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预闻政事部分

《左传》哀公十一年：

季孙欲用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访焉。”弗听。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

鲁人尊孔子以国老，初反国门，即以行政大事相询。然尊道敬贤之心，终不敌其权衡利害之私。季孙之于孔子，亦终是虚与委蛇而已。鲁成公元年，备齐难，作丘甲，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此时鲁数与齐战，故欲于丘赋外别计其田增赋。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十六）

此事不知在何年。《左传》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于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

此证是年子路尚仕鲁。盖冉有先孔子归，仕季氏。访田赋时，子路尚未仕。子路随孔子归后始仕季氏，其职位用事当在冉有下，故书冉有在子路之上也。《春秋》与《左氏传》皆不见季孙伐颛臾事，殆以闻孔子言而止。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踢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六）

子贡、冉有早仕于鲁，子路之仕稍在后。季康子贤此三人而问之，但亦终未能升此三人于朝，使为大夫而从政。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十一）

子然，季氏子弟，以其家得臣子路冉有二人，骄矜而问，故孔子折抑之。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三）

此季氏即康子。古礼，惟诸侯始得祭其境内之名山大川。季氏旅泰山，是其僭。冉有不能止，孔子非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日：“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十三）

其时，鲁虽不用孔子，犹以大夫待之。故孔子亦自谓以吾从大夫之后也。冉子仕于季氏，每退朝，仍亦以弟子礼来孔子家，故孔子问以今日退朝何晏。又谓若有国家公事，我必与闻之也。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十一）

《孟子》：

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孔子之归老于鲁，后辈弟子从学者愈众，如子游、子夏、有子、曾子、子张、樊迟等皆是。孔子谓小子鸣鼓攻之，当指此辈言。鲁政专于季氏，冉有见用，竟不能有所纠正，故孔子深非之也。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六）

冉有在孔门，与季路同列为政事之选。孔子告季康子，“由也果，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六）孔子又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一一）是在孔门，冉有常得与子路并称。今季氏既重用冉子，孔子极望冉子能挽季氏于大道，而冉子自诿力不足。然果能说孔子之道，不能改季氏之德，则惟有恝然去之。今既不能恝然去，而又尽其力以助之。此孔子所以称其画，又称其退也。见道在前，画然自止，逡巡而退，非无其力，乃无一番坚刚进取之志气耳。冉有既不符孔子所望，于是孔子晚年之在鲁，在政事上所有之抱负遂亦无可舒展。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二）

《中庸》：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其时，世卿持禄，多不称职。贤者隐处，不在上位。若能举直者错之于枉者之上，则民自服。其告樊迟亦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十二）旋乾转坤，实只在一举错之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亦此意。总之是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十二）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十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十二）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二）

孔子设教，不仅注意个人修行，其对家庭社会国家种种法则制度秩序，所以使人群相处相安之道，莫不注意。自孔子之教言，群己即在一道中。为人之道即是为政之道，行己之道即是处群之道。不仅是双方兼顾，实则是二者合一。就政治言，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同是一人，惟职责应在治人者，不在治于人者。其位愈高，其权愈大，则其职责亦愈重。故治人者贵能自反自省，自求之己。孔子答季康子问政诸条，语若平直，而寓义探远。若不明斯义，不能修己，徒求治人，不知立德，徒求使民。人道不彰，将使政事惟在于争权位，逞术数，恣意气。覆辙相寻，而斯民日苦。惜乎季康子不足以语此。然既有所问，孔子不能默尔不答。凡孔子所答，则皆属人生第一义。其答楚叶公，其答鲁季康子，一则非诸夏，一则乃权臣，然果能如孔子语，亦可使一世同进于安乐康泰之境。此则圣人之道之所以为大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弑轼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十四）

《左传》哀公十四年：

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是年，孔子已年七十一。此为孔子晚年在鲁最后发表之大政见。鲁弱齐强，孔子非不知，然若必待绝对可为之事而后为，则事之可为者稀矣。然亦非孔子绝不计事之可为与否，而仅主理言。要之陈恒必当伐，以鲁伐齐，亦非绝无可胜之理。孔子所计图者如此而止。而鲁君则必不能不先问之三家，三家各为其私，自必不肯听孔子，此在孔子亦非不知。惟孔子之在鲁，亦从大夫之后，则何可不进谠言于其君与相，而必默尔而息乎。《左传》载鲁为齐弱一段，《论语》无之，因《论语》只标举大义，细节咨商在所略。《论语》之三子告一段，则《左传》无之，因事既不成，史籍可略。然三家擅鲁，乃鲁政积弱关键所在。孔子苟获用于鲁，其主要施为即当由此下手，故《论语》于此一节必详记之也。

