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8-1949年间，在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以及欧洲冷战加剧的形势下，斯大林开始着手调整对华政策。至1949年2月，通过与中共方面就双方关系中重大问题进行的一系列沟通与协调，斯大林基本完成了对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并迈出了同未来中共政权结盟的步伐。1948-1949年初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力涉及的问题包括，斯大林是如何应对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哪些因素对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将利用已经解密的多方档案材料，重新探讨这一阶段斯大林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动力。
【关键词】斯大林对华政策 中国革命 解密档案
1948-1949年间，在中共革命走向全国胜利以及冷战在欧洲加剧的背景下，斯大林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主要体现在，他开始亲自掌管对华政策处理，并对内战中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日益积极与公开的支持与援助。至1949年2月，通过与中共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一系列试探、沟通与协调，斯大林已不再以国民党政府，而以中国共产党作为苏联处理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由是开启了双方走向实质性结盟的过程。本文要探讨的，是1948-1949年初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力。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斯大林是如何应对中共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的？哪些因素对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方档案的不断解密，以及许多当事人回忆录、传记、年谱的陆续出版，关于1948-1949年间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学术界目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论述。
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多将此一阶段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调整置于中共“一边倒”背景之下，强调中共领导人在两大阵营已经成型的背景下，为确保未来政权的安全以及继续保持革命性的考虑，主动站到苏联的一边。[①]这些论述的缺陷在于，对来自苏联方面的原因解释较少，尤其未能解释清楚，为何斯大林最终接受甚至积极支持中共“革命到底”，毕竟这必将对战后远东雅尔塔体系造成重大影响，直接威胁到苏联在这一体系下获得的可以得到保证的现实利益。
研究中苏关系的学者，则注重中共革命胜利对斯大林的影响，强调斯大林对地缘利益的考虑。有学者认为，斯大林开始只是希望控制中共革命进程，而非支持其革命到底。有学者认为，是冷战爆发与中国革命的战略性转折，使苏联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勉强维持雅尔塔框架内的大国合作关系了”。[②]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过于强调斯大林的预先判断，而对推动政策调整背后的原因语焉不详。
在美苏冷战视角下进行研究的学者，较注重冷战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作用。[③]文安立认为，至1946年，美苏即“已将中国内战同两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利益冲突联系在一起”。祖博夫认为，冷战爆发推动斯大林转向了共产主义，在亚洲即体现为对中国的关注。金东吉认为，苏联在欧洲面临安全危机时，将美国资源及注意力继续捆在中国是最符合自身战略利益的。[④]这些研究没能解释清楚，斯大林是如何权衡与设想中共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好处与威胁的。
本文认为，在1948-1949年初，斯大林对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实质上是一种不断试探的过程，开始直接掌管对华政策的斯大林，一方面在中国东北地区对中共提供了更为积极的援助，另一方面却对后者“革命到底”的决心保持了谨慎态度。通过双方一系列的试探与沟通，斯大林最终选择了中共作为苏联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开启了同未来中共政权结盟的进程。本文将利用已经解密的多方档案材料，探讨这一阶段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调整过程，考察这一调整背后的动力。
两大阵营对峙背景下的中共“联合政府”
1948-1949年之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相继在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完成了同国民党军主力的战略决战，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共的革命迎来了最终胜利的曙光。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已逐渐从“革命到底”转向了筹备建国，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⑤]应当说，也是从这时起，苏联对中共政策的主要方面逐渐从东北地区性的军事、经贸合作转向政治方面，并开始将中共视为未来对华关系的对手来处理双方之间潜在的与现实的政策协调问题。其间，斯大林必须要面对与解决的严峻问题是，中共革命的胜利将对战后远东雅尔塔秩序以及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同时出现的一些情况，令莫斯科喜忧参半。1948年1月23日，一份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对中共的影响。报告指出，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后，中共中央“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路线”，“为自己的党和人民指明了勇敢和坚决地开展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方向”，首次公开提出了“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实现独立和民主”的目标。报告指出，情报局会议的召开还促使中国国内“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这份报告所描述的中共，显然是一个受到苏联强烈影响，并可能同苏联站到一起的同盟者。
