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络盛传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一篇访谈文章，“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出了自干五”。对文中一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提出几点质疑，与徐贲教授商榷。

徐文以美国“现代民主共和”政体下的“公民教育”为参照系，批判了当下中国教育（“一种犬儒主义化了的极权主义教育”）。忠言逆耳，虽有以偏盖全、一笔抹杀之嫌，但也是有的放矢，值得反思的（此处恐有“双重思想”作祟）。

不赞同的，主要是徐文将“双重思想”及认知调适现象，推而广之，适用于一些并不恰当的例子。这个问题引申开来，涉及到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历史，如何看待我们走过的路，所谓毫厘千里之差，不容不辨。

徐文提出，中国的教育灌输培养“双重思想”。具备“双重思想”的人，习惯于“辩证地”、“历史地”看待问题，是非观念不够清晰，对常识逻辑不够尊重，更容易接受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说法。文中说道：

在道德原则上，美国学生的是非观比中国学生清晰，他们尊重常识逻辑，不愿意接受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说法。倘若有教师对学生说，过去美国蓄奴是正确的，后来废奴也是正确的，以前歧视黑人是对的，今天不歧视黑人也是对的。学生肯定会认为老师是在胡说八道。但在中国就不同了，老师对学生说——当然政府也这么对老百姓说，文革前30年是正确的，否定文革后的30年也是正确的，以前打土豪、均贫富，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财产，搞社会主义公有化，是正确的，现在有人成为亿万富翁，穷的穷，富的富也是正确的。老师这么说，学生也跟着怎么说。不但没有人敢说这是胡说八道，还把它当成正儿八经的“辩证法”和“历史发展理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里，把同时接纳两个对立矛盾的想法称为“双重思想”(doublethink)。这样的双重思想教育在中国非常普遍，在美国是没有的。

作为一种心理机制的“双重思想”，及自动进行认知调适的行为模式，恐怕是人类社会广为存在的一种心理认知现象，不单为各色极权主义教育下所独有。这一点，徐文所举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所做的实验亦可证明。那么，是不是在极权主义教育下，这种心理现象更为普遍呢？从原理上说，也应如此。

进而，在当下中国教育之下，所谓“双重思想”、是非观念不强、对常识逻辑不够尊重的现象，是不是也很普遍呢？

笔者孤陋，没出过国，不敢轻易评价美国学生如何。但在中国多所高校学习、工作十余年，就个人所见所闻，也不能就赞同中国学生是非观念不强，常识逻辑差，“双重思想”很普遍。对时局和热点问题，对政府各种观点，很多学生还是感兴趣并愿意讨论的，也常常激烈争辩，激扬文字，粪土当今万户侯。徐教授所言“腆着脸，像没事人一样一本正经装信”的现象确实存在，但肯定不是大多数。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不关心，乃至持无所谓态度，只关心个人职业发展的大有人在——恐怕此种政治冷漠，虽在美国“现代民主共和”政体的“公民教育”之下，亦在所难免——但这与“腆着脸装信”完全是两码事，必须区分开来。

就中美对比而言，是非观念、常识逻辑到底哪家强？“双重思想”哪家多？因笔者只有一方之经验，不敢妄言。双方教育之得失优劣，是近年新媒体上的讨论热点，却不是本文的菜。本文不赞同的，如前所述，是徐文将“双重思想”、认知调适、是非观念、常识逻辑的说法，适用于评判一些并不恰当的问题上，比如蓄奴废奴，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社会主义改造和鼓励私营经济。

不是说，上述问题不能用道德评价、是非评判，不能用常识逻辑来分析——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逃离或超越于这种评价和分析。而是说，上述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不是靠简化的道德评价所能涵盖的，对这些问题，本来就无法做出非黑即白、高尚与卑劣、今是而昨非的评判。从道德视角、用常识逻辑来评判这些事，必定要条陈缕析、抽丝剥茧，做出一番艰苦努力，其结论，恐怕也不会简化到徐教授愿意接受的程度。这不仅要归因于历史的复杂性，也是道德伦理观念本身内在的深刻复杂性所决定的。

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是谬误。再好的理论、再好的分析工具，也不能普遍适用于各种问题，即使在恰当的领域内运用，也要牢记一些基础假设或前定条件。胡乱套用，只会糟蹋了好工具。对“双重思想”、认知调适这套分析工具而言，亦复如此。“双重思想”，应是指同时接纳针锋相对、毫无调和余地的两套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的心理机制。对一些貌似对立，实则不然的观念同时接纳，恐怕不能用“双重思想”模式来套用。

