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制度都有硬软两面，受中华固有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以及长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人事制度之深刻影响，我国高校与学术机构管理机制硬的一面体现在权力泛化，行政权力无所不在，当然近年里，其更多带上了学术权力的面具；而软的一面则表现在关系泛化，广大教师的很多精力和时间都被浪费在复杂无聊的人际关系和对领导的曲意奉承中。

高校科研评价看似一个局部领域的工作，但却关系社会主义创新型国家建设成败的全局。科学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正在于创新，高等学校是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地，理应成为“万众创新”的最前沿。但长久以来，由于中国高校行政和关系泛化现象十分严重，给科研评价带来了严重的内部人评价和简单化评价问题，阻碍了科技创新，扼杀了许多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与才能。因此，比较而言，高校“以改革促创新”的任务非常艰巨，这里的一个工作重点应该就是科研评价机制的改革。由于本文作者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这里的探讨侧重于社会科学的科研评价问题

一、从“三无科学家”获诺奖案例看行政化与关系化给我国现有科研评价制度带来的问题

近日，一特大喜讯传来，极大地振奋了我国广大科研工作者，那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屠呦呦荣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关于此，人们热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屠呦呦创制新型抗疟药，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而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本土中国科学家。二是屠呦呦被称为“三无科学家”[1]，即无留洋经历、无博士学位、无院士头衔。尽管这里的“三无”中有两个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笔者以来，其至少从现象上提供了我们分析当下我国科研评价机制所存在问题的若干线索。

（一）有留洋经历或无留洋经历

至少目前，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仍然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就可比的方面而言）亦是如此。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量延揽大量海外学成人才归国。当然，许多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带来了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否所有有海外学历的人都无一例外的是高层次人才？或没有海外学历的人就一定不能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呢？这值得我们深思。另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特别注重中国特色，特别强调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但这些不能靠喊口号或拍脑袋或一两个专家说了算。就是说，一项社会科学科研成果是否具有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是否体现中国特色，需要在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专家的公正的同行评议与科学的量化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严谨审慎的评价，否则虽有良好的愿望，却只能流于空谈。

（二）有博士学位或无博士学位

这一点似乎目前似乎已不是问题，因为随着前些年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超常规发展，现在的高校教师，至少是重点大学的教师已几乎全部戴上了博士帽。但从学术评价的角度看，博士与博士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职称评审是一个与学术评价密切相关的问题，有些高校晋升了大量写作了高质量博士论文或博士期间发表了重要研究成果的新进教师为副教授，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是研究生与导师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研究生学业完成离开导师后并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就具有了独立的科研能力。这一点可以从一些高校中这类“博士后”型的副教授中的许多在获评职称后便偃旗息鼓，不再有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发表得到明证。

（三）有院士头衔或无院士头衔

象屠呦呦这样取得国际顶尖科研成果，且其科研成果具有极其崇高的人道主义价值的著名科学家竟未能当选科学院院士，在我国并非特例。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其科研成果不仅解决了中国内地，甚至也包括了东南亚数亿人的吃饭问题，且已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美国科学院院士，但至今仍未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而有若干科研业绩平平但道德水平低下，甚至最终因触犯刑律而身陷囹圄者却一度位列院士庙堂之上。其中缘由，正如有评论指出：中国院士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行政化、利益化[3]。当然，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妄议如此“高、大、上”的院士制度似不得体，也无必要。但院士制度作为我国科研评价制度的金字塔尖，其也出现了这样明显的评价失误，这似乎暗示了行政权力主导下与错综复杂的关系罗网中的中国科研评价制度确实出现了某些带些全局性的问题。

总而言之，在本文作者看来，“三无科学家”获诺奖这一案例映射出行政化与关系化的学术机构的管理机制带来了科研评价中严重的内部人评价（甚至如作为我国学术评价最高层次的院士评选亦不能完全避免此种内部人控制问题）与简单化评价（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或所有戴博士帽的和尚念经水平都一样）问题。而这两方面的问题及其改进路径将在下文详加分析：

二、去行政化与去关系化视角中的科研评价方法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解决问题就要抓住问题中的主要矛盾。有的同志认为，当下中国科研评价制度的主要矛盾存在于两种具体的科研评价方法，即同行评议和量化评估之间。解决之道是彻底取消量化评估，代之以全面的同行评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任何科研评价方法和机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陷，量化评估是如此，同行评议也同样如此，但问题在于，能否寻找一种缺陷更少的新方法、新机制来代替它。笔者认为：由于导向的不同，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同行评议：“坏”的或不公正的同行评议，即内部人同行评议；“好”的或公正的同行评议，即外部人同行评议。也存在两种类型的量化评估：“坏”的或不科学的量化评估，即片面性量化评估；“好”的或科学的量化评估，即全面性量化评估。现分述如下：

