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老生代”散文是新时期散文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之一，而“文革”记忆是“老生代”散文多有涉及的内容。在对这一内容的表述上，“老生代”散文家选取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一种是以巴金、萧乾、季羡林为代表的讽谏立场，另一种则是以杨绛、陈白尘、孙犁为代表的宽容节制立场。不同的叙事态度产生了不同的美学风格，但因精神资源的共通性与一致性，“老生代”的“文革”多元记忆完成了彼此间的互补，共同构筑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精神。
关 键 词：“老生代”散文 “文革”记忆 讽谏立场 宽容节制立场
新时期以来，巴金、冰心、陈白尘、杨绛、萧乾、臧克家、徐迟、黄秋耘、季羡林等一批出生于20世纪前20年，并在建国前就已颇负盛名的老作家，不约而同将散文作为自己的写作选择，并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斐然的成绩。由于人生经历及学养的丰厚，“老生代”作家在散文这一文体上显示出一种先天的优势，他们的散文创作不但成为新时期散文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之一，也成为新时期散文的一项重要收获。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们创作的关注并不充分，目前的着眼点主要局限于对每个个体的研究，而缺乏对作为群体现象的“老生代”散文的整体性考察。①
应该说，长于忆旧是作为整体“老生代”散文的一个显见的外在特征，但仅仅依靠对往事的回想并不足以支撑起这个创作群体的美学风格和精神品格，因此，其所忆之“旧”的内容以及回忆的方式才是值得研究的重点。这就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上。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过程中，“文革”记忆是“老生代”散文家多有涉及的话题，并且是几位重要作家确立其在新时期散文创作领域中地位的标志。而在对“文革”记忆的追述中，“老生代”散文家选取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一种表现为以巴金、萧乾、季羡林为代表的讽谏立场，另一种则是以杨绛、陈白尘、孙犁为代表的宽容节制立场。不同的叙事态度产生了不同的美学风格，但因精神资源的共通性与一致性，“老生代”的“文革”记忆既成为对历史文本的补充，又完成了彼此间的互补，他们的记忆选择与表述共同构筑出了中国式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精神。本文将“文革”记忆与表述作为研究“老生代”散文的一个视角，从两种不同的叙事态度入手，分析“老生代散文”文本背后的精神内涵及价值所在。
一、自我解剖与咀嚼耻辱
“文革”结束之初，在文坛的哀悼逝者与控诉“四人帮”声中，文学主题自然集中于“文革”记忆。“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相继登场，但其影响主要产生在小说界和话剧界，并且在揭示“伤痕”、尤其在进行反思之际，理性精神还显得薄弱。它们往往停留在对社会现象、权力角色的关注上，而缺乏对造成民族灾难的人性的弱点或集体无意识的深层诘问与思索。受大氛围的影响，此期的散文创作以“追悼散文”最为繁盛。“追悼散文”在“疗伤”和反思的着眼点及深度上都较小说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更进一步。然而，巴金的《随想录》一经面世，便超越了此前一切关于“文革”的反思的文学作品。从巴金所提倡的建立“‘文革’博物馆”，以及他将《随想录》作为“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1](P144) 的严肃态度中，便可知其文章内核的庄严性。