对上述问题而言，简单的道德评判，是标签化。简单的是非评判，是混淆是非。简单的常识逻辑，是无视历史场景的无常识。于是有以下几点质疑：

一、道德观念是否是历史的、演变的？

就蓄奴而言，在当下的世界——更不论人权状况如此优良的现代民主共和制的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是一项万恶的罪行。不仅为道德所重谴，亦是法律所不容。但在美国建国之初，蓄奴并非恶行，即使到南北战争前，也只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上溯至古希腊，奴隶更是多数城邦存在所不可或缺的，时论亦不以为不善。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以古人的观念而言，自然无可厚非，以今人的观念而言，自然是不道德的，但也只能说，古人所为不符合今日之道德。徐文假设的例子中，老师对学生说，以前美国蓄奴是正确的，后来废奴也是正确的，以前歧视黑人是正确的，今天不歧视黑奴也是正确的。这种说辞，是用不同时代的道德标准故意设置道德困境，而且是毫无技术含量道德困境。中国学生同样会认为是胡说八道，同样会不屑于去批驳。这一点请徐教授放心。

二、能否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苛求古人？

率领美国人民追求独立的华盛顿，《独立宣言》主要执笔人杰斐逊，都是蓄奴的，而且蓄的都不少。作为追求民族独立的统帅和英雄，作为写下了“天赋人权”观念最为激动人心文字的开国元勋，这两位伟人对黑人的奴役，是否属于“双重思想”呢？显然不是。能否认为他们在追求人权和自由解放的问题上是虚伪的呢，显然不能。

我们需要用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古代、评价古人，以看清自己在历史长河中身所处何地。但在此之前，还必须先用那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去理解、去检视。这两种评价都不可缺少，而后者，实在是前者的基础。大概是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曾有一句名言：所谓的黑暗时代，是因为我们的智慧还没有照亮那个时代。确实，很多的错读误解，都因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知识和见解，无法更好地理解古人及其时代，以及同一时代身处异国的人们。那么，对于已经有足够知识与了解的异代和异国，仍不充分利用这些知识设身处地去加以理解，思考体味他们为何如此行事，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如何，而是首先用当今时代的价值标准加以评判，恐怕也不是一种尊重常识的逻辑行为。钱穆先生说，对本国的历史，需持有一些温情与敬意。这种温情与敬意，实在是对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历史做道德评判都需要的具有的人文主义态度。

对历史进行道德评判，需要结合历史场景。一如对个人行为加以评判，必须结合其行为的场景。近日一位律师遭遇审判，让我们想起了他代理过的著名案件，一名小摊贩在城管队员没收其小推车时，奋起反抗，将之刺死。律师在法庭上为他辩护：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杀人，暴力抗法，是道德和法律所不容的，但是，特殊的场景使这名小贩减轻了道德和法律责任。在另外一些场合，杀人是正当防卫行为，甚至是仗义卫道的行为。脱离这些场景，单独去拷问杀人是否道德，反倒是容易得出简洁明快的结论。

再联想到拉美一些国家近代多轮国有化浪潮，论者并非不知私有财产保护的意义，但很少有人简单地谴责这些国有化举动，而是分析拉美的社会结构，分析大地产形成、贫富分化加剧、权贵资本主义等原因，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社会不公，进而解析理解这段历史，得出可供后人借鉴的结论。僵守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道德或政治教条，倒是可以简单地谴责国有化为不义之举。

非但拉美，欧美多国，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时，也曾推进某种国有化，是耶非耶？此后里根、撒切尔一代上台，新自由主义兴起，又去国有化，是耶非耶？何者是道德的，何者是不道德的？还是说，彼时彼地进行国有化有其道理，不失为有益尝试，并取得了很大效果；随着经济社会情势变化，再去国有化，也有其道理，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呢？承认前后两种相反的政策各有其原因、各有其效果、各有其是非得失，是否属于“双重思想”呢？

言归正传，建国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之后的鼓励私营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前后的三十年，比上述历史更复杂些，但道理还是一个道理。

三、同一时代、同一国家的道德标准，是否高度稳定、高度同一？不稳定、不同一，会不会产生许多迷惑，进而导致不够清晰呢？

恐怕也不是那样稳定和同一的。应是既有一些比较恒定、坚实的标准，也有一些不断流变的标准。人们就此而争执，而迷惑，而取得更深的认知及更广泛的共识，此种进行时应属常态。至少中国是如此的，这也许是造成中国人、中国学生道德原则和是非观不够清晰的原因之一吧。但美国当代，人们的道德标准和是非观的同一性、稳定性，比中国更高嘛？

