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必然是公共的，尤其是所谓时代思想，或某学派的思想等，其为多数人的共同思想，更属显然。凡属大思想出现，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数人思想而形成，又必散播到大多数人心中去，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而始完成其使命。此少数之思想家，正所谓先知先觉，先得众心之所同然。然后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以彼少数思想家之心灵，发掘出多数心灵之内蕴，使其显豁呈露，而辟出一多数心灵之新境界。某一时代思想或学派思想，其影响力最大者，即其吸收多数人之思想者愈深，而其散播成为多数人思想者愈广，因此遂成其为大思想。
若思想脱离了大众，仅凭一二人戛戛独造，纵或深思密虑，穷搜冥索，或于书本文字上阐述陈说，或于语言辩论上别创新解，或就个人会悟提出独见，或从偏僻感触引申孤诣，只要是脱离了群众，既非从大多数人心里出发、又不能透进大多数人心里安顿，此等思想，则仅是少数人卖弄聪明，炫耀智慧，虽未尝不苦思力探，标新悬奇，获得少数聪明智慧、喜卖弄、爱炫耀者之学步效擎，但其与大多数人心灵，则渺无交涉。则此等思想，仍必归宿到书本上，言语上，流行于个别偏僻处，在思想史上决掀不起大波澜，决辟不出新天地。
余居常喜诵《中庸》，尤爱玩诵其如下所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窃谓惟德性乃大众之所同，人人具此性，人人涵此德，问者即当问之此，学者亦当学于此。只有在大众德性之共同处，始有大学问。只有学问到人人德性之愈普遍处，始是愈广大。老子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亦只有在愈广大处，才见得愈精微。若所见粗疏，则据于一隅，不能尽广大之量。不能尽广大之量，则彼此之间不能无异同。于是则敌论竞起，互相角立，仅足以相争，而不足以相胜。大则如吴晋争城，小则如滕薛争长。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其病在于不能致广大。若求致广大，则必尽精微。惟有精微之极，始是广大之由。诚使大多数人心灵同归一致，尽以为是，此必无多言说，无多疑辨，无多创论，无多孤见。当知能如此说，虽若粗疏，而实尽精微之能事。凡求于言说中树孤见，于疑辨中辟新论，貌若精徽，而实则粗疏。
南宋陆复斋所谓“留心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徽转陆沈”，即对此等离开广大心灵，拘泥文字言说
，而刻意求精微者施针砭。惟致广大而尽精微者，乃始为高明。此高明乃得学问之极于精徽来，而此学问之所以极于精微，则从体悟到广大德性之玄同中来。故真高明者，必转近于广大之德性，更易为广大心灵所了解，所接受，而后此高明之思想，遂易领导群众于实践，故曰“极高明而道中庸。”人人能知，人人能行，此始为中庸之道，此乃本于广大德性内在之所同趋，所以得成其为高明之极。而此则必其人之学问，到达于极精微处，而始可得之。决非弄聪明，炫智慧，好为孤明独见者所能。
然则学问即学于此群众，问于此群众，而群众所同，则远有承袭，自古已然。故必温于故而可以知新，非离于古而始可以开新。不离于群众，斯不离于往古，此之谓敦厚。敦厚故不炫孤知而崇于礼，礼即大群之习俗公行，自往古一脉相传而积袭以至于今。虽有变
，而不失其常。虽有歧，而不失其通。惟此乃广大心灵之所同喻而共悦，亦广大德性之所同趋而共安。《易大传》则曰：“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礼以卑为用，所谓卑之毋甚高论，使为易行。若论高则与世俗相违，人人惊竦，认为高论。然论高而难行。难行则与众何涉。与众无涉则决非敦厚之道。若使人鹜于知而不相敦厚，则风薄而世衰。社会大众共受其苦，然则又何贵而有此大知识，有此大思想？故天之崇，非以其隔绝于万物，乃以其包涵有万物。圣知之崇，亦非以其隔绝群众，乃以其即学问于群众，以其包涵有群众之广大德性而又得其共同之精微。故《中庸》之崇礼，乃崇于群众，崇于习俗，崇于往行，乃以高明而崇于卑暗者。
