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作家于晚年自焚己著，在中西文学史上皆属鲜见罕闻。清初诗人周亮工即为其一。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一字减斋，号栎园。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任莱州府潍县令，浙江道试御史。顺治二年（1645）降清，官至户、吏两部侍郎。他少有文名，为文以复古自任，不肯随附时调，十九岁加入吴众香主持的星社，此后不辍吟咏，所历日深，持论弥高。既反对前后七子的盲目复古，也不落竟陵派“幽深孤峭”的樊牢。他认为：“古人为诗，未有舍性情而专言格调者。今人好称格调，而反略于性情，此诗之所以不古也。”因此，他主张应当“得古人之意，而深之以性情”。这种主张与创作实践，和同时代“江左三大家”的努力相合相即，扭转明代诗歌（主流为前后七子）专崇汉魏盛唐，“模拟剽贼”之弊，开倡了清代新诗风的先声。因此当时“主持东南坛坫”的钱谦益对他颇为推许：
情深而文明，言近而指远；包函雅故，荡涤尘俗。卓然以古人为指归，而不复堕入于昔人之兔径与近世之鼠穴，信栎园之雄于诗也！或曰：“子之推许栎园也，其指要可得闻乎？”余告曰：“有本。”（《赖古堂集》卷首《赖古堂诗集序》）
不只是诗坛大家钱谦益对他评价很高，当时士林中人也多以得栎园一诗一序为荣，并以此为扬名之阶。屈节仕清于操品固然有玷，然而栎园怜才下士，好奖掖寒门，或代梓穷愁之遗稿，或周恤逸民之孤孀，兼以雄才博学，文采风流，清流遗老，多所交结，因而名重于世。殁后黄虞稷作行状，概括栎园生平，盖棺之论，可见其地位、影响、人格及遭际的大端：
吏事精能，抚戢残暴，如张乖崖。屡更槃错，乃别利器，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领袖后进，则如欧阳永叔。其博学多闻，穷搜远览，则如张茂先。其风流弘长，座客恒满，则如孔北海。其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则如陶渊明。其敦笃友朋，信心不欺，则如朱文季。其孺慕终身，友爱无间，则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试用不尽，则如范希文。而遭谗被谤，坎 挫折，又如苏长公。（《赖古堂集附录?行状》）
栎园一生著述颇丰。自诸生以至历仕所得诗章皆付梓，有十多种刻本。庚子（1660）春又亲自删定，并由其子周在浚（雪客）刻于江宁，即《删定赖古堂诗》乙酉（1669）“复广赖古之全，尽收诸集而次第之，增以《偶遂恕老近诗》，合为全稿，缮写成书”。但就在次年，他忽然“中有所感，咸尽取焚之，并旧所梨枣，亦付一炬”，而平生所作的三百多篇文章，还没来得及刻印，也在这火中“等归荡灭”。今传世《赖古堂集》二十四卷，是周在浚编葺旧刻，搜辑遗稿而成，存诗大多是庚子前的作品，而文章只保留了三分之一。此外，还有说部和编纂的著作十几种得以留传后世。
由此可见，栎园烧掉的主要是自著诗文和那些印刻行世且颇有影响的说部诸作。对于焚书这件事，众说纷纭。他的儿子周在浚是在场的直接目击者，对此事的追记应该是最准确真实的了：
生平著作甚富。前岁一夕慨然曰：“一生为虚名误，老期闻道，何尚留此耶？！”命尽火之。（《赖古堂集附录•行述》）
同时代的虞山派诗人钱陆灿也有记述：
庚戍再被论，忽夜起彷徨，取火尽烧其生平所纂述百余卷，曰：“使吾终身颠踣而不偶者，此物也。”（《赖古堂集附录•墓志铭》）
钱陆灿的说法可能也是来自周在浚，大意基本相同。中国历来的文士，大多有儒冠误身，文字穷人的感慨，每每通过作品发泄出来，但很少有激烈到亲焚己著的。西方也不乏同样的认识，举较近的例子，布罗斯基曾就诗歌本质，诗人和世界的关系作了简明而深刻的考察：“当一个人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时，他就成为了一个所有法则——重力，压抑，抛弃，毁灭——都朝他瞄准好了的异物。”“对于诗人来说，个人的道德姿态，个人真正的资质，是由个人的审美观决定和形成的。这就是诗人们总觉得自己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原因。”（《二十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第387、388页）然而隔膜也罢，对立也罢，不堪也罢，诗照旧要作，这就像一个信徒，明知其信仰与现实生活不能相容，内心也有种种哀怨，终归百死不回，可见其纯粹与虔诚。因此，焚书之举，既然是被感慨所激，那么他的身世遭际必有极深极痛极不可平者，使这感慨的强度远远超诸一般的穷苦哀忿之上。