报告同时也指出，在此形势下，“美帝国主义分子”意识到“一般性的”财政物资援助已不可能挽救国民党政府，因此正准备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⑥]事实上，国民政府此时的确正试图引美国向苏联施压。2月5日，中国外长王世杰召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德林（ФедоренкоН.Т.），指责苏方未充分履行1945年中苏条约的义务，即将道义与物质援助完全给予国民政府。他对苏联媒体经常“系统地以及以最尖锐的形式批评中国的合法政府”，以及同情为“推翻中华民国而奋斗”的被称为“人民解放军”的“非法武装力量”提出抗议。后者则辩称，“苏联坚定不移地彻底地遵守1945年中苏条约内的所有条款”，并指出“不干涉中国内政”条款同样适用于“中国政府同国内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对于苏联媒体的行为，费德林表示这是苏联国内的言论出版自由决定的，并不代表苏联政府的意见。[⑦]显然，这种理由是缺乏说服力的。
2月7日，王世杰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讲述了同费德林会面的情形，请求美国政府尽快提出军事建议与援华，尤其是“涉及到满洲问题的紧急情况”。[⑧]但此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正摇摆不定，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显示，1947年底美国政府即已意识到，随着形势不断恶化，国民政府“或者垮台，或者降格为一个地方性政权”，“最坏的情况”是“可能会寻求向苏联靠拢”。[⑨]1948年初苏联驻华官员罗申（Рощин Н.В.）的一系列举动，似乎证实了美国人的判断。国民党方面的有关资料说，罗申“再三试探调解共匪问题”，并“在外散布谣言，谓俄国正从中调解国共问题”。[⑩]之后，罗申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大使，蒋介石认为这是苏联“引诱我政府与匪调解，并以排除美国之阴谋，尚未断念，且在积极进行中”。[11]对此，美国政府则认为苏联正“抵消美国在国民党中国影响力”，而“通过将共产党革命由军事领域导入政治领域……降低其现在可能不信任的中共领导层的影响力”。[12]3月初，杜鲁门明确声明反对中共参加政府，紧接着宣布对华援助四亿六千三百万元，其中三亿三千八百万为经济援助，一亿两千五百万元为军事援助。[13]
3月间，包括孙科、胡适等在内的许多国民党政府官员发表了一系列反苏言论，指责苏联“掠夺满洲”、“援助中共”、“不履行1945年中苏条约，以及关于旅大地区的协定”等等。这些言论被苏联使馆人员视为“在舆论界展开反苏宣传的信号”。对此，苏联外交部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抗议，另一方面在苏联报刊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14]同时，在3月间国共展开的四平之战中，还发生了苏联军机射击国民党空军事件。[15]这些进一步恶化了中苏关系。
4月2日，已任苏联驻华大使的罗申在发回莫斯科的有关中国形势的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共已在军事上对国民党军造成“沉重打击”，但国民党政府“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正“通过其宣传网，竭力将它对付民主力量的不力和失败归罪于苏联”，“在外交上奉行敌视苏联的政策和直接亲美的方针”。在此情形下，“美帝国主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奴役中国，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这封电报的“对驻中华民国大使的政治指示”的附件显示，莫斯科此时已经开始认真思考有关“废除1945年苏中条约、将大连港和旅顺口归还中国”等问题。[16]
同一天的欧洲，美英法三国发表声明，称在柏林的驻军绝不撤退。柏林危机由是开始加剧。欧洲冷战的加剧，进一步限制了美苏介入中国事务的能力与意愿。防止在远东出现对峙局面，维持远东战后雅尔塔秩序，是此时美苏思考对华政策时的基本立场。对斯大林而言，确保通过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获得的战略利益，则是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考量。5月5日，美国驻苏大使致信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В.М.），声明美国无意入侵苏联，外交政策坚定不变，表示希望两国走入适当与合理的关系。9日，莫洛托夫复信称，与美直接谈判已解决两国间各项问题。10日，莫斯科公布了这些信函。[17]显然，莫斯科公开函件的行为，即有防止美国政策变动之意，可视为美苏间的一次新妥协。
在此背景下，斯大林于5月10日再次拒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请求。[18]同一天，联共（布）中央在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中强调，苏联驻华使馆的立场应当是“稳重与非常正式”的，对敏感问题作答时要声明苏联政府“依照1945年签署的苏中条约与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原则”，对任何“敌视或攻击”苏联的行为要进行“及时反击”，并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或引起政府活动家对此类情况的关注，或协同苏联外交部在刊物上发表声明”，对待民主和进步组织的态度应“非常谨慎”。应当说，此时苏联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愈加谨慎，主要原因，一是对中国革命形势以及中共党的性质和力量还要继续观察，二是欧洲冷战形势的加剧极大地牵制了莫斯科决策层关注中国问题的意愿与精力。
该指示还要求驻华使馆“认真与系统”地研究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和中国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人在华的活动”，尤其是揭露美国帮助蒋介石、并参与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斗争，以及在中国建立“反苏军事基地”并与国民党政府一道“损害苏联在华与在远东地区利益”的事实。这一指示还要求驻华使馆不要“回避”同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大使的交往，但要求同后者保持“官方层面的礼节”，在各个场合声明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19]对于5月19日中共方面以“解放区工人联合会主席刘宁一”的名义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提希望由解放区派工人到苏联企业学习，以及派工会干部赴苏学习工会工作经验的要求。6月17日，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指示予以拒绝，理由是“推迟一些为妥”。[20]
在中共方面，1947年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与“两大阵营理论”的提出鼓舞了毛泽东。他公开强调：“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认为，“美国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美国人只是怕苏联也出兵……”[21]在谈到未来中共新政权的问题时，他要求清除“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强调“中间道路是没有的”。[22]他还在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写道：“第三条道路”的观点已不存在，“蒋介石政权将会被消灭”，“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23]但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回应。