二、有关继续从事教育部分

孔子晚年反鲁，政治方面已非其主要意义所在，其最所属意者应为其继续对于教育事业之进行。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十一）

先进后进，乃指孔门弟子之前辈后辈言。孔子周游在外十四年。其出游前诸弟子为先进，如颜闵、仲弓、子路等。其于礼乐，务其大体，犹存淳素之风。较之后辈转似朴野。其出游归来后诸弟子，如子游、子夏等为后进。于礼乐讲求愈细密，然有趋于文胜之概。孔子意，当代若复用礼乐，吾当从先进诸弟子。盖孔子早年讲学，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讲学，其意更偏于明道。来学者受其薰染，故先进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后进弟子更富传道精神。孔门诸弟子先后辈风气由此有异。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十一）

孔子在陈，思念在鲁之弟子。及其反鲁，又思及往年相从出游诸弟子。或已死，或离在远，皆不及门，谓不及在门墙之内，同其讲论之乐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十哲，乃编撰《论语》者因前两章孔子所言而附记及之，以见孔门学风之广大。言语指使命应对，外交辞令。其时列国交往频繁，政出大夫，外交一项更属重要，故言语乃列政事前。文学一科，子游、子夏乃后辈弟子，其成就矫然，盖有非先辈弟子所能及者。至于德行一科，非指其外于言语、政事、文学而特有此一科，乃是兼于言语、政事、文学而始有此一科。

《孟子　公孙丑》曰：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冉、闵、颜三人皆列德行，正谓其为学之规模格局在大体上近似于孔子，只气魄力量有不及。若偏于用世，则为言语、政事。偏于传述，则为文学。盖孔子之学以一极单纯之中心为出发点，而扩展至于无限之周延。其门弟子各就才性所近，各视其智力之等第，浅深高下，偏全大小，各有所成，亦各有所用。《论语》记者虽分之为四科，然不列德行之科者，亦未尝有背于德行。其不预四科之列者，亦未尝不于四科中各有其地位。此特指其较为杰出者言耳。

疑辨二十一

宰我、子贡同列言语之科。孟子曰：“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又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在孔子前辈弟子中，宰我实亦矫然特出，决非一弱者。惟《论语》载宰我多不美之辞，《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有云：“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窃疑于宰我为特甚。语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　宰我死齐考》。

孔子于诸弟子中特赏颜渊。尝亲谓之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七）

《论语》记德行一科，有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而颜渊褒然为之首。此四人皆应能舍之则藏，不汲汲于进取。孔子所以更独喜颜渊，必因颜渊在用之则行一面有更高出于三人之上者。故孔子独以惟我与尔有是称之。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十五）

此章孔子答颜渊问政，与答其他诸弟子问如子路、仲弓、子夏诸人者皆不同。孔子详述为政要端贵能斟酌历史演进，损益前代，折衷一是。其主要在礼乐上求能文质兼尽。不啻使政事即如一番道义教育，陶冶人生，务使止于至善，而于经济物质方面亦所不忽。惟均不涉及抽象话，只是在具体事实上逐一扼要举例。至其间种种所以然之故，今既时异世易，无可详论。惟行夏时一项，则为后世遵用不辍。今即就孔子之所告，足证颜渊有此器量才识，故孔子特详告之，又以用之则行许之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六）

《孟子》：

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

是颜渊之穷窘屡空，生事艰困，盖亦在孔门其他诸弟子之上。宋儒周濂溪尝教程明道、伊川兄弟，令寻仲尼、颜渊乐处，所乐何事？成为宋元明三代理学家相传最高嘉言，而颜子之德行高卓，亦于此可想。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十一）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十一）

《史记　孔子世家》：

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是伯鱼之卒，孔子当年六十九。颜路，渊之父，少孔子六岁，最先受学于孔子。孔子既深爱颜渊，故颜路有此请。然丧礼当称家之有无，安于礼，斯能安于贫。孔子拒颜路之请，亦即其深赏颜渊之处。墨家后起，以崇礼厚葬破财伤生讥儒家，可见其未允。