周亮工行书七言律诗扇面
就此而言，栎园的“慨然”是源于一生的坎，而非一时一事的触发。正如钱陆灿所记：
公材器挥霍，善经济，喜议论，疾龌龊拘文吏。当大疑难，专断生杀，神气安闲，无不迎刃解者。自筮仕即在兵间，寻擢台职，益欲以意气自奋，不幸遭乱归。才为时需，十年之间，晋历卿贰，然时时与世抵捂，关木索婴，金铁抢地而呼天者数矣。（《墓志铭》）
栎园确实颇具才干，身仕两朝，并非没有施展才略的机会，但屡受劾谤，大起大落，到底不能逃脱仕途败北的命运。明末，他初任潍县令，当时天下大乱，他“誓死登陴，守青阳楼者半岁，城卒赖以全”。（《赖古堂集附录?年谱》）癸末（1643）举天下廉卓行，取入京师，次年授浙江道试御史。但不到十天，李闯破京，他投缳自杀，被家人所救，于是逃归白下，“从明福王朱由崧于江宁。”当时马士英、阮大铖用事，党争甚剧，排诛清流，栎园被诬从贼，下狱，因讯无佐验，乃复其官。而马、阮欲其弹劾刘宗周（左都御史），始肯补用。栎园不肯谄附，见事不可为，便跳出局外，栖隐城郊。从这一时期的经历看，栎园才略初显，志节也颇高。只因邪佞当道，以致尽才报国的志向无法实现。他早年的诗歌可为佐证：
共指狼星皎，天弧未肯张。此身同渤，吾道总秕糠。不自我先后，谁为别雨旸。可怜时已晦，正色尚苍苍。
旧京同一梦，掩衭自辛酸。
虎步渊回矫拂云，羞将一剑任妖氛。十载籍尔驱车力，九拒惭予解带勋。作牧空传菜子国，撼山犹易岳家军。桓侯莫谓宁堪语，如子雄姿讶逸群。
栎园仕清的原因难以详考。简单地说他贪恋富贵，似乎贬低太甚；才高志大，难以自抑，或者更近于其隐衷。入清最初十年，是栎园仕途上升的阶段。乙酉（1645）清师南下，以御史招抚两淮，授两淮盐运使，次年擢升为布政司参政淮扬海防兵备道，很快又擢升为福建按察使。当时新朝初立，兵戈未宁，他竭尽才能，理兵备海，战功颇著。但朝中总有小人作祟，虽然官署频迁，任用不一，却始终局限于闽地，所谓“不知公者，其谓朝议以闽委公，其筹闽也；熟知公者，其谓朝议以闽委公，实以公委闽，其制公也”。（《墓志铭》）直至顺治十一年（1654），才擢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离闽入京。他刚上任，便疏言闽事，又进陈用兵机宜大事，都被顺治帝采纳实行，十二年六月升为户部总督钱法右侍郎，不久推吏部左侍郎，达到了一生仕途的巅峰。但这次任用的结局并不比甲申那次稍好，同年七月，福建总督佟岱参劾他在闽“贪酷”，十一月革职赴闽质审。此案牵连甚广，历时颇久，疑点也很多，时人多认为是冤狱（可能涉及满汉之争），先后七年才了结，仅因会赦身免。康熙元年（1662）复佥事道，补山东青州海防道，五年后升为江南江安督粮道，次年代理安徽布政事。然而，当他正欲有所作为时，祸事却又接踵而来。康熙八年（1669），“漕运总督师颜保劾亮工纵役侵扣诸款，得旨革职逮问，论绞。九年复遇赦得释。”（《贰臣传》卷十）钱陆灿所说的“庚戌再被论”，就是指这件事，焚书也就是这个时候。
陈寅恪先生曾说：“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二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卷三，四页）以陈先生的观点衡量栎园，可能不足以列入纯然的贤者拙者，但也绝非不肖与巧者。甲申国变，中原板荡，他没有抗志复明，也没有抱一栖隐，而是很快便归附新朝，于大节固然有亏，但从他的诗文与实际行动来看，当栎园看到多年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尽苦难，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于是施展一番才略，早息干戈，致力太平，便成了他的深切心愿。“干戈吾已厌”，“干戈满眼上公车”，厌兵希靖的思想在国变前已多有吐露。