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绪论
本文主要根据2004年夏天作者和阿列克斯•德伊（Alex Day）以及中国研究所的另外一个学生对工人，农民，运动组织者和左派积极分子的一系列调查写成，也是奥克兰研究所（Oakland Institute）出版的更长的特别报告的一部分。这些访谈主要集中在北京及其郊区，也包括东北的吉林省，中部河南省的郑州和开封等城市。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清楚反映了毛泽东去世后三十年巨大社会变革的影响，在他领导下推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政策被拆除，转而回到“资本主义道路”，让无产阶级出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在这个曾经是最平等的社会里也出现了迅速增大的贫富两极化趋势，特别有钱的上层精英和生活水平日益恶化的位于地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充分说明这点的是，2006年《财富》（Fortune ）全球富豪榜包括中国大陆的7位和香港的1位富豪。虽然他们的财富和美国或别的地区的富豪相比还比较少，但是他们代表了中国全面推行的资本主义的到来。猖獗的腐败把党政领导和企业管理者团结起来，加上新兴的私人企业家形成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家阶层，而工人阶级面临过去5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剥削。
我们所采访的工人是从国有企业下岗的数千万工人的一部分，国有企业从前是社会经济的支柱，他们在丢掉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单位提供的社会保障的一切，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健，退休金等等。因为这些国有企业都变成了追求利润的公司，不管是直接卖给私人投资者还是被厂长或者党政官员变成半私有化，腐败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采访的农民正挣扎着面对农村社会被迫的瓦解和家庭责任制的长期的影响，每个家庭和村子签订合同得到一片耕种的土地。随着国家对全球市场的不断开放，地方官员大量向开发商出售土地，对于村民却没有足够的补偿，农村地区的环境破坏非常严重，这个政策让数亿人挣扎于谋生的方法，剥夺了他们从前享受的集体经济的社会支持。超过一亿的人成为城市的打工者，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在新的出口为主的工厂干活，或者最脏最危险的工作，他们缺乏最基本的权利。对于许多打工者来说，在他们半永久地在城市居住下来后条件就越来越糟，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健康问题就随之而来。
过去几十年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和牺牲而赢得的权利消失了，中国工人阶级在面对不断恶化的条件面前并不是消极被动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动乱的规模都是过去几十年没有见过的。今天的中国工人，农民，打工者举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有时候达上万人，并与当局发生暴力冲突。甚至公安部部长公布的数字都承认“群体事件，抗议和动乱”从十年前的10000件上升到2003年的58000件，到2004年的74000件。(《纽约时报》2005年8月24日)不断增加的社会不稳定的威胁代表了对高层党政领导的日益深刻的挑战，已经造成政策上的改变，企图避免更大的动乱。即使多数人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富裕起来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管理者阶层和迅速扩张的大学毕业生也在分化。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免费的大学教育，但是现在不断增加的教育成本让许多人尤其是工人阶级觉得根本上不起，更糟糕的是，大学毕业生越来越难找到工作。市场的压力甚至让有钱的人遭受损失。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丰富的消费品和食品，更大的流动性和工作机会对千百万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增大的阶级鸿沟和不安全感的升高。结果中国进入一个阶级斗争加剧，政治不稳定无法轻易解决的时期。工人阶级前进的道路更加困难，左派的复兴，虽然意义很大，却仍然处在早期阶段。本文探讨这些复杂性和可能性。为了保护当事人，我基本上删去了个人和单位的名称。
冲突和团结
至少从表面上看，城市工人，打工者和农民，甚至包括新兴中产阶级的多数成员的条件将提供广泛团结起来的基础来反对在资本主义市场改革下剥削他们，并将中国向世界经济力量开放的人。但是正如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类似，工人阶级的团结理论上说说容易，实际上，传统的偏见，尤其是中国多数城镇居民对农民的蔑视根深蒂固，加上从农村地区来到城市的大量民工的竞争新形式，和惯于拉一派打一派分而治之的当权者的操纵下都使团结非常困难。
比如，当问到北京的工人是否感到民工抢了他们的工作，我们采访的一个积极分子回答说“是的，尤其是那些下岗的人会有这种感觉。”。他们中的许多人瞧不起民工。在一场暴风雨后的街道清理过程中，有些城市工人说“这就是民工到这里做的事情，家里从来没有见过钱。”就好像要证实这个形象，《纽约时报》2006年4月3日报道说上海市的民工清洁工，其中一个要为大女儿交一万元附加费才能上高中，为二女儿上小学交1000元附加费。但是这种感情是相互的，民工们的说法是“下岗工人活该。”
种族和移民问题苦恼不堪的美国再熟悉不过的模式，政府试图帮助民工讨要工资，和其他应得的权益，有些工人则认为这是偏袒优惠。媒体为这些分裂火上浇油，让不同团体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说城市无产阶级只想得到外国人的工作，说民工愿意“免费”干活，让下岗工人模仿他们，造成相互的怨恨。但是，城乡收入不断增加的差距现在达到3.3比1，“高于全世界最高的差距的美国”为这样的操纵提供了燃料。(《纽约时报》2006年4月12日)