据我们所知，多元民主的美国似乎并非如此。最近热热闹闹的美国大选，常常挑战“政治正确”底线的特朗普声势浩大，仿佛也印证了我们的感觉——美国民众不仅在公共政策上，在许多道德问题上，分歧还是蛮大的。那么，徐教授谈到的，美国学生的是非观比中国学生清晰，是指虽然人们在道德标准上虽有一些分歧，但每个人都非常坚信自己的道德标准和是非观嘛？不同人群之间，就道德问题有交锋争论吗？在交流争论中，没有互相吸纳，互相借鉴吗？这种交流争论，没有使人们感到一些疑惑与迷茫嘛？要知道，在取得新共识之前，在通过交流争鸣使道德标准具备更广泛、坚实基础的过程中，迷惑和含混是难以避免的。而这种交流争鸣，往往是长期的，甚至是不间断的。以英美自由主义的发展为例，人们对何为自由，如何才能实现自由，产生了多少意见，又经历了多少曲折演化，其间，也从社会主义思想中吸纳了不少元素，特别是在经济自由、社会自由等领域。可以说，人们一直在迷雾中前进，在不断否定、丰富既有观念中前进。是从一套非常清晰的观念、道德标准，突然转入另一套非常清晰的观念、道德标准嘛？显然也不是的。

时代剧烈变化，常常使道德标准随之剧烈变化。二十年前，中国人对未婚性行为、同性恋等行为如何评判，今天又如何评判？期间，分歧和争执、迷惑与含糊是必经的。舍此，则道德标准就无法发展演变，无从提升。以己度人，相信美国人这些年的道德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高度清晰、同一的。只不过我们变得快些，迷惑更多些而已。对此，仿佛不用“犬儒化的极权主义教育”这一深刻模式，也可以解释得通。哪种解释更有道理呢？笔者不喜欢用“双重思想”这一深刻模式加以解释，是不是有点自我认知调适过度呢？

四、何谓对立的观念、道德标准？一些貌似对立、本以为对立的观念和标准，最终是否真的无法调和，进而只能归于“双重思想”呢？观念、道德标准的演进与提升，是否是一些原本对立的观念、标准相互激荡、借鉴、吸纳的产物？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对私人财产权加以限制，是不是对立的观念，能否调和？同时接纳两者，是否属于“双重思想”？罗斯福的新政恐怕早已给出了答案。而此种限制的合理限度在哪里？还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给出新答案。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历史告诉我们，一些看似水火不相容、针锋相对的观念、标准和原则，不仅后来证明是可以调和的，而且还是相反相成、相辅相济的。之所以将它们对立起来，恰恰是人们囿于历史条件和流行观念，认识狭隘所致。正如中国古人常举的例子，水火虽相克，若施以鼎釜，却能相济而成烹饪之功。近代以来，种种主义之争、模式之争，起初貌似不共戴天，最后往往是以相互吸收借鉴、相互融通而开辟新局面的。

此类“对立”观念，不能简单归为所谓“对立矛盾的想法”，同时接纳这些观念，也不能简单地划归“双重思想”。

五、文中所举的例子是否是简单的道德、是非问题？所提及的群体，他们大部分人真的是所谓“双重思想”的受害者吗？将持有不同见解、不同价值观念的人们简单归类、一概标签化，是否体现了一种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感，是否也是一种智力和道德上的歧视行为呢？又是否符合“公共说理”所应遵循的原则呢？

改革前后三十年、社会主义改造和鼓励私有经济发展，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吗？是只能在道德上选取一者否定另一者嘛？是只能得出此是彼非的结论吗？赞同此类观点的，恐怕恰恰是国内一些观点激进的极“左”、“极右”群体吧？

国内的自干五、海外留学生自干五、到联合国门前唱红歌的中国大妈，都是犬儒化的极权主义教育下的“双重思想”的受害者嘛？都是进行自我过度调适而不自知的可悲角色吗？国内的自干五，有没有本身就不认同西方强行推广其政治模式，而希望国家独立自主、日益强大的人呢？海外留学生群体，且不论近年归国发展的人日多，即使选择留在海外，他们也有权一方面选择国外更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希望中国越来越强大，特别是外交上更强硬，使自己在外面能挺起腰杆，甚至“抖一抖”。这还需要用“双重思想”和过度调适来解释吗？他们大部分人，确实是这个“双重思想”的问题吗？他们的激进言论，会不会是因外国同学胡乱贬低指责中国一些问题，所刺激使然呢？笔者没有留过学，还真不好妄下判断。

还有一些相对亲体制的学者，如张维为、宋鲁郑、郑永年等，都曾在海外生活多年，他们也希望当局能够借鉴西方制度得失，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治道路，其言论、其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态度，恐怕也难免被列为“高级自干五”。这些人是否也是“双重思想”使然呢？