颜渊少孔子三十岁，年四十一卒，孔子年七十一，在鲁哀公之十四年。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十四）孔子于颜渊独寄以传道之望。亦盼身后，颜子或犹有出而行道之机会，故孔子于其先卒而发此叹。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十一）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十一）

其父其师均不能厚葬颜渊，其同门同学不忍坐视，终于厚葬之。孔子之叹，固是责其门人多此一举，然亦非谓诸门人必不该有此举。孔子固视颜渊犹子，诸门人平日于颜渊亦群致尊亲，岂不亦视之如兄弟，则焉能熟视其贫无以葬？但既出群力经营，其事亦自不宜过于从薄。此当时孔门师弟子一堂风义，虽在两千载之下，亦可想见如昨矣。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六）

孔子称颜子之好学，乃称其能在内心深处用功，与只注意外面才能事功上者不同。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六）

仁即人心之最高境界。孔子以此为教。颜子用功绵密，故能历时三月之久，而此心常在此境界中。其余诸弟子或日一达此境界，或月一达此境界。工夫不绵密，故遂时断时续，时得时失。是孔子之深爱颜渊，固仍在此内心工夫上也。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九）

观此章，知颜渊之善学。博我以文者，如孔子告颜子以夏时、殷辂、周冕、韶武之类是也。约我以礼者：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十二）

于大群中一己之私当克，其公之出于己者当由。视听言动皆由己，皆当约之以礼，使其己归之公而非私。颜子实践此工夫，其身心无时无刻不约束于礼之中而不复有私，故能绵密至于不迁怒，不贰过，其心三月不违仁。《易　系辞传》有曰：

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

此亦即同样道出颜子之心上工夫。惟颜子能在此心地工夫上日精日进，故能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然颜子所乐，尚有在博文一边者。庄周时称颜渊，亦为能欣赏颜渊之心地工夫，庄周实忽略了颜渊博文一边事。即以庄周语说之，庄周仅能欣赏颜渊之内圣，而不能欣赏及于颜渊之外王，是尚未能真欣赏。至于东汉人以黄宪拟颜子，谓“叔度汪汪如千顷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此特是一种虚空的局度气象，殆只以名利不人其心为能事，既不见约礼内圣之功，更不论博文外王之大矣。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吾未见其止也。”（九）

今若以颜子直拟孔子，不幸其短命而死，其学问境界当亦在孔子四十不惑上跻五十知天命之阶段，而犹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有所立卓尔”之叹。在颜子之瞻仰于孔子之为人与其为学者，正犹天之不可阶而升。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九）果使颜子更高寿，年逾五十以上，其学日进，殆亦将有如孔子“人不知而不愠”,“知我者其天欤”之境界，而惜乎其未达此境。然后人欲寻孔子之学，则正当以颜子为阶梯。

《左传》哀公十五年：

卫孔圉取太子蒯瞆之姊，生悝。太子在戚，入适伯姬氏，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台。卫侯辄来奔。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石乞孟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

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为卫大夫，遇乱出奔。劝子路，政不及己，可不践其难。子路时为孔悝之邑宰，孔悝见劫，故往救之。孔子固不予辄之拒其父，然蒯瞆之返而争国，孔子亦不之许。子羔为辄远臣，并不预闻政事，孔子知其不反颜事蒯瞆，必能洁身而去，故曰柴也其来。子路为救孔悝，孔子知其不畏难避死，必将以身殉所事，故曰由也死矣也。

《檀弓》：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公羊传》：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孔门前辈弟子中，子路年最长，颜渊年最幼，而同为孔子所深爱。大抵孔子在用世上，子路每为之羽翼。而在传道上，则颜渊实为其螟蛉。今两人俱先孔子亡故，此诚孔子晚年最值悲伤之事也。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十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六）

仲弓在德行科，名列颜闵之次，孔子许其可南面。而荀卿常以孔子子弓并称，是亦孔门前辈弟子中之高第。其仕季氏，当亦在孔子老而反鲁之后。冉有、子路同仕季氏，或子路去卫而仲弓继之，今不可详考矣。孔子固未尝禁其门人之出仕于季氏，唯如冉有为之聚敛，乃遭斥责。然仲弓必是仕于季氏不久，故无表白可言。凡季氏之所用，如子路，如子贡，如仲弓，皆不能如冉有之信而久，而诸人间之高下亦即视此而判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十二）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十五）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五）

