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对西方国家金融、政治与社会危机的反思中，许多人将福利制度看作危机的根源，谨防“福利病”和“福利陷阱”的话语十分流行。这种反思与批评，夸大了福利制度的负面效应而忽视了其正面功能，在认识上也放大了中国福利社会建设的困难。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战略，是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抓住新的发展机遇的重要选择。建设福利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加快福利社会建设，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途径；加强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的福利社会建设，也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在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突出的条件下，加快福利社会建设是中国应对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途径；福利社会建设也是促进社会认同、重塑价值共同性的重要途径，也将为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文所说的“福利社会”概念，是以广义的“社会福利”概念为基础的，是指为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健康和幸福的各种政策和社会服务。所谓“福利社会建设”，就是指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健康和幸福的各种政策和社会服务建设，就是要加强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实现从“小福利”向“大福利”的转变。[1]之所以要强调“大福利”和“福利社会”的概念，一个主要原因是单靠狭义的社会福利等社会政策，是难以解决贫富分化等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社会不平等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由所有制、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等经济制度与政策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因此，除了狭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外，还需要通过收入分配、税收等经济制度与体制的调整等方式加以减缩。此外，“福利社会”也强调社会各群体和个人的心态层面，强调人民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的“有感发展”。
一、福利制度建设与社会现代化
(一)福利制度与经济社会转型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建立的福利国家制度，作为“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装置”，[2](P8)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如通过对工人基本生活水平的保证，削弱了工人的反抗意识，在政治方面缓和了阶级对立，将阶级性的利益对立转化为一定程度上更具建设性的冲突解决形式，从而维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另外，国家通过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通过教育培训等投资，改善人力资本状况、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顺利实现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提高市场经济体系的效率；此外，从文化层面来说，福利制度被视为一种促进社会公正的制度安排，提高了国家和社会相关制度的合法性，[3](P26～36)为国家认同与社会整合提供了制度化支撑。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经验就是顺应工业化、城市化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制度层面通过国家的“社会改良政策”来满足工人阶级的主要要求，以防止工人阶级颠覆私有财产制度，协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摆脱毁灭性的阶级对抗。[3](P21)福利国家体制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问题，但它通过对国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在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制度化支持，有助于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流动与社会活力，从而保持社会的安定与进步。
(二)福利制度与西方国家危机
福利国家制度对缓解发达工业化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冲突、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近几十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福利国家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失业率升高等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人们将这些问题归因于福利国家制度，关于福利国家危机及其变革也成为争论并引发社会冲突的核心议题。
批评者认为，福利制度形塑了一种依赖文化，产生了福利依赖群体，作为人们的基本权利的社会福利以及“福利刚性”，使得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日益膨胀，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福利制度提升了劳动力成本，削弱了福利国家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从而也加剧失业和贫困问题。关于福利制度的这类批评貌似有理，其实有诸多认识上的误区和社会建构的成分。将当前西方福利国家危机归因于福利制度，并没有看到危机背后的资本主义根源，福利制度无疑被当成了“替罪羊”。
实际上，关于福利制度必然使人们产生福利依赖、影响经济效率的话语有严重的分析缺陷，关于福利只可增不可减的“福利刚性”论，也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人性自私和贪婪的假设为基础的，缺乏充分的社会学依据；当前西方国家的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影响其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正是不平等，而不是福利制度。围绕福利制度的争论和所谓“福利国家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彰显；如果说福利或福利制度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有关联，也是源于日益形式化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社会共识的日益缺乏，也是福利国家危机论话语流行的基础。在各种危机和批评的压力下，福利国家普遍推行福利主体多元化的改革。不过，无论如何改革，在现代风险社会，国家和政府的福利责任和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某些领域，国家和政府的福利责任还需要扩展和强化。例如，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原先以民族国家为界限构建的福利国家制度，在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上对劳动力移民群体的排斥普遍存在，已日益成为福利国家社会分化、族群冲突和社会稳定等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福利国家在完善福利制度、减少福利排斥，以及建立突破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或区域性福利保障合作机制等方面，依然任重道远。[4]
(三)福利制度改革背景及逻辑的中西差异
福利国家在全球化、老龄化等趋势及其挑战下，福利制度改革的普遍做法是试图减弱国家的福利责任。福利国家制度的批评者也据此强调中国建立普惠性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困难，并基于“福利刚性论”的话语，强调中国提升社会福利必须要小步走，要趁早严格控制福利费用的增长，而不是从某种道德理想出发一味地强调扩大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准。[5]实际上，关于“福利病”、“社会福利社会责任论”、“社会福利可替代论”等观点，都是对社会福利事业的误解，也正是这些观点的流行，导致了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滞后，并深刻地影响到国民的实际生活质量。[6]
“福利病”的话语及分析逻辑，忽视了国家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必然性，也忽视了福利制度在社会稳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更缺乏对中国与西方福利国家在福利制度建设与改革上的背景和逻辑差异的比较分析。首先，就福利水平而言，与西方福利国家相比，中国的福利水平还很低，放大福利国家制度负面效应的话语无疑会影响到我国福利制度建设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在政策与实践层面，我国政府已越来越成为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其次，从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来说，西方国家改革的方向多是福利多元化，弱化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强调个人、社区、市场的责任。尽管福利国家普遍试图削减社会开支，但总体而言，政府在社会领域里的干预有增无减，政府在改造经济的过程中仍发挥着主要作用。[7]而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趋势决定了福利制度改革的核心仍应是突出国家和政府的福利责任。再次，就根本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而言，中国是国家和政府主导着国民财富和资源，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这些财富和资源必然要用之于民。此外，就现实经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与西方福利国家也有不同的国情，具体的福利政策改革与选择必然也有差别。[4]