1948年3月1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他一改前封电报中关于未来政权形式的设想，提出中共要组建的新政府将是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分子和一些小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他们有代表参加这个政府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24]4月20日，斯大林针对此封电报做出回复，表示：“我们同意毛泽东在此封信件中的所有结论，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以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25]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6]。毛泽东认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27]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就中共未来政权问题进行的一次相互试探。
在此前后，毛泽东重读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4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并非列宁在该书中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同“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同，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的社会性质不是推翻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28]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经超过反动力量”，未来中共的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29]应当说，在围绕未来政权的问题上，毛泽东力图谋求斯大林的信任，以打消后者对中共党与中国革命性质的怀疑。与此同时，此时期欧洲的两大事件，影响了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关注。
一是，1948年6月，发轫于此年2月的苏南冲突达到高潮。在6月间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南斯拉夫共产党被“逐出教门”。中共中央迅速对此做出表态。7月10日，中共中央表示同意情报局会议这一决议，认为南共执行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外政策”。[30]在此期间，中共的报纸陆续刊登了针对南斯拉夫的批判性报道。11月，刘少奇公开发表“论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专文，系统批判了南共的民族主义错误。11月7日，毛泽东为共产党情报局专刊撰写文章，强调中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党，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31]11月27日，新华社刊文称，“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著作，对中国党的建设和制订各个不同革命阶段的策略，起了重大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斯大林对中共立场的怀疑。[32]
二是，1948年6月，柏林危机爆发。苏联的“柏林封锁”策略未能迫使美英法让步，反而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的联合。愤怒的斯大林公开指责美英两国现任领导人的政策“就是侵略的政策，发动新战争的政策”。[33]然而，苏联人还有更深的忧虑。11月6日，莫洛托夫在庆祝十月革命31周年大会上讲到，战后“美英统治集团所执行的政策已有所改变，这实际上含有这样的意味，即废弃与苏联共同缔结的以在战后建立稳固的民主的以和平为目的的各种协定”[34]。显然，在欧洲局势与中国内战形势均发生重大变化之际，莫斯科最为担心的，当是雅尔塔秘密协定及1945年中苏条约可能被废止。毕竟，这不仅关乎苏联在华权益，也关系到蒙古的独立，以及苏联占有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法理基础。
11月22日，在中共已经完全控制东北地区以后，《真理报》刊出专门的评论文章，称“斯大林同志的理论著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制订党的纲领及革命运动中各个不同阶段的策略上，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些著作给中国人民的领袖们，在为中国人民大众从帝国主义的束缚及国内卖国分子的压迫下争取解放而英勇斗争的悠长岁月中，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武器”。[35]从整体上看，在亲自掌管对华政策后，应当说，斯大林并没有很快明确对华政策立场，而是采取了观望与试探的态度。除了对中共与中国革命之外，斯大林更重要的意图，则是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即将遭受重大冲击的前夜，努力降低这种冲击，并试探美英接受这种冲击的“底线”。然而，当中共已经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并决心要在全国范围内“革命到底”的时候，斯大林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试图控制这一革命进程，尽量降低苏联在战后远东雅尔塔体系下的现实利益可能遭受的威胁。
为此，他所进行的一个重要努力，就是督促中国共产党迅速成立联合政府并允诺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在1948年11月11日辽沈战役宣告结束后，毛泽东即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指示，称完成“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36]12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指出，“大约明年夏天，我们将召开有不同民主党派、团体与人民组织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组建民主的联合政府。现在急需建立这样的政府，所有的条件均已成熟”。[37]然而，斯大林在1949年1月6日的回电中，虽同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不断紧迫”的看法，但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成立这样的政府，将会“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推动中国民主力量的新的、更为激烈的发展潮流”，认为毛泽东“关于在夏季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日期，使我们感到困惑”。他建议中共“最好不要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间推迟到夏季，而应在攻占北平之后立即进行。这将打乱国民党人与美国人蓄谋已久的、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38]