子贡仅少颜渊一岁，同为孔子前期学生中之秀杰，列言语科。孔子自卫反鲁，子贡常为鲁使吴齐。《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事，而子贡为尤多，然亦不得大用。孔子问其与回孰愈，又称吾与汝俱弗如，见孔子于两人皆所深喜。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而王天下不与焉。”孔子晚年反鲁，其门墙之内英才重叠，其对教育上一番快乐愉悦之情，即从吾与女弗如一语中亦可想见。子贡以闻一知二与颜子闻一知十相比，故孔子又告之以一贯之道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五）

文章指诗书礼乐文物制度，亦可谓之形而下。此即孔子博文之教也。性与天道，性指人之内心深处所潜藏，天道指天命之流行，孔子平日较少言之。孔子只教人以约礼，欲人于约礼中自窥见之。子贡之叹不可得闻，亦犹颜渊之叹末由也已。惟颜渊之意偏在孔子之为人，子贡之意偏在孔子之为学，而两人之高下亦即于此可见。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十一）

古者商贾皆贵族官主，子贡则不受命于官而自为之也。《史记　货殖列传》，子贡居首，谓其“废贮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又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使夫子名布扬于天下，子贡先后之也。”盖子贡以外交使节往来各地，在彼积贮，在此发卖，其事轻而易举，非若专为商贾之务于籴贱贩贵也。颜渊箪瓢屡空，孔子深赏之。子贡货殖，为中国历史上私家经商之第一人，孔子亦不加斥责。正如颜渊陋巷不仕，孔子深赏之，而如子路、仲弓、子贡、冉有之出仕，孔子亦所不禁。当时孔子门墙之内，亦如山之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水之不测，鼋鼍蛟龙鱼鳌生焉，货财殖焉，所谓如天地之化育。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十九）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九）

此太宰当是吴太宰，即伯嚭。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十九）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十九）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十九）

陈子禽亦孔子弟子陈亢。此一问答当在孔子卒后。其时孔门诸弟子前辈如颜渊、子路以及闵子骞、仲弓诸人皆已先卒。后辈如游、夏、有、曾之徒，名德未显。子贡适居前后辈之间，其名誉事业早已著闻，而晚年进德亦必有过人者。故子禽意谓先师虽贤，亦未必胜子贡也。上引诸章，见子贡在当时昌明师道之功为伟。惟子贡仕宦日久，讲学日少，故不能如游、夏、有、曾之见于后人之称述，此亦见孔门诸弟子先后辈时代之不同。

子游、子夏列四科中之文学，为后辈弟子中之秀出者。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六）

儒业为孔子前所已有。凡来学于孔子者，初为求食来，而孔子教之以求道。志于道则为君子儒，志于食则为小人儒。然又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孔子弟子皆以儒业仕宦，孔子并不之非，惟孔子又教以求食勿忘道耳。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十三）

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未卒前，子夏已为邑宰。盖孔门后辈弟子已从仕易得，较前辈从学时大不同，此征孔门讲学声光日著，亦可以见世变。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六）

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亦少年出仕。澹台灭明由识子游，乃亦游孔子之门。《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谓：“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儒林传》云：“孔子卒后，子羽居楚。”孔道之行于南方，子羽有力焉。武城近吴、鲁南境，当吴越至鲁之冲。盖亦由灭明之揄扬，故子游之名盛于吴，遂有误为子游吴人者。孔子周游反鲁，及其身后，儒学之急激发展及其影响于当时之社会者，亦可于此觇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十七）

武城在鲁边境，孔子特以子游年少为宰，亲率门弟子往观政，见子游能兴庠序之教，得闻其弦歌之声，孔子意态之欢乐亦可知。然孔子叹先进于礼乐犹野人，而谓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是孔子之意，终自属意于先辈弟子，德行之科者不论，即如言语政事子贡、子路，虽其文学博闻之功若或不逮于游夏，然用世可有大展布，为后进弟子所不及。孔门先后辈从学，精神意趣人物才具多相异，此亦世变之一端也。

孔门后辈弟子，游、夏外，又有有子、曾子。

《左传》哀公八年：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

有子少孔子三十三岁，是年有子年二十四。经三踊之选，获在三百之数，其英风可想。及孔子归，乃从学。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十二）

