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微写作”风生水起，“微时代”呼之欲出。“微写作”具有以下特征：写作的形式化和即时性、内容的碎片化和消费性以及参与群体的部落化与草根性。“微时代”的来临，给文化批评界提出了新的挑战。批评界要面对这一现实，深度参与到“微平台”的运作中去，使自己和批评对象处于同一语境；要关注微平台的热点话题，努力去担当“意见领袖”；适当调整自己的写作笔法，探究如何化艰涩为直白、化深奥为浅显，努力建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互动的平台和桥梁。

【关 键 词】微写作/消费主义/微平台/文化批评

时代之名的更迭，正是对现实中社会文化形态转变的理论呼应。每一个以时代冠名的文化进程，都有着与之相伴的文化诉求与文化范式。微博、微信的风行，微小说、微电影、微童话、微评论的风生水起，正是“微时代”来临的重要文化表征。何谓“微时代”？有学者如此界定：“微时代是以信息数字技术为基础，是用数字通信技术，运用音频、视频、文字、图像等多种方式，通过新型的、移动便捷的显示终端，进行以实时、互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传播活动的新的传播时代。”①在微终端构成的世界中，写作主体与工具、媒体与受众的关系被重新构架，文本的写作被重新定义，意识形态的运作也有了新的方式和路径。麦克卢汉说：“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和认识模式，所以它们都倾向于为每一个、每件事规定一些受宠的模式。”②对于文化批评而言，直面、探究这个时代特定的、流行的写作方式和文化模式，正是开展批评活动的起点。

一、“微时代”的写作特征

近年来兴起大量的“微写作”，如微散文、微童话、微小说、微评论等，这些以“微”命名的文体和原来的文体相比有较大的差异，具有以下突出特征。

1.写作的形式化和即时性

“微写作”在形式上往往短小精悍、高度浓缩。这一方面是因为文本容量先天受限，如微博的文字必须控制在140字以内；另一方面是受制于传播媒体特点，因为长文不适合在手机及平板电脑上写作和传播。“微写作”是一种独特的全媒体写作，可以将图片、视频和文字组合在一起，以达到“有图有真相”的视觉效果。就文字作用而言，除了“以文配图”，以文字来阐述、弥补图像之不足，达成“图文并茂”的效果外，还追求传播效应，以一种“微”言耸听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视线，以免自己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比如目前在微信上传播的文章常采用“不能再经典了……不看一定后悔”“你绝对不能错过”“建议永久保存”等标题党套路来吸引读者的眼球。

这种形式化的特征来源于“微写作”的即时性要求。“微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当下写作”，其价值和意义在于将当下所发生的事情、需要表达的信息尽可能以最简要、最快捷的方式传播出去，以抢占传播先机。接收者是在一种零碎时间进行阅读和接收的，无论在时间还是心态上，都更倾向于接受短平快的信息。此外，即时性还在于媒体信息流动的快速性造成信息更替的频繁性。一条信息发出后，很快就会被更新鲜的资讯所覆盖。因此，如何保持信息的延时性，成为传播者的最大难题。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写作者经常将信息内容进行分割、分步发布，不断更新，以保持写作上的即时性，并获取持续的关注度。

2.内容的碎片化和消费性

“微写作”的形式化追求直接造成了写作内容的碎片化。因为140字以内的“微写作”很多时候注定无法承载写作主体全部的意旨，于是，只择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行组合而不过多地考虑逻辑性成为最常见的写作方式，由此造成了内容的碎片化呈现。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剪切、复制、拼贴、链接等碎片化重组手段不断丰富，互联网时代的文本成为相互链接的文本碎片。根据“视觉优先”的传播特征，图片和文字的拼贴、断章取义及标题党式的写作笔法等都是强化关注度的常见写作手法，由此进一步造成内容的拼贴化。同时，写作时间的碎片化也决定了内容的碎片化。会议上的无聊时光，购物回来的小憩，在餐厅等待上菜的片刻，看完电影回来后的点滴感悟，等等，这些零碎时光中记载的微小人生片段，呈现出来的也正是“一地鸡毛”的生活本相。