福山先生近年来也修正了“历史终结论”，在坚持责任政府（民主）、法治观点的同时，更加强调国家能力，用某种国家主义观念丰富其“正宗”的自由主义立场。这是从历史和现实发展中吸取了新智慧呢，还是“双重思想”导致的常识性逻辑混乱呢？

徐教授的专著《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笔者一直很想拜读。不知在公共说理中，是否应将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视为在智识上与自己大致相同的人，视为在道德上是发自真诚，而非自我欺骗的人呢？是否应该用一种平等、真诚的态度去探讨交流，还是可以用一种居高临下、“传道解惑”的态度呢？将这些人，一律归入“双重思想”等思维缺陷，一律视为某种愚民教育的受害者，进而深深地怀有“悲悯”和无奈，是否流露了一种道德上、智识上的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呢？

六、道德固然是评价历史的重要视角和纬度，但是否是唯一的纬度？用简化的道德范式去评判历史，是否有助于理解历史，是否有助于理解道德伦理问题本身就具有的复杂性？

“复杂性”这个词儿，大概因为被某报社评反复使用的缘故罢，早已不是一个高大尚的词汇了。但是，有人喜欢用“复杂性”去模糊一些问题，不代表它是捏造的，是拿来哄骗老百姓的。“复杂性”仍真实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之中，同样也存在于道德伦理判断之中。无论多么“敞亮、 清晰的说理方式”，也无法把复杂性本身取消。能把复杂的事说清楚，说敞亮，说得老百姓都能听懂，才是大本事。

道德伦理问题本身就是复杂的。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的道德标准、价值体系，内部都不是高度和谐、完美自洽的，其中，多种价值目标常常会彼此冲突与竞合。而这恰恰是道德困境存在的原因。希腊悲剧为人们揭示了许多道德困境，例如政治学家经常提到的安提戈涅的例子，就是古希腊人将“自然”与“约定”相对勘，带来的选择困境——此后亚里士多德等哲人依靠“双重思想”超越了这种对勘。而人类的历史常常比希腊戏剧更。为何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法国大革命，会带狂暴的雅各宾派的专政？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为维护联邦统一不惜诉诸武力，能否以国家主义压倒自由主义这样简单地解释，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美国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动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又如何评价？

用道德视角评判历史，需要下很大工夫。即便如此，也常常难以得出简明的结论。把一段历史进程看作非黑即白，加以标签化，往往是剪裁和歪曲历史。严肃的道德主义并不如此。即使是宗教，也不会做如此简化的评判。基督教将历史看作“上帝在世间行走”的进程，并未一笔抹杀希腊、罗马等异教时代所具有的价值。对近代各种主义之争，各种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更不能简单地视为正邪之争。即使是对纳粹主义这种在道义上毫无可取之处的意识形态，亦需考察其兴起与壮大的原因，亦须留意一战主要战胜国在道德上难以推卸的责任，舍此，则无法得出足以警示后人的教益。

历史是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其进路，是追求不同目标的人们的“合力”所决定的。一段历史，即使在后人看来，总体上应予以负面的道德评价，也要注意其间曾经奋力抗争的比较正义的力量。更何况，许多悲剧结果，包括道德上的悲剧，都是前人怀抱着崇高的道德目的所采取的行为所致。正所谓“使人间变成地狱的，常常是使之成为天堂的努力”。对此，能否在道德上简单地评价呢？我们可以说，目的之正当不能保证手段执政党，不道德的手段终会败坏道德目标。那么，当目标和手段均为正当，却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呢？又如何评价？需知，人们不是任意选择其行为的，而是在特殊历史场景中，在有限的认知指导下，从有限的选项中进行抉择的。政治家、政党和各种政治力量，尤其需要考虑国家利益的得失。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追求，并不常见于政治抉择。兼顾是非、利害显然更为普遍。比如，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牺牲了更多生命，是否一定是道德的？二战后期，盟军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和选择登陆点的问题上，曾考虑到战后地缘政治，考虑到需要让苏联承受更多战争压力，一再推迟，这是否延迟了战争，白白付出了更多生命？对此如何评价？

要之，用简单化的道德范式去评价历史，不仅无助于理解历史，同样也无助于理解道德本身。如果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过一些教益，那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将任何道德信条、政治信条推崇至绝对化的境地，使之凌驾于其他同样重要的价值目标之上。道德体系之维系，恰恰是多种貌似有对立，并常常出现竞合的多种价值标准相互支撑的结果。对待我们自己的历史，对待我们自己民族选择的道路，更不能简单地用哪种主义、哪种范式单一地去剪裁、套用和评判，而需要设身处地去理解那个时代，即使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也需要如此，或者说更需要如此。重温钱穆先生数十年前写下的文字，仍是有益的。他说：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刘行之

2016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