群众乃指夫妇之愚，若不知有所谓思想，不知有所谓理论，不知有所谓疑辨，不知有所谓发明。然群众虽卑，饮食男女，蹈常袭故，而共成其俗，共定于礼。礼由群众来，由群众之蹈常袭故来，由群众之德性之所好所安来。圣知特达，不当忽视于此。圣知特达，则必薄于德性，致其广大，以此为学问，于此获精微，乃以跻于高明，而终不违于中庸，此之谓温故，此之谓崇礼。故得日新其知，而终以成其敦厚。故曰：“舜其大知也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又曰：“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又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圣人虽有大知，而群众亦可以前知。此所谓前知，乃前于圣人之知而即己知。群众非真有知，特群众有诚，其诚出于天，本于性，故圣人出于群众中，此即自诚而明，属天道。圣人尊群之德性，致极于群之广大，而学问焉，而造于精微，成于高明。高明之极，而仍不离于中庸，仍不违于夫妇之愚。而圣人之知，则可以通天心，达天德，而还以成其天，此之谓由明诚，属人道。大哉此道，此则所谓中庸之道。
惟其中国传统，特重此中庸之道，故中国传统思想，亦为一种中庸思想。此种思想，则必尊德性，致极于人性之广大共通面，温故而崇礼。明儒王阳明所倡“知行合一”之学，殆为真得中国传统思想之精义。此亦可谓之中庸之学。中庸之学，造端乎夫妇，而察乎天地。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极其所至，既知天，又知人。聪明睿知，而又宽裕温柔。何以故？道不离人，亦学不离人。
窃尝本此意，研寻中国传统思想，知其必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考诸三王则治史。征诸庶民，则潜求博求之社会之礼俗，群众之风习。本诸身，则躬行体验，切问近思。乃知中国传统思想，不当专从书本文字语言辩论求，乃当于行为中求。中国传统思想乃包藏孕蕴于行为中，包藏孕蕴于广大群众之行为中，包藏孕蕴于往古相沿之历史传统，社会习俗之陈陈相因中。此行为而成为广大群众之行为，而成为历史社会悠久因袭之行为，则惟以其本于天性，通于天德，故可以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故可以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圣人固非生而知之，乃好古敏求以得之。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则必有吾师。大群众之中庸，即圣人之师。大群众之思想，即成为圣人之思想。惟大群众不自知，而圣人则学问于大群众而知之。亦惟此乃成为大知识，亦惟此乃成为大思想。
去暑在台北，曾作为系统讲演凡四次，初名“中国思想里几个普泛论题”。原意在拈出目前中国社会人人习用普遍流行的几许观念与名词，由此上溯全部中国思想史。由浅入深，即凭众所共知共喻，阐述此诸观念诸名词之内在涵义，及其流变沿革，并及其相互会通之点，而借以描述出中国传统思想一大轮廓。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诚使一时代，一学派之思想，果能确然有其所树立，犁然有当于当时之人心，沛然流行而莫之能御，则虽其人与言而既往矣，而其精神意气之精微，殆必有深入于后世之人心，长留于天壤间，而终不可以昧灭者。以人事冗杂，越秋至于冬杪，始获少闲暇。乃就当时讲演录音，重加整理，粗有润色，易以今名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集成一册，先刊以问世。
然我不知，我此书所讲，其果能有所窥于人群德性之大同之深在者有几，其果能有所当于广大人群之所共喻而共悦者又有几。其自所学问之途辙，果能由以达于精微之境，而稍可以冀于高明之万一者又有几。此皆我个人学力所限，不敢自知。然我终不敢违越于往古圣人敦厚崇礼之教，终不敢鄙蔑于往古圣人所示温故学问之功，虽曰未逮，亦我私志日常之所勉。
此四次讲演之所及，则仍限于抽象理论之阐发。至于具体落实，更就历史社会种种实象，作更进一层之发挥与证明，以求尽竭乎吾胸中所欲说，则当俟生活有闲，精力有剩，别举论题，继此阐释，续撰第二第三编，以足成吾意。故此册则暂名第一编，先以呈请于当世通人君子之教正。旧历甲午岁尽前两日钱穆自序于九龙嘉林边道新亚研究所
增订版补记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成于1955年，此书限于讲演，共分“道理”、“性命”、“德行”、“气运”四题，其他不及称引。目盲以来多瞑想，十年前欲重印此书，又撰《中国思想通俗讲话补篇》一文，内涵“自然”、“自由”、“人物”、“心血”、“味道”、“方法”、“平安”、“消化”八题。后因故未及重印。1987年应《动象杂志》索稿，又检拾积年随笔札记十二条附入此补篇一文内。先后体例虽有不同，要皆有助读者自为引申思索。今此书即将重版，特此说明。1989年9月钱穆补记于外双溪之素书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