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19世纪起步的中西新闻比较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中西报人、学者、传媒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建构了中西新闻比较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心态，指向西方化与去西方化的思维方式。尽管中西新闻比较充满矛盾与困难，但它依然是中国新闻改革的思想动力。

【关 键 词】中西新闻比较/西方化/去西方化/文化心态

从19世纪开始，面对大清帝国紧闭的国门，西方的书籍、报刊从门缝里挤入中国，作为现代性元素的西方新闻业冲击着古老的交流体系与观念。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应对冲击的过程中建构着中国式现代新闻传播体系，这一体系既改造着传统的文化图式，又被传统的文化图式所制约；既为西方新闻业的现代标准所衡量，又试图突破西方的媒介垄断，让中国传播力量融入世界传播体系。这样一来，至少有两种目光加诸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即西方化与去西方化。这两种目光交织在一起，演绎出中西新闻比较的历史进程与文化心态，从而构成中国新闻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一、传教士与中西新闻比较：面向新闻业的“异类”

从历史角度看，新闻业成型于17世纪的欧洲，逐步发展出具有现代特色的制度化、职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新闻传播运作体系。这种运作体系独立于19世纪，其特征率先被英美新闻界界定，在1833年出版的《威斯敏斯特述评》上首次出现了“journalism”一词，形成一种“盎格鲁—美利坚”式的发明。虽然19世纪的中国早已不屑于接受外来的东西，但是那些早期来华办报的传教士与中国京报的相遇，还是开启了中西新闻比较的历史进程。

翻开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可以读到有不少评价京报的文字，包括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京报分析》(1838年8月)、亚禄克的《京报》(1873年2月)和梅尔斯的《京报》(1874年7月)等。他们站在英美还未成型的新闻理念上，品评着作为“邸报”翻版的民间出版物，一致的看法是：从新闻来说，京报是最不中用的新闻纸，里头只是政府认为对自己有益、应该发给士绅和官吏阶级看的一些奏议和皇帝的杰作罢了。[1]这显然是以办给又穷又忙的人看的便士报为参照得出的结论。虽然便士报在英国只是崭露头角，但它面向平民的风格深受传教士青睐，英美式新闻的导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奇妙的因缘。

任何开端都兼具偶然性与必然性。1807年，热心中西文化交流的马礼逊第一次到澳门传教便遭遇大清帝国的封锁，当时清政府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公开布道和印刷宗教书籍。他不得不改变策略，以办学和办报的方式传教，这无意中产生了1815年中国近代第一种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但是，基督教的本土适应又必然使西方传教士进入跨文化语境，“习华文，学华语”，注意以四书五经的格言装点他们的刊物，比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封面就写着“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或模仿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进行新闻报道，如有些新闻的结尾处往往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现今未知如何，下月细传”，甚至在写到海军交战时，也要写上“大战几个回合”，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交战描写用到了近代战争上来，以此增强传播的亲和力。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审视中国的出版环境，并与之建立某种关系，从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所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始，就注意转录京报上有关中国政事的消息，充分照顾中国读者的需要。这样一来，他们在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同时，也致力于研究民间出版的京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在1832年创办的英文报刊《中国丛报》就刊登了许多评价京报的文章，要么采取比附的方式去认识京报，认为京报在民间的出版只是一种默许，有悖于法律，就像在英格兰出版国会演讲一样；要么参照现代化理念予以批评，如京报充斥着委任、提拔、弹劾、调离、奖惩、发配、流放等公告，而这些事件对于不了解中国朝政的外国人而言，是不能激起他们兴趣的；京报“一提到皇上，就会用格言般的经典话语，庄重地抒发感恩涕零、高山仰止般的崇敬之情，用最古老、难懂的词汇来形容和描述他，把他奉为圣人、上天抑或老天爷。”[2]到1838年，传教士们基本上摸清了京报的核心主题，即政府部门与地方行政长官、军队和政治、法律事务、财政与公共工程、领土与政治事务、附属及其他各方事务。其中，在分析官员调职与任命的报道时这样议论道：“如果只是单独地把这些报道挑出来分析，那么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烦死读者。但如果将它们放置于整个大环境加以考虑，它们可能是京报里最有价值的部分。”[3]

晚清的文化环境显然不利于办报，传教士走进了被异质文化包围着的拓荒地，这些为宗教使命感所驱使的异乡客不会仅仅安于做文化适应的事情，而是要进一步清除障碍，标示主张，在旅途中对话。这使得传教士一方面移用西方的平民化办报风格，把刊物办给“又穷又忙”的人看，大量报道世俗新闻，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体写作，冲淡京报的气息；另一方面导入西方的新闻观念，从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的《新闻纸略论》(1834年)开始，就持续地介绍西方报纸情况和新闻自由观念，以及西方的报纸功能观念(如广见闻、通上下、寓教育)、报道观念、报业管理观念等。他们总是从某种使命出发，试图创建一个活生生的、富有气息的见证真理的拓荒地，报纸无疑也被变成了拓荒的工具，为此，他们要面向大众，回应世俗社会给见证真理设置的各种观念障碍，基于这一点，他们常常为中国的传统观念所牵引，也努力使中国人与传统观念剥离。