（一）内部人同行评议

内部人和外部人是企业经济学中的一对概念[4]，这里转用于科研管理中。是指同行评议者如果和被评议者存在直接或间接或隐性的利益关系，则可称为内部人同行；反之，则为外部人同行。在我国高校，一方面，行政权力往往同时拥有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也积极向行政权力靠拢；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并未真正形成，而由于历史文化因素影响，已有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也存在大量错综复杂的“爱有差等”的人际关系，使得以此为基础的同行评议的结果更多偏向于官人、熟人、老人、内部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盲目推行非量化评估的同行评议，可能会使学术评价失去最起码的客观标准，导致权力寻租、学术腐败等现象发生。

（二）片面性量化评估

有些行政权力虽然戴上了学术权力的白手套，但对自身的公正性似乎也自信心不足，只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通过简单化的数数甚至非黑即白式的所谓“量化评估”来标榜自己的公正性。或者，有些学术权力因为艳羡行政权力，耳濡目染，学会了行政权力那种简单化的做事方式，也没有什么兴趣和更多时间了解作为另一门学术的科研评价。关于这种数数式的量化评估很多人已经口诛笔伐过，当然弊端很多，但笔者想强调的是这里不能矫枉过正：一方面，科技管理是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只有计量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但没有计量分析确是万万不行的。另一方面，有人说量化评估是外行评价内行，其实这道理正如生产活动既有技术问题，也有管理问题。量化评估对于具体的研究领域是外行，但对科技管理却正是真正的内行。

（三）外部人同行评议

这里首先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即谁是同行，谁是外部人同行。就第一方面，由于现代科技（包括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高度分化同时又高度综合的趋势，我们不能再象传统的苏联式科研体制下那种在对专业进行琐细划分的基础上，只认定几个权威学者为评价者，因为这样做实际上会造成近亲繁殖而不自知，却以根深叶茂而沾沾自喜。笔者以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中参考英、美、德等国经验长期实行的“小同行”（学科范围较窄）和“大同行”（学科范围较宽）相结合进行评议的方式非常值得借鉴[5]。此外，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计量研究，还需要有第三类同行，即方法论同行，可包括逻辑、统计与数学方面、甚至一些具有较高计量分析水平的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专家。关于谁是外部人同行的问题，内部人当然不是，内部人所圈定外部人也不能算真正的外部人同行。在这方面，就近期而言，引入第三方评价是可行的。笔者以为，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6]正是一个契机，其试点范围是否也能扩大到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及某些交叉学科（如情报学、心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的科研评价和职称评审，进一步地，其它社会科学专业的科研评价和职称评审则可由各级社科联逐步承接下来。当然，科协和社科联也应该努力加强自身的能力、独立性和公信力建设，以更好地承担“第三方评估”的这一新任务和新角色。

（四）全面性量化评估

作为科研评价量化评估的学理基础，现代文献计量学已远远超越了所谓简单化的“数数”，其计量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论文的被引频次作为第一个文献计量学指标十分重要，因为被引正是同行评议的一种最重要体现方式。一般而言，一篇社会科学论文超过五年无人引用，就可被称为“死论文”。意思是这篇论文虽然发表了，但在同行中却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或者意思是，没有后人在这篇文章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前进，所以，这篇文章没有为人类的知识积累作出什么贡献。在对单篇论文的引文分析的基础上，有出现了诸如针对期刊的影响因子分析和针对学者的H指数等。其二：共引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引文分析不是孤立的，其组成了一个动态的网络，对此网络各节点位置与关系的分析亦可运用于学术评价。比如，“中心中间性”（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一个概念）较高的文献或作者往往被认为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学术影响力。共引分析目前已成为文献计量学研究的热点，如本文作者近年来在SCI和SSCI检索的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5篇经过严格同行评议的论文，分别对汶川地震[7]、生物能[8]、心理肿瘤学[9]、生命周期评价法[10]、企业家精神[11]这五个领域的文献进行共引分析，并对这些领域的主要文献、作者、期刊、关键词等按重要性或其它文献计量学特征进行排序。其三：替代计量（Altmetrics）。其主要测度引文指标触及不到的领域，包括数据集的重用率、学术视频的影响力、学术博客的社会影响力等。如本文作者曾提出一个新的计量指标，即在ISI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某一学科书评的数量与该学科原创性论文的数量的比值（简称BA），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学科中专著的相对重要性。[12]

