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很多企业的老板讲过，加个薪你都这么费劲，就别当这个老板。
创新已经被前人从各个角度来解读和探讨过了，但是从非常现实角度看，创新跟中国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粗线条地看，今天的国民经济，基本上就是两个力量在对冲，一个叫做下行，另一个就是创新。二者对冲会冲出什么样的结果，决定了今年年度的增长情况，也决定了2020年以及今后长远战略目标会如何实现。
我们怎么理解创新和创业可以跟下行对冲呢？这就要理解到底有哪些力量导致了经济下行，理解创新为什么可以与这些向下的拉力产生作用。
可以肯定，中国国民经济下行是高位下行。在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我们的年度经济增长率，包括季度折成年率在15%以上。金融危机以后，增长速度差不多减少了一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全国来看，南方沿海地带基本可以实现稳定增长，但北方大省河南，还有东北地区，下行的压力仍然非常大，今年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左右，但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还是一个未知数。
增长速度为什么下行这么多？这当然不是神的力量，也不是自然的力量。把我们的增长率拉下来的第一大要素就是全球需求，也就是全球的市场。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欧债危机发生在欧盟，都是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长期以来，美国、日本、欧洲是中国依赖出口的主要市场，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最高的年度进出口相当于GDP的60%到70%。欧盟出了问题，进口量就有变化，出口量随之也就有变化。去年3月份定的是进出口增长率为7%，但最终只实现了2%。对此，海关总署发表过一个报告，对此进行了解释，说中国的出口优势不像以前那么明显，是因为最重要的是成本优势不再那么突出了。我们的人工在涨、土地在涨，方方面面的成本都在增加了。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工成本自然就要上涨，增长的目的不就是让大家收入提高吗？可是这样一来，成本就必然要提高。
但是如果因为收入提高导致了成本提高，我们就接受不了了，打不下去了，再往后怎么发展呢？当前，我们的人均所得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人均工资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德国一个新工人月收入是三千欧元，这相当于三万元的人民币。而我们现在几千人民币的人工就能导致出口优势消失，这个经济仗怎么能打下去呢？这就要研究对冲，研究人工成本提高还有没有办法保持竞争力！经济学的道理很简单——只要一生产，工资就会持续提高。那么华为是怎么做的？他们给大学毕业生加薪，要保证招到最优秀的人。所以华为的薪酬水平要跟今天国内企业比，要跟大型央企比，要以最优厚的薪酬待遇水平招聘到最新最好的人才。
那么经济在下行了，很多地方说经济要停摆了，为什么要加薪？创新可以对冲人工成本，因为做出来的产品不一样，做产品的效率不一样。在我们最核心的西欧市场，强敌如林，不能仅仅拼价格低，有的产品价格比很多国际知名品牌都要高。中国公司如果把销售额的10%用于研发，坚持多少年下来，一定会收到效果。以华为为例，他们有自己的研发优势，在当下这个时代，欧洲的基站空间都非常紧缺，用于手机换代的基站空间都非常少了。而且2G的基站只能用于2G手机，彼此之间根本不能兼容。但是，华为的基站是2G、3G、4G兼容的，一个小小的盒子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以制造业为例，同样是人工、机器、土地支撑的产品，但是各要素含量不一样，公司的水平就有区别。华为有15万人工，其中5万都是外籍人。在哪个国家就用哪个国家的人，就用这个市场价格的人。有的地方的工程师是很贵的，为什么能用呢？这就等于给我们所有企业一个启示：不要笼统说人工贵了，我们就不行了。人工贵了，如果生产力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企业当然就吃紧，无法承担。但是如果生产力提高了呢？那么我们靠什么来提高生产力？就要靠科学技术和研发。我跟很多企业的老板讲过，这个薪酬水平你都觉得费劲，就别当这个老板。再看五年后，中国人均收入肯定还在增长，中国的蓝领工人的工资肯定还要上涨。你到苹果看一看，他们在用什么样的工人，用什么工程师？看看他们伦敦的公司租什么样的厂房，用什么样的工人？他们的人工成本比我们高多了，为什么我们的工资一上涨，我们的企业就打不动了呢？