二、福利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核心
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来看，过去那种单纯强调通过发展经济、“做大蛋糕”来化解矛盾和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已难以应对当前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根据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加快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一些密切关乎民生的制度政策调整，越来越成为推进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因素。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确立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强调以人为本，更加重视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健全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一)福利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的本质
过去我们曾在意识形态层面将福利制度等同于资本主义，片面地将高福利视为病态，并没有正确地把握社会福利制度的本质。实际上，福利国家制度也是资本主义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因素的结果。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促使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层面做出深刻调整，出现“二战”后的福利国家。[8]福利制度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9]的一个重要例子。
社会福利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带来贫困、伤残、失业问题时，揭示了其济贫事业等社会福利制度的阶级属性，但并未简单否定其所起的作用，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福利的设想。恩格斯指出，“现今的制度使寄生虫安逸和奢侈，让工人劳动和贫困，并且使所有的人退化；这种制度按其实质来说是不公正的，是应该被消灭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10](P570)因此必须要废除私有制，“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1](P243)马克思主义始终把共同富裕视为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防止两极分化，提高全体人民的社会福利、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目标。共同富裕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完善的根据，社会主义制度也是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12]
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相比，以公有制为主体等方面优越性，保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性，社会管理或治理不带有阶级对抗性。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要克服阶级之间的社会差异，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13](P1～9)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利于保证能够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安排生产，从而实现可持续与协调发展，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为了生产而生产、通过制造“虚假需求”维持生产的持续运行，避免私有制下社会陷入两极分化、消费主义的困境，建设福利社会本身将成为社会发展的目的，而不仅仅是将福利作为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
贫富差距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这种贫富差距是不正义的。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不使福利降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14]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需要从分配问题入手，但从根本上解决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邓小平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5](P373～374)在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两极分化，而且解决分配问题要“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6](P1364)“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5](P149)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民对公共服务等社会福利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改革与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但总体来说社会福利建设仍滞后于经济发展，覆盖面不宽、保障水平不足仍是主要问题。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符合国情，顺应民意，切合实际，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必由之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建设和走向福利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等执政理念的确立与施行，使得目前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国民社会福利逐渐增加、政府逐渐承担责任的过程。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改善民生行动计划”中，其中一项就是要让国企利润更加惠及民生，要“增加国有资本收益用于民生支出。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新增部分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17](P105)这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要求。
(二)福利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困境化解
在全球化、市场化、金融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老龄化等趋势与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衡与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对原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社会管理体制形成严峻的挑战。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从生存型阶段走向发展型阶段，老百姓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数量和质量迅速增长和提升。但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福利被看作是政府和企业的“包袱”，政府的投入低，个人和家庭支出所占的比重一直较高。这样，社会福利需求的快速增长与供给不足和资源配置不均衡之间突出的矛盾，成为我国当前与民生问题相关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凸显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共服务的短缺、不均衡或碎片化状态，也使得生产要素难以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使得某些方面的社会治理问题加剧。如城乡、地区、行业、部门和群体之间巨大的差距，尤其是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距，使得人口流动、城市管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等问题加剧，甚至成为难以有效治理的顽疾。再如，公共服务的较大差异，使得有些地区、城市或行业人才缺乏，而有些地区、城市或行业却人口超载，竞争过度，资源浪费，政府的相关调控措施也难以奏效。
