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德·南森·麦克罗斯基 著

改造世界的是观念而非资本。

与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托马斯·匹克迪（Thomas Piketty）等经济学家相反，财富不能够用资本积累来解释，误导人的词汇资本主义就隐含了这种意思。大富足（The Great Enrichment）并非依靠砖头之上摞砖头或学士学位之上摞学士学位或银行存款之上摞银行存款，而是观念之上摞观念实现的。资本积累当然必要，但同样必要的是劳动力和流动的水的存在。氧气对火来说是必要条件。但是，1871年10月8-10日的芝加哥大火如果用地球空气中存在氧气来解释就没有多少帮助了。

换句话说，现代世界不能通过常规性砌砖墙如印度洋贸易、英国银行业、运河、英国的储蓄率、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圈地运动、血汗工厂（satanic mill）对工人的剥削或欧洲城市的资本原始积累等来解释。这些常规在世界历史上太常见了，在定量论证活力中显得过于苍白，根本无法解释过去两个世纪特有的财富快速增长，平均每人增长30倍到100倍。

这里再次有令人吃惊的事实：在1800年之后的两个世纪里，瑞典和台湾普通人制造和消费的商品与服务增长了30到100倍，也就是从百分之2900增长到百分之9900。过去两个世纪的大富足让从前任何时代的和当今的富足都相形见绌。其根源是技术和机构上的更好观点。历史上第一次因为普通人的新自由和尊严而带来了生活的改善，这些观点表现为欧洲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美国人理解的那种自由主义如越来越大的政府，而是古老的仍具欧洲色彩的含义，即亚当·斯密在1776年鼓吹的那种自由主义，“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自由平台上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

为什么这种观点在西北欧的变化这么剧烈呢？而且曾经只出现在这些地方？1519年，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为什么在秘密写作中掩盖他的工程梦想？但是，在1825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却因为发明蒸汽机的大名而有资格在西敏寺大教堂立一个雕像？在1400年或者1600年，精明的观察家将打赌工业革命和大富足将出现在技术先进的中国或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而非落后的、争吵不休的欧洲---如果她能够想象这样异想天开的事件的话。

答案并不在于千年之久的优越地位，如英国习惯法或欧洲人深厚的遗传血统。是自由主义解放了普通人，然后通过一拨又一拨的精巧玩意儿改善了自己和我们的生活。这种自由主义在于西北欧对现代初期的动荡做出反应的黑天鹅运气----西北欧四个因素的巧合：成功的阅读（reading）、宗教改革(reformation)、反叛(revolt)和革命(revolution)。掷骰子者是印刷术发明者古登堡(Gutenberg)、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Luther）、荷兰首任执政威廉·范·奥伦治（Willem van Oranje）和英国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英国来说幸运的机会是，他们的收益被存放在17世纪末期之前从不那么重要的国家。这四个R的结果是第五个R（revaluation），对资产阶级的重新评估，即从平等的角度重新评价普通人。

虽然有很多其他理由说明我们应该称赞文艺复兴，但它并不是R的相关内容之一。不错，文艺复兴也带来了改善，如人体解剖、透视画法、(16世纪意大利建筑家) 帕拉第奥(A.Palladio)式建筑、希腊经典著作的印刷出版等，它们是我最喜欢的读物。但是，用来评估它们的是贵族标准而非资产阶级标准，即不是经受市场考验的改善。它们并没有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在很长的时间里在任何程度上都没有。

正如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做的那样，人们可能论证说对改善来说，重要的是技术精英如医生、化学家、技师、工具制造者等的世界观变化。莫基尔最近与人合写的一篇文章这样说：“被认为最重要的是英国高技术机械师和工程师，在劳动力中他们不一定占庞大比例。”

如果人们说的是近因（proximate cause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最直接、最有效原因，而不是指在时间上最接近损失的原因---译注），他当然是对的：微小的精英群体非常重要。但是，这种技术精英来自何方？在荷兰、英国和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它来自摆脱自古以来压抑希望的普通人。这种解放是赢得大量技术熟练工人的唯一方法，他们的立场不是购买罕见的奢侈品或赢得军事胜利，而是指向和平时期大部分普通人使用的普通商品---钢铁大桥、化学漂白、流水作为动力的机器生产羊毛布。18世纪法国的问题是工程师来自庞大贵族家庭中的小儿子如拿破仑，接受教育是为了谋取军队职业。与之相反，在英国，出身工人阶级的野心勃勃的青年可能成为制造新机器的资产阶级大师或新机构中的工程师或创业家。或者至少能够成为优秀的钟表制造者或者纺织机器技工。

换句话说，在英国及其分支和模仿者中，产业资产阶级或技术工人职业开发性地欢迎各种人才。航海天文钟的发明者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 (1693–1776)）就是林肯郡农村的木匠。这种船钟是靠机器确定船在茫茫大海中的经纬度，反对精英提出的傲慢的要求，即依靠精英把持的天文学在天堂里解决。他的第一个钟是木头做的。拿破仑可能说但没有说的是，英国工人非帆布背包中可能藏有工业领域的陆军元帅权杖。