工农分裂的加剧更明显地被郑州电子传输设备厂的工人感受到了，那里在2001年发生了重大的冲突。就在企业被分割出售时，警察逮捕了晚上抗议的人，他们闯入企业就像小偷一样盗窃机器设备。他们还一天给50元雇佣农民拖运机器。这导致长时间的斗争。部分是想避免引起政府使用警察来做肮脏工作的公众反应，他们雇佣农民作为暴徒，头戴钢盔，使用武器殴打工人。大概30辆装满500名农民暴徒的卡车开进工厂，这个例子是郑州发生事情的缩影。一个积极分子说2001年7月14日当工厂的工人们一敲钟，“每个人都出来了”造成长达4个小时的农民和工人的械斗。那天工人们取得胜利，因为来自其他工厂的工人来增援了，总共有4万人之多。虽然8名工人涉嫌破坏工厂财产被逮捕，但是他们也得到了法律援助，资本家再次失败。正如一个工人在谈到改革前他们享有的权利时说的，“我们的法律，毛泽东的法律”得到了尊重“有这么多人，政府害怕了。人民行动的规模让政府感到犹豫不决，但是在资本家的压力下，工人们又遭到逮捕，这次由公安警察绕过法院直接进行，工人和农民的战斗持续了10天。这样一来，他们使用农民打手把工人们赶出工厂，马上把东西卖光，解雇了5600人。接着把厂房拆掉，包括工人的住房，把土地卖给了要在这里盖商场和高档住房的私人开发商。现在，没有了工作和住房，人人都害怕继续斗争下去。警察有时候自己就充当暴徒了，脱掉制服，充当保护资本家的打手，甚至使用刀子。在一个陶瓷厂，一群暴徒几乎将一个工人领袖活活打死，但是当局听任这种事情发生，对后来的投诉置若罔闻。
在这样的情况下，警察和政府当局不仅直接攻击和镇压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工人，而且鼓动劳动阶层的不同部分之间相互残杀。尽管需要团结起来，但是这种经历让人们很难克服现存的偏见和分裂。正如电子设备厂一名工人积极分子说的“工人农民应该是一家的，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站在对立面的人只是看到了眼前短期的小利。在工厂，甚至警察的头目也说他不愿意打人，只是因为在压力面前不得不做。一工人对他说“你就像一条狗，”警察回答说“不错，但是如果我不咬你，他们会把我的皮剥了。”国有企业被私人老板买下让分裂更加严重。新工厂建立在这样的地区，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的工资低廉，不用提供住房和其他福利。而且，正如一个工人所说，和美国不一样，中国的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不能得到服务性工作，因为这些工作都是农民在做，他们工资低，容易控制。尽管希望一起工作，这样的条件不可避免地造成劳动阶层各部分之间的怨恨。
尽管有这些分裂和冲突，仍然有人不断努力把城市工人和农民在更广泛的，更高层次上团结起来，这些农民包括仍然在农村干活的人和来到城市的打工者。1997年郑州发生的示威者就包括郑州的造纸，纺织，电子设备工厂来的，该城市的13000名出租车司机罢工，都显示成千上万的不同行业的工人，社区居民都出来支持那些反对私有化的人，抗议工作和福利的丧失，抗议高额的税负和各种费用。但是，中国更普遍的模式是各自工厂的工人独自面对老板和与老板沆瀣一气的政府官员。通常的情况是，这些对抗行为，包括横卧铁轨，阻断高速公路，包围或者占据办公大楼，或者城市里的罢工停业，但是结果往往是一次性的对受到影响的工人的低额补偿，根本不够为他们提供长期的支持，但是足以让他们最直接的要求得到满足。为了超越这个相对孤立的斗争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阻止私有化，裁减工人，失去服务和安全的大趋势，郑州各个行业的工人开始联合起来。在很多国有企业都倒闭，造成10万人失业的开封也一样，工人们表达了为了成功必须紧密团结起来的需要。只是在最近，来自不同工厂的人，很多已经失去了工作，个别仍然在职开始团结起来，组织来自不同企业的工人代表开会，组织联合起来的抗议行动，吸引所有企业都参加。我们访问的积极分子计划今年晚些时候联合该城市的所有工厂的工人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但是这样的联合行动的前景是很不确定的。城市无产阶级存在的分裂，经济的，年龄的，甚至政治上的，有些工人赞成“改革”和政府，有些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即使在我们参观的郑州一个工人集中的地区的公园，工人和退休人员的左派和右派都是分开的，左派占据某些区域，通常在白天活动，右派在其他地方，通常在夜晚活动。正如我们感受到的，当我们简单地和每天到那里休闲的人交谈时，辩论马上就非常激烈，有时候甚至带有威胁的意味。同样的，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也很困难，民工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尽管有愿望团结起来，但是各自条件和政府对待的方式的区别不利于更高程度的团结。
在改革的情况下，已经有部分的财富倒挂。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下，我们访谈的人都说当今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有些农民实际上比许多城市工人生活还好些。他们或许仍然贫穷，仍然为生存而挣扎，最贫穷的农民仍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他们至少还有一块儿可以耕种的土地，即便最贫穷的民工还可以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如果城市里实在呆不下去的话。但是对于没有技术的城市工人，尤其是那些下岗的人，什么都没有了，真的再次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了，没有任何生产的方式，如果没有外来的帮助只有等着饿死。如果他们父母患病，孩子上学要交学费，那可真是让人绝望啊。只有那些有技术，或者有能力做点小本生意的人才能和有土地的农民那样维持基本的温饱。
结果，工人和农民在行动上的一致同样很难达到。通常的情况是，抗议和示威游行几乎同时在城市和周围的乡村进行。即使在我们短暂停留的一段时间内，就听到郑州和开封市及其附近地区并行的事件。在开封，一个工厂有20名工人被逮捕，同一天爱旁边一个县农民在抗议，一个工人说他们起来闹事，“搞破坏”，破坏政府办公楼，阻断高速公路，因为他们的农田被用来修路，他们被骗了。但是这两起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相互并没有联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工人农民共同抗议的情况出现。
而且，政府对这两个群体举行的抗议示威活动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城市工人面临地方当局非常严厉的镇压，因为他们的斗争容易被公众所看到，破坏城市权力席位的稳固，直接挑战改革的核心---企业私有化和新资产阶级的形成。正如一个工人说的，他和像他一样的许多人非常愤怒，“他们需要联合起来，暴动，但是和美国不一样，他们甚至没有权利谈论自己的处境。”但是，他们“不怕死，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因此，他们会继续斗争。