总而言之，行政化和关系化只能带来“坏”的同行评议和量化评估。我们应以学术导向替代行政导向，以创新导向替代关系导向，从而优化科研评价方法与机制。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进一步展开。

三、唯学术不唯行政 唯创新不唯关系

同行评议也好，量化评估也好，作为科研评价的方法，都只是手段，关键还是要明确并服务于评价目标。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其目的除了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自身以外（笔者称之为学术导向），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在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国家发展迫切需要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笔者称之为创新导向）。而在本文作者看来，科研评价机制改革从破旧的一面看，就是要大力去行政化和去关系化；而从立新的一面看，则是要坚持学术导向和创新导向。但与前面所谈及的具体科研评价方法不同，这里的两个方面都处于宏观层面，不全是学理问题，其在实践层面尚未充分展开，且限于篇幅，故笔者在这里只谈一些问题的背景或对一定具体学理问题的深入认识。

（一）大力去行政化与去关系化

一方面，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主政以来，狠抓党风政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效，其中就包括了旗帜鲜明的反对人际关系庸俗化[13]。高校虽是象牙塔，但其间的人际关系恐也并非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另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4]再一次吹响了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号角。高校作为事业单位，或科研评价作为高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绝不应置身事外。

（二）树立学术导向和创新导向。

显而易见，学术导向和创新导向的辩证关系的正确把握对优化科研评价机制至关重要。有的学者认为，高校教师科技创新的主要路径是将科研成果进行市场转化，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只是第二步。如果第一步这个科研成果本身就没有创新性甚至没有学术性，那根本无法转化，或只能进行“权钱交易”式的假转化。另外，有些基础研究的成果，如量子力学或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或甲骨文研究，确实很难市场化，但也可能具有极大的创新价值。因此，对于上述第二步的事情当然要大力提倡，但对绝大部分教师，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教师的绝大部分成果主要还是要进行学术创新性而非市场创新性的评价。因此，高校的改革和创新不能只图形式上的新，或“为创新而创新”，或满足于几个明星教师的创新举措，或给学生开设一些创新技巧之类的课程。关键一是要进行相关的基础性的，同时也是长期和艰难的体制和机制改革，从而创造公平的高校环境与创新的学术氛围；二则是要以创新的思维方式看待一切，不能满足于许多数十年前制定的条条框框的总体合理性而心满意足。三是要特别重视并适当倾斜于跨学科研究，因为科学史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正来自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研究。

注释

[1] 龚棉， 张晓鸽. “抗疟神药”灵感灵感来自古药典[N]. 京华时报，2015-10-06.

[2] 袁杰伟. 从袁隆平当年落选院士说起[N]. 中国教育报，2008-03-26.

[3] 齐芳 金振娅. 院士制度：期待在改革中完善[N]. 光明日报，2008-11-21.

[4] 计小青 曹啸. 国有股权、内部人掠夺与外部人约束——一个理论模型[J]. 财经研究, 2009(5):52-62.

[5] 王玉堂，付便翔，李士范. 同行评议中同行专家的选择与评审专家数据库系统[J]. 光学精密工程，1993(4):51-57.

[6] 詹媛. 中国科协承接政府职能进入“深水区”[N]. 光明日报，2015-07-27.

[7] Qian, Ge. Scientometrics 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Field of Wenchuan Earthquake [J]. Disaster Advances. 2012, 5(4): 704-707.

[8] Qian, Ge. Scientometrics Analysis on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f the Research Field of Bioenergy [J]. Journal of Biobased Materials and Bioenergy. 2013, 7(2): 305-308.

[9] Qian, Ge. Possible limitations of the document co-citation analysis in psycho-oncology research [J]. Current Science. 2013, 105(12): 1666-1667.

[10] Qian, Ge. Scientometric sorting by importance for literatures on life cycle assessments and some related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2014, 19(7): 1462-1467.

[11] Qian, Ge. Computational and visual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or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case in the entrepreneurship field [J]. Current Science. 2014, 107(11): 1795-1799.

[12] 钱革. 评价功能具有相对性(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9-29.

[13] 尚勇. 抵制人际关系庸俗化(N). 人民日报，2012-03-02.

[1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3-11-16.

本文经修改后以“优化高校科研评价机制”为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5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