然而，如果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在南京政权崩溃之前成立中共的新政府，极可能会出现中共政权与国民党政府并存的局面。对此，毛泽东在次日同捷列宾（Теребин）[39]的谈话中数次强调，成立政府的工作最好是“在占领南京、武汉、上海以及其他一系列大城市之后进行”，可能“在夏天”，也可能在“下一个冬天”，“届时，国民党政府将不复存在，它将被迫逃跑，首都将会是我们的。那时所有人将看到，在中国只有我们一个政府，那么，苏联将会非常便利地第一个在外交方面承认我们的政府。但是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最终将在莫斯科进行商谈”。[40]1月10日，捷列宾将此谈话报告给了库兹涅佐夫（Кузнецов Ф.）[41]。
在此之前的1月9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明确表示“我准备到您那里去”。[42]1月10日，收到斯大林1月6日电报的毛泽东回电称，“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已经完全丧失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因此，他们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即便是他们有意成立联合政府，也不会产生大的影响。我们自己的联合政府可能会在夏天成立，或者更早一些，也就是春天，这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向斯大林叙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形势，同时再次提出访问莫斯科的请求，强调“现在我们必须到您那里去以向联共布大老板同志汇报，以及就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得到指示。这已经刻不容缓”。[43]
值得注意的是，在1月31日毛泽东与访问西柏坡的米高扬（Микоян）会谈时，苏联方面的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谈话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中共“还需要大约3周时间来清除北平的敌对分子，以便在此之后把北平作为首都，组建联合政府”。但米高扬却主动提出“是否在南京组建联合政府更好一些”。对此，毛泽东予以了否定，强调“不清楚这将带来的好处”，并且“90%的活动家认为北京是比南京更好的首都”。他还特别强调自己这种想法是受斯大林来信的影响，即“此事不能推延，在解放后的北平成立政府”。然而，米高扬却表示自己了解斯大林那封信的意思，强调斯大林此时的想法已是：“如果毛泽东同志同意，联合政府最好是在解放南京之后组建”。他强调“当解放两个首都之后组建的话，联合政府的道德威望会高一些。这并不影响选择北平而非南京作为常设首都”。[44]
可以看到，此时斯大林在中共成立政府问题上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变。[45]当米高扬请求毛泽东说出“自己的实际看法”时，毛泽东表示认同米高扬的看法，即“最好将组建联合政府的时间推迟到南京解放后，即6-7月间”。对于斯大林电报中表达出的担忧，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人即便组建联合政府，也不会损害中共组建以自己为首的联合政府。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慎重，米高扬当天即致电斯大林请求指示。[46]2月2日斯大林急电米高扬，指出“不应急于成立联合政府”，在此之前，“应当认真地在所占领的地方清除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加强自己的干部，把部队和军事装备运达人民解放军前沿阵地”。至于成立时间，斯大林强调“由中国同志自己决定”。[47]需要注意到，米高扬在同毛泽东谈话中提出新建议的理由是，可能会出现两个首都并存。由此推断，斯大林在1月6日的电报中就成立联合政府对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应当是考虑到了这种可能出现的情形。
结合1949年1月前后发生的“调停风波”，可以推断，在中共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地区之后，斯大林确曾尝试控制中国革命的进程。然而，至1949年2月，斯大林最终放弃了这一尝试，开始接受中共“革命到底”的现实，以及这一现实可能对远东雅尔塔体系造成的冲击。中共“倒”向苏联的积极与主动，对苏南冲突问题迅速、明确的表态，以及欧洲冷战形势的加剧，都影响了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与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的特性，是斯大林由“试图控制”转向“准备接受”中共“革命到底”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斯大林调整对中共革命政策的另一不容忽视的重要背景是，战后苏联同中共在东北地方层面的互动与中共基本控制中国东北的形势对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的影响。
角色转变与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政策
在此期间，随着中共逐渐控制东北全境，苏联方面开始思考在该地区获得的各种利益问题。[48]经过1947-1948年间夏、秋、冬三次攻势，东北的国民党军被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孤立地区。1948年3月18日，《东北日报》刊发了“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的社论。[49]3月15日，即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即致电斯大林，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敌人很消极，受到我们几乎在中国所有战线上的打击”，在东北地区，中共即将对“长春或者北宁铁路沿线的其他战略要地发动进攻，然后进攻沈阳”。[50]4月20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表示“我们同意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的所有结论”。[51]1948年3月19日的莫斯科广播中，即有“国民党军队在满洲已面临完全被歼的危机”之语。[52]
在中共控制东北的局面形成之前，苏联对东北地区的中共政权与部队提供援助的基本目的，是牵制与防范美蒋独占东北，确保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在冷战与内战都爆发之后，出于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日益增强的忧惧，苏联对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援助也变得愈发积极。如果说，在1947年底之前这种援助主要体现为地区色彩的话，那么到1948年，随着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军事优势日益明显，苏联人就必须从长期的战略层面思考对东北的政策，特别是，作为苏联在该地区可能的主要交涉对象中共，会如何对待苏联在东北地区获得的来自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现实利益，比如中长铁路的管理与经营问题、大连港的行政以及旅顺军港的租借等问题。[53]