税田十取一为彻。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又使按亩分摊军费。是年及下年皆有虫灾，又连年用兵于邾，又有齐警，故说年饥而用不足。有若教以只税田，不加赋，针对年饥言。哀公虑国用不足，故有子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不知有子当时在鲁仕何职，然方在三十时已获面对鲁君之问，较之孔子三十时情况，自见世变之亟，而儒风之日煽矣。

《孟子》：

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矣。”

游、夏、子张、曾子皆当少有子十岁以上。在孔门后辈弟子中，有子年齿较尊。三子者以有子似圣人，则有子平日必有言行过人，而获同门之推信。曾子亦非不尊有子，特谓无可与孔子相拟而已。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又述有子之言曰：“麒鳞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邱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人，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有子之盛推孔子，可谓宰我、子贡以后无其伦。然有子既知孔子为生民以来所未有，则其断断不愿游、夏、子张以所以事孔子者事己亦可知。孟子亦仅言游、夏、子张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固未言有子乃果自居于师位也。

《檀弓》又载曾子责子夏，以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为一罪，则曾子亦知盛尊其师，当为子夏辈所不及。子夏有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十九）其于为学，终不免偏于文学多闻之一面。而有、曾两子则能从孔子之学，上窥孔子之人，更近于前辈弟子中德行之一科。故孔子晚年，真能盛推孔子，以为无可企及者，子贡以下惟有、曾二子。后人谓今传《论语》多出于有、曾二子门人之所记。故《学而》首篇，第二章即有子语，第四章即曾子语。盖孔子身后，真能大孔子之传者，有、曾二子之功应犹在游、夏、子张诸人之上。惟《学而》篇首有子，次曾子，则有子地位在孔子身后诸弟子所共认中似尚在曾子之前。而子张篇备记子张、子夏、子游、乃及曾子、子贡之言，独不及有子。殆似有子之传学不盛，而曾子之后有子思、孟子，遂为孔门后辈弟子中独一最受重视之人。宋儒谓曾子独传孔子之学，亦不能谓其全无依据。

疑辨二十二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孔子时。”窃谓当时诸弟子欲共师有子，必以有子之学问言行有似于孔子，决不以其状貌之相似。此下有子传学不盛，声光渐淡，遂讹为状似之说，决非当时之情实也。《史记》又载有子不能对群弟子所问，遂为弟子斥其避座，语更浅陋，荒唐不足信。惟师道由孔子初立，孔子没，群弟子骤失圣师，思慕之深，欲在同门中择一稍似吾师者而师事之，此种心情非不可有。其后墨家踵起，乃有钜子之制。一师卒，由其遗命另立一师共奉之，如此则使学术传统近似于宗教传统，较之孔门远为不逮矣。故知曾子之坚拒同门之请，有子之终避师座而弗居，皆为不可及。

曾参，曾点之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卒，曾子年仅二十七，于孔门中最为年少。孔子称参也鲁，似其姿性当不如游、夏之明敏。在孔子生时，曾子似无独出于诸门人之上之证，惟孔子孙子思曾师事曾子，而孟子又师事于子思之门人，故孟子书中屡屡提及曾子、子思。下逮宋儒，始于孔子身后儒家中特尊孟子，又以为《大学》出于曾子，《中庸》出于子思，合语孟学庸为四书，于是孔子以下，乃奉颜、曾、思、孟为四哲。颜渊固孔子生前所亲许，惟今《论语》中乃殊不见孔子特别称许曾子语，四科亦不列曾子。是当孔子时，曾子于群弟子中尚未见为特出。曾子之成学传道，其事当在孔子之身后。而孔子之学，则当以曾子之传为最纯，由是而引生出孟子，是亦孔子生前所未预知也。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四）

孔子以吾道一以贯之告子贡，同亦以此告曾子。此乃孔子晚年始发之新义。今试据《论语》孔子其他所言，略加申释。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七）

孔子之道即是仁道，仁道即人道也。人道必以各自之己为基点，为中心。故其告颜渊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德为己心内在所得。孔子三十而立，即是立己德也。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己德即由天命。故曰“天生德于予。”（七）至此而天人内外本末一体。孔子所云之一贯，即贯之于此心内在之德而已。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因性自天赋，德由己立，苟己德不立，即无以明此性，非己德亦无以行人道。人道不行，斯天道亦无由见。故孔子只言己德与人道，而性与天道则为其弟子所少闻也。此德虽属己心内在所得，亦必从外面与人相处，而后此德始显。故曰据于德，又曰依于仁。从人事立己心，亦从己心处人事。仁即是此心之德，德即是此心之仁，非有二也。依据于此而立心处世，即是道。若分而言之，乃有礼乐射御书数诸艺，皆为人生日用所不可阙，亦为此心之德之仁所当涵泳而优游。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九）