巴金早在“五四”时期即以惯写“黑暗”和“痛苦”，长于抑郁、哭诉的笔调而成名，新时期以来，他的《随想录》再次将笔触指向“黑暗”与“痛苦”，并直刺造成及姑息“黑暗”和“痛苦”的人性。巴金将《随想录》看作自己“这一生的收支总账”，[2](P899) 他这样介绍自己的写作动机：“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呐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集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作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最后的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2](P556) 本着这样的目的，巴金在反思历史灾难、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同时，也对以自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懦弱进行了剜心剖腹式的自省。这种批判与自省精神使《随想录》在新时期文学中开风气之先，第一次表达了对灾难中“我”的愚昧、胆怯行为的忏悔意识，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反思自己理应承担的角色和站立的岗位。因此，《随想录》的价值主要来自于强健、刚直的主体人格精神和责任意识。
这种强健、刚直的主体人格精神和责任意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随想录》是巴金自我解剖与拷问的勇气的集中展示。在中国，文章向来以“载道”为大任。“言志”文虽与“载道”文平分秋色，但在指向内心时，“言志”文表达的多是个人志向、情趣，很少内省式诘问自我、批判自我的篇章。尤其在经历了浩劫的当代，“自我”长期被隐匿，文学长期栖身于无“我”之境，作家们已经几乎遗忘了“我”，更何谈自我解剖与自我拷问？因此，尤见《随想录》以强烈的自省意识对“自我”进行无情解剖的可贵。评价“文革”中自己的“清白”，巴金直言不讳：“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2](P468) 回忆起动乱岁月中自己未能保护的小狗，巴金痛彻心肺地自责：“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2](P199) 想到老舍的自尽，巴金羞愧难当：“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2](P188) 在新时期之初针对“文革”的一片讨伐声中，巴金率先超越了对非人年代里个人苦难遭遇的控诉，而转向了对自身弱点的批判。如同他所热爱的高尔基笔下的勇士丹柯，巴金抓开了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高高举在头上，照亮了前方的路。
其次，在《随想录》中，巴金表现出坚决干预历史进程的姿态。面对历史的悲剧，巴金执着于再现历史真相、挖掘悲剧根源、“警醒后世”的态度，坚信人的理性力量能匡正历史的错误，避免悲剧再度发生。因此，作为身处历史中的人，历史责任意识是他们共同记录既往历史以及创造新的历史的关键。《随想录》中，巴金多次呼吁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他从“我”做起，将自己在历史浩劫中亲历的人事和自己对于人事的看法、感受诉诸笔端，为“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2](PXI) 尽一份绵薄之力。由于在《随想录》之前，干预现实的文学作品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屡遭厄运，在思想解放刚刚开始之际，多数作家在评价历史、表现现实时还心有余悸、裹足不前，《随想录》所表现出的对历史问题及其现实意义坚决干预的姿态就显得尤为可贵。
再次，《随想录》为匡正社会风气而实践并倡扬了“真话”精神。《随想录》被称为“说真话的大书”，一方面因为它是巴金“把心交给读者”的书，另一方面则因为它是反复呼唤“真话”精神的书。巴金在《随想录》中坚持“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2](P506) 写真人真事，抒发真情。无论是尽量保持平静叙述的《怀念萧珊》、《纪念雪峰》、《怀念胡风》等忆念散文，还是针砭时弊的《长官意志》、《衙内》等社会批判文字，皆以真话、真情打动人心。同时，巴金还在不断地论证和倡扬“真话”精神。《探索集》中有《说真话》、《再论说真话》、《写真话》，《真话集》中又有《三论讲真话》、《说真话之四》、《未来（说真话之五）》等篇章，对多年以来“假大空”遗风给予抵制和打击。在文学体裁中，散文本是尚真实的文体，小说、诗歌、戏剧虽允许虚构，但也需要艺术真实及指向生活本质的真实为依托，方有对人类精神的引领作用。然而，不正常的、非逻辑的历史致使中国20世纪中期的文学走了一大段歧路，这种情况下，巴金提出“真话”精神，意义非凡。在巴金的倡扬及思想解放的深入下，新时期文学渐渐恢复了说真话的传统。