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有时候取得地区性胜利，但是多数情况下工人领袖被逮捕，被抓起来。相反，至少在文件上，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是政府官方的政策，但是对农民抗议的镇压更加野蛮，因为这往往是公众看不见的地方，除非规模特别大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比如2005年12月广东东州村民20人被枪杀的事件，村民抗议政府征用土地建电厂对土地补偿费不足。尽管有这些分裂和障碍，人们的感觉是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可能很快找到办法合流，因为农民越来越愤怒，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城市工人类似，随着打工者上了年纪，面临的情况就日益恶化。帮助组织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试图把两股势力联合起来，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和艰苦的，现在只是初步在两者间搭起桥梁。
左派的回归
民工，农民，城市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尤其得到有中国社会主义斗争经验的人和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的支持。这个历史遗产对于当今中国左派的复兴有着根本的意义。正如郑州一个从前的红卫兵说的，最了解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清晰的分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当今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工人阶级本身，而不是知识分子。现在需要反腐败，尤其是不仅反对狭隘意义上的金融渎职和贪污受贿，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是广泛意义上的反对党政官员，管理者，和企业老板勾结彻底把国有资产转变成新兴资本家的私人财产，把工人和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的财富挥霍掉。革命的理论，精神，和实践在工人积极分子身上仍然鲜活，尤其在郑州和其他一些地方，这些是工人运动的核心地方，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在郑州有1971年建造的一个双宝塔式的二七塔，矗立在繁华的闹市区，来纪念1923年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当时罢工被地方军阀镇压，100多名工人被打死。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今天仍然保存完好，工人阶级的觉悟非常高，导致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郑州和工人阶级的讨论中印象深刻的方面还有他们对从前工作的工厂的主人翁意识。虽然在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的社会所有权和参与权局限性明显，在邓小平掠夺式改革时，证明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强烈感受到这些工厂从根本上说是“他们的”。正如一个工人说的，电子传输设备厂是“工人们用血汗建成的”，他们不愿意眼睁睁看着工厂被资本家拿走，被私有化，它属于整个国家，是他们工人阶级集体经济的积累。在毛时代，工人们工厂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他们“可以提出意见，而且往往被采纳。”这个现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达到高潮。那时候，“他们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说了算。”但是现在没有人听他们的，他们没有了权力。一次又一次，这些工人表达了对主人公意识的失落，集体财产被事实上偷走了，他们为工厂干了一辈子，他们从前享受的各种权利全部被剥夺了。郑州一个工人从理论上分析这个情况，解释说现在的体系是“官僚资本主义”，这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这个分析直接来自列宁的“怎么办？”“从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主要是政治问题。他说，中国“和从来没有实行过社会主义的美国不一样，年纪大些的工人了解历史背景，许多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他们知道毛泽东思想，他们这代人希望中国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这是保护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这个工人喜欢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什么让中国回到社会主义道路很重要呢？西方需要详细了解。这是个长期的斗争。他希望中国工人慢慢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最终会取得胜利的。但是他也警告如果现在的运动不能很快跃上新的台阶，年轻的工人会认为只是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这是反-社会主义改革阶段的遗产，邓小平的名言比如“致富光荣”。这些言论破坏年轻工人的思想。“很多工人害怕见面和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听到上了年纪的工人不止一次表达这样的心态。
可能部分因为这个原因，那些仍然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人已经发现别的方式传达他们的意识和经验，使用文化形式，而不是政治或者经济形式，让革命的遗产传递给年轻人。在我们参观的郑州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公园一角，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每天晚上聚在一起，唱原来的革命歌曲。我们在周末的晚上看到，一百多人，包括退休工人，年轻人甚至还有孩子参加情绪激昂的合唱，有音乐伴奏，有充满活力的指挥家指挥。他们告诉我们周末的时候参加的人更多，达到上千人。把我们带到公园的工人说，“我们唱这种歌曲的政治意义就是显示我们对共产党现状的不满，用毛泽东来对抗它，来提高觉悟。”