但是，正如一件碎成了无数块的瓷器，每一块碎片都彰显着原有的纹路。碎片化既是“微时代”文本的一种呈现方式，也是这个时代的总体性生存境遇。而这些转瞬即逝的碎片化场景与文化记忆，也传达着当下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本质。就当前“微写作”中呈现出来的“一地鸡毛”而言，其实都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紧紧牵引。费瑟斯通认为：“消费社会中的文化被认为是碎片化的符号与形象漂浮不定的大杂烩，它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符号游戏，破坏了经久不衰的象征意义和文化秩序的基础。”③“消费文化的这种关键特征——文化的碎片化和过度生产——也经常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④从越来越多的淘宝商家装扮成粉丝在微博潜伏、越来越多商家以及个人入驻微信开出“微店”，到今天各种支付方式的嵌入，所有的微文化阵地已经被浓郁的商业氛围所包围。你“带着微博去旅行”，一路发布着美景、美食的照片以及旅行见闻；而那些追看着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亿万花痴”观众，一边在微信朋友圈疯狂转发《〈何以笙箫默〉里的餐厅!都在江浙沪，一点也不远!》《〈何以笙箫默〉取景地全揭秘：原来主演们都去寻访了这些江南美景》等广告软文，一边在淘宝上寻找“何太最同款服装”、带sunshine坠子的项链、床品、吊灯……伴随着被彻底玩坏的“何以体”的泛滥，是“何以琛喊你‘边看边买’”的消费陷阱。表面上看来，受众在这一过程中也通过分享、转发、点赞、评论等方式享受了消费的快感，但是，这种生产化的消费快感却根本无法逃脱消费意识形态的主宰。因为这种由消费意识形态引导而生的消费欲望，本质上只能说是一种“欲求”，而不是客观的生活需要。如贝里所说：“需要是客观的、普遍的，是人类整体性的需要；欲求则是一种行为原则，他指明了是具体所需之物。”⑤前面所列的这些“欲求”基本都是商业生产出来的，是动用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虚假的需求，是一种强迫性的消费。这种强迫性的消费诱导有着相当温柔和隐蔽的方式，比如以时尚、个性、流行等方式来“请君入瓮”。但是，无强迫才是最大的强迫，现代消费社会的符号操控术日益完善，所谓的消费主体越来越成为丧失主体性的消费大众。因此，当“微时代”的作者们对着一桌好菜、一片美景狂拍、发帖，将对着二维码“扫一扫”当作一种生活习惯时，他们正和这个消费社会为其提供的角色进行着最为完美的互动和共谋。

3.写作群体的部落化与草根性

在写作群体上，由于“微平台”社交化的功能倾向，“微写作”的部落化特征也愈加明显。人们通过微博、微信、来往等平台与他人互动，这种社交方式已经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化特征，造成人际交往的部落化。尤其是当前微信赶超微博，后来居上的发展趋势，更进一步显现出“部落化”的趋势。从本质而言，这是由“微文化”的草根性所决定的。因为“微时代”的写作门槛极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主体，即“自媒体”；而信息的庞杂和泛滥，则进一步造成了“信息茧房”的倾向。所谓的“信息茧房”，是指将爱好和兴趣相投的人，逐渐吸引到一个信息群里。⑥由此，亚文化群体的不断崛起，部落群体之间的不断交叉，使得群体意见更加分散。“微时代”的部落化消解了原来的文化区隔，甚至消解了精英文化群体的霸权地位，使得新的文化公共空间变得更为众声喧哗，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隐患。同时，草根文化主体日益成为主流群体的趋势也变得更加明显。在现阶段，“微平台”中对于严肃事件、涉及公共利益事件的关注，远远低于对明星八卦的关注，即是这一问题的重要表征。2014年7月初，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因为在京东商城购物遭遇延误而在微博上吐槽，引发网民疯狂讨论，一时间王思聪粉丝暴涨到300万，成为热门事件。而同时期涉及社会安全的新疆暴力恐怖事件、杭州公交车起火事件以及马航7•17坠机事件等，关注度却连其1/10也不到。从娱乐界来说，明星的八卦新闻成为“微写作”关注的热点。从2014年年初李亚鹏、王菲的离婚到王菲与谢霆锋的复合、2014年3月底文章和姚笛的外遇事件，到2015年年初京东老板刘强东与奶茶妹妹的分合、演员陈赫的离婚与出轨事件，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当时微博和微信传播中的第一事件。当时文章发表道歉的微博在3小时内转发量达到130多万，而陈赫承认离婚的微博4小时内互动量更是达到了280万。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强东和奶茶妹妹互相删除微博事件，使得“他从全世界删除了你，你却为他删除了全世界”这句话火爆朋友圈，最后演变为各路商家的海报大赛。这场据传始于“炒作”的商界大佬与网络新秀的高调恋爱以及情变事件，充分验证了这个“微时代”意识形态运作“万剑归宗”的本质特点，以及最终被“消费黑洞”吞没一切的永恒归宿。在媒体生产大众——大众疯狂消费娱乐新闻——大众被商家消费——商家购买媒体资源这一循环往复的运作过程中，“微平台”越来越成为一个自娱自乐、自给自足的封闭性世界，这无论是对文化格局的平衡而言，还是对促进大众文化整体素养走向提升的终极目标来说，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

