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鲁姆对美国文化相对主义的批评
在大多数人看来，美国的立国思想最接近近代启蒙运动的理想，是世界上成熟实行自由民主的典范，也是包容价值多元的开放国家。而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却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对各种价值无限度的开放最终导致美国精神走向封闭。
布鲁姆敏锐地观察到，从60年代到8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历史主义、科学主义、功利主义、政治正确性等各种社会思潮在以平等为核心的民主社会中发酵，致使美国精神走向文化/价值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的观点认为，在一个自由主义社会里，平等意味着每个人的选择和价值取向都处于同样的地位，自由意味着在不干涉以及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个人可以像挑选市场上的货品那样选择所偏好的生活方式，而宽容美德就是不要对其他任何文化或其他人的选择作出评价，否则就是带有偏见的冒犯。以平等、民主为幌子，一般美国人不再严肃对待深植于西方文化中的价值，甚至忘却了立国精神。
尤为严重的是，这一衰势侵蚀到美国大学教育。一方面，大学支离破碎的专业分工背离了培育学生人格整体性的宗旨，而本应激发学生旨趣、传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学通识教育成了为了多元而多元的市场，丧失了评价文化优劣的标尺。另一方面，特别是60年代民运运动以来，大学向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诉求全面开放，主动放弃社会价值的引导者和教化者的地位。这种极度开放后带来的是价值上的贫乏，大学生“看重的是鼓吹不同的生活方式，却毫不关心它们的真实内容”（第10页）。他们漠视自己心灵，已经不再追问甚至愿意去想象什么是至善，什么是一个值得过的好生活，转而奉行一种表面宽容，实质浅薄和冷漠的人生态度。
布鲁姆撰写此书背后有一个深切的忧虑：从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孕育出来的表面开放、实质封闭的状况最后反过来损害民主政体本身。那么，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布鲁姆提供的药方在于大学教育：大学应该回归古典传统的教育精神，以经典文本为核心重塑大学的通识教育，从而塑造学生的情感、想象力和道德经验，令其有意愿和能力严肃对待其他文化和价值。反过来，大学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对于一个民主社会保持生机息息相关，“学术团体和大学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它使原则保持生机，是保持这种政体运转的知识和教育的不竭源泉。”（第213页）因此，民主社会为了让其保持生命力和精神自由，必须容忍大学保持精英的地位，让大学提供它所没有的经验，为社会的价值秩序提供指向。
二、中国式的犬儒：主动选择的封闭
我们始终要清醒的一点是，布鲁姆对美国大学教育和大学生精神状况的批评是根植于美国成熟的民主制度框架内，是民众对平等、正义等价值的诉求得到充分尊重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他的批评体现的是一种清醒的反思，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深切忧虑和珍视。因此，我们切不可夜郎自大，认为美国不过如此，风景这边独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布鲁姆给我们的启发反思中国大学的状况，我们会发现，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比布鲁姆对美国大学的批评更为严峻和险恶。一方面，我们的大学教育同样面对布鲁姆所批评的社会流行价值观和和以市场逻辑为内容的功利主义的侵蚀。此外，在一个缺乏成熟的宪政框架的社会，基本权利和伦理底线尚未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尊重，公民社会的培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个整体环境下，中国大学精神状况面临一种由来已久、积重难返的外部封闭性：泛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对大学教育的强力控制。政治化大学教育的意图是建立与政体模式相应的人，具体的方式例如有行政化、官僚化的管理，对学生社团活动的监管，对学术评价标尺的行政化制约，对青年教师的言论监控等等。
对于外部环境压制下的被动封闭，我们可以期待，如果去除这种强压，还大学以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那么这种封闭状态理应会被打破。但真实情况是否可以这么乐观呢？外部压制带来的不仅仅是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思想自由的范围收到限制，更严重的是，在这种强压下产生了犬儒主义式的封闭。这种封闭的首要特征在于主动的选择，因此更难以提供力量打破外在的封闭。