这同样的历史精神在城市的实际斗争中也得到体现。当2000年造纸厂工人罢工的时候，仍然是该地区反抗私有化的“典型”，工人们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方法，一个积极分子说，把厂长赶出来，占领工厂，阻止搬运设备，实行工人控制。经过多个回合的较量，工厂的有些地方仍然控制在工人手中，但是这个斗争不仅要在市场经济中活下来，而且面临官方企图从经济上破坏。正如他们的领导解释的，被关进监狱后，他们采取了这个具体的斗争形式，“因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远存在的。”一个类似的左派分子的历史视角在电子设备厂斗争中得到体现，他们的其中一条标语是“工人们想生产和生活。”但是他们也举起了旗帜上面写着“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工人们的其他行动采取了更加明确的政治形式。
就在造纸厂工人暴动的同一年，纪念毛泽东逝世的活动开始。2001年，有上万名工人集会，周围是万名警察，大规模的罢工和冲突。如今，工人们被禁止在毛泽东诞辰或者逝世日来到矗立毛泽东塑像的小广场上来。但是他们照样来，并和警察发生冲突。2004年9月9日，一个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张正尧散发传单，指责共产党和政府抛弃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泛滥的腐烂现象。他的传单还谴责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和传单的合作者张如泉都被警察从他们家中抓走。他们的案子很快成了中国的轰动一时的案件，从全国各地来的左派分子纷纷来到郑州抗议当地法院在2004年12月对两人的秘密审判。两人都被判三年徒刑。还有两位帮助撰写和印刷传单的戈利英和张庆也被警察骚扰。这四个工人后来就被称为“郑州四人”。
在美国发起的请愿书交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呼吁释放他们，吸引了超过200人的签名，中国国内和国外各一百人。这是空前的对左派工人表示支持，尤其是考虑到签名者潜在的风险，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和国际同行团结起来。虽然政府没有直接回应这封请愿书，张如泉后来从监狱里放出来，公开的原因是身体健康原因，但是有些积极分子相信至少部分请愿带来的压力的结果，和其他相关团结活动，比如在左派网站上对这个案子非常详细的信息和分析等。
“郑州四人”代表了中国工人拒绝接受党和政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新条件，坚持左派意识形态和活动的激进主义，以及得到的来自社会各界甚至国外的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但是这个案件在表明中国左派的新的力量的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左派的分裂。首先在“郑州四人”请愿书上签名的主要是年轻左派分子，运用因特网迅速传播，尽管批评他们的前辈甚至导师，这些人至少在刚开始非常犹豫。对于年轻一代左派，站在采取公开左派立场的工人一边是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不是担心是否完全政治正确。但是对于上年纪的左派，过去的分裂和因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斗争常常阻碍整体采取共同行动。对他们来说，为了面对现在的新问题抛弃历史恩怨就更加困难些。
这些态度上的差异反映了人们广泛接受的对中国左派三大类别的分析：1）“老左派”，主要是从各级党和政府官员中成长起来的人，在很多情况下刚开始至少拥抱邓小平的部分改革，后来当这些政策的资本主义本质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开始反对。2）仍然坚决支持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毛主义分子”，该派别的庞大根基主要是工人和农民。3）新左派，就像西方的新左派一样，尤其是60年代的时候，倾向于由更年轻一代构成，主要集中在大学和新的非政府组织中，包括各色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泛的社会学和社会民主党趋势，但是这些人又常常更愿意和毛泽东的追随者结盟而不是和老左派结盟。但是这三类左派的界限决不是严格的，互相排斥的。老左派在全社会都有，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民间人士，而许多“毛主义分子”和甚至新左派在党和政府内工作。任何相似的左派划分，尤其是西方的新左派也不应该过分解读，因为他们都有各自具体的反映本土斗争的中国特色。2001年，非同寻常的四方政治力量在中央领导人每年夏天都来制订战略计划的海边小镇北戴河举行，由郑州从前的红卫兵领袖组织，他在改革后不久坐牢许多年，现在仍然是个积极分子。尽管他们同意搁置是否反对所有的改革政策的争议，一致反对邓小平引进的资本主义复辟。
最近，来自一些重点高校，研究所，和机构的高级干部举行论坛，对当前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由北京大学校长主持开幕式。他们希望将这个活动变成定期的聚会。这次会议的幕后组织者老党员解释说这个活动如果没有高层部分的支持根本就无法进行。在郑州，一个由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在当今中国常常包括比西方同行更激进的人）领导的类似的论坛在过去十年经常举行，聚集了观点差异很大的人。他们的共同基础就是强烈意识到中国社会当前的方向和官方政策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尽管他们背景和途径各异，多数人基本可以按左派的三类别来划分：老左派，毛主义者，新左派，不仅党和政府机构内外，不仅他们的观点，而且他们的各样的论坛，会议，交叉重叠，相互影响，甚至吸引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在非政府组织内，有些人有强烈的左派背景，为实际的事情工作，比如为农村贫困地区办学，促进更多工人和农民领导的社会，而不是主流基础做的那样。左派的回归反映了工人阶级群众斗争的日益增长的力量，让它不再可能回避中国的社会危机，和如果没有当前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只能让危机更加深刻的威胁。它重新开辟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重新到来可能性，不管现在看来多么渺茫。
左派新开口的著名例子就是“老党员，干部，军官，知识分子”2004年10月写给胡锦涛的信，题目是“我们对当前政治形势的观点和看法”。虽然在口气上比“郑州四人”更加尊重，对改革带来的经济成效给予相当肯定，但是主题和“郑州四人”非常接近，呼吁采取改正行动，抛弃资本主义，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在对当前现状的批评上言辞同样激烈。这两个文件之间是否有直接的联系我们不清楚，但是中国的左派继续收集支持“郑州四人”的签名，新左派拥抱他们事业的急切心情，和毛主义者积极分子的辩护为老左派重新获得长期以来的批判立场开辟了新的空间，比如给胡锦涛的信。早期革命斗争的老战士愿意出来公开反对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是个崭新的政治气候。早在1999年，我们与老左派的讨论中，他们清楚表明面临的强大的改革情绪的压力，但是现在，非常清楚这些从前的领导人和类似地位的人感到可以放开胆量表达自己的看法，影响别人，而且在实践上也这么做。