二、文化批评何为

毫无疑问，各种“微写作”的盛行，已经成为当前文化的重要表征。无论我们是否认同“微文化”这个概念，“微时代”的命名是否成立，我们都无法否认当前文化的转型和变迁，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时代变迁中，文化批评何为？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限定一下“文化批评”这个概念。本文中的“文化批评”专指以学院派为主写作的文化批评，是相对于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而言的。在笔者看来，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已经搭上了新媒体的快车，正进入如火如荼的发展之中，而以学院派为主体的文化批评似乎还徘徊在“微文化”的边缘。对于以学院派为主的文化批评界而言，必须要直面这一文化转型，并积极参与到时代潮流中去。

1.积极面对现实，深度参与“微平台”运作

评论界首先要参与到“微文化”这一领域中去。因为从信息的获得、占有、推广来说，无论从速度还是广度，当首推微博、微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只着眼于传统网络媒体，人们所获得的批评信息是残缺不全的，而只有从“微”入手，才可能找到进入整个批评世界的入口。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微文化”日益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并日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范式。唯有将“微文化”纳入研究者的观照视野，研究者才能进入当前文化的整体语境，而这正是客观认识研究对象的基础。就当前的“微写作”而言，如果我们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去忽视它，将它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必将导致我们对当前文化整体把握和理解的失衡，因为“了解流行文化又是理解当代社会的根本。在这样的语境下，将流行文化视为无足轻重就是否定任何我们对文化环境严肃的了解和联系”⑦；如果我们以传统写作原则和规程去考察它，便会得出千篇一律的结论，诸如语言的粗鄙化、随意性甚至误用以及对于流行文化“浅薄”的批判。诚如刘易斯所言：“流行文化研究一旦以美学为依据，那么它只能陷入关于那些标准的性质的争论当中，而这种论争是毫无意义的。流行文化之所以重要，首要的就是由于它的流行。”⑧而批评界要充分关注“微时代”的“微观”文化现象，“这并不是要轻视对更高雅的文化形式的研究，也不是要忽视与诸多文化形式相遇的深度，而仅仅是要重视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已有的文化形式的范围，从而试图理解这个社会”⑨。因此，对于学院派而言，必须要扩大视野，破除其固有的文化壁垒，将各类微媒体、“微平台”的特有现象也纳入观照的视野；对于“微时代”热词不断诞生、网络造句大赛疯狂以及网络恶搞文本层出不穷等文化现象，批评家也应该从“微时代”特有的语境入手去理解、考察，分析其背后的动因及可能造成的影响。唯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日新月异的现状，对于从事当前文化批评的学院派批评家提出了新的挑战。批评家要善于利用新媒体，因为对于批评家而言，如果没有进入微博、微信的领域，也就失去了和“微时代”的文化体验者所处共同语境的机会。试想，如果自己不身处其中，又怎能对此发言呢？有些批评家带着固有的思维定式，先将“微平台”上的流行文化打入“浅薄”行列，然后推出一系列带有很强武断性和主观性的“陈词滥调”。而当前“微平台”的草根化，其实也和很多文化批评家对其的疏远和隔膜有极大的关系。很多批评家表现出对于新媒体的冷漠和抗拒，既不愿意面对，也不愿意尝试使用新媒体，这样既失去了近距离把握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批评传播平台。

