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条路，仿佛像五贡岁举，各种杂流，心绪也够烦恼了。这能怪学生吗？不能，他们当然不肯无故居人下。这能怪家长吗？不能。“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谁愿自己的儿子是个“监生”，“未入流”！况且许多习惯，许多法令，只是官样的编资格，不是认真的问能力。这在国外，可有些不然。即如美国，作技术事业的非college毕业不可，目下且非有ph．D（博士）不可之势。至于社会上一般事业，可并不如此，有能力，自有出头之日。即如杜鲁门总统，他不曾在college中读过书，况且美国的college在大学与高中标准之间，他竟作了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偏偏中国的社会过于重形式，加以科举思想至今仍深入人心，像美国那样海阔天空地凭努力创造一生，原来不容易。
但是，虽说如此，若一直下去，社会是不会健康的；教育成了变相的科举，是不能建近代型的国家的。
这个事实，使得一切办学校的感觉困难，学生在校以升学为目的，不以求学为目的，于是应做的事，不易做通；不必做的事，须做许多。这在大学尤其不了。即以两年中台大招生论，台大已尽其最大努力，而标准已经降到无法办。大致情形是这样：去年新生招考录取803人，正标准是四门主课加起来达200分；今年招考录取866人，正标准是四门主课加起达165分，因为今年算学题难些，国文亦略难些，故降低25分。此外尚有补充标准，所以补救一科有特长者。招进来的学生是这样：以今年论，录取八百余人中至少有一百五十人英文奇劣，又有很多人算学零分，英文之劣，劣到不如好的初中毕业生的达百数十人（或者尚不止），准备给他读两年英文。然而第一年数、理、化、动、植等科课本都是英文的，因为中文的没有，有也买不到。这怎么办？真够伤脑筋！再以中学毕业升人大学、学院、专科之人数论，教育厅统计毕业生升学者约为二分之一强，这样高的比例，在国内是没有的，在美国则是只有四分之一入大学的。有这两样情形，可以说，升学不算一件大不满人意的事了，然而不然，我为此事便成众矢之的。至于大学内的感觉，可就完全不同了，好些先生经常叫苦，以为收了这么多学生，实验难，改练习也不易，尤其是不少成分学力太差的学生，拖的程度好的学生颇难前进。想一个办法，不行，再想一个办法，又不通。累年淘汰吗？学校不能淘汰不进步的学生，好比人之不洗澡，是不能维持健康的，然若大量淘汰，又是纠纷。自我到台大以来，学生人数激增，转学生去年两次收了五百多，今年收了将近二百多，不知苦求了各系多少次，作揖打躬。以全部学生数目论，已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这总算努力了罢，而批评的正是相反！假如以为入大学是在混资格，不在读书，自然好办，但这是我绝不能接受的，假如政府当局有此方针，我只有走开。假如办大学是为读书的，大学不是混资格的，这本来不成问题的，然而困难就来了。目下收学生，在教学上已经问题百出，有的已经解决了，有的还在伤脑筋！
然而我不能怨批评的人，因为一切学校是过渡学校，过渡到大学然后止，不到不止。当年生员、举人、贡生、还可以老死，现在是非得到所谓某种学士不止，可叹的很，光绪戊戌年，已经谈到废科举，庚子后，真废了，改学校，然而国民思想还是如此。现在各级学校的办法，又是助成这一条“本位文化”的。
为改变这个风气，必须每一种学校有他自身的目的，毕业后，就业而不升学者应为多数，升学而不就业者应为少数。每一种学校既有他自身的目的，则在课程上训练上，应该明明表现出来，必须使其多数学生毕业后不至于不能就业，才算成功，若专为升学，岂不全变了预备学校？清朝的制度只有高等学校或大学预科是预备学校，现在几乎一切都是了。
第二，现在是游民教育，应该改为能力教育了。
