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生平言行，具载于其门人弟子之所记，复经其再传三传门人弟子之结集而成之《论语》一书中。其有关于政治活动上之大节，则备详于《春秋左氏传》。其他有关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后，又散见于先秦古籍如《孟子》、《春秋公羊》、《谷梁传》、《小戴礼记 檀弓》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语》等书者，当尚有三十种之多。最后，西汉司马迁《史记》采集以前各书材料成《孔子世家》，是为记载孔子生平首尾条贯之第一篇传记。
然司马迁之《孔子世家》，一则选择材料不谨严，真伪杂揉。一则编排材料多重复，次序颠倒。后人不断加以考订，又不断有人续为孔子作新传，或则失之贪多无厌，或则失之审核不精，终不能于《孔子世家》以外孔别成一惬当人心之新传。
本书综合司马迁以下各家考订所得，重为孔子作传。其最大宗旨，乃在孔子之为人，即其所自述所谓“学不厌、教不倦”者，而以寻求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因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之主要贡献，厥在其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两项。后代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其意义即在此。故本书所采材料亦以《论语》为主。凡属孔子之学术思想，悉从其所以自为学与其教育事业之所至为主要中心。孔子毕生志业，可以由此推见。而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虽事隔两千五百年，孔子之政治事业已不足全为现代人所承袭，然在其政治事业之背后，实有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番精神，为孔子学术思想以学以教有体有用之一种具体表现。欲求孔子学术思想之笃实深厚处，此一部分亦为不可忽。
孔子生平除其自学与教人与其政治事业外，尚有著述事业一项，实当为孔子生平事业表现中较更居次之第三项。在此一项中，其明白可征信者，厥惟晚年作《春秋》一事。其所谓订礼乐，事过境迁，已难详说，并已逐渐失却其重要性。至于删诗书，事并无据。赞《周易》则更不足信。
以上关于孔子之学与教，与其政治事业、著述事业三项层次递演之重要性，及其关于著述方面之真伪问题，皆据《论语》一书之记载而为之判定。汉儒尊孔，则不免将此三项事业之重要性首尾例置。汉儒以《论语》列于小学，与《孝经》、《尔雅》并视，已为不伦。而重视五经，特立博士，为国家教育之最高课程，因此以求通经致用，则乃自著述事业递次及于政治事业，而在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则不免转居其后。故在汉代博士发扬孔学方面，其主要工作乃转成为对古代经典之训诂章句，此岂得与孔子之述而不作同等相拟。则无怪乎至于东汉，博士皆倚席不讲，而太学生清议遂招致党锢之祸，而直迄于炎汉之亡。此下庄老释氏迭兴并盛，虽唐代崛起，终亦无以挽此颓趋。此非谓诗书礼易可视为与儒学无关，乃谓孔子毕生精神，其所谓学不厌、教不倦之真实内容，终不免于忽视耳。
宋代儒学复兴，乃始于孔子生平志业之重要性获得正确之衡定。学与教为先，而政治次之，著述乃其余事。故于五经之上，更重四书，以孟子继孔子而并称，代替了汉唐时代以孔子继周公而齐称之旧规。此不得不谓乃宋儒阐扬孔子精神之一大贡献。宋濡理学传统迄于明代之亡而亦衰。清儒反宋尊汉，自标其学为汉学，乃从专治古经籍之训诂考据而堕入故纸堆中，实并不能如汉唐儒之有意于通经致用，尚能在政治上有建树。而孔子生平最重要之自学与教人之精神，清儒更所不了。下及晚清末运，今文公羊学骤起，又与乾嘉治经不同。推其极，亦不过欲重返之于如汉唐儒之通经而致用，其意似乎欲凭治古经籍之所得为根据，而以兴起新政治。此距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隔离仍远。人才不作，则一切无可言。学术错误，其遗祸直迄于民国创兴以来之数十年。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国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本书编撰，着眼在此。爰特揭发于序言中，以期读者之注意。
本书为求能获国人之广泛诵读，故篇幅力求精简。凡属孔子生平事迹，经历后人递述，其间不少增益失真处，皆一律删削。本书写作之经过，其用心于刊落不着笔处，实尤胜过于下笔写入处。凡经前人辩论，审定其为可疑与不可信者，本书皆更不提及，以求简净。亦有不得尽略者，则于正文外别附疑辨二十五条，措辞亦力求简净，只略指其有可疑与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于考证辨订之详。作者旧著《先秦诸子系年》之第一卷，多于孔子事迹有所疑辨考订，本书只于疑辨诸条中提及《系年》篇名，以便读者之参阅，更不再事摘录。
