主要政党、认同特朗普的大部分民众和只是为了扩大权力和利润的企业精英和金融精英的支持。我们现在处于暴力规模和范围持续扩大的新的历史时期和日益扩张的可抛弃性时代，即被认为即便不是危险的至少是可抛弃者的群体在不断扩大。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等保守派已经指出性格崩溃和政治自恋主义的崛起正在制造令人深为担忧的专制主义。[3]这个分析过于轻率浅薄，忽略了背后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财富分配主要指向1%的精英，社会福利被废除，能够产生批判、同情和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的文化机构遭到破坏。社会契约和社会民主的过去时代已经死亡，曾经支持庞大工人阶级群体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全球化力量破坏；集体的道德想象力的承诺让位于华而不实的自我放任和自我利益，消费文化和名人文化猖獗。不仅太多的美国人成为自身体验的囚徒，在国家暴力、极端暴力文化和将暴力当作体育和娱乐来宣扬的主流文化机构网络面前，他们变得消极被动，无所作为。
种族主义就是这种暴力的登记簿，但是在手机和视频相机的时代，它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其残酷野蛮的形象包含了一种可能性，动员民众参与如“黑人的命也重要”等运动，起来揭露和消除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结构。与此同时，放肆的种族主义行为给那些围绕仇恨和愤怒组织起来的人虚假的共同体意识，造成他们盲目地效忠于宣扬恐惧和绝望的虚假先知如特朗普。
让我们希望我们当前见证的每天都有新情况的危机将把集体愤怒的呼声转变为一场围绕追求经济和社会正义组织起来的社会运动，不是要呼吁改革而是消灭陷入腐败、种族主义和暴力泥潭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
注释：
[i] Etienne Balibar, “Uprisings in Banlieues,” Equaliber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2014] pp. 252
[ii] See, for instance, Jerome H. Skolnick,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Task Force on Violent Aspects of Protest and Confront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NYU Press, 2010). Also see Jonathan Simon,Governing Through Crime: How the War on Crime Transformed American Democracy and Created a Culture of Fe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iii] David Brooks, “The Governing Cancer of Our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6, 2016] Online: http://www.nytimes.com/2016/02/26/opinion/the-governing-cancer-of-our-time.html?_r=0
作者简介：
亨利·吉鲁（Henry Giroux），美国和加拿大学者，文化批评家，美国批判教育学创始理论家之一，以其在公共教学法、文化研究、青年研究、高等教育、媒体研究和批判理论方面的开拓性工作而闻名于世。2002年罗特利奇将吉鲁列为当今时代50大教育思想家之一。他曾经在波士顿大学、迈阿密大学和宾州大学任教。2005年，吉鲁担任安大略省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全球电视网英语和文化研究讲座教授，出版专著5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文章广泛涉及教育和文化研究文献。著有《新专制时代危险的思考》（Routledge, 2015）和《新自由主义反对高等教育的战争》（Haymarket, 2014）。
译自：The Racist Killing Machine in the Age of Anti-Politics by Henry A. Giroux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16/07/08/the-racist-killing-machine-in-the-age-of-anti-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