与巴金的尖锐相比，萧乾的“文革”记忆偏于冷静。萧乾的《“文革”杂忆》由“山雨欲来”、“集训班”、“斗争会”、“标兵”、“最后的一句假话”、“‘文革’语言”等六个短篇组成，这里，萧乾通过以点带面式写作，再现了非人时代的非人关系以及非人生活，从而将对“文革”的反思集中于人的悲剧和民族集体无意识上，以达警醒后世之效。他笔下所呈现的非人的景观至少有三种：其一，正常的人伦关系被破坏、正常的人伦感情被隐藏或被消泯。“集训班”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一天，集训班的一位学员从三楼甩下一条特大的大字报：‘打倒大叛徒某某’，而这位某某正是贴者的乃父，他们父子同是集训班的学员。这一大义灭亲之举自然引起轰动。更使人惊奇的是，那位某某安详地扇着一把大折扇，也站在那里同我们一道看，没发一点火。我捉摸起他那份平宁。一，他心里也许明白揭的并非事实；二呢，他也许想，孩子这么一划清界限，今后日子会好过些了吧。”[3](P205) 这一幕，既可以看作是充满悲剧意味的喜剧，也可以当成充满喜剧意味的悲剧。悲喜的难分难辨凸显的是世态的荒诞不经。其二，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人的独立思想、人格、尊严皆被践踏，或出于被迫，或中毒太深，人成为假话与谎言的奴隶。譬如，“最后的一句假话”中的“响当当”本一直是批黑战斗队中的佼佼者，在妻子因“反动”标语而被处决之时都能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与工宣队成员打篮球。因为被对立面贴了大字报质问他“文革”前喜欢胡吹时露出的破绽，他于夜间跳楼自杀，咽气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梦见——有特务——我追——就跳了——”然而，“事后大批判栏贴出的工宣队的告示，依旧说他是自绝于人民”。[3](P212)“文革”中，悲剧无数，但读到如此彻底的悲剧，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三，批评逻辑绝迹，一个民族的语言方式被改变，霸权式话语嘲弄着人的理性。“‘文革’语言”中，萧乾总结了大批判语言“重气势”、“不屑说理”等特征，而后，提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究竟这种语言是1966年自天而降或革命小将们的独创呢，还是早有其渊源？同时，更值得关怀的是：那种重型词句的使用以及其论证的方式，如今已经绝迹了吗？”[3](P214) 这种针对现实与未来的追问呼应了巴金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召唤，也体现出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宝贵的忧患精神及对后世的责任意识。
20世纪90年代，巴金的耻辱意识及萧乾的忧患精神在季羡林回顾“文革”的散文中得到了接续。季羡林发表的散文中，叙写自己这一代人“文革”遭际的《牛棚杂忆》最有力量。这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它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观看“文革”的视角，具有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在于文本的精神内涵指向了对中国知识分子日渐缺乏的“士”的意识的再度高扬。其实，对“士”的意识的反思与扬弃在季羡林散文中几乎无处不在。不过，在《牛棚杂忆》、《回忆陈寅恪先生》、《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龙抄本〈牛棚杂忆〉序》等文章中，这种意识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这些作品中，季羡林将“文革”中自己的生存状态定义为“士可杀，亦可辱”的“苟活”。季羡林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又说：“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4](P46)“士可杀，不可辱”本是士人自尊的表现。颜触与齐宣王的士贵王贵之辩是高扬“士”的自尊的千古美谈。然而，个体自尊须以社会尊重为基础。“士贵耳，王者不贵”应该体现为一种不肯屈就的处世态度，一种“不淫、不移、不屈”的精神。但是，“文革”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失去了“不淫、不移、不屈”的坚定。对此，季羡林的散文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社会尊重的基础丧失之时，知识分子如何自处？虽然这不是文学问题，但精深的思想却是文学作品的要义之一。《牛棚杂忆》等作品就是因思想的深邃赢得了荣耀。