1948年2月，曾于1945年担任驻东北苏军司令部经济顾问的斯拉德科夫斯基（Сладковский）向米高扬提交报告，建议在当前形势下成立一个委员会，“为政府起草与中长铁路以及在东北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活动有关的决定”。报告提出了为中长铁路培训干部的问题，建议苏联政府关注与增加这种培训项目，包括在苏联远东地区和莫斯科的高等院校中“设置研究中国和朝鲜政治经济的课程，采用这些被研究国家语言的简明教学大纲”、“扩大莫斯科东方学院的远东各系（首先扩大中国系和朝鲜系）……恢复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研究所”、“责成远东地区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向中部地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学习，向远东地区临时外派的工作人员做指示，向他们布置任务”等等。
针对中长铁路，报告指出，及至1948年，中长铁路理事会因战争缘故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苏联方面“实际上已停止参与铁路的管理”，铁路的管理与经营实际上是在东北中共当局领导下进行的。报告围绕中长铁路的法律问题，提出“如何看待苏联铁路管理机构在中长铁路的存在”的问题，提醒莫斯科，“苏联方面继续不参加铁路的管理和经营是否妥当”。报告认为，如果苏联继续不参加铁路的管理工作，那么将使“中国人独自经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共同资产’”，这种情况将导致苏联无法“从铁路运营中”[54]得到任何好处。[55]这封电报是由中长铁路苏方副董事长提交给马林科夫的。换言之，苏联在东北的利益问题，已经引起了苏联驻东北领事官员的普遍重视，并被反馈到了莫斯科。
根据这一情况，并应中共东北局的请求，5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派出专家小组到东北，“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以及抽调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56]这一小组包括50名铁路修复工人、50名教员和220名技术熟练工。同时，苏联向东北提供了修复铁路所必需的金属构架、钢轨、木桩等物资。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科瓦廖夫（КовалёвИ.В.）作为苏联外交部的全权代表，同时负责协调整个东北的铁路修复工作。[57]据科瓦廖夫回忆，1948年5月斯大林曾告诉他“我们当然要给新中国一切可能的帮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我们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58]目前仅凭这一条孤立的史料，很难推断斯大林的真实意图，但毋庸置疑的是，中长铁路的修复，无论是从经济，还从是战略方面考虑，都对苏联维持在东北的利益至关重要。当然，铁路修复工作客观上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影响。
根据科瓦廖夫在1948年12月16日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派往东北的苏联专家小组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的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沈阳、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的路段”，共修复了大、中型桥梁62座，包括东北中部的所有大型桥梁。特别是，修复工作对东北战争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长春市重兵集结，然后是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其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这有力地促进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59]此外，专家小组还对中共东北铁道部队的筹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仅在1948年夏天，苏联专家组就培养出4600名各种类型的专家。[60]
随着形势的根本好转，恢复经济成为中共东北局的首要任务。早在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局在提出“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的口号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与“保护城市工商业”两大任务，特别是强调保护“城市工商业”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争取完全解放东北所必需的，也是充分支援全国战争所必需的”。[61]7月间，王首道在东北局城工会议上指出，目前工业建设“……缺乏组织性与计划性……缺乏资金器材与某些原料……还不能有计划地进行正常的生产”。[62]7月23日，陈云在东北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东北地区工厂中“最突出也是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只有政治厂长而无技术厂长，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厂长掌握不了生产经营的全局，我们在技术上还是漆黑一片”。[63]8月间，陈云在向中央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指出，目前“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64]
为此，陈云向科瓦廖夫提出，希望苏联能派出56名搞计划的专家到东北，“以协助他拟订东北的两年经济发展计划”。此外，中共东北局还请求苏联方面“提供有关苏联发展人民经济的材料和制定五年计划的材料”。[65]9月8日，林彪致电斯大林。他赞扬了苏联专家组的工作，指出后者除修复铁路外，还帮助制定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局和站段机关的机构和编制”，对东北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确定了修复被毁坏铁路段“所需建材、设备和劳动力的数量”。在电报中，林彪再次感谢斯大林对中国东北被解放人民的“帮助与支持”。与此同时，他还请求斯大林向东北派遣不少于100人的专家组，以“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与恢复和经营主要工业部门的一致方案”。[66]
10月5日，莫斯科讨论了林彪来电。次日，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称经过9人小组交换意见后认为，“不应该向中国东北派出这么多的苏联人”。他指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准备派遣10名苏联专家到“同林彪协商一致的部门”，并且“要向中央委员会机构提供相关候选人的建议案”。同时，“苏联人应当以专家、而不是顾问的名义被派到哈尔滨”。该电报还建议由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委任一名有丰富党政与经济经验的同志，同派往哈尔滨的苏联专家，以及林彪保持联系”，至于以后向东北派遣苏联专家的问题，可以等毛泽东到苏联时同后者讨论。[67]可以看到，虽然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依然谨慎，但已开始从整体层面来思考东北地区苏联与中共的互动与合作关系。