开始概括17世纪和18世纪西北欧特征的不是个人责任层面上的新伦理学，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鼓励独立企业间贸易并从中获益。但是，更重要的在于社会层面的变化，人们对相互之间的伦理观点有了变化。“你通过与东方贸易发了财，很好。”或者“那个家伙发明了汽车的一种新传动装置，很好。”

换句话说，普通人的新自由和尊严是社会学事件不是心理学事件。它源自社会中变化的对话，而非个人的心理自我监督调节。荷兰人和英国人（现在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并不是突然之间开始对利润感到警觉的。他们突然开始羡慕这种警觉，不再称之为罪恶的贪婪了。

最近你可能已经听说过，世界银行宣称它不是“机构”。机构运转良好不仅仅因为良好的游戏规则、可爱的经济学家和“奖励”。一家机构如果运行良好，那主要是因为参加者的良好道德素质，内在动机因为人们相互之间的伦理观点而被大大强化。一个社会能够制订出反对企业经营中的欺骗的官方法则就是好的机构。但是，如果法则的执行是在简单地忽略诚实或蔑视伦理学语言的人们中通过动作或眼神暗示而走样，即使做了坏事也不被社会其他人谴责，如19世纪90年代腐败的芝加哥或20世纪90年代腐败的上海---经济就不会按本来的样子良好运行。

关键不是黑体字宪法，而是宪法如何产生于伦理学，如何靠社会伦理学维持下来，就像“功利性功能”一样在语言游戏中确定的继续重新协商的舞蹈。当一个社会或者它的精英真诚渴望游戏规则发挥作用，谈论很多，而且从早年就开始谴责违反规则者的教育，宪法就起作用，即便写在纸上的法律法规和刺激存在种种缺陷。印第安纳大学的政治学家埃莉诺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Elinor and Vincent Ostrom）再三显示，在通常经济学中总是属于毫无希望的案例“搭便车”或者“普通人的悲剧”情景，如洛杉矶蓄水层的过度开采常常能够通过思想严肃的、受到伦理约束的民众协商而解决。

在1848年失败的革命之后，新的和病毒似迅速扩散的憎恶资产阶级影响到大批艺术家、知识分子、记者、专业人士和官僚---即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clerisy）。德国、英国尤其是法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厌恶商人和制造业者，事实上是任何不推崇知识分子的书籍或画作的人(法国作家福楼拜就宣称“我称任何思想卑劣者为资产阶级”。）在18世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某些人如伏尔泰和汤姆·潘恩（Tom Paine）已经大胆地鼓吹贸易自由。但是，到1848年迅速扩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中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父亲的儿子，已经开始对父辈积极推行的经济自由冷嘲热讽。相反，他们主张依靠垄断暴力的国家实现当下的乌托邦。

在政治右派，受到浪漫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群体充满怀旧情绪地回顾想象中的中世纪，那是摆脱了贸易的庸俗性和没有市场的黄金时代，租金和等级秩序占统治地位。这种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视野非常适合统治阶级中的右派，只管理居住在其中的人。后来，在科学世界观的影响下，右派抓住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来贬低普通人的自由和尊严，将国家的使命提升到个人利益之上，推崇殖民主义、强制性绝育和战争的清洗威力。

与此同时，在左派，知识分子的另一边也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后来受到科学热情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提出了观点不重要的非自由派观点。左派宣称，对进步事业来说，重要的是历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并得到（它进一步宣称与不可阻挡性矛盾）反对掠夺性资产阶级的抗议、罢工或革命的帮助。这些恐怖的活动当然由知识分子领导。后来，在欧洲社会主义和美国进步主义中，左派提议战胜资产阶级对肉、糖和钢铁的垄断，把所有这些都集中在被称为国家的超级垄断者手中。

虽然所有这些深刻的思考都让欧洲知识分子感到不安，但商业资产阶级的确创造了大富足和现代世界。大富足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它做得这些就证明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经济马克思主义都是错误的。所谓的低等民族和下层阶级被证明具有创造性，并非低人一等。所谓遭受剥削的无产阶级也变得富裕了，并没有被贫困化。在对19世纪严重错误的虚假发现的热情中---边沁的功利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制度主义、社会工程、渐进管理、优生学、地理决定论、专家治国、对伦理观威力的玩世不恭等，很多知识分子似乎将早先对普通人自由和尊严的承诺抛到一边。它忘记了19世纪的正确社会发现，这个发现本身与在其他方面有害的浪漫主义协调一致：普通人不需要得到上面的指导，当他们得到尊重和不受打扰时，会充满创造性。民主诗人沃尔特·惠特曼高唱“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I am large, I contain multitudes，出自惠特曼《草叶集》的“Starting from Paumanok”一诗的第51节。---译注）他的确如此。

经济解放和社会荣誉的结合的确在荷兰和英国随后在奥地利和日本创造了奇迹。现在它们用令人吃惊的力量同样在台湾、韩国、中国和印度获得了成功。

作者简介：

戴尔德·南森·麦克罗斯基（Deirdre McCloskey）位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历史、英语和传播学教授。著有《资产阶级平等：让世界富裕的不是资本或机构而是观念》。

译自：Bourgeois Equality by Deirdre Nansen McCloskey

http://reason.com/archives/2016/05/12/bourgeois-e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