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汀·斯密斯 著 吴万伟译

在过去的六万年里，西伯利亚或巴尔干或西非某处的诗人到了晚上都背诵数千行牢记在心的诗歌。这些诗行堆积了太多固定不变的称号和陈词滥调。吟游诗人并不关心独创性，他们关心的是语调和朗诵，他或她完美地适应当时的具体场景，恰当地拿捏听众的情绪和期待。

如果这发生在6000多年前，诗人的话语绝不会被定格在看得见的标志或文本之中。在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在说出来时发出的声音之外，词汇并没有尘世的现实。

正如理论家沃尔特·翁（Walter J Ong）在《口语和读写能力：词语技术化》（1982）中所说，现在想象语言是如何在“原始口头”文化中被不同体验的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查阅单词”，没有权威来源告诉我们这个词采取的“实际”形式。除非说出来，否则我们也没有办法确认词汇的存在本身。词汇生存的这个必要条件对我们理解史诗类诗歌相对重复性的本质非常重要。词汇要一再不停地重复，否则就溜走了。在缺乏固定的、文本的词语压阵时，将会存在一种强烈的意识，即语言被赋予一种威力，甚至带有神秘色彩的威力：词语一旦被说出来，就会带来世界事务的新变化。在乞灵招鬼时，它们通常不会被如此描述。

作为写作发展的后果，首先在古代东亚，随后不久在希腊，思想的古老习惯开始渐渐消亡，某些其他的从前潜伏的心理功能开始表达自我。词汇如今被固定下来，虽然拼写一代人与一代人不同，或者一个地区与另外一个地区不同，现在保存下来了物质痕迹，它们能够被传播，被查阅被指出来用以解决口头语言的使用或者权威问题。

写作很快将风俗习惯变成法律，协议变成合同，家族世系传说变成了历史。就每种情况而言，曾经在本质上是暂时性和单一性的东西被改造为永久性（如在时间之外）和普遍性的东西。甚至列举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清单的简单行为---在原始口头文化中不可能做的行为---已经成为抽象性和系统化的胜利。从这里到我们现在称之为“哲学”的东西只有一步之遥。

荷马史诗源于同样的口头史诗传统，与巴尔干人或西非人的传统没有什么区别。但写下来、固定下来、凝固之后就变成了“文学”。《伊利亚特》中没有论证：说的很多东西源自格律的要求，需要在诗行中填入适当数量的音节或者修饰性词语，其功能主要是记忆术（因此在转变成写作时就没有必要了）。但是，荷马仍然是早期哲学家的权威：不是通过论证或者辩论而是靠凝固在文本中的感叹揭露了人性的真理。

柏拉图将表达对诗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极度关心。不过，他谈论的不是我们想象的诗人：他心中想到的诗人是朗诵者，用活生生的表演、祈祷和与缺席者或神灵沟通而激发强烈情感的吟游诗人。

哲学反对的未必是口头文化：苏格拉底本人拒绝写作，相反认同一种口头文化。柏拉图也确保自己导师的哲学经典化，记录下（忠实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苏格拉底可能喜欢说的话，或者更喜欢消失在风中的话。有人可能有争论，正是因为柏拉图的记录，我们才能说苏格拉底是个哲学家。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愿意学习荷马，一旦他的作品被写下来之后。虽然柏拉图觉得有必要将苏格拉底的话记录下来，但苏格拉底已经在从事一种不同于诗歌朗诵的活动了。这是辩证法：这是结构性的探索，通过问题的推论指向事先并没有确定的结局，虽然这种实践间接来自写作出现后才能实现的种种推理形式。

辩证推理文本中的自由，连同与诗歌、警句和神话的浓重的混合体（无论多么不纯洁或者有问题）已经成为特定模式，在欧洲传统中它被认为是未来几千年被称为“哲学”的东西。

这些历史反思对当今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其中的利害关系对我们理解哲学探索的范围和本质至关重要。

研究历史的意大利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在其《新科学》（Scienza Nuova(1725)）中写到：“观点的顺序必须遵循机构的顺序”。其顺序是：“首先是树林，其次是开垦的土地和茅草屋，接下来是小房子和村庄，接着是城市，最后是学院和哲学家。”对维柯来说，不言自明的意思是学院中的哲学家不是文盲。观点的顺序是写作技术出现的顺序。

在当今学院派哲学中，引起特别关心的是如何让哲学变得更具包容性，但是根本没有兴趣质疑维柯的顺序，或返回到和恢复遗留在树林和田野中的思想形式。

哲学的“包容性驱动力”通常瞄准的群体已经居住在城市里，他们拥有读写能力，即便歧视性措施常常阻止他们充分培养这种能力。没有人提出论证要把属于看重其他知识形式的文化中的人纳入进来：如没有人做出努力要从因纽特猎人（Inuit hunter）或老挝苗族（Hmong peasant）农民中招募哲学家。

从真实的跨族群人类中招募哲学家的实际困难是明显的。如果真要这么做，从传统生活方式到学术机构的简单转变过程就可能同时稀释和改变值得更多关注的不同视角。暂且不考虑这些令人不高兴的后果，已经有相当多的学术研究在探索在哲学的临近学科---历史、人类学和世界文学积累的哲学思考形式---哲学家也有机会接触这些东西。那是一种可以作为矫正根本性偏见的文献，这种偏见自从哲学作为独特的学术后动之后就已经存在了。

可以说，世界上剩下的原始口头文化数量已经不多。但是，从历史视角看，人类的大部分体验其实存在于他们中。而且，有些原始语言体验是口语的文学文化和亚文化建立在讲故事而非辩论的基础上，那种文化是活生生的，不断填充能量的，而非固定的、凝固不变的。柏拉图认为，若与高贵的哲学家相比，这些人代表了低级的、更危险的语言使用。

哲学家似乎仍然倾向于蔑视吟游诗人的语言使用，无论他们来自西伯利亚还是南布朗克斯（the South Bronx），或者至少认为这些东西与哲学专业完全不同。这种蔑视再次遗漏了人类体验的很大部分。除非消除这一点，否则当今说得天花乱坠的包容性理想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花招而已。

作者简介：贾斯汀·斯密斯（Justin E H Smith），巴黎狄德罗大学（巴黎第七大学）历史和科学哲学教授。经常为《纽约时报》和《哈波斯》投稿。最新著作是《哲学家：六大类别的历史》（2016）

译自：How philosophy came to disdain the wisdom of oral cultures by Justin E H Smith

https://aeon.co/ideas/how-philosophy-came-to-disdain-the-wisdom-of-oral-cul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