同时，为确保与巩固苏联在东北的利益，苏联驻东北的领事机构也随中共部队的战线推移，恢复在各大城市的存在。10月22日长春解放后，苏联驻长春与哈尔滨总领馆人员、秋林公司、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影片出口公司、远东银行、国际旅行社和远东对外运输公司代表等一行14人组成委员会随军进入长春。入城后，该委员会即着手开设秋林公司商店、电影院和远东银行分行，并在长春中长铁路沿线设立了5个营业区。[68]11月初，辽沈决战结束，中共完全控制了东北。但这也激发了苏联驻东北机构的忧虑。10月30日，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赫鲁廖夫（Хрулёв）致信莫洛托夫，建议核查旅大地区所有日本不动产，特别是“协议区行政部门要外交部地方领事馆协调”，拟定协议区苏联公民财产清单，以及原属苏联公民而被日本侵占的财产清单，并归还苏联人所有未被归还的财产。[69]对此，外交部虽然认为这一建议“没有实际意义”，但也指出，应当“根据普茨茅斯条约，清点辽东半岛原属沙俄政府、却让给日本政府的资产与设施”，并依照该约审视“我们向日本提出的关于归还这部分资产给苏联政府的要求”。[70]
11月6日，苏联交通部副部长马林科维奇（МалькевичЛ.П.）致信苏联外交部副外长佐林（ЗоринВ.А.），称“为了向中长铁路的组织运营提供切实的帮助”，科瓦廖夫请求联共（布）中央与交通部向中长铁路管理局派遣200名铁路员工。[71]对于这一请求，苏联外交部并未立即回复。在中共方面，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中长铁路的整顿恢复工作日益加速。11月18日，中长铁路长春分局发布公告，称“现员工已增至二千五百人，吉长路已恢复全部正常运输，长哈、长沈路短期内即可通车，安沈线已办理客货运输”。[72]
面对这种形势，19日，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通金（Тункин Г.И.）收到一份电函，函中称，随着中共控制整个东北，中长铁路已经恢复运营，但在“此前处于国民党军事地带的中长铁路段，至今仍未有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因此，不可能实现对所有属于中苏共同拥有的中长铁路财产保障的监督，以及不可能确定军事行动给中长铁路带来的物质损失”，中共军队“毫无疑问”将经营那些已被解放的路段，拥有中长铁路的资产。然而，所有这些都应“依据1945年签署的有关中长铁路的协议，按照有利于苏联利益的方向展开”。鉴于中长铁路南段“集中了最大的有价值的工厂、器材库、修理厂、仓库、管理设施和董事会、地区、医院、学校、煤矿等等设施，其重要性数倍于北部”，因此“我们需要在北段施行的相互关系的原则和经验的基础上对南段中长铁路财产进行保障，以防止被瓜分、损坏以及被视为战利品而遭抢占”。为此，发出函件的卡尔金（Каргин）中将请求，“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向中长铁路局派出不少于500名各个专业的铁路职工”，同时向中长铁路南段派出苏联铁路职工，“领导”属于中苏共同拥有的主要企业、工厂等。除了保障这些资产不被破坏或被抢占，还要保卫苏联指挥所站点，为以后最终解决中长铁路经营问题打好基础，“防止苏方份额遭受重大损失”。[73]
由此可以看出，向东北地区派遣专家，不仅仅是应中共东北局方面的请求，更有着莫斯科方面控制东北的长远考虑。在此前后，发生于沈阳的“华德事件”，以及该事件前后中共方面的表现，进一步激起了苏联人的担忧。在此事件中，虽然中共中央与东北局充分照顾到了苏联驻东北领事馆的意见，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采取了一系列封锁、限制措施。加上此后东北局破获一起美国间谍案，而对美国领事馆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74]但在事件的最初阶段，中共东北局对美国领馆的态度应当说是相对开放的。甚至在东北局采取了恶化形势的措施后，中共中央的态度仍较为谨慎，更多是从“整个外交方针及策略”出发，“为未来的政策保留了一些空间”。[75]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称中共“愿与一切外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平等的友好的关系”。[76]
无独有偶，美国方面在此时期对中共的判断也相对乐观。一份标注日期为1948年10月13日的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报告指出，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报告认为，斯大林面临着“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它完全控制之下的艰巨任务”。然而，中国辽阔的疆域与庞大的人口，使其不可能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77]11月3日中情局一份报告直接断定，未来的中共政权“根本不同于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很有可能被证明比国际共产主义要强烈得多”。报告指出，未来中共政权“不可能在与西方隔绝的状态下解决紧迫的经济问题”。[78]因此，12月间美国记者在香港释放出要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的信息。
中共方面在处理“华德事件”中的相对暧昧，以及美国对中共政策的摇摆不定，均极大地引发了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的警惕。11月25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立宁（Малинин）致电莫洛托夫，认为“中方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冶金、煤炭和机器工业的恢复工作”，原因在于中共“缺乏上述领域的中高级专业干部”和“大量的大型工业装备和机械”。对中共来说，这些都必须从“外边”输入。报告认为，“亲美的”民主党派也将参加中共联合政府，届时他们将利用提供专家、机械装备以及建立股份实业公司等，“依照他们‘主子’的指示，力图在中国，首先在东北，推行扩大美国影响的路线”。他建议要在东北加强同中共的合作，包括及时同中共方面“合作组建平等的股份企业”、“派遣各类工业专家，提供工业设备”等。[79]显然，上述报告所描述的情况引起了莫斯科决策层的关注。
从11月底，莫斯科决策层开始对中国东北展开大规模的援助。11月24日，莫洛托夫批复同意向东北派遣200名铁路员工。12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制定草案，决定再向东北民主政权提供机车与3000余节车厢，并在大连修复车辆与生产设备，同时派出专列到“条约区界限以外的中长铁路段进行修复工作”。草案决定再向东北地区派出170名铁路员工。[80]12月27日，已担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的费德林在提交给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Громыко А.А.）的书面报告中说：“我们认为，应当加快恢复我们在沈阳的总领馆。这特别紧迫，因为目前满洲与中国北部的政治环境将导致中国民主政权会就一系列重要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转向我们的官方代表，而对它们做出及时的研究将因为我们在长春缺乏有经验的熟练工作人员而极为困难”。[81]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驻华大使馆在12月27日提交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已经否定了美国人“直接同共产党接触”和反革命分子“钻进联合政府及其机关”的可能性。报告不认为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中国还将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认为这种观点源自美国人“轻视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内部力量和能力”，轻视了“东北经济改造、经济恢复的实践经验”。[82]由此可推断，驻东北苏联领事机构关于在东北同中共交往的“实践经验”的报告，反过来，也对莫斯科思考对华政策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为了加强这一“实践经验”，莫斯科又对中国东北展开了更为积极的援助行动。1949年1月6日，莫洛托夫复电中共东北局，同意后者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请求，并决定再向东北派遣铁路工人200名。[83]1月8日，“满洲的铁路交通已经基本恢复了”。[84]
