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进入一个需要智库的时代，教育也不例外。目前国内关于智库建设的讨论非常多，并赋予智库“新型”的概念。其实，智库并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智囊”机构，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提供建设性、前瞻性建议。在我国的古代和当下，都有智库的影子。我国今天对智库期待的“升温”，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人们很少感受到智库的存在，更少感受到智库存在的力量和价值。
我国智库建设明显滞后，这是不争的事实。《全球智库报告2014》指出，目前全球共有6 681 家智库，其中，美国1 830 家、中国429家、英国287 家，是世界智库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美国作为传统的智库强国，共有6 家入选全球十大智库。我国需要建设智库，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也需要智库，这是人们的共识。但如何建设起真正的中国教育智库，并不愧为名副其实的“新型”，还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智库，尤其是世界200 强智库，似乎没有一个教育智库，我们看到的众多影响深远的教育研究报告大多出自综合性智库。例如：美国詹姆斯·科尔曼教授于1966年向国会递交的《关于教育机会平等》的报告，1983 年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完成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的《1999 年教育研究报告》，卡耐基教学基金会完成的《中学：美国中等教育报告》和《学院：美国本科生教育经验》报告，提高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小组完成的《投身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力》报告，美国科学基金会牵头的《2061 计划》等，大都出自综合性智库。
虽然西方国家少有专门的教育智库，但并不影响这些智库做教育研究和发布教育报告。由此引发我们思考的是：首先，为什么西方国家少有教育智库，难道教育改革和发展不需要教育智库；其次，既然西方的教育报告大多数出自综合性智库，为什么迄今为止，在我国的429 家智库中，我们很难看到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教育报告；再次，如果大多数教育报告不是出自专门的教育智库，我国欲打造新型教育智库，并提升教育决策的科学性，究竟是模仿西方智库的建设范式，还是走自己教育智库的建设道路。显然，西方经验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第一，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研究的复杂性，因此，建立教育智库需要思考与综合性智库的区别，尤其要考虑教育智库的特殊性；第二，之所以高水平的教育报告出自综合性智库，其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教育报告是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而非“单纯”的教育研究成果；第三，我国的教育研究机构如果要担当起教育智库的责任，需要重新思考已有的研究范式。
首先来看西方为什么少有独立的教育智库。教育活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学校是承载教育活动的主体，但教育活动的实现是在整个社会中完成。每个参与教育的人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但又很难获得所有人的认同。尤其是教育研究已经从学校的内部活动拓展到学校外部各个领域，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机构开始发生分化，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都开始与教育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成了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今天的教育问题，已经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例如义务教育阶段的“特许学校”，高等教育阶段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大学”之分，教育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和高考问题等，都已经超越了原有的教育概念和范式。因此，综合性智库研究教育问题，显然在告诉我们，今天的教育问题主要是一个综合性话题，非教育智库承担教育研究也就成为可能。
教育研究的综合性，决定了今天的教育智库需要跨学科。然而，我国的教育研究机构，几乎都是基于教育学的学科构建，其研究人员几乎都是纯粹的教育学科背景，即传统的教育学专业，跨学科学者属于少数。回顾我国已经面世的各种教育报告，几乎都出自教育学者，教育学的色彩十分浓厚，较少有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学者参加。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教育学背景，其研究视野和能力主要局限在教育学的学科范畴，还无法适应综合性以及跨学科的要求。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问题到现在为止，几乎还没有进入综合性智库的视野，非教育学科的学者较少关注教育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直到现在还无法看到跨学科的教育报告，也由此决定了我国的教育报告，大多数成为教育学研究，而非教育智库的研究成果。因此，如何让我国的教育研究走出教育学的研究范式，是构建教育智库必须回答的问题。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既需要梳理教育与外部的关系，也要解决教育内部自身建设的问题。在我国现阶段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教育面临的宏观问题显然多于微观问题，而对宏观教育问题的理解，对纯粹的教育学者来说还是一个“软肋”，尤其是因为我国社会转型阶段带来的体制上、文化上、中西方教育模式上的碰撞，正在引发一系列的深层矛盾。这些深层次的矛盾是政治、经济制度遮蔽下的一种综合性矛盾，是超越“教育学”研究范畴的深层矛盾。因此，我国的教育智库的研究取向，首先应该是面向国家层面的教育问题，其次是学校层面的内部问题。诚然，即使是解决教育内部的问题，也同样面临着一系列教育观念的更新。
今天各类智库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研究视野和范畴从原来的以宏观决策为主，逐步渗透到微观领域，以至于担当起“思想启蒙”的角色。从一般意义而言，任何智库都有唤醒民众意识和责任的问题，教育智库更为突出。基于文化传统的基因，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背后，几乎都有文化传统的基因在起作用。在民众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之中，教育学者崇尚的“教育规律”甚至不得不让位于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既是文化传统的力量，也是我国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的教育智库应该有启蒙性质的公民意识，营造和建立体现教育终极目标的人文关怀。教育智库的真正作用既体现在政府对研究成果的采纳，还体现在如何影响社会、推动公民参与治理。实际上，其间接作用可能更大。
在我国，现有的许多教育研究机构，无论是大学的教育学院，还是各种研究所或研究平台，在形式上已经具备了教育智库的组织架构、人员配备、经费等，但却无法被人们认可为教育智库，更难以产生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决策报告。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人员的视野问题。在目前，关于究竟什么样的问题属于教育智库研究的重大问题，一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核心就是我国的教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教育的共性问题中，我们遇到了一系列特殊以及深层次的问题。例如，仅仅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就面临着高考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分类管理、就业难等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既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与我国教育发展道路选择的特殊性紧密相连，乃至西方成熟的教育经验根本无法解决我国现阶段的实际问题。我国教育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决定了研究我国教育问题需要有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实践告诉我们，我国教育发展的道路选择，一定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教育智库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简介：邬大光1957年生 1990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获教育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自己培养的首批高等教育专业博士之一。曾先后任教于朝阳师专英语系、沈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先后担任过沈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92年9月--1994年9月)、所长(1994年10月--1997年9月)。1997年10月调入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