回忆“文革”中自己及其他人的软弱性、依附性，季羡林痛定思痛，在自我剖白中，以老舍、陈寅恪为旗，高扬“士”的独立精神与自尊。在他眼中，老舍的以死守节，陈寅恪的大彻大悟都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与强烈自尊心的表现，这才是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品格。这样，季羡林反思“文革”的作品，成就不仅在于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更在于他的反思精神与巴金的《随想录》一脉相承且更为深入。正视耻辱并咀嚼耻辱，希望灾难后重建人的尊严意识、耻辱意识，从而捍卫个人尊严、捍卫人性尊严，这使得季羡林回忆“文革”散文的意义指向了对人类尊严与幸福的启示性渴望和呼唤。
以上几位作家的散文皆为“有补于世道人心”而作，将文学“警世”与“醒世”的讽谏功能作为自己作品意义的指归。由此，他们以自我解剖精神及耻辱意识建立起来的精神品格便成为其作品超越文学性之上的价值所在。
二、汰除恩怨与宽容节制
不同于巴金等人对自我或他者的不留余地的解剖，孙犁、杨绛和陈白尘的“文革”记忆更多采取宽容节制原则，指向寒冷中的微温。他们刻意遮蔽了个人的、民族的伤痛记忆，而宽容节制地将笔力集中于对富于人情味儿的生活片段的回顾上，并在回顾中表现出举重若轻的人生态度。
孙犁在晚年选择散文来回顾过往，倾吐积愫。他的散文“取眼之所见，身之所经为题材；以类型或典型之法去编写；以助人反思，教育后代为目的；以反映真相，汰除恩怨为箴铭”。[5](P269) 因为“汰除恩怨”的自律，孙犁对于关乎时代变迁的个人历史的叙述是有选择性的。他选择的多是个人历史中风和日丽的日子，即便写到阴霾满空的“文革”岁月，他也会选择那些能在阴霾中略见微光的往事，而很少涉及阴霾后的电闪雷鸣。例如《删去的文字》中记述来外调的“两个穿着军服的非军人”对自己粗暴的武力手段只寥寥几笔，且心平气和，而描述略有旧交的女同志和素不相识的歌舞团女演员对自己的宽厚却用了大量篇幅。显然，孙犁提到“非军人”的野蛮行为只是为反衬女同志和女演员在非常时期“竟然能够保持正常表情的面孔和一颗正常跳动的心”。这也许与孙犁一贯善于发现美、赞扬美的人生态度及写作立场有关。
因感情上的自我节制，孙犁的文字不似巴金的文字那样饱含热情，虽一样以取信后世、教育后代为目的，孙犁忆旧说史时感情内敛，尽量不动声色。因此，他的散文多客观呈现，少主观议论。他似乎想以“零度情感”远观往事，尽量超然于世态人情之外，不着褒贬。这种情感的自我节制既让所有喜悦和幸福所带来的喧闹变得沉静，也淡化了世间一切灾祸和意外可能产生的创痛。所以，读孙犁的散文，整体感受到的是其文风的自然平淡、不急不缓、不温不火及文境的中和之美。但是，这并不是说孙犁散文总是波澜不兴。事实上，在忆旧的过程中，话题每与“文革”有关，孙犁便会不自觉地露出批判的锋芒。例如，《删去的文字》谈到“文革”结束后自己在发表纪念友人文章时的谨慎，他自我批判道：“你看，这时已经是一九七七年的春天了，揪出‘四人帮’已经很久，我的精神枷锁还这样沉重。”在《谈柳宗元》中，有感于“文革”造成的人们表达感情时的集体失语，他慨叹说：“我们习惯于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在揭示现实生活方面，其能力和胆量确是有逊于古人了。”《画的梦》中，孙犁更是一反一贯的自我节制，痛悔他这一代人的懦弱并直接痛斥“四人帮”爪牙：“过去，我们太怯弱了，太驯服了，这样就助长了那些政治骗子的野心，他们以为人民都是阿斗，可以玩弄于他们的股掌之上。”这些例子说明，虽然孙犁散文的美学风格为含蓄蕴藉，但并非绝无怨怒之言。只是这种怨怒之言并不常见，并总是适可而止。因此，总体看来，孙犁有限的“文革”记忆总是以“汰除恩怨”、记取美好为感情基调的。
与孙犁叙事态度相近的“老生代”作家是杨绛。《干校六记》是杨绛从1969年底至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生活的速写。虽只选取了干校生活的六件事：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却极传神地勾勒出了其干校生活的基本面貌和轮廓。琐事记忆与宽容取向是杨绛选材和叙事的态度。不仅《干校六记》如此，包括她后来的创作在内，但凡有关政治“运动”的篇章，杨绛都采取了这一立场。摧残了一代人身心的“文革”，是那一代人记忆的隐痛，一旦遭遇这段隐痛，每个人都要寻求对自己最有效的疗痛方法。巴金揭开伤疤，发愤著书；孙犁不堪回首，尽量回避；杨绛的记忆则选择了离乱挫折中的人间温情和琐事。《干校六记》中，她为我们展示的“大背景中的小点缀，大故事中的小插曲”② 是黑暗中的火花、艰难中的乐趣、无望中的慰藉，表现出了个人面对历史灾难与谬误时的罕见的大度与宽宥。这是《干校六记》最为可贵的内在精神。这种温情和宽容的取向在6年后出版的散文集《将饮茶》中更为明确。在被称为《干校六记》“姊妹篇”的《丙午丁未年纪事》之“乌云与金边”中，杨绛说：“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与热的金边。”杨绛的这种想法是我们解读她眼中的历史的基点。