仍在当今社会推行的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形式在有些情况下虽然数量少，但是有时候影响非常大。当然，形式上有点修改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情况。现在有1%的乡村，总共有几千个---具体数字变化很大，全看是谁在做测量，具体的标准是什么---从来没有完全放弃集体经济模式。甚至有些推行邓小平改革的村子又回头搞集体生产，成为别人探索农村经济新形式的示范。保持社会主义时代目标和方法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南街村，它是河南省的一个小镇，离郑州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该镇15年20年前重新集体化，形成社会主义公社，所有社员都享受免费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甚至为考上大学的年轻人支付学费。这里还推行社会主义时代的平等做法，比如村长的工资并不比一个技术工人更高，而且继续追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目标，毛的照片和语录，连同其他革命领袖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张贴在在村子很多醒目的地方。这里为村民家庭提供的，水电暖气等设施齐全的多层高楼的公寓，周围是一尘不染的街道，公园和休闲场所，村里有非常漂亮的学校和幼儿园。这样的安排在中国是非常独特的，这个现代的像城市有钱人享受的生活的围墙和门口外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典型的农村环境。
但是即便非常成功，南街村的做法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因为它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外来投资，利用周围的农民，虽然住房条件不错，但是显然并不非常舒服，因为主要的劳动力是在完全融入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村办企业”里上班。最近，根据郑州的积极分子包括陪同我们参观南街村的人说，它现在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主要因为过分扩张新的不熟悉的生产领域。但是尽管有局限性---在周围都是资本主义，必须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才能生存下来的环境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南街村成为仍然相信中国农村还有另外选择的人关注的焦点。每天这里都接待大量的参观者，成车成车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和工人来研究如何继续推行集体生产和分配的。它也得到河南省当局的祝福和保护。2004年老左派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指出南街村是当今农村需要的典型。但是即便在毛泽东时代遗产不明显的地方，它的经验和做法仍然是和现在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的背景。
2004年夏天一个明显的重大进展是组成农业合作社的新运动，努力要减轻在全球市场面前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孤立和不安全感。这些合作社主要目标是在市场中形成规模经济，比如集体购买化肥，农产品价格上更大的操作空间，当然包括给合作社成员提供经济支持和安全感。这些努力显然是明显的和改革时代的任凭个人挣扎保持距离，虽然不能解决农民面临的严峻问题。虽然他们不是要回到集体公社，最多只是一种半集体化，但是他们继续不仅从革命前的早期合作组织中吸取经验，也从毛泽东时代农民得到保护的做法中吸取经验。因此，碰见我们在东北吉林省四平附近的合作社领导就不是稀罕的事。他向我们详细分析了农村和城市阶级的对比和生存现状，还有一个年轻的社员与我们进行长时间和深入的讨论，从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看中国现在的处境，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谈到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有需要教给城市知识分子关于工作和剥削的真实世界，他们也在实现社会主义方面也更有经验。在很多方面，他们比有些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左派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有更充分的理解和运用。
与此同时，社会迅速的两极分化已经让许多新兴中产阶级成员不管他们的具体职业或地位如何，面临类似工人和农民遭遇过的情景，造成让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的更大的基础，帮助形成左派复兴的群众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吞噬自己，并迅速和更大的群体疏远。当今，就连许多从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党的干部在把企业卖给私人投资者后也被踢出来了。新的资本家老板不喜欢他们。有个工人把这个现象描述为“过河拆桥”。结果，他们中间不少也下岗了，清楚了解到“市场化”的真实含义，“它提高人们的觉悟啊”。
从自己的亲身生活的变化中得到的新的理解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最初赞成邓小平改革的人，比如我们在北京采访过的进步思想的学者，现在倾向于毛泽东路线，甚至重新考察文化大革命本身。在有些情况下，这就是他们“从群众中学习”的直接后果。一个著名的人物，从前非常保守的来自农村的学生，就是如此，他的转变是因为他采访农民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一句对毛泽东的批评，但是对邓小平的批评很多，迫使他重新考虑对过去的态度。但是这种重新评价有比个人经历更深刻的根源。对于许多人来说，包括知识界的精英，自从改革时代兴起的各种意识形态趋势，从党政宣传家们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私有化理论到主要来自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圈子里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都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现在发生的情况。