治理闽地时，“八郡皆先生车辙所至。先生益悉民疾苦，思有以苏息之”，“表率群吏，一尚宽慈，凡一切羡余陋习，悉禁不入。”在青州赈旱，“免黄放白收之弊，又单骑从部臣驰烈日中，察户口贫富，使惠泽不虚。”在江南督粮，又革奸除弊，“有司旗甲始不敢苛，编户百姓实蒙其利。”（《行状》）虽然是为新朝效力，但始终以百姓的休戚理乱为念，这在理想上是一以贯之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每每因直道得罪奸胥蠹宦，乃至构谤相加，必欲去之而后快。栎园虽非纯然的贤者拙者，所感受的苦痛却实在多于欢娱；所以苦痛，正是因为他不能做到不肖和巧，徒食干禄，辜负兼济天下的志向。而宦海浮沉毕生，屡屡受挫，理想终归碰壁，才略到底难施，事业究竟成虚，一番番苦痛于是郁结成大的忿闷，忿闷发展为绝望，终觉百非而无一是。在这种心境下，尽焚己著的激烈举措，实在是水到渠成，不足为怪了。
在这大的苦痛中，也包含着极深的悔愧。一身二仕，栎园并非不知是终身之玷，内心的阴影始终不能抹去。己丑（1649）在邺下南寺看到他的恩师张林宗生前的题壁旧墨，泫然泣下，吟道：“惭愧当年事，浮名不可藏。”“铁网难收处，蛟龙解秘藏。”庚戌焚书“一生为虚名误”之意，于此可见。他如“闲看老衲心无外，悔到深山意倍纷”、“谁为饥驱落世网，驼头不敢厌尘飞。”皆是对往事的反省自责。庚子后五言古诗更见苍苦，直披肺腑，浑然血泪，分明是诗人的忏悔独白：
昧不闻大道，安能得前知？高樾有奇荫，枯树无华枝。危途不暂远，危机不暂缓。虽有鲁阳戈，白日何由返？老铁铸错成，大悔亦已晚。
掩涕拥敝衾，细数平生误。披诚说向人，谁能谅我素。
而伴随这悔愧之情的发生，同时也埋伏下焚书的潜因。如果说对未来功业德勋的期待和努力尚能平衡道德人格上的失落，那么，随着宦海的浮沉，渐渐看清理想的不可行，这枚日益落空的砝码便不再能维持心理的稳定。“相期强善饭，悔不早焚书”，悔者，是懊悔为了一点虚妄不能实现的抱负，放弃了本可守住的节操，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及至看清，已然九州铸铁，百死莫赎；愧者，是愧对故国，愧对那些抗志凌云的旧侣孤臣，愧对自己的良心和本可清白高尚的人生。这错误太大，整个人生都错了，原以为重要的其实并不重要，那真当宝贵的却已不能挽回。书——著作是心声之吐露，人生之记录，既然人生已误，此身已矣，则这些乖舛可悲的吐露与记录又有何存留价值呢？！在这点上，栎园的心境或者相应于濒死的黛玉，都是因为最执著事物的幻灭而悲苦莫名。只不过黛玉焚稿是因为情，栎园焚书则缘于志。
栎园殁后，清初著名遗老吕留良应周在浚之请，为《赖古堂集》作序一篇，文中对焚书之事深予剖析。认为栎园焚书之举是“有所大不堪于中”，“惜其书，不如悲其志也”，具体说来，即：
豪士壮年，抱奇抗俗，其气方极盛，视天下事无不可为。千里始骤，不受勒于跬步；隐忍迁就，思有所建立。比之腐儒钝汉，以布紟终敛村牖，固夷然不屑也。及日暮途歧，出狂涛险穴之余，精销实落，回顾壮心，讫无一展，有不如腐钝村牖之俯仰自得者。吐之难为声，茹之难为情，极情与声，放之乎无生。彼方思焚其身之为快，而况于诗文乎哉？！然则从其焚而焚之乎？又不然。焚者，志也；其不可焚者，书也。知其焚，又知其不可焚，使他日不自焚，以得乎栎园之所以焚，是在雪客（周在浚）而已。（《赖古堂集序》）
吕留良的评论可谓直抵根髓，照见栎园焚书心迹所在。简而言之，这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事件，是一次绝望的事件。在此绝望中，栎园感受的苦痛不是道德的堕落，而是意义的虚无；不是新道德与旧道德的斗争，而是传统人格理想与现实人生理想的矛盾。新旧朝代嬗替之际，尤其是涉及异族统治，二者的矛盾便每每加剧而绝不相容。二者各有意义，得其一则人生亦差可自足。栎园恰好生活在二者绝不相容的时代，势不能兼美，才选择上后者。然而，颠踬蹉跎，老大无成，现实的人生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便连同前者一并失去了。所以，焚书事件的本质，其实是一位诗人追求人生意义而不得的悲剧结局。用栎园自己的诗来形容，实在是“调苦而心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