当然，使用新媒体平台对于很多文化批评者而言有些勉为其难，因为这涉及年龄、心态以及环境等问题，因此，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的批评者必须亲力亲为，利用“微平台”直接开展批评活动。在充分利用“微平台”方面，批评机构应该承担更多的工作。批评机构不应将“微平台”视为一块“飞地”而自动放弃，让文化批评的传播范畴仅仅局限在学院派内部。尤其是一些隶属于学院派的文化批评机构，诸如批评中心、评论期刊等应该积极参与到微文化平台的建设中，比如通过建微博、微信批评平台，将前沿性的批评信息及时推送出去，以扩大批评的影响力。在这些方面，传媒界显然更为前沿，一些传媒界的文化批评者经过几年的精耕细作，基本已经成为微博上的著名大V，一些批评机构也早已在微博和微信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其他文艺领域则显得相对滞后，大多数文学评论期刊基本和“微平台”绝缘，即使拥有平台也疏于打理。同时，拥有微博账号的纯文学评论家相对偏少，其中影响力较大的要数北京大学的张颐武教授。他较早在网上开博客、建微博，经过几年的历练已经成为网上的著名大V，粉丝已经达到780余万。随着微信的兴起，也有相当一批文化批评家拥有了个人微信公众号，如朱大可、金元浦等前沿批评家。2014年5月，财经记者吴晓波推出了自己的个人频道，每日将自己的文章和在爱奇艺上播出的视频上线，短短50天，订户达到50万。虽然吴晓波的评论隶属于财经领域，但是他的做法对于学院派批评机构和批评家也具有参照价值。因为对于文化批评界而言，不但要努力在“微平台”上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还应该探究如何让这些声音在纷繁芜杂的文化场中凸显出来、响亮起来。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实现文艺批评价值的最大化。

2.关注微话题，努力担当“意见领袖”

“微平台”上形成的文化热点和沸点，呈现出“八卦化”、琐碎化、微小化、草根化的特征，而且这种草根化和“八卦化”的信息越来越呈现出主流化的趋势，尤其是在消费主义逻辑的引导下，文化生态的失衡已经越来越明显。因此，文化批评的介入，尤其是独立文化批评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正如亨利•杰罗所说：“在一个社会缺少能够批判地分析它的矛盾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下，主流文化会更为有效地传播它的坏影响。而且，如果没有一个文化批评的领域，抵抗的知识分子在公众事务中就不会有自己的声音。”⑩文化批评界不但要努力建设“微平台”，而且要努力经营好这一平台，及时关注微文化的热点话题，发出学院派独立的声音。

比如陶东风教授对《甄嬛传》的批评，就是针对大众将《甄嬛传》奉为“职场启示录”“职场宝典”的网络狂欢所发出的一个独立而清醒的声音。陶东风教授认为，“比坏哲学”是《甄嬛传》所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他说：“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11)其实，这一观点最初见于他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重建我们的生活理想》，但是该文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后来《人民日报》向他约稿，他从这篇文章中截取了一部分交给了《人民日报》，并将涉及大学生抄袭的案例替换为电视剧《甄嬛传》的案例。没有想到的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经由微博和微信的传播，他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12)除此之外，朱大可对于电影《金陵十三钗》“情色爱国主义”大片的批判，周志强认为当下青春电影所呈现出来的“青春文化”不是“青年文化”的观点，都曾经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当然，这些专家的观点也不见得完全获得网民的赞同，但是，文化批评家面对热门话题，将一种独特的、理性的声音植入习惯于网络狂欢的“微平台”，而且部分担当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值得我们称道。从网络平台来看，群体从众心理、非理性追捧行为比较普遍，即桑坦斯所谓的“群体极化效应”非常明显。桑坦斯认为：“如果一个团体在一开始就有某些偏向，那么其成员就会在这个方向上提供更多的论点，只有极少部分会转移到另一方向，所以结果往往是朝着偏移的方向继续前行，最终形成极端化的观点。”(13)“意见领袖”的介入与引导，正是纠正网络江湖“部落化”“群体极化”的重要力量。从这一角度而言，“微平台”给学院派文化批评家们预留出了生存、发展的空间，因为学院派批评的介入，对于“微平台”自身的平衡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3.调整写作风格，建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互动的平台和桥梁