1948-1949年初，在东北地方层面上的协调与互动，不仅促进了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解放战争的进程，同时也对莫斯科思考与调整对华政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85]应当说，在此过程中，中共与苏联在1946-1947年间建立起来的经济、军事关系以及形成于其间的“战略性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驻东北的苏联领事机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应当说，在战后中国东北地区中共同苏联互动的实践经验与愈发紧密的战略性关系，为双方最终走向结盟奠定了基础。
调停风波与斯大林对中共的再认知
早在1948年，随着军事优势的不断丧失，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方面就曾传出过希望国共和谈的声音。对此，中共中央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86]。1948年7月12日，美国中情局就国共和谈的前景做出分析报告，认为“苏联是最有可能促使国共双方坐下来进行谈判的外在媒介，这是因为它与国民政府保持着条约关系，同时又给予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支持（而非物质支持），从而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之上”。报告判断，“在时机有利于莫斯科的情况下，苏联可能会提供特殊的调停建议”，其目的在于“抵消美国在国民党中国的影响力”，并“降低其现在可能不信任的中共领导层的影响力”，加剧“国民政府的内部分裂”。[87]
12月1日，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援引“未证实的消息”称，“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88]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内部弥漫着一股对国民政府的厌倦情绪，许多人开始着眼于同未来的新政权发展关系。司徒雷登建议，“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帮助中国人民开启民智，改善民生。使共产党明白我们这种支持的自由价值，也让全球在苏联体系和自由体系中间作出抉择”。建议“对华援助应限于纯粹人道主义范围……必须应付来自共产党政府或其他虚假环境的奉承讨好和娴熟的宣传”，“保持正常的美中关系，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等待有利于我们的时机”。[89]
到1949年1月10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均告结束，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也大势已去。国民党军主力已悉数被歼灭，人民解放军已将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大溃败形势下的国民党政府为赢得喘息机会，抛出了“和谈”的提议，而依照美国方面的判断，此时也是苏联调停的最佳时机。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文告中表示，可以不计个人进退，促成国内和平。[90]对此，毛泽东斥之为“战犯求和”，他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文章中称，蒋介石此举目的是“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91]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毛泽东明确强调，“将革命进行到底”意味着“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92]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但“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国民党的所谓的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93]对中共而言，此时已经没有什么比争取全国胜利更令人期待了，也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阻挡中共取得全国胜利的步伐了。
然而，对斯大林来说，在中共完全控制东北并即将取得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的时候，最危险的局面莫过于美国对这一革命进程的直接军事干涉。[94]尤其是，在战后远东雅尔塔体系下，无论是中共最终“武装推翻蒋介石的统治”，还是美国的直接军事干涉，都将威胁到苏联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的现实利益。虽然在1948年12月31日，塔斯社曾“奉命辟谣”，称关于苏联“可以考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的提议”的报道“纯系捏造”。[95]但这很难说反映了莫斯科的真实意图，反倒是莫斯科籍此释放“调停”信号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当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1月8日发出的要求美、英、法、苏四国“从旁协助”以“恢复和平”的照会后，[96]斯大林即致电毛泽东：“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以往赞成、并将继续赞成在中国实现停战与和平，但在同意调停之前，苏联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否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同时，他还为中共中央代拟了答复国民政府此举的声明“……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谈判，但是要在没有那些发动内战的军事罪犯参与的条件下进行。中国共产党主张在没有任何外部调停的条件下，同国民党直接谈判”。此外，他再次推迟了毛泽东访苏的时间，称在当前条件下，这样的访问“会被敌人利用来损害中国共产党人的威信，称中共是非自主的、依附于莫斯科的力量”。[97]
可能是顾及毛泽东可能的激烈反应，斯大林在1月11日又补发了一封续电，对上一封电报的立场作了解释。他指出，“国民党显然不会在没有任何外部大国，特别是美国参与的情形下参加和谈”，“也不会在没有蒋介石以及其他战犯的参与下举行谈判”，“因此我们认为，国民党将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些条件下拒绝和谈”，结果是“国民党将成为和平谈判破裂的罪犯”。[98]可能是为表达诚意，斯大林还将国民政府请求苏联调停并声称“不宜公开”的文件转发给了毛泽东。[99]只不过，斯大林第一封电报激怒了毛泽东，后者在1月12日针对斯大林1月10日发出的电报做出回应，开首即直截了当地告诉斯大林，“苏联政府应这样答复：……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认为参与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强调若苏联采取1月10日电报中的立场回复国民政府，将会对美英法造成“参与调停是应该的”的印象。目前战场形势已经是非常明朗，已经不需要再采取那种“迂回的政治手段了”。[100]