孔子身通六艺，时人皆以多能推孔子。然孔子所志乃在道。艺亦有道，然囿于一艺则只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曰鄙事。而孔子必教人游于艺，此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则艺即是道而不鄙矣。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九）

执一艺即不能游于艺。孔子言若使我于艺有执，专主一艺以成名，则执射不如执御。因御者为人仆，其事尤卑于射。事愈卑，专执可愈无害。行道乃大事，执一艺，又焉能胜任而愉快乎。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心以及人为恕。忠恕即己心之德也。《论语》第二章，有子即言孝弟。下至孟子，亦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亦即是己心之德。有、曾、孟子三人之言忠恕孝弟，皆极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并皆有当于孔子一贯之旨。惟孔子言一贯，则义不尽于此。宋儒谓《论语》此章，曾子一唯，乃是其直契孔子心传，此乃附会之于佛门禅宗故事，决非当时之实况。

今试再推扩言之。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十六）

此见孔子平日之教其子，亦犹其教门人，主要不越诗与礼两端。诗教所重在每一人之内心情感，礼则重在人群相处相接之外在规范。孔子之教，心与事相融，内与外相洽，内心外事合成一体，而人道于此始尽。孔子之教诗教礼，皆本于自古之相传。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七）其晚年弟子中，如子夏长于诗，子游长于礼，此皆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者。然孔子之传述诗礼，乃能于诗礼中发挥出人道大本大原之所在，此乃一种极精微之传述，同时亦即为一种极高明极广大之新开创，有古人所未达之境存其间，此则孔子之善述，与仅在述旧更无开新者绝不同类。

抑且孔子之善述，其事犹不尽于此。孔子常言仁智，诗礼之教通于仁智，而仁智则超于诗礼之上，而更有其祟高之意义与价值。诗与礼乃孔子之述古，仁与智则孔子之阐新。惟孔子不轻以仁智许人，亦每不以仁智自居。

《孟子》：

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我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孝弟尽人所能，忠恕亦尽人所能。然孔子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五）

言忠信，亦犹言孝弟忠恕，皆属此心之德，而孔子之尤所勉人者则在学。学不厌，亦非人所不能，亦应为尽人所能。孔子自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一部《论语》即以“学而时习之”开始。圣人虽高出于人人，然必指示人有一共由之路，使人可以由此路以共达于圣人之境，乃始为圣人之大仁大智。此路繄何，则曰学。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七）

孔子之告公西华，亦犹其告子贡。孔子只自谦未达其境，然固明示人以共达此境之路。千里之行，起于脚下。若为之而厌，半路歇脚，则何以至。公西华乃曰：“正唯弟子不能学”。其意本欲说不能行千里，乃若说成了不能举脚起步，不知孔子教人乃止在教人举脚起步也。惟子贡所言，乃极为深通明白，学不厌即是智，教不倦即是仁。行达千里，亦只是不断地在举脚起步而已。

孔子之言仁与智，亦有一条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之路。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二）

此章非孔子专以诲子路，亦乃可以诲人人者。每一人皆要能分别得自己的知与不知，莫误认不知以为知。亦不当于己之不知处求，当从己之所知处求，如此自能从己之所知以渐达于己之所不知。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十一）

此章把人事与鬼神，生与死，作一划分。孔子只教人求知人生大道，如孝弟，如忠恕，此应尽人所可知，亦是尽人所能学。孔子不教人闯越此关，于宇宙鬼神己所不知处去求，是孔子言知，极简约平易，可使人当下用力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九）

此鄙夫心有疑，故来问。孔子即以其所问之两端、正反、前后等罄竭反问，乃使此鄙夫转以问变成为答。鄙夫自以其所知为答，而其所不知亦遂开悟生知。故孔子又曰：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七）

孔子之循循善诱，教人由所知以渐达于所不知之境。此为孔子言知之最简约平易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六）

天地万物，一切莫近于己。己欲立，始知人亦欲立。己欲达，始知人亦欲达。知如何立己，即知如何立人。知如何达己，即知如何达人。己之欲立达，出十己心。能尽此心，即忠。推此心以及人，即恕。此为孔子言仁之最简约平易处。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七）