微时代的文化格局，使得学院派的批评更加难以发挥影响力。如何来破解这一困局？评论家除了深度介入、努力去建构自己的批评平台，还应该面对这一环境适当调整自己的写作笔法，探究如何让自己的文章化艰涩为直白、化深奥为浅显，努力建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互动的平台和桥梁。

首先，应大力提倡“微评论”的写作。如今的微评论，已经不限于微博140个字的微评，也不完全局限于“短小精悍”，因为“长微博”的嵌入、微信转发的不限字数，“微评论”的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事实上，目前“微平台”上转发量非常大的评论文章，除了一些原创的短评，还有一大部分是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的两三千字左右的评论文章。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这些微评论的转发量在快速增长，影响力也在日渐扩大。因此，应鼓励学院派批评家针对当前文化现象，及时写作短平快的评论文章，在“微平台”的大众文化潮流中传播理性、独立的声音。

其次，在个人写作风格上，应该倡导具有鲜明个性化的文字。正如大卫•波德维尔所说：“区别数以千计的评论凭借的更多是写作风格，而非才智、深度或者专业性。”(14)那些个性鲜明、文风别具一格的评论者往往更能脱颖而出，为读者所关注，他们也更易于在“微平台”上构建起自己的粉丝群。如在当前网络上享有盛名的草根剧评人“押沙龙在1966”和“北小京看话剧”，分别凭借其犀利的言辞、辛辣的文风和凝练大气的剧评风格，在微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两位剧评人选择匿名，但并不妨碍他们在网络江湖中的巨大影响力，并引起了学院派和民间的广泛关注。同样，“鹦鹉史航”“大旗虎皮”“周黎明”等，这些隶属于学院派的批评家，凭着专业、理性的见解和幽默独到的文风，成为网络上颇具声势的“知名影评人”。他们在“微平台”上发出的影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口碑”的走向，很多时候已经让电影出品方不敢轻视。

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更多学院派“意见领袖”的成长，独立、具有严肃性的文化批评也会在商业氛围浓重的“微平台”上占有自己的一块领地，从而让“微平台”上的评论变得更为理性、专业，以更好的姿态引领大众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掌控下的“身份”中突围出来，并促进“微平台”中大众审美素养的提升和健康文化氛围的营造。

注释：

①林群：《理性面对传播的“微时代”》，《青年记者》2010年第2期。

②[加]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3页。

③[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文化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④[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

⑤[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4页。

⑥“信息茧房”这一概念由凯斯•R•桑坦斯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参见[美]凯斯•R•桑坦斯：《信息乌托邦》，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⑦⑧⑨[美]刘易斯：《让我们严肃一点：青年文化授课笔记》，[美]托比•米勒编：《文化研究指南》，王晓路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5、263、264页。

⑩[美]亨利•吉罗、戴维•季维、保罗•史密斯、詹姆斯•索斯诺斯基：《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11)陶东风：《〈大长今〉比〈甄嬛传〉价值观更正确》，《人民日报》2013年9月19日。

(12)这一事例来自于笔者参加2014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学术会议，由陶东风本人在会议上讲述。

(13)[美]凯斯•R•桑坦斯：《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14)[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观照电影——艺术、评论和产业观察》，何超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