自宋以来，关于孔子生平事迹之考订辨证，几于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为多。综计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数十百家。本书之写定，皆博稽成说，或则取其一是，舍其诸非。或则酌采数说，会成一是。若一一详其依据人名、书名、篇名及其所以为说之大概，则篇幅之增，当较今在十倍之上。今亦尽量略去，只写出一结论。虽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夸多之讥。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录》及《续录》两编，为考订辨论孔子生平行事诸家中之尤详备者。其书亦多经后人引用。惟崔书疑及《论语》，实其一大失。若考孔子行事，并《论语》而疑之，则先秦古籍中将无一书可奉为可信之基本，如此将终不免于专凭一己意见以上下进退两千年前之古籍，实非考据之正规。本书一依《论语》为张本，遇《论语》中有可疑处，若崔氏所举，必博征当时情实，善为解释，使归可信，不敢轻肆疑辨。其他立说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标为作者个人之创见。立说必求有本，群说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窃愿以此自附于孔子之垂谕。
作者在1925年曾著《论语要略》一书，实为作者根据《论语》为孔子试作新传之第一书。1935年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凡四卷，其第一卷乃为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诸家，详加考辨，所得近三十篇。1963年又成《论语新解》，备采前人成说，荟萃为书，惟全不引前人人名、书名、篇名及其为说之详，惟求提要钩玄，融铸为作者一家之言，其体例与今书相似。惟新解乃就《论语》全书逐条逐字解释，重在义理思想方面，而于事迹之考订则缺。本书继三书而作，限于体裁有别，于孔子学术思想方面仅能择要涉及，远不能与新解相比。但本书见解亦有越出于以上三书之外者，他日重有所获不可知，在此四书中见解倘有相异，暂当以本书为定。读者倘能由此书进而涉及上述三书，则尤为作者所私幸。
本书作意，旨在能获广泛之读者，故措辞力求简净平易，务求免于艰深繁博之弊。惟恨行文不能尽求通俗化。如《论语》、《左传》、《史记》以及其他先秦古籍，本书皆引录各书原文，未能译为白话。一则此等原文皆远在两千年以上，乃为孔子作传之第一手珍贵材料，作者学力不足，若一一将之译成近代通行之白话，恐未必能尽符原文之真。若读者爱其易读，而不再进窥古籍，则所失将远胜于所得，此其一。又孔子言行，义理深邃，读者苟非自具学问基础，纵使亲身经历孔子之耳提面命，亦难得真实之了解，此其二。又孔子远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当时之列国形势、政治实况、社会详情，皆与两千五百年后吾侪所处之今日大相悬隔。吾侪苟非略知孔子当年春秋时代之情形，自于孔子当时言行不能有亲切之体悟，此其三。故贵读此书者能继此进读《论语》以及其他先秦古籍，庶于孔子言行与其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大圣人者，能不断有更深之认识。且莫谓一读本书，即可对了解孔子尽其能事。亦莫怪本书之未能更致力于通俗化，未能使人人一读本书而尽获其所欲知，则幸甚幸甚。
本书开始撰写于1973年之9月，稿毕于74年之2月。3月入医院，为右眼割除白内障，4月补此序。
1974年4月钱穆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再版序
予之此稿，初非有意撰述，乃由孔孟学会主持人亲来敞舍恳请撰述孔孟两传。其意若谓，为孔孟两圣作小传，俾可广大流行，作为通俗宣传之用。余意则谓，中国乃一史学民族，两千五百年前古代大圣如孔子，有关其言论行事，自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家》以后，尚不断有后人撰述。今再为作传，岂能尽弃不顾，而仅供通俗流行之用。抑且为古圣人作传，非仅传其人传其事，最要当传其心传其道。则其事艰难。上古大圣，其心其道，岂能浅说？岂能广布？遂辞不愿。而请求者坚恳不已。终不获辞，遂勉允之。
先为孔子作传，搜集有关资料，凡费四月工夫，然后再始下笔。惟终以《论语》各篇为取舍之本源。故写法亦于他书有不同。非患材料之少，乃苦材料之多。求为短篇小书，其事大不易。非患于多取，乃患于多舍。抑且斟酌群言，求其一归于正，义理之外，尚需考证，其事实有大不易者。
余此书虽仅短短十章，而所附疑辨已达二十五条之多，虽如《史记 孔子世家》，亦有疑辨处。此非敢妄自尊大，轻薄古人。但遇多说相异处，终期其归于一是。所取愈简，而所择愈艰。此如《易传》非孔子作，其议始自宋代之欧阳修。欧阳修自谓上距孔子已千年，某始发此辨，世人疑之。然更历千年，焉知不再有如某其人者出。则更历千年，当得如某者三人。三人为众，而至是某说可谓已得众人之公论。则居今又何患一世之共非之。但欧阳所疑，不久而迭有信者。迄今千年，欧阳所疑殆已成为定论。余亦采欧说入传中，定《易传》非孔子作。此乃是孔子死后千余年来始兴之一项大问题大理论，余为孔子作传，岂能弃置不列？又此有关学术思想之深义，岂能仅供通俗而弃置不论？
书稿既定，送孔孟学会，不谓学会内部别有审议会，审查余稿，谓不得认《易传》非孔子作，嘱改写。然余之抱此疑，已详数十年前旧稿《先秦诸子系年》中。余持此论数十年未变，又撰有《易学三书》一著作，其中之一即辨此事。但因其中有关《易经》哲理一项，尚待随时改修，遂迟未付印。对日抗战国难时，余居四川成都北郊之赖家园，此稿藏书架中，不谓为蠢虫所蛀，仅存每页之前半，后半全已蚀尽，补写为艰。吴江有沈生，曾传抄余书。余胜利还乡，匆促中未访其人，而又南下至广州香港。今不知此稿尚留人间否。
学会命余改写，余拒不能从，而此稿遂搁置不付印。因乞还，另自付印，则距今亦逾十三年之久失。今原出版处改变经营计划，不再出版学术专著，故取回再版付印。略为补述其成书之缘起如上。至孟子传，则并未续写，此亦生平一憾事矣。余生平有已成书而未付印者，如上述之《易学三书》。又有已成书，而其稿为出版处在抗日胜利还都时坠落长江中，别无抄本，如《清儒学案》。今因此稿再版，不禁心中联想及之。而《清儒学案》一稿，则尤为余所惋惜不已者。兹亦无可详陈矣。
1987年4月钱穆补序时年九十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