在次日同捷列宾的私下谈话中，毛泽东显然余火未消。他对后者强硬地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调停，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101]收到捷列宾报告的斯大林显然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愤怒。1月14日他再次致电毛泽东进行解释，称如果“南京政府的和平建议”与“美国的和平手腕”根本就不存在当然很好，“这种居心叵测的手段显然会损害我们共同的事业”，问题在于“这种手段的确存在……我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而必须应对它”。在这封长电中，斯大林一再强调，将按中共中央的意愿答复国民政府。[102]当天，显然冷静了许多的毛泽东针对斯大林11日续电做了回复，表示“收到您1月11日的电报后，我非常高兴。在基本的层面（拒绝同国民党和平谈判，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达成了完全一致”。[103]次日，斯大林回电称问题已“解决了”。[104]为避免在党内引起思想混乱，14、15日，毛泽东连续发出两份党内指示，称中央发表八项和平条件，“与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没有丝毫的矛盾”，“战争必须打到底”。[105]
在国民党政府方面，1月14日傅秉常向莫洛托夫表达了对得到苏联肯定答复的急切：“如果苏联政府希望在国共之间和平谈判问题上个别地提供自己的善意帮助，那么，中国政府将会只考虑这一意见”。然而，莫洛托夫关心的则是美英法对于国民党调停请求的反应，以及中共是否得知南京政府的努力。对此，傅秉常均表示“不知情”。莫洛托夫强调，苏联政府目前“需要研究”。傅秉常则表示希望苏联方面能在第一时间予以答复。[106]从谈话的过程看，莫洛托夫显然是在试探美英法对于调停问题的反应。1月17日，维辛斯基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后者转交了莫洛托夫拟定的苏联对华调停问题的答复函。[107]值得注意的是，在答复函草稿中，斯大林在希望“中国的统一将在美欧外国干涉的情形下实现”后，亲笔加上了“通过双方直接谈判的途径……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这一句话。[108]
出乎斯大林意料的是，在苏联政府做出反应之前，1月15日，美英法率先拒绝了国民政府的调停请求。[109]在他看来，这些国家之所以先于苏联拒绝调停，是因为事先得知了苏联与中共均反对调停的情报。对此，斯大林认为是中共领导人当中出了间谍。1949年2月米高扬在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也曾当面询问毛泽东，是否中共领导人中出了间谍。他说，“在中共周围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消息被美国人知道了”。他强调，“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否定米高扬的质疑。[110]值得注意的是，在1月7日，毛泽东曾告诉捷列宾，“甚至美国人也试图跟我们建立联系”。[111]他14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中也有“几天前美国人已经试探过我们的态度”的话。[112]由此推论，美英法之所以拒绝南京的调停请求，并不能完全排除毛泽东主动泄露关于苏联和中共将拒绝谈判的消息的可能。[113]
无论如何，1949年1月间的“调停风波”，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坏的印象。直到1950年代，毛泽东还对身边的人谈起此事，说“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114]显然，在毛泽东看来，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是斯大林。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毛泽东在该指示中着重加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115]1月26日，林彪在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再次强调“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不是南北朝式的和平”。[116]
在1949年初这场调停风波中，中共领导人的激烈反应根本上是由中国革命进程的客观规律与战后中国的形势所决定的。这场风波的最终结果则反映出，在中共即将彻底战胜蒋介石国民党的前夜，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已不能随心所欲地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了。而这次调停风波对于斯大林而言，则在于他试图影响中国革命而不成，更在于，此后他已不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华关系的主要对手，而不得不自20世纪20年代起第一次将外国共产党作为独立的力量来对待。[117]至此，基于同中共领导人的互动与沟通，以及在东北问题上的“实践经验”，斯大林已大致消除了对中共革命的疑虑，而尝试在远东接受一支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由于即将面对一个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无论从保障战后苏联在华及在远东的利益，还是重新确立同未来新中国的关系，斯大林都需要同中共高层进行直接的沟通与协调。这就是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的背景。[118]
结论
本文梳理了1948-1949年初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过程。在此期间，随着欧洲冷战的加剧与中国革命形势的根本转折，莫斯科开始密切关注中国问题。围绕中共未来政权、中国革命进程、东北利益问题，中共中央同莫斯科决策层展开了一系列的沟通与互动，最终使斯大林开始尝试接受一个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整体来看这一过程，应当说，中共中央扮演了一种较为积极、主动的角色。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则更多是一种“被动”的举措，其基本目的是，在远东地区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情势下，最大限度地维护苏联在这一地区得到雅尔塔体系保证的那些现实利益。
在此之前，即便苏联与中共之间在东北有着良好互动的“实践体验”，斯大林也并不乐见中国革命的胜利超出东北地区。在他看来，如果出现这种情形，极易招致美国的直接干涉。只是中国共产党人表达出的极为坚决的“革命到底”的立场以及愈益明显的革命胜利前景让斯大林意识到已无力控制这一进程后，这位苏联领导人才开始尝试将中共而非国民党政府作为苏联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真正了解与信任中国共产党[119]。应当说，决定斯大林调整对华政策的基本动力是现实利益而非意识形态，这对1950年间，双方围绕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