反过来说，人工成本的上升也有好处，那就是购买力变强了，国内市场就雄厚了，可以倒过来支持生产。你的生产率比不上工资上涨的速度，你在人力市场的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工资一涨，利润就没有了，企业自然就打不下去了。所以由于我们人工成本高，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就开始乏力，是因为我们创新没有跟上。靠创新和经济下行的对冲，有好多产品我们是可以做的，好多领域我们是可以涉足的。
创新是可以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实现的。你如果完全没有创新能力，你就没有生存能力。
当然，创新也可以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实现。以海尔为例，海尔是一个大型的传统家电企业，这个公司非常大，审批流程长而且复杂，很多一线的想法，经过层层报批，很多年轻人的创意思路就被中间环节层层扼杀了。那么海尔就改变管理模式，进行组织扁平化管理。海尔员工如果有思路和想法，直接提出来，不需要层层报批，而早由张瑞敏直接决定的，有几个人愿意合伙跟你干，公司就给你配备资金，这就形成了一个创业体制，把海尔变成了创业平台。
把科层制的管理公司转变为创业平台，这是一个险招，很多人都捏着一把汗。但是张瑞敏就这么做了。结果呢？现在，海尔一些年轻人提出的创意已经开始生产了。他们发现孕妇躺在床上很难受，只能看天花板，就做了一个球形的投影仪，联上网，可以在天花板上放电影，放新闻节目，甚至放微信。从结果来看，第一批定单就非常理想。海尔的洗衣机功能很强大，但是他们的年轻员工还是提出了一个创意，那就是做一种微型洗衣机，假如我们吃饭掉一滴油，当时就能把它洗掉。这个是组织的变化，也是创新，这个创新可以让你有成本去竞争。
中国市场很大，很多企业花很大的代价打造营销渠道，投资很大，管理也很困难。而有的人就另辟蹊径，他不用那么多的资源搞营销，比如小米。小米跟苹果比还是有差距的，跟华为也有距离。但是他有一个长处，他能把那个价位的产品做到精益求精，用真才实料的同仁堂精神，把产品做得令人爱不释手，甚至连包装盒都做得非常讲究。他们把毛利降下来，把售价也降下来，降到比成本略高一点。薄利多销，赚了钱才可以继续投资，才可以持续赚钱。最后顾客觉得你性价比最高，口口相传，拉动了粉丝经济。
小米的老总会花很多时间跟粉丝对话。大家有什么意见，产品怎么改善，兼听则明。口碑形成了小米的销售份额。小米不搭建营销渠道，反而形成了饥饿营销。他每个礼拜推出一款产品，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被抢光了。这个公司不需要流动资金，不需要铺底资金，不需要到处搭建营销渠道，可以利润就从这里出来。羊毛出在猪身上，不容易，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但是你的产品要足够好，你要有致命吸引力，就会有人一窝蜂地去买。所以小米只用了很短的几年就快速攀升成为上千亿产值的企业。当然，小米CEO雷军是久经沙场考验的，他早年在互联网企业做了很多年，但他不会人云亦云，他把他的商业模式改造得真正利人利己。它通过口口相传得到的效果，比广告轰炸还有效，深刻对消费者行为产生了影响。这些创新都可以对冲经济的下行。
大家都要占地，地价自然就上升，大家都去买能源，能源当然就涨价，这是经济学，是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这个参数一变化，如果没有创新意识，尽管上一段打得很成功，下一段却不一定还能活下去，这就是产业的道理。今天不管你在哪个领域或哪个方向，你如果完全没有创新能力，你就没有生存能力。创新是企业的生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今天中国如果打全球市场，光懂工厂是不够的。要开疆破土。
再看全球出口，由于美欧经济的变化，所以我们就受影响，说得有道理，但也不全对。金融危机之后，有七个国家在全球的总需求份额下下跌，这七个国家差不多占全球出口经济的68%，现在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45%左右。但是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当中，新兴市场的份额上来了。问题是我们的出口目标市场，很大程度上还依然依赖于发达国家，我们在新兴市场国家有市场能力吗？新兴市场更发达了，跟成熟市场的差别在哪里呢？应该说，他们有潜在的购买力，但是基础设施不行，需要的货物运不进去。