正如一个从前的红卫兵现在的激进知识分子在不同的访谈中说的，尝试了任何别的东西，那些最初赞成改革政策的人，现在摸索着理解发生的事情，“不得不回到文化革命时代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对付当前的问题”，因为他们尝试了别的途径，但是并没有找到解释。
仅仅在几年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具体的，因而仍然是相对容易解决的，比如通过反腐败运动，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问题是系统性的，难以解决的，需要更加根本性的改变，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没有能力来解决，现在情形下的党和政府也无法解决。结果，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批评就显得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这些他们年轻时接受的教育的思想继续提供对当前体制的彻底分析，看到日益增多的矛盾的根源，指出更深刻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修修补补的尝试。知识分子中许多从前的禁忌现在开始消失了。
甚至对于多数知识分子和精英中的人士来说都是大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有人告诉我们如果谁表现出对文革的正面态度肯定被孤立甚至丢掉其事业，现在已经成为讨论和重新评价的话题。这尤其出现在进行独立历史研究的年轻左派身上，他们发现长期被忽视的文献，采访那个时期的积极分子，在网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别的方式挑战官方对那个时代的评价。
还有其他很有意义的标志左派复兴和左派与工人阶级斗争密切关系的事情。1999年我们采访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常常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是参加小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现在尤其在名牌高校里非常活跃的团体。我当时表示要想效果明显，他们需要走出校园和工人阶级结合，这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没有能够做到的。在那次斗争中，虽然北京有很多工人，至少后来参加了，最后承受了暴力和镇压的苦果，但是学生和工人间并没有实质上的联系。
比如，在东北长春，该运动的小规模版本，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拒绝参加到走出校园的大学生队伍里，使得学生遭到严厉镇压，这个惨痛的教训让他们重新考虑和工人阶级孤立的处境。最后，正如中国历史上常出现的，驻扎北京的部队拒绝执行命令，是从外省调来的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平息了天安门事件。那次教训对年轻的学生左派仍有意义，2004年夏天的变化实在太戏剧性了。如今相当数量的学生积极分子离开校园和工人阶级接触，研究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提供法律和物质支持，在工厂和农村进行考察研究后返回学校做调查报告。
郑州一个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现在仍然是主要的左派运动组织者解释说为什么学生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早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高校的领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观该郑州的工厂。从2001年到现在，清华的学生组织每年都来参观。2004年，来自北京另一个名牌高校的80名学生来到郑州。政府当局非常担心这样的联系，试图阻止他们。文革期间政府为愿意到全国各地参观的学生提供免费火车和鼓励措施，但是现在政府试图阻止这种流动，甚至出售学生团的车票，不让他们在郑州下车，但是学生仍然来。他们来到工厂里，在郑州工人运动的早期阶段有些生活在工人中间，试图帮助阻止对工厂的包围。郑州运动开始后，开始蔓延到东北地区或其他地区，甚至扩展到农村，学生来到村子里进行同样的活动，带来资料，建立联系，提供法律服务，打破了许多农村积极分子感到的孤立状态。如今在北京大学，还有众多其他高校，成立了一个叫做“农民之子”的组织，虽然名字如此，仍然包括很多“女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999年我们见到的左派积极分子，当时非常孤立直接调查工人阶级状况，鼓励别人也这样做，到了2004年，学生们好像积极性非常高，不再需要像他这样的组织者了，现在是学生主动要这样做了。
这个运动是大学生群体构成和条件的变化促成和推动的。自从1999年以来，大学生人数增长了3倍，大量来自工人家庭的学生，多数人经济上非常困难，毕业后找工作又不容易。结果是日益扩大的大学生和工人农民相互同情和团结的社会基础。当今的中国大学和改革初期相比不再那么特权阶层，作为对文革的回应，邓小平强调“专”而不是“红”，并重新恢复了全国高考。结果，学生左派为精英知识分子和在工厂农村挣扎的人建立了桥梁，工人农民是他们的亲戚，或者至少出身于这些家庭。在某些方面，中国当前的情形和俄国革命的早期非常相似，列宁领导马克思主义学生到工厂和工人在一起。当然，关键的区别不仅是多数学生来自工人农民家庭，而且年轻的中国左派即使摸索怎样与工人建立新型的关系，背后仍然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50年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那个时代的观念，政策，关系不能也不应该不加修改地应用在变化很大了的当前社会。但是，它们仍然是革命思想和实践的巨大宝库，左派可以从中吸取营养对付工人阶级在当今资本主义改革和全球市场化面前的处境。左派思想不是新的东西，是早就扎根于工人农民内心深处的思想。