基于这种想法，杨绛忆取的干校生活皆颇是琐碎的逸事，讲述的语调也极为戏谑：《学圃记闲》里，被“劳动改造”分开的老夫妇生活上本多有不便，但因钱钟书所奉取信差事之便，常能在往返途中到菜园看望杨绛，杨绛便打趣道：“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菜园新盖的厕所没有门，杨绛与同伴阿香特地为厕所编了一幅漂亮的门帘，她自述：“我们非常得意，挂在厕所门口，觉得这厕所也不同寻常。谁料第二天清早跑到菜地一看，门帘不知去向，积的粪肥也给过路人打扫一空。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小趋”记情》中，有情有义的小狗“小趋”，非但不能保护胆小的杨绛，反而要杨绛保护它。因为“威虎山”（大土堆之名）上的两条大狗都表现出对“小趋”的爱慕之意，杨绛便蓄意结识了它们，不但见了它们总招呼，偶尔还巴结地给它们饭吃，而表面上的从容只为不让它们看出这位“保护人”实际多么软弱可欺。《丙午丁未年纪事》则一一记下了“革命群众”为她挑扎在手指的刺、替她做砖、锄草、做详细的会议记录等事，并得出结论——革命群众其实都是“披着狼皮的羊”。凡此噩梦岁月的种种旧事，经杨绛平静又略带戏谑的叙述，读之常令人有荒诞中的微笑。
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收录了杨绛1994年前散文作品的《杨绛散文》中，杨绛以19世纪英国诗人蓝德的诗作为自己人生态度的总结，诗云：“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隐身衣》中，她提出“卑微”乃人世间的“隐身衣”，并阐述：“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藉此，我们就更能了解杨绛的人生哲学，了解她隐忍的、内敛的历史叙事态度了。在这种历史叙事态度下，淡看仇怨、记取温暖成就了杨绛返观历史的散文的冷静、从容与委婉。
陈白尘的《云梦断忆》与杨绛的《干校六记》被认为是新时期之初，叙写“五七干校”生活的“双璧”。《云梦断忆》写了“干校”生活中几个难忘的人和几件难忘的事。因为“回忆总是蒙上彩色玻璃似的，因而也是如云如梦，总觉美丽的”，[6](P536) 朴拙、实在的贾房东，正义、勇敢的贾老二，以及善解人意的鸭群便自然而然地涌入陈白尘的“断忆”中。
在陈白尘“蒙上彩色玻璃”的回忆中，最为温暖人心的莫过于关于房东一家友谊的那段追忆。作为被下放的“黑帮分子”，在房东家生活的第一个月，陈白尘与房东一家如同陌路之人。但一个雨天，贾老二“从锅膛里铲出热灰往靴筒里灌”[6](P539) 的行为，不但焐干了陈白尘湿漉漉的破胶靴，而且温热了他的心，尤其“一声亲密的‘大爷’”，竟使他终夜难眠。就此，他与贾老二的友谊开始了。不过，在离开贾家之前，他与贾家人的交往只限于老二一人。在即将离开的时刻，房东贾大爷“这位沉默寡言的人，突然唠叨起来，说他如何对不起我，没有很好照应，说得异常诚恳，并要推谢我的礼物”。[6](P547) 这还不够，当陈白尘某日转回贾家湾放鸭子时，贾老大奉父命专程来请他“到家里喝茶去”，而这一顿“茶”，“简直是大摆筵席：红烧肉，煨蹄髈，腌咸肉，都做好了”，陈白尘感慨：“此时此地而被待以上宾之礼，在我这‘黑帮分子’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可算是异数了！”[6](P549) 在批斗声、呵斥声不绝于耳的岁月，面对“贾大爷那样眉开眼笑的高兴劲儿，贾老三劝这劝那的殷勤劲儿，加上贾老二半责备半命令的霸道劲儿”，[6](P549) 这是怎样的一幅“冬天里的春天”画面！基于人性的善良与厚诚以及朴素的、直觉的判断，贾家人向陈白尘伸出了友谊之手。陈白尘在回忆“文革”生活时着意将这一部分书写出来，是为说明时代的荒谬并不能泯灭人性的美好。
不过，“彩色玻璃似的”回忆并非陈白尘“断忆”的全部。除此而外，陈白尘还呈现了无辜者受冤、孩童被毒化、小人得志、旧友“割席”等人间炎凉和世相荒谬，并用他写惯了讽刺喜剧的笔，“于嬉笑之中痛斥丑恶，于诙谐之下鞭挞罪孽”。③
如果说杨绛的《干校六记》是关于“文革”的温情篇，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则是“温情+嘲讽”篇。虽然“断忆”中多有温情之笔，但并不妨碍酸辣的嘲弄手段的运用。“忆茅舍”中，对于被从条件转好的连部分配去“茅舍”看菜园，陈白尘如是描述当时自己的境况和心理：“这算是升迁还是降级呢，没有交代，我自不明白。因此，我是应该高兴还是悲观失望呢，也就说不清。但还是欣然接受了命令，因为除了欣然之外，我也无法表态。”[6](P552) 显然，这里作者的幽默实为无奈的自我解嘲。“眸子”中，众人皆恶语相对的岁月里，曾用甜蜜的声音叫陈白尘“爷爷”的三岁女孩，两年后则恶狠狠地以“大黑帮”、“大坏蛋”的愤怒叫声拒绝了陈白尘的友善。陈白尘痛陈：“批斗会上的任何恶言恶语，我都可以置若罔闻；但小姑娘这一声骂，恰似万箭穿心！我不能不痛苦，脸红心跳，以至流了泪。”