今天的中国企业要打全球市场，仅仅懂得建设和管理工厂是不够的，还得懂得开疆破土。没有钱没关系，我们借钱给你买中国货。所以中国企业除了要做到工艺精良之外，金融也要配合好。今天，我们有外汇储备，我们有制造的能力，而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不行，需要的东西恰恰是中国产能过剩的。
所以“一带一路”是战略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是战略性的。这些国家跟我们没开放之前是一样的，虽然穷，但是人民仍然需要制作相对较好的东西。我们访问了很多企业家和政商人物，其中包括工商银行，虽然业务机会有的是，但印度他们就不愿意去。中国人脑子里的外国就是发达国家，去纽约，去巴黎愿意去，新德里就不肯去。华为为什么厉害？他们连伊拉克都去，那里前线不在掉炸弹，他们一样去开拓市场。中国就缺少这股劲，市场开拓能力不强。拿学语言来讲，学小语种，又敢出去打拼的，将来升职空间最大。东盟有十个国家，其中印度尼西亚有一亿人。拉丁美洲有很辽阔的土地，资源、人口、经济潜在率都有很大的发展时间和空间，而我们的开拓能力和创新能力跟不上，就只能望洋兴叹。新疆不算发达地区，新疆的民营企业，还有国企改造的电力设备厂家，改造过来的新型股份制企业就很有眼光，他们不仅仅占一块地，买一块矿，而是首先修路，在阿拉善口修建铁路。这个就需要发展的眼光。
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到国外去炼钢、造码头很受欢迎。那么下一步不仅仅是单纯地靠制造业、靠出口，而是靠对外投资带动，创新跟上去。我们不能因为全球发达地区的经济地位萎缩，我们就跟着一路走低，我们还可以开发新的市场。印度是一个经济那么弱的国家，一个企业，就一个老板坐在办公室里，工人在门口站着，外头就是40度高温，确实可怜。而我们的家电行业，TCL走在前列，他们为什么不去开拓印度市场？因为口味不习惯，印度饭不好吃。吃不下、睡不好，市场怎么开拓？仗怎么打？所以创新是全方位的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那么单一的思维。
现在我们认真讨论的外向经济，如果因为经济增长、成本增长而对冲不了，那是没有前景的产业。中国企业可以请最好的工人，也可以转型，也可以有创造力，不是仅仅提高生产力就能解决的。我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经济增长才能有长久性。
网速就是竞争力。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决定当地有没有投资价值。
不久前，李总理关于网速与网费的意见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他有几问：中国上网费为什么这么贵？流量费为什么这么贵？网速为什么这么慢？这就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所讲的创新仅仅是技术创新吗？是否还应该涉及到我们的制度创新？在我们国家，上网服务是由大型央企来提供的，在全球范围比较，显然，我们的竞争不够激烈，没有力量推着你一定要在性价比上作出改善。北大有一位韩国留学生，在网上发了一个牢骚，说到中国来留学相当于少活好多年，为什么？因为上网慢。确实，我们出国去比一比，人家的网速很快，费用也不高。我国目前的网速又慢又贵，所以李总理要求在这方面作出改革。中共中央的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很多官员不再大吃大喝了，很多钱就存在银行里。这些钱不在市场里转，就不能创造价值。这个钱要花出来，怎么花？我想应该花在网速改善上，把网速提上去。我们到深圳去讨论怎么增加城市竞争力，其中有一条就是网速比别的地方快，这就是竞争力。北京是首善之区，能不能把北京的网速率先提上来？这不是一家企业就可以做到的，这需要整个国家，央企、国企等进行全面的改革，不改革我们有很多竞争力就消失在无形当中。