因为一切学校成了过渡学校，一切教育成了资格教育（即当年之所谓“功名”），自然所造出来的人，游民多而生产者少了。经济学家的传统学说，称一切不直接生产的人为非生产的人，当然，在文明社会中，不能如许行之道，每人躬耕而食，但无其必要而不能生产，坐食的人，实在多不得，因为他们多了，便是游民多了。唐朝的韩愈辟佛，专从社会问题出发，当时的和尚、道士、尼姑、女道士，是逃避兵役、逃避租税、逃避劳动的人，弄得遍天下都是。于是韩公大叫苦，“古之为民者四（士农工商），今之为民者六（加上释道）。……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贸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他忘了一件，“士”也太多，也是消耗他人生产的。晚周思想发达，游宦也发达，寄生虫在一个豪家，便是“食客三千”，偏又不安分坐食，到处闹事，六国之衰耗与此大有关系，韩非“五蠢”之论，虽然偏激，也不是无谓而发的。
历史上的科举制度造出了些游民，为数究竟还少，然而在都邑也够奔走权门，在乡土也够鱼肉乡里的了。学校承袭科举制造游民，效能更大，学校越多，游民越多，毕业之后，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只有过其斯文的游民生活，而怨天怨地。有些制造“高等华人”的大学，在抗战中，其贡献不与其名望相称，到是有的比较实际的，在抗战中颇有效能了。举一例，同济的工科，是德国高工型（Technikum）而不是工科大学型(Tcechnische Hochschule)；后来虽有改变，然原有的底子仍在，是注重实际与实习的。抗战时，兵工厂大增，他们就很受欢迎。那些高自位置的，可就无所用之。
游民在社会中原是寄生虫，假如仅仅是装饰品，还可，做了寄生虫，被寄生的主人就是国家，可受不了！今天的寄生虫何止儒释道而已，各种各类，不生产而又享受，不能作社会上有用的人而作农民工人的担负。有时偌大的一个机构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社会中寄生分子。
而且中国教育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制造“高等华人”，“高等华人”就是外国人。一个人和社会的下层脱了节，大众所感觉所苦痛的，自己不能亲身了解，便成了“外国人”。这样“外国人”，尽管有的心意很好，是在空中楼阁中过日子的。我出身于士族的贫家，因为极穷，所以知道生民艰苦，然我所受的教育是中产以上的，是由于亲戚的帮忙。在中国英国德国的大学中，震于近代文明的灿烂，心中有不少象牙宝塔，对于大学的观念，百分之八九十是德国型，所以民国十五年回来以后，一切思路以欧洲开明主义时代以后的理想为理想，同情农民，而不了解农民。等到日本人打来，直跑到川藏边界上，和乡下老百姓住在一起，方才了解他们怎么样，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的是达到他们生活的生产力，他们最不需要的是游手好闲阶级，偏偏我们的教育不帮助他生产，而大批造成些剥削他的人。请问大学毕业，下乡的有几分之几，中学毕业肯作木工铁工的有几分之几。
所谓游民，有的是因为无能力而游，有的是“不甘居下”而游，痛改这个毛病，是学校的严重课题。针对这个毛病，学生在各级学校，应该受到能力的训练。所谓能力训练，就是生产的训练，和文明社会必要的训练，而且还不要养成他高自位置的心情。在大学应该有些别样情形，此意来再说。
第三，现在的学校是资格教育，应该改为求学教育。
读者或者觉得我这一条原则说得奇怪，现在的学校难道不是为的求学吗？当然，无论如何坏的学校，总有一部分学生在求学，然而整个的看看，这样的课本，艰难不道，能达到求学的大目的吗？这样的教法，能达到求学的大目的吗？（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入学校第一件事是在升级毕业，先生不好无所谓，设备不好更无所谓，只是毕业文凭乃真是要紧的，这究竟目的在学业还在资格，便很清楚了。假如中国人重视学业，轻视资格，或者重视学业过于重视资格，有好些学校是不会办下去的。
记得三十年前吴稚晖先生有个妙比喻，就是“面筋学生，油锅学堂”，学生的质料本只那么大，然一入某一种学堂。一“炸”之后，变得很大，外表很有可观，内容空空洞洞。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只要资格，就是说，炸得块头大大的，然而国家实在不应该老是开油锅的。