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挑战，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要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扩大公共服务，完善和创新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关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学术界有很多讨论，如有人认为社会建设就是发展社会组织，建设公民社会；有人认为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各类挑战与任务来看，我们需要明确地强调：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福利社会，着力解决当前民生突出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根本，就是要更为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加快福利社会建设，使经济社会发展从“无感增长”向“有感发展”转变，[18]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三)福利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突出矛盾和挑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结构失衡表现为：出口与内需之间失衡，依赖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仅极易受到国际危机冲击，而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作用有限，内需长期不足，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突出；在投资方面也存在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失衡，投资偏重于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而关于民生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环保、教育等社会性投资比较少，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不发达和价格昂贵；在产业结构方面，严重偏向低端制造业，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就业吸纳能力提高较慢，形成高增长、低就业的格局，成为影响民生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的背景下，内需消费不足是对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低、公共服务不足或价格昂贵，老百姓因此更注重预防性储蓄而不是消费。中国有很多人还远远没有达到富裕水平，但却出现了严重的内需不足和商品过剩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福利社会建设的步伐滞后。国家只有改变重经济、轻社会的公共财政投入格局，增加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住房、环境等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比重，降低服务价格，才能真正拉动内需和消费，推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力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与第一、二产业相比，服务业产品难以通过规模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成本和价格，与人相关的服务价格也就相对较贵。因此，教育、卫生等服务就需要由国家资助和调控，否则大部分老百姓就会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享受这些服务。从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历史看，经济的第三产业化必然要求相应的社会政策调整，第三产业化与福利社会建设实际上是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福利国家扩展社会福利事业的行动本身就为这种产业结构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3](P43～45)此外，对于受市场和效率逻辑排斥的人口而言，他们对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有更加强烈的需求。
自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就实施扩大消费和内需的战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更是注重拉动内需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总体来看，这种转变并不顺利，扩大内需消费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其原因有体制性因素，也与认识方面有关。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消费往往被当作工具和手段，只是在经济增长需要时才会受到重视，这是导致消费长期以来难以扩大的认识上的原因。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就是消费，消费是目的，而生产只是手段。[19]因此，如果不明确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福利社会这一根本任务和目标，就难以将老百姓的健康消费当作目的本身，就难以防止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将社会福利工具化为刺激消费的手段从而陷入消费主义困境，也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就不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福利社会建设与社会认同整合
从欧洲国家的发展历史看，19世纪以来的工业化所引起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动力，使得传统的保障关系瓦解，失去依靠的无产阶级集中在日益扩大的城市中，工业生活和城市生活带来损害健康的新风险，正是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成为能够把分化而又相互敌对的阶级整合进民族国家社会秩序的中心领域。[3](P98)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和主体的社会福利制度与系统，通过直接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抗风险能力，使国家成为为民众提供“本体性安全”的载体，成为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基础性支撑因素之一。[20](P16～22)
在改革开放前期，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脱贫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获得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但是，以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路线与战略，在促进经济社会巨大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某些方面的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对执政党执政能力与合法性基础的重要考验。要实现分配公平和共同富裕，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社会福利，“不明确提出社会福利目标，不足以扭转经济和社会的失衡，不足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21]在利益分化、社会风险等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不仅需要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促进利益共同体建设，更需要促进社会共识和核心价值认同。
当前的利益分化和失衡正在极大地损害着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在高度社会流动的背景下，以城乡、地区户籍，以及体制内外之别等制度性因素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福利高度分化与碎片化，也成为社会公平感、社会隔阂和社会认同问题的重要原因。建设福利社会，提高全体国民的福利水平，也是最大程度凝聚人心、提升社会认同的主要途径。从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与实践来看，通过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着力化解民生相关难题，满足民生所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正，促进了利益共同性，同时也凝聚了民心，赢得了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认同，促进了老百姓对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和拥护，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进一步夯实，政治整合度进一步提高，扩大和凝聚了社会共识。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福利社会建设，也将有利于促进“服务型社会”[22]的来临，社会将以如何更好地为人提供服务、满足人的各种需求和适应人的全面发展而设置相应的社会部门，服务也将成为主要社会联系纽带，将会有效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整合。
(五)福利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
社会福利与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健康和幸福息息相关，涉及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心态层面。因此，在福利社会建设中，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尤为重要。
正如费孝通所分析的，在饥寒线上下挣扎的人们，因为其需求还紧密联系着生物的基础，所以追求的目标比较容易一致。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解决了温饱和走向小康之后，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就会凸显。这就需要关注和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心态变化，探索社会变迁中人与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足，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的新的心态秩序。[23]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奥义，如孔子所主张的“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24]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要着力于挖掘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的深厚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充分发挥其“位育”(按潘光旦的解释，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遂其生[25])教育的功能，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26]
