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不仅面临着严重的内部衰败，还有外来文明的严峻挑战。中国不但已无法按照之前的逻辑走王朝循环更替的道路，而且是不得已被裹挟到了世界文明进程当中：现代化成为了一个无可逃避的征途。然而，就当时的境况看，基础怎样，方向何在，何为动力，节奏、力度又怎么把控，均需要从现代化的宏观历史进程中探寻。
现代化理论中的几个评价
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以宏观史学视野，从大历史的脉络勾勒和评析了近世中国的社会巨变。我们结合理论评析中英和中日的现代化进程。
内源性现代化和外源性现代化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启动社会变迁的那些决定性因素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一区分，在马戛尔尼访华时中英两国交往礼单中已露端倪。当时中英社会的差别是巨大的，且这一不同内含了现代化的本质。当时的中国，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稳固模式，政治上是高度专制集权的官僚帝国，丝毫不见启动社会经济转型的内部动力和物质条件。不同于中国的单一结构式的农业社会，英国已经孕育出内源性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变革的前提条件，如早期城市化、早期商业化、早期工业化、世俗化等，这种多元型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具有的适应变迁的弹性、社会流动性、开放性与内在活力，率先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为其现代化提供了必要充分的条件。
从现代化理论这一角度来观察和诠释中英两国的那段历史，也就发现了西方现代化的背后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那种认为西方更多是靠对东方掠夺而发达起来的想法并不准确，当时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才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且它们在启动阶段是起主导作用的。一个向前发展的社会不会只有富强欲望，不会把增长能力和效度当作唯一标准，更应是向内寻求文明基因的社会。
被延误的现代化
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对比同时期的日本，它取得成功就在于它没有经历过衰败的过程，只受到轻微边缘化，就直接进入了现代化过程。这些特征最集中地体现在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比较中，而直接检验两场运动成果的便是甲午海战及战争之前的战备情况和社会情态。当时不仅两国中央政府与官僚政治、社会氛围存在巨大差异，还有更深层次的差异。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对社会变革的容纳能力很有限，经济结构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能力很有限，教育文化体制对摄取外来科学技术采取抵触态度，官僚特权阶层对社会变革更是抵制。日本则凭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具有现代政治特征的君主立宪制，上下结合的有选择性的“殖产兴业”路线，以及较高的危机意识、整个民族对外来先进事务的学习意识和容纳能力等，抓紧启动并大力推动了适应性的现代化。
用现代化理论来看中日两国的那段历史，也就发现了窗口期、自主性与历史基础的关系。应该说，历史给予各民族窗口期是一视同仁的，但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则要看当政者的智慧、格局和胆识、勇气，还包括整个社会的氛围和所形成的共识。
发展型国家的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概括东亚的成功经验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性的国家引导两者的巧妙结合”，即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较高程度的政治稳定，制定维护主权与独立的工业化计划，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等，这些措施有利于高度的社会动员，以推进高速工业化，而又照顾到收入分配的公平。但是，追求高增长的模式也代价不菲，如政治权利与生活水平提高受限制，血汗的泰勒制，生态的破坏，环境严重污染等，过高速度的追求会导致社会的严重失序，最后也将破坏经济增长。欲速则不达，还得从头再来。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更为迅速，然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怎样管控直至消除这种“发展型”现代化的副作用，已成为当前的重大课题。
国家有唤醒民族自觉、促进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作用，这也正是现代经济成长所必需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滥用政治权力而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终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过分的集权与干预也导致官僚政治的巨大膨胀，给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可能造成经济生活的政治化。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的独立影响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被解放的程度而逐渐增大。
中国现代化征途的几个提示
现代化征途必须转变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形态。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必当是全面的、彻底的现代化。
现代化过程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历史业已说明，凡是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功或一定成果的现代化，一定是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现代化；而要使所有人都参与其中，那这个国家或地区必须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也即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而非少数人特权的政治。
现代化是各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还必须把握好现代化的步骤、节奏和重点，这是战略需要，更是战术安排。如果到了一定阶段而没有适时转型的话，就可能错失不多的际遇。这意味着即使侥幸没有导致现代化的失败，也必然是折腾的现代化。我们要全面把握、快慢结合，立足于慢，着眼于快，战略考量而不是轻视忽略慢变因素，统筹兼顾而不是忽略快变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