[6](P590) 并在十几年后回忆的时刻猜想：“不知在他们幼稚心灵上所刻下的仇恨或同情，是否还起作用？”“幼小者的灵魂，本来是白玉无瑕，但在那‘文革’空气中遭受污染，如今是否完全消毒了呢？”[6](P591～592) 在文章结尾，陈白尘又说明写“眸子”：“其意并不在于揭某些人阴私，而是想到他们也都是有儿有女的人，不知他们又何以教育后代？”[6](P593) 其他“断忆”的篇章，如“忆‘甲骨文’”、“忆探亲”等，也都既包含了回忆时的苍凉，并蕴含着对现实与未来的忧虑及希望，这是“断忆”诙谐幽默语言包裹下的严肃的内核。在《云梦断忆》的后记中，陈白尘明确地说，“希望读者不要当它‘一笑散’”，[7](P123) 因为“断忆”的诙谐指向的是反讽，它需要读者在笑中对历史的谬误和人性的弱点有所反思。《听楼梯笔记》更有还原历史本相、“警醒后世”之深意。因此，陈白尘将包括“云梦断忆”在内的系列的生活回忆性散文，算作他对人世的告别，④ 态度是庄严郑重的。
其实，无论孙犁的克制，杨绛的调侃，还是陈白尘的嘲讽，都是他们在面对历史谬误时对经历蹉跎岁月的反顾。基于共同的向善向美的心愿，也基于对知识分子避世的人生态度的反顾，他们方不去深究谬误的痛彻，而转向了对黑暗中零星亮点的捕捉。
“文学重虚构、重修饰，强调主观情感与理念的表达；史学的本分则是秉笔直书，忠于事实本身。”[8] 综而观之，“老生代”作家在“回首向来萧瑟处”时，不但以对历史人生深刻、透彻而又宽容、通达的认识完成了自问自答，而且以“亲历”再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巴金、萧乾、季羡林等人在自我解剖与社会批评中流露出了显明的以史为鉴的创作意图，孙犁、杨绛、陈白尘等虽因个人气质与美学取向而转向了规避冤仇记忆，但也委婉地表现出一种反思精神。虽然他们对“文革”的记忆选择与表述态度是不同、甚至相反的，但其作品抵达的终点却是同一的，即驱恶扬善。并且，两种叙事态度恰从两个方面共同构筑了中国式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精神。以巴金为代表的“文革”记忆既充满了中国文人的耻辱意识、忧患意识，又承担了知识分子的美刺责任，是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的文学诉求；杨绛等人的“文革”书写则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贯的苦中隐忍、避世自适的精神，以及对世界善意的理解，是知识分子举重若轻的个人修为的文学表达。两种“文革”记忆与表述构成了互补，共同诠释出多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度。从这个角度看，研究“老生代”的“文革”记忆散文，不仅有文学价值，且具社会学意义。
注释：
① 学术界对作为整体的“老生代”散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楼肇明、止庵的《瀚海冰川仿沧桑：关于老生代散文的对话》，见《南方文坛》1997年第2期；2.楼肇明等著《繁华遮蔽下的贫困——九十年代散文之路》，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此书第二章对“老生代散文”的发展及特征做出了初步梳理及总结。
② 这是钱钟书在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中，对《干校六记》取材的概括。参见：杨绛著《干校六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③ 这是陈白尘的女儿陈虹在为《对人世的告别》所作的《父亲的故事（代序）》中，对《云梦断忆》写作宗旨的总结。参见：陈白尘著《对人世的告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页。
④ 转引自陈虹《〈对人世的告别〉编后记》，参见：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33页。陈白尘的原话为：“……共七八册，形成系列的生活回忆（但我避免叫“回忆录”这一名称）性的散文，算作我对人世的告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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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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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葛红兵，徐谓．“文史合一”：历史言说的传统维度及其误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