在现阶段社会矛盾复杂、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分化的条件下，以价值共同性塑造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无疑是中国社会治理中最为核心的工作。福利社会建设能够为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会成员安居乐业，有利于减轻社会行动中普遍的功利化和工具化趋势；其二，福利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社会整体创造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三，福利社会建设有利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使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意识，潜心于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对古今中外人类优秀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全面、深入和细致地梳理、挖掘和提炼，形成适应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需要的文化价值体系，这对于中国文化软势力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意义。
三、中国福利社会建设之路与当前的重点任务
与西方福利国家相比，中国的福利社会建设在历史进程、本质属性、意识形态、根本目的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差别。福利社会建设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的主动发展方向。中国福利社会建设的目标，是通过普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切实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给人民以安全的、长远的美好预期和对未来的充分信心，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劳动与生产的安排以人为本，而不是让人成为生产的工具，使全体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作为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当前的福利社会建设事业中，要重点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形成福利社会建设的共识
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需要适当的财力支持，更需要民众的支持。二战以后，建造一个平等的福利社会，成为许多欧洲国家的基本社会共识。如最早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的英国，是在战后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形成了福利制度建设的共识，这种共识为政府建立普惠式的福利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福利国家制度也成为当时弥补社会破碎化的重要工具。
在今天已有的科学技术条件下，世界已经开发的资源足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但现在还存在广大贫困人口，是由于分配上的问题。[27]人类在生产力水平制约下所形成的“为生存而斗争的本能和习惯”，[28]使得人类在生产力发达、经济富裕之后仍难以解决和谐相处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市场和竞争取向的价值观及其经济社会制度和政策，是当前西方福利国家社会共识日益缺乏的主要思想根源。关于“福利病”的话语，无疑会误导和影响我国福利社会建设事业。在福利社会理论与政策研究中，中国学者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在对西方福利国家和我国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厘清“福利病”等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及其误区，寻求中国福利社会建设的共识。
(二)突出国家和政府在福利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社区、家庭等自给性的社会支持网受到严重削弱。因此，那种弱化国家和政府的责任而强化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福利责任的改革缺乏社会基础。
在当前中国的福利社会建设中，需要强调国家和政府的责任主体地位。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使得国家和政府有着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掌握着大部分国民财富与资源，财富与资源取自于民、用之于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是中国因自然、历史条件和政治等因素所造成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和群体之间巨大的差距，以及利益部门化和集团化等方面所造成的民生困境，都需要国家和政府发挥利益协调与平衡的主体作用，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和改革加以解决；三是我国国家福利责任的不足不仅表现在长期以来民生财政投入较低，也表现在相关制度政策方面。如相关劳动就业制度，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条件下所形成的夫妻两地分居等家庭分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下农民工体制造成的许多农村家庭分离状态，家庭的照料、养老等功能发挥的条件几近丧失，导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国家和政府推动制度变革仍是关键因素。要发挥家庭、社区、个人、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社会主体在社会福利服务提供中的责任，也需要国家和政府在相应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支持与引导；此外，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国家和政府要认识到市场自身的缺陷，需要建立一个能让市场促进发展、增进社会福祉与和谐的制度体制框架。
(三)消除福利分割和福利排斥
在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上，我国当前各种制度和体制性的分割仍然十分严重，如城乡户籍制度，有编制、无编制的制度，都成为劳动力排斥、进而造成社会不满情绪和社会稳定与社会治理困境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在当前我国大部分城乡流动人口已经在城市相对稳定地居住和就业的情况下，相关制度政策体系却仍以流动人口最终会返乡的假设为基础，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福利分享方面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加以排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战略。中国必须要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从“无感增长”向“有感发展”转变。
消除福利分割和福利排斥，建立普惠型的福利社会，能够避免补缺型福利政策的消极性，具有明显的反贫困、人力资本投资和对工作的激励等效果，也有助于化解诸多方面的社会治理困境、促进社会和谐。
(四)理论自觉与福利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研究
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各项具体社会制度和政策的支撑才能实现。当前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及其所面临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困境，也迫切需要在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方面有所创新。社会政策也是最能集中体现社会学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重要领域，社会学在社会制度和政策研究上有着明显的优势。[29]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社会学者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积极介入经济、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对于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福利病”话语和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西方治理理论，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加以反思性批判。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广为传播的治理概念、理论及意识形态，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认为福利国家存在着普遍性危机，建议加以废除，主张把公营企业和公共事业私有化，把优先发展市场和准市场作为分配服务的手段。[7]西方治理理念与模式是在西方土壤下发展出来的，是对其国家统治和管理经验的更新与提升，也是为其基本制度和国家利益服务的。我们的治理观点与理论，也必须与我国的根本制度、宪法和国体政体联系起来，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中合理的成分，也需要在立足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否则注定会失败。[30]在中国福利社会建设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和设计中，我们要根据时代变迁的特点，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要善于挖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类社会本质属性的传统因素，要总结和发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过程中的优秀传统资源，还要善于总结、反思和吸取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福利制度建设理论与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注重民生政策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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