但是，夸大这样的趋势是严重的错误。中国左派作为政治力量仍然是非常小的，边缘化的，派别林立的，就像工人阶级的分裂一样。就像全球的左派一样，他们得面对从前熟悉的世界的崩溃，试图寻找新的前进道路，没有任何一套统一的概念用来组织左派，用来动员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工人农民自己走在前面，进行非常艰难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常常是由本领域内的左派分子领导，但是作为整体的左派运动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包括自由改革主义，社会民主思想等也对左派分子提出挑战。美国情况的最新发展，甚至“阶级”这个词已经很少使用了，相反常常说的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剥削的概念不那么明显了。这些趋势由于许多城市专业人士无论政治立场如何，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强化。有些知识分子，包括把自己看作左派的人，在城市里赚了大把的金钱，和工人阶级基本没有任何联系了，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知识分子越来越遥远了。
对于不愿担任公职或者不愿意把思想付诸行动的人，压抑是常见的，虽然不一定集中在左派或右派上。相反，政府是否采取行动更多的是被接受的框架能走多远的问题。甚至一个赞成改革，鼓励土地私有化以便让农民变成独立的市民的民工组织者也被抓起来了，因为在北京开会鼓吹人权。任何公开的组织性的尝试要终止一党统治都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破坏国家对公众活动控制的行为都会遇到麻烦，不管具体的政治内容如何。
但是，左派被当局特别对待，因为它有潜力组织迅速增长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典型的情况是关闭中国工人网站及其言论版。和其他别的论坛不一样，这个论坛“是中国首个左派开办的网站让工人农民谈论他们保卫中国社会主义的斗争。”在上面，知识分子，包括工人阶级自己能够“参与讨论工人和工人问题。”(Stephen Philion,“采访严元章”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philion130306.html).这种连接对党和政府领导人造成威胁，因为正如北京网站编辑部成员说的，“政府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个基础“工人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和当今的共产党区别对待了”。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让公众听到自己的声音非常重要。“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希望的东西，因为工人有资本主义无法提供的民主。”但是网站被关闭了，因为工人阶级成员无法支付的高额注册费用。
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新兴中产阶级内部，有个非常广泛的要求经济和政治体制更大的透明度，以及参与影响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决定的权利。虽然美国式的民主选举仍然缺乏广泛的吸引力，许多人在公开讨论民主权利问题。对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言论自由是主要目标，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成立反对党是目标。许多工人现在甚至讨论“一党制为什么不行”。讨论甚至在党内出现，寻找方法得到公开辩论的更大空间，和“公民社会”的出现。非政府组织大量出现涵盖广泛的议题比如女性权利和环境保护问题等。
亲民主的感情非常普遍，政府知道它没有办法压制，因而通过引进缓慢的改革来迎接这个挑战。但是官方在这个领域的改革政策比如基层民主选举尽管表面上看非常民主，常常让工人阶级怀疑，因为选举被用来当作上级认命的合法化工具。这里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社会主义时代的记忆，尤其是文革期间工人农民在管理工厂和农村时，甚至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参与仍然作为基准，和现在所有这些权利都被剥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正如一个工人所说“政府到现在为止推行的民主改革把毛泽东的革命颠倒了，让工人的生活颠倒了，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报复。”
因此，政治改革可以接受的途径的关键是再次找到办法把左派关于工人，农民控制的参与民主制结合起来，这是全球进步主张的一部分。这个研究已经开始了。2004年老左派给胡锦涛的信中，其中一个要求就是从下而上复兴群众运动作为控制权力滥用的监督，让工人阶级作为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发挥党和政府功能的直接作用。建立一个联合的运动和推行这样的革命性变革的障碍在中国是巨大的，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大。尽管有过去的遗产，年纪大的工人和农民非常担心社会主义斗争的新程度不能很快实现，革命时代的记忆很快就会消失，年轻一代除了加入消费文化，发财赚钱外什么也不想。那样的话，他们就需要从头重新开始，就好像他们是否最后能面对根本改变的需要。
但是中国人有个优势，那就是他们曾经进行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前景看起来好像很遥远，中国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重新革命的快车道，这个发展将再次震动世界。当然，这只是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情景之一。阶级结构的复杂化和两极化把中国引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未来的结果确实非常复杂。
这个状况在最近的事态发展上表现得很明显，不仅体现在工人阶级本身的情况，而且体现在党和政府对新挑战做出的反应。为了避免农村更大规模的动荡，中国最高领袖胡锦涛和温家宝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农村政策的变化，已经带来明显的影响。包括取消农民的农业税，和其他许多费用，其中许多都是非法征收的，这些往往是引发抗议的源头。还有些计划要增加在农村地区的投资，包括小城镇和农村的工厂，尤其是农村教育和医疗，环境保护等。连同对于农产品价格的优惠措施，这些调整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许多农民家庭的经济负担。现在甚至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讨论，虽然这个说法的具体含义根本不清楚，也许仅仅是给已经推行的农村政策好听的左派效果而已。就连已经宣布的改革中的措施的深度都还不清楚，尤其是考虑到上面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不执行的历史记录，这是中国政府管理的痼疾，比如腐败的地方官员把村子里的土地卖给开发商的做法在很多地方得不到制止。但是，有一个影响是非常清楚的。和仅仅二三年前的情况截然相反，沿海出口企业为主的地区在经历民工荒，因为大量民工返回家乡或者到离家乡近的内地城市，一个原因是村里条件的改善，另一个是沿海工厂的残酷剥削。民工这个相反方向的流动反映了他们的高涨的觉悟，抵抗和自我组织能力，多数人已经是有经验的工人，他们不再愿意接受早些年吸引他们的工作条件。甚至年轻的民工，尤其是工厂喜欢的贫穷的农村妇女工作条件最为恶劣，现在也开始萎缩干枯了。