人莫不各有一己，己莫不各有一心。此心无不欲己之能立能达。此心同，此欲同，即仁之体。此仁体即在己心中，故曰不远，欲之斯至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即贯之以此耳。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欲立欲达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即是达。五十而知天命，则是天人一体。学不厌，教不倦，尽在其中。忠恕之道亦至是而尽也。

三、有关晚年著述部分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九）

孔子以诗教，诗与乐有其紧密相联不可分隔之关系。中国文字特殊，诗之本身即涵有甚深之音乐情调。古诗三百，无不入乐，皆可歌唱。当孔子时，诗乐尚为一事。然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乐必以诗为本，诗则以人之内心情志为本。有此情志乃有诗，有诗乃有歌。而诗与乐又必配于礼而行。孔门重诗教，亦重礼教，即在会通人心情志，以共达于中正和平之境。

诗有雅颂之别。颂者，天子用之郊庙，形容其祖先之盛德，即以歌其成功。又有雅，用之朝廷。大雅所陈，其体近颂。远自后稷古公，近至于文王受命，武王伐殷，西周史迹，详于诗中之雅颂，尤过于西周之书。小雅所陈，则如饮宴宾客，赏劳群臣，遣使睦邻，秉钺专征，亦都属政治上事。故大雅与颂为天子之乐，小雅为诸侯之乐，风诗乡乐则为大夫之乐。诗与礼与乐之三者，一体相关，乃西周以来治国平天下之大典章所系。至如当孔子时，三家者以雍彻，不仅大夫专政，骄僭越礼，亦因自西周之亡，典籍丧乱，故孔子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之叹。吴季札聘鲁，请观周乐，是西周以来所传诗乐独遗存于鲁者较备。孔子周游反鲁，用世之心已淡，乃留情于古典籍之整理，而独以正乐为首事。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非仅是留情音乐与诗歌。正乐即所以正礼，此乃当时政治上大纲节所在。孔子之意，务使诗教与礼教合一，私人修德与大群行道合一。其正乐，实有其甚深甚大之意义存在。

孔子又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八）

正因诗礼乐三者本属一事。孔子告伯鱼，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十七）盖诗言志，而以温柔敦厚为教。故不学诗，乐于无可与人言。人群相处，心与心相通之道，当于诗中求之。知于心与心相通之道，乃始知人与人相接之礼。由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之诗与礼，而最后达于人群之和敬相乐。孔子之道，不过于讲求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而共达于和敬相乐之一公。私人修身如此，人群相处，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如此。凡人道相处，一切制度文为之主要意义皆在此。孔子之教育重点亦由此发端，在此归宿。惟孔门后辈弟子，如游夏之徒，则不免因此而益多致力用心于典籍文字中，乃独于文学一科上建绩。抑在孔子时，诗礼乐之三者，已不免渐趋于分崩离析之境。如三家以雍彻，此即乐与礼相离，乐不附于礼而自为发展。孔子告颜子曰：“放郑声，郑声淫。”此即乐与诗相离，乐不附于诗而自为发展。所谓郑声淫，非指诗，乃指乐。淫者淫佚。《乐记》云：“郑音好滥淫志。”《白虎通》：“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此皆显示出音乐之离于诗而自为发展。至于诗与礼之相离，亦可类推。孔子正乐，雅颂各得其所，乃欲使乐之于礼于诗，重回其相通合一之本始。而惜乎时代已非，此事亦终一去而不复矣。又《檀弓》记孔子既祥五日即弹琴，在齐学韶，在卫击磬，晚年自卫反鲁即正乐，是孔子终其生在音乐生活中，然特是游于艺，即以养德明道，非是要执一艺以成名也。

疑辨二十三

《史记　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此谓孔子删诗，其说不可信。《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二）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十三）是孔子时诗止三百，非经孔子删定为三百也。吴季札聘鲁观周乐，所歌十五国风皆与今诗同，非孔子删存此十五国风诗也。《诗　小雅》，大半在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孔子何以删其盛而存其衰？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引诗，逸者不及十之一，是孔子无删诗之事明矣。