我们很多税费偏高，服务质量不高。很多公司跑到了越南，虽然越南缺少后勤，但是成本却有更大优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每年都去很多趟非洲，包括中国的过剩产能怎么能引进到非洲去，这是合乎经济发展逻辑的。2005、2006年的时候，中国台州有一家做快餐的塑料刀叉的民营小企业，把纸杯放到宾夕法尼亚州去生产，这似乎从逻辑上讲不通。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把那个DVD给我看，副州长都跑去了。经过这个企业家解释我们能明白，那里的土地比我们便宜、电价比我们便宜。美国目前的招商引资力度跟90年代保持一致，民营企业家都很自豪。不但如此，在那里开办企业，还可以见到副州长。两相比较，就是人工成本比我们高，但是劳动生产率也高上去了。纸杯主要的销售市场在美国，但使用的人工很少。你的人工成本比我们这里贵，但运费省下来了。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的人要注意到，不论你去天南海北，都可以调研一下当地的参数：地是什么价，人什么价，税是什么价，政府办事容易不容易。经过比较，就能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投资价值。我们国内一线城市的一个建筑，土地成本占了70%，而去澳大利亚投资，同样一个建筑，土地成本只达到卖价的17%。
今天讲的新技术改变组织的流程，也受到整个系统的影响。政府、中间企业、服务单位、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就是要进行全面深化的改革，把妨碍生产力，妨碍竞争力的劣势，一项一项针对性地解决。
改革要鼓励探索未知领域，对新事物要尝试，应区分利弊得失再下结论。
改革也存在创新的问题，好多制度的变化，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而是从地下“拱”出来的。IP电话是福州马尾区一个民营企业研发的。他收购了一个卖场，为了促销，想出了一个方法：顾客来买东西，奖励他几分钟的电话。当时福建有很多侨民都有打国际长途的需要，当时国际长途费用是每分钟28-35元，奖励几分钟，就是很大的优惠。当时他的电话是最早使用的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公用电话，不需要占用一条线路，仅需要把数值打一个包，利用空档就发过去了。有了这个优势，后来他干脆就经营起IP电话来，一分钟收4.8元，而马尾电信局的收费是28元。这样一来，马尾电信局不干了，说他扰乱市场，谋取暴利。后来发展到把人抓起来，初级法院判他输。但到了福州中院，他们没有这么处理，应该说这是中国法制界的一个成功案例。福州中院怎么处理这个案子？他们通知三方到庭，法院、辩方、诉方都请了律师，最后判非法经营证据不足，驳回重审。理由是立法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技术，这是新事物。对新事物要尝试，应区分利弊得失再下结论。然后反应在电信条例中，后来把网络电话和IP电话都写进去了。再有一个结果对老百姓非常有好处，那就是那一年，我们国家就推出了国家电讯公司，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变革。还有微信的兴起。微信这么火，电讯公司说要收费，因为你在我的网上跑，这是一年之前发生的事。我们就去工信部，几经讨论确定不行，会影响几亿用户。这也反映出我们主管工业部门的观念变化。微信没有收费，这就是进步。
最近有一个新生事物就是滴滴打车，这是互联网+出行模式，目前也在争鸣。城市出租需求不是每天都是均衡的，如果通过审批牌照，不能批多，批多了谁也不挣钱。批供求平衡，路也不通。，这个生意不是流水线，有高峰和低谷，只要是传统的出租车模式，出行供求时间总有一些时段的区别。互联网一来，可以把一些储备的资源调动起来，有需求就出去，没有需求就回来。互联网帮助解决了一些问题，可以节省人力。原来打出租车通常不知道司机姓名，打专车就知道。你如果行为不好，有投诉，接下来就接不到定单，惩罚也很厉害。所以专车很像样、很卫生、很懂礼貌。他会告诉你他的手机号码是多少，几点来接你。出租车行业的传统模式是在路上“扫马路”，过去不知道哪个点哪个位置需要车，现在很容易就知道了。打车服务的APP实现了自动报告位置、自动收入，而且目前已经升级更新到了第五代，可以实时了解车的方向与位置，体验不断变得更好。
移动互联网为什么了不得？不是一般的互联网，互联网上信用很难建立。早期的互联网谁也不知道我是一条狗，早年的商户也搞不清楚谁是谁，那就是胡来。手机实名制了以后，一个号码对应一个人，如果再加上银行卡，支付就奕得灵便起来。这么方便快捷，肯定不是一般的互联网，是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应用到现在，如果管理跟得上，我们的公安身份证平台再打通，信用平台再建立起来，这个法宝还会发挥更大的威力。