虽然这个情况有迫使出口企业考虑提高工资，改善条件以继续吸引大量劳动力的积极影响，但是也有迹象显示企业老板开始降到最低点的苗头，把工厂迁往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孟加拉国。没有简单的办法改变现在的趋势，因此，既然每个行动都带来更多的矛盾，考虑到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本质，中国已经陷入这个困境动弹不得。虽然国内市场在发展，全球竞争力的任何严重下降和由此造成的经济衰退---这是中国领导人的最大梦魇---都将不仅破坏胡温企图进行的修正政策的能力，包括新强调的“社会平等”，还将带来社会大动荡的威胁。
资本主义市场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将给予左派新的力量。左派日益增大的影响力的显著例子在2006年3月非常明显：
十年来或许是第一次，共产党领导下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见证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辩论，许多人认为这些早就被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掩盖了的。
这个争论迫使政府搁置了本来期待赢得通过的《物权法》草案，突出显示了一批数量虽小但影响不小的倾向社会主义的学者和政策顾问的力量。这些老左派思想家利用中国增长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稳定提出他们对政府推动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忧虑。那些指责这些攻击是返回过去的人低估了社会主义理想在当今贫富差距明显，腐败猖獗，虐待劳工，掠夺土地的中国持久的吸引力，显示中国是多么严重地背离了其官方意识形态。(纽约时报2006年3月12日)
虽然《物权法》草案未来肯定以某种方式通过，“允许市场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建议，甚至更激进的土地私有化的建议至少现在遭到了挫折。
即使最高领导也觉得必须至少在表面上再次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毕竟是政府和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虽然推行的资本主义的做法。
2002年胡先生上台之初，就试图建立自己的左派信誉，赞扬马克思主义，称赞毛泽东，资助研究如何把人们忽略的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和当前的现实结合起来。(纽约时报2006年3月12日)
为了恢复共产党削弱的合法性，毛时代的做法被重新复兴，人们普遍认为它太腐败了。
就像一个担心组织混乱，公共形象受到破坏的大公司，中共试图重新让自己变成高效运转的现代机器。但是为了做到这些，它采取了最古老的政治工具，毛时代的意识形态运动，要求党员必须进行先进性学习。
共产党的七千万党员被要求进行14个月的学习，阅读毛泽东邓小平的演讲，以及已经麻木的超过17000字的共产党章程。强制性的会议还包括干部必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阶段。(纽约时报2006年3月9日)
有些人认为这是对改革的努力改进而严肃对待，有些人则玩世不恭地对待，这次学习运动的直接影响也许不那么重要，而是承认共产党已经远离了毛泽东号召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不用说和最初的革命目标相比了。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会期待胡温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复兴，或者会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做出重大的改变，这是党和政府过去30年来一直在走的路线，经济增长也全依赖于此。但是官方推动的对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只能为左派复兴讨论积聚的危机提供更大的空间，改变朝向僵化和最近的全球论坛的孤立趋势，通过新的和迅速扩张的全球通讯和组织的网络，不断增加世界左派力量斗争的知识和密切联系，尽管政府试图限制这样的联系。
工人阶级迅速恶化的条件让他们走向极端和好战的方向。不仅工人和农民，在许多知识分子中间，至少在有些更广泛的新中产阶级，深刻和增加的了解全球资本主义不是改善他们处境的办法。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建设的社会主义革命至少提供了今天前进的另外一个方向。在工厂在农村，中国的工人农民不仅抗拒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但是他们知道的另外一个世界的记忆是可能的。从他们在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他们明白除了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控制的猖獗情况外还有其他选择。
尽管有这个遗产，任何简单的回归过去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改变的情况已经太多了，有太多的魔鬼已经从瓶子里面放出来，再装进去根本不可能。过去的失败和错误，连同它的成功和胜利必须重新评价，必须找到新的方法克服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局限性，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地方的。我们不好预测未来的阶段斗争的方向。但是在向前走的过程中，在他们重新找到向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之前，中国工人阶级或许回头看，结合他们的历史、现实与当今全球运动的斗争，重新进行革命。
译自：“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n China”by Robert Weil
http://www.monthlyreview.org/0606weil.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