在社会舆论领域，特别是网络舆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两个走向极端的言论倾向：一个是对公共事务极度热情，热衷于发表个人意见；另一个则高度怀疑跟政治有关的事情，认为同情、宽容是伪善，倾向以类似阴谋论看待其他人的公共行为。但同时，发表这些言论的人通常认为做什么都徒劳无益，他们一方面痛恨腐败，一方面却怨念为什么可以腐败的人不是我，记挂的是什么时候可以“彼可取而代之”。
在大学里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大多数人都痛恨学术造假，这体现了对价值高低优劣的评价倾向。但在大学里量化的评价体系当中，既然所有人几乎都知道这些评估的数据有水分，做正面抵抗于己无益，那么何不顺应呢。又比如，我们当中大多数大学生对理性民主科学等启蒙话语并不陌生，也能不同情境下娴熟地运用这些话语，但这似乎对大学生的心智生活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这里存在一个不一致的地方：在价值评价上，他们意识到腐败行为和学术造假是道德上错误的，但最终是以另外的逻辑来行动，并且不认为需要对自己的信念负责，也不会带有任何选择上的反省或良心上的不安。这种信念上“意识到”或“默认”价值的高低，行事上却依照另外的逻辑和态度，而且并不会对此感到任何矛盾则是这里所界定的“犬儒主义”现象。
与布鲁姆所批评的文化相对主义带来的精神封闭不同，中国式犬儒现象体现的是一种主动选择的封闭。自由主义社会下的文化相对主义产生于一个相互冲突的价值多元的世界，起因是破除文化权威中心，承认各种价值的同等地位。与此比较，在信念层面，犬儒主义并非认为所有文化价值都处于同等地位，它“意识到”有一个较高原则或价值，但不再“相信”或“承认”任何信念的真实性。它也不做积极的怀疑，只是做姿态上的“不相信”，拒绝追究是否有值得相信的真理或价值底线。同时，它没有意愿去理解外部的公共世界，没有意愿以说道理的方式为其信念捍卫，而是以一种看似高明的姿态采取一种愤怒或冷漠的态度。这可以表现出对公共事件或极度热情，冷嘲热讽，或冷漠麻木，事不关己。从这一点上看，犬儒主义的封闭性是在承认价值优劣的前提有意识选择的，属于主动选择的封闭。
在行动层面，虽然犬儒主义者意识到某个较高原则，但这并不会对他的行为、态度情感以及生活方式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政治上的宏大叙事已经破产后，以权力、利益、成功为主要内容的主流价值统摄了从上至下的社会肌理。他们不相信任何冠冕堂皇的政治话语，但同时可以运用任何一套价值话语，但同时抱着“现在社会所有人都这样，我有什么办法”的现实主义和投机的方式行事。他们按照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行动，即使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也不会感到任何道德上的良心不安。
在这种普遍的犬儒主义的氛围里，在心智和信念上保持真诚和“较真”不再重要。我们知道这是谎言，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这是谎言，然而，他们仍然公布这个谎言，其目的不是让我们接受这是谎言，而是令我们对这是否谎言不感兴趣，矮化我们的人格，在面和心不和的无力中默认其控制力。至于这个谎言本身，他们自己也不关心。既然他们要的不过是我们摆出相信的样子，我们又何必冒着不必要的风险追究这种谎言的逻辑和背后的真相。
表现上看，这是信念和言词，言辞和行动之间的分裂，即所谓的知行不一。但犬儒主义还带有新的特征和危害。犬儒主义者不会感到知行不一之间的冲突，他们奉行的是被启蒙后虚妄的清醒，拒绝去相信、怀疑或深究言词背后的实质性内容。。当其行为模式作为一种被默许的、甚至被赞许的逻辑盛行于我们的心智生活和公共生活，这比单纯的文化相对主义更有危害性，因为它以某种高明的世故和机智扼杀了心智生活的可能空间。由此来看，犬儒主义是一种自愿选择的封闭，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即使我们看到有去除外部压制的必要性，我们也难以产生“意愿”去打破这种外部和内部的封闭性。
这或许可以解释，比起对政治理想的狂热追随，官方可能更欢迎这种犬儒主义，并不会试图改变，因为它可以从社会中普遍化的犬儒主义得到某种控制。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学去行政化、去官僚化难之又难。
三、结语
由启蒙运动所塑造的现代大学精神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好人和与的公民需要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这首先要求我们认真对待言词背后的东西，在心智层面过积极的心智生活，在公共领域以说理方式为之辩护和捍卫，在行动上则为个人行为负责，过一种富有教育的交往生活。犬儒主义的危害正在于破坏了我们对这方面的想象和意愿。
大学是社会心智生活的中心，只有大学里的主体--学生和教师成为自觉的自我启蒙者，大学才有净化犬儒主义风气，成为社会启蒙的希望。与犬儒主义的行事逻辑不通，即便这是徒劳，我们也需要让这种徒劳发生。
（本文为同道读书会第19次活动“从布鲁姆看中国当下的精神封闭”的主题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