第四、现在的学校是阶级教育，应该改为机会均等教育。
所谓一切人一齐平等，本是做不到的，因为天生来在资质上便不平等的。但因为贫富的差别，或者既得利益的关系，使能升学的不能升，不能升学的反而升了，确是不公道，而且在近代社会中必是乱源。因此，社会上的待遇，虽无法求其绝对平等，然机会均等却应为政治的理想，所谓机会均等，并须先有教育机会均等为根本。
我以为待遇绝对平等，是做不到的。也许经过二三百年后，人类进化——目下正在退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或是做得到的，现在还远得很。早期的理想主义者，原有平等待遇的说法，但自十九世纪下半以后，再没有这样的学说。相当接近是应该的，绝对平均是有大害处的。
但教育均等，却是在中学以上必须做到的。做到的办法大略如下：
一、国民教育必须做到宪法上的要求，凡是适龄儿童，除非因残废疾病，必须受到国民教育，这是国家在教育上第一件当努力的。在台湾省，初中四年，也应于十年内变为义务教育。
二、在初中四年毕业后的层层升学，可要看他们的天赋和学力了。应该一步一步加紧。一面各地方各团体广大的创设辅助升学的名额，专给贫穷人家的子弟，远比办烂学校好得多，一面各级学校总要多多少少维持一个适宜的入学标准。由上一说，穷人而值得升学的，可以升学；由下一说，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弟，不值得升学的，不可升学。此外，各公立学校中尽量设置竞争式的奖学金，一切的努力在乎使贫富不同人家的子弟得到教育机会的均等。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钱为第一，即如大英帝国，在他“日之方中”时，一切人的价值似乎都以钱量他。十九世纪末老张伯伦便曾作过类此的—个“名言”。在资本主义未甚发达之落伍国家，另有些种金钱以外的怪势力，支配着社会，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有钱有势”作为一谈。其实“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女，无论如何，总要得到些使宜，例如：在家不必操作，更有教师补课，等等，所以绝对的平等如“化学纯净”一件事，是做不到的，然而大原则的平等却是我们必须祈求的。
这一点，我们还要打一个折扣，否则又成幻想者。这个折扣是这样，国民学校毕业后，如果“升学”，仍大体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无法以才学判别。中国人大多数是农人，城市中大多数为工人（至少应为工人），农家工人的子弟在国民学校毕业后，我们要设法拔擢特别好的，辅助他“升学”，但这数目是有限的，多数如果继续读书，总要走职业学校一条路，但职业学校出身而有天才者也应该给他一条“进修”的道路，说法详下章。至于中等学校以上，可就必须以天资学力为就学之原则，其他一切减之又减，以符合教育均等的原则。
第五、现在的学校颇有幻想成分，我们应当改为现实教育。
幻想不是理想，尽管理想中可以包括幻想，也是时常包括着。理想者，有一个高标准，而不与现状相同，如何并能否由现状达到理想，便决定这个理想的价值。幻想者，妄作聪明，学而不思，思而不学，以至做梦，多半并无目的。假如说我们的学校制度不含幻想成分，我请以下列问题回答。
一、我们这一套学校，照他的性质，照他的数目比例，为的是什么？
二、我们这一套学校，抗战以来、越来越多，可曾于创办之前想到师资从哪里出来否？
三、我们这一套学校，学生毕业之后，究竟能有多少就业？就业后效果如何？可以不为社会之累赘否？
四、我们办这一套学校，曾用何种方法使他一校有一校之作用，而不是仅仅挂牌子发文凭？
五、我们国家的人力物力，能办多少？办了后，能否增进人力物力，以便再去办！
这些问题，不过举例而已。假如对这些问题不能作一自信的答案，那么其中含有幻想的成分，大约不免罢！
（本文为节选。原载1950年12月15日台湾《大陆杂志》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