孔子于正乐外，又作《春秋》，为晚年一大事。

《孟子》：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史记　孔子世家》：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样。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孔子《春秋》绝笔于获麟，非感于获麟而始作《春秋》。是年四月，陈恒执齐君，置于舒州，六月而弑之。孔子年七十一，沐浴请讨，鲁君臣莫之应。可证当时已无复知篡弑之为非矣。是春适有西狩获麟之事，孔子感于此而辍简废业，《春秋》遂以是终。不惟孔子《春秋》不终于哀公之二十七年，即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三时，亦出后人所续，非孔子之笔。至于孔子作《春秋》究始何年，则无可考。

诗有雅颂，实乃西周初起乃及文武成康盛时之历史，其说已详前。宣王以后，雅颂既衰，而其时则有史官，并由中央分派散居列国，故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云：“教之以《春秋》”。墨子明鬼篇，有周、燕、宋、齐之《春秋》。可见《春秋》乃当时列国史官记载之公名，晋乘楚梼杌，为其别名。《左传》鲁昭公二年，晋赵宣子在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是史官与《春秋》在当时皆属礼。孔子作《春秋》，即其生平重礼的一种表现。孔子《春秋》因于鲁史旧文，故曰其文则史。然其内容不专看眼在鲁，而以有关当时列国共通大局为主，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换言之，孔子《春秋》已非一部国别史，而实为当时天下一部通史。

其史笔亦与当时史官旧文有不同。如贬吴楚为子，讳诸侯召天子曰“天王狩于河阳”。于记事中寓大义，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此义，当推溯及于西周盛时王室所定之礼，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以私人著史，而自居于周王室天子之立场，故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亦惟《春秋》也”。其实孔子亦非为尊周王室，乃为遵承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深心远意，而提示出其既仁且智之治平大道，特于《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历史事实中寄托流露之而已。

孔子之著史作《春秋》，其事一本于礼。而孔子之治礼，其事亦一本于史。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二）

古人以父子相禅三十年为一世。十世当得三百年，百世当得三千年。孔子心中，未尝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天子与王室，特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礼。礼有常，亦有变。必前有所因，是其常。所因必有损益，是其变。

《孟子》：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孔子即观于其世王者所定之礼乐，即知其王之政与德。居百世之后，观百世之上，为之次第差等，而无有违失。能前观百世，斯亦能后观百世。观其礼，而知其世。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三）

孔子所言礼，包括全人生。其言史，亦包括全人生。故其言礼即犹言史，言史亦犹言礼。夏殷两代史迹多湮，典籍沦亡，贤者凋零，若已无可详考。而孔子犹能言之者，周代之礼，即上因于夏殷，孔子凭当身之见闻，好古敏求。本于人道之会通而溯其损益之由来。历史演变之全进程，可以心知其意，而欲语之人人，则终有无征不信之憾也。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三）

孔子虽好古敏求，能言夏殷之礼，然折衷而言，主从周代。盖历史演进，礼乐日备，文物日富，故孔子美之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七）

孔子志欲行道于天下，古人中最所心仪向往者为周公。故每于梦寐中见之。及其老，知行道天下之事不可得，无是心，乃亦无是梦矣。叹己之衰，而叹世之心则更切。然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则孔子若得志行道，其于周公之礼乐，亦必有所损益可知。其修《春秋》，亦即平日梦见周公之意。托于此二百四十二年之史事，正名号，定是非，使人想见周公以礼治天下之宏规。此后汉儒尊孔子为素王，称其为汉制法，则知孔子之言礼，与其言史精神一贯，义无二致也。

无历世不变之史，斯亦无历世不变之礼。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九）

此孔子言礼主变通，不主拘守之一例。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三）

知礼之本，斯知礼之变。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三）

知孔子言礼乐，其本在仁，而又曰“克己复礼为仁”。则仁礼二者内外回环，亦是吾道一以贯之也。

疑辨二十四

《史记　孔子世家》复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又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言序书传作易十翼两事，皆不可信。盖西汉武帝时重尊孔子，其时已距孔子卒后三百四十年，从遗经中寻求孔子，遂更重孔门文学之一科。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而汉人易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艺。又称孔子叙书传，删诗，订礼正乐，作《易十翼》与《春秋》。汉儒谓六艺皆经孔子整理。司马迁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是皆以诗书六艺为孔氏书也。然西汉诸儒兴于秦人灭学之后，起自田亩，其风尚朴，亦犹孔门之有先进。东汉今文十四博士之章句可勿论，即许慎郑玄辈亦如孔门后进之文学科。由此激而为清谈。而当时孔门教育精神遂更失其重点之所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