所以我们政府的管理模式与思路仍然需要创新，需要通过市场激发他的改革。我们的城市管理当局一定要跟这个新生事物做斗争吗？提升整个出租车行业的服务水平，造福于所有的城市出行人群，这个也是创新。这种创新在下一个阶段会对国民经济的下行对冲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还有，我们有很多的债务，我们的金融如果不再进一步改革，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那么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资产价格涨得快，贷款需求就旺盛。反之，等到资产价格下来了，前景不好了，倒过来一看，借了十个点的利息，必须还，我可以炒20个点的资产。对我们这种经济，间接金融，银行主导的金融模式，无疑会放大经济波动。对冲的办法是什么？20年前中央文件就写进去了，要发展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就是股权融资。钱放进去，挣得多就多分，挣得少就少分，不挣就不分，要赔一起赔。好的时候比一般经济还要火，下落的时候往下扎的拉力要比前者更均衡，拉力要大。
长远来看，应该通过金融创新，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不解决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是容易大起大落。这些问题也是需要创新的：股权融资，直接投资，放进去的钱不能抽回来，想法变化了，怎么把这个资源拿走？投了资，家里要看病，不能到工厂去拆一个机器，所以必须有转让机制，只要搞股权就要有一个灵便的股权转让机制。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经济，自己看，中国资本市场很大，但是跟国民经济相比，在社会综合融资当中的占比还是偏低。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人来创业。现在说到的万众创新，大众创业，还应该由资本市场来识别。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为什么创新对今天的中国经济更重要？从经济发展中期看创新，应该说，我们到了一个需要规划变革的时期，过去我们一直是后发制人，后发制人就是别人走过的路，我看明白了，然后集中国家的力量来干。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科学工作，研究工作，也有人提出发达国家会怎么样，我们拿过来研究明白了，做一个863计划，“十三五”计划，跟着前进。当然，跟随性，仿制性也是一种创新，因为需要结合我们的情况做出调整。但真正的科学创新是对付未知的，不知道的。科学的麻烦就是探索不知道的领域，中国要准备对付的恰恰是那些不知道。我们现在整个体制动不动就考察，三天两头就考核你，动不动叫你填表。有人办一个公司帮助大学科研机构填表，用互联网技术填。你都搞不清楚，怎么能够搞科学研究？我们讲科研成果原创，就是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这时候组织专家委员会评，他们也不知道、不会评，但这是创新。
华为拿出销售额10%来做研发，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投入产出比是多少。但是最后可以通过市场来检验。我们看历史上的科学中心：古希腊、中国的春秋战国，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也对文明做出了贡献——科学家衣食无忧，搞不出东西来也发给他粮食，再搞不出来加薪水，不问原因。当然前提是要把这个人挑出来，这个人应该是以探索为生命的。当年聂荣臻元帅搞科技的时候，只有两条原则，一是把优秀的人集中起来，为国家的国防使命做贡献，另一条就取消政治学习，不要去干扰科学家的连续思维，不要让杂事去打扰人，两弹一星搞出来就是最好的政治汇报。还有就是不搞运动。在当年给养很困难的情况下，聂帅给三军打招呼，弄一点肉和蔬菜，给科学家吃。
所以在今天，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给够资源是非常有必要的。可是，现在我们仍然是追赶型的决策模型，弄清楚，下决心，指哪打哪。攻关的前提要知道那个关，今后很长时间这种打法还要占很大一部分，但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完全可以为成为一流而做准备，科学上探索未知，什么条件可以有助于中国探索未知，探索为了未知的东西，怎么最大程度上得到应用，把好的想法变成产业和竞争力，这些问题从经济发展的中期来看，与当下对冲下行的手段相比，可能是更长远的一种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