二、晚清中国报人的中西新闻比较：基于重建言论权威的需要

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最终引起中国人的重视，1839年，林则徐推行手抄译报《澳门新闻纸》，专门翻译外文报纸以掌握“夷情”，魏源的《海国图志》更是提出“夷情备采”。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国人还是不知报纸为何物，甚至以“搬弄是非”来轻薄主笔、访员。真正开始亲近西方报业的是王韬，他与西方传教士麦都思、理雅各等人交游，习得报业经验，又在1867-1870年亲睹英国报业盛况，惊羡之余，屡次通过信函介绍自己的别样体验。如“与周弢甫征君”书中云：“西国月报，备载近事，诚为译出，可以知泰西各邦国势之盛衰，民情之向背，习俗之善恶，其虚实了如指掌”。在《上丁中丞书》中又云：“西国政事，上行而下达，朝令而夕颁，几速如影响，而捷同桴鼓，所以然者，有日报为之传递也。国政军情，洪纤毕载，苟得而偏览之，其情自可了如指掌”。待到1874年发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时，王韬对西方报人与报业已达到惊羡不已的地步：[4]

……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请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

反观渐行于中国的日报，弊病良多。秉笔之人，“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有的还会“挟私诘人，自快其忿”，“至于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此等情境，有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味道。其实，这是王韬着意以理想化的西方报业来照亮中国日报的弊端。如果参照一下郭士立所撰《新闻纸略论》的材料，就会看到西方报业的一种历史进程，即“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律法之事也。”省略了这个历史过程，那个被他理想化了的西方报业，只不过是其广见闻求通变的报刊功能主义的某种投射，那里面所蕴涵的是中国文人“平天下”、“教化天下”的理想，以及在逐步偏离读书人求取功名的传统道路、走向现代转型之后，重建言论权威的诉求，这无疑偏离了对西方报业的内在理解。与此相对照的是，19世纪末，日本人松本君平同样受到传教士的影响，也有欧美经历，在观察欧美新闻业的过程中也夹杂着对日本新闻业的检讨，[5]但他侧重于向欧美报社学习“社中经营之道”，“调查其编辑情形，印刷发行之利弊，及社内组织”，以此形成1896年以后陆续发表的关于“欧美新闻事业”的文章，以及1899年出版的《新闻学》。很明显，王韬面向自己的中国式理想，并任由这理想“过滤”着西方报业的面目，而松本君平则直面西方报业，并试图以西方报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自王韬时代始，中西文化的本末之辨、体用之辨已渐次流行，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新闻比较的思潮，比如《申报》的《邸报别于新报论》(1872年7月13日)、《英国新闻纸之盛》(1873年2月18日)、《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1873年7月18日)、《论各国新报之设》(1873年7月20日)、《论新闻日报馆事》(1874年3月12日)、《上海日报之事》(1874年5月12日)、《论字林新报言中国必能盛行新报事》(1875年8月25日)；《循环日报》的《西国日报之盛》(1874年2月)；《万国公报》的《英美新闻纸异同》(1891年7月)、《英京月报馆例》(1892年7月)；《东方杂志》早期除设“各国报界汇志”栏目外，还发表了《日本敕定公布新闻纸律例》(1904年7月)、《美报特色》(1907年9月)、《土耳其立宪与报纸之关系》(1909年4月)等。这些议论讨论报业的差异，偏向于调和之论而不顾时代的可比性，也失去了对传统的反思。《邸报别于新报论》最典型地诠释了这一特点：

彼西洋各国之新报亦系传述各国国家之事，上至朝廷，下及闾里。一行一言，一器一物，无论美恶精粗，备书于纸中。国之邸报各别者，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闻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世之阅邸报新报者，当不以予言为河汉也。

1896年，梁启超为《强学报》创刊撰写《开设报馆议》一文，他一边面向“去塞求通”的政治理想，一边又试图复活中国传统，以古代的采诗之法、邸报之法[6]比附“新报之纪事”，甚至提出“盖诗者，即今之新报”的观点。这种以中国传统诠释西方现代事物的做法，也许可看作是导入西方报业的一种策略，但这种做法无疑妨碍了对那个异质的西方报业的理解。

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似乎从日本人那里理解了面向西方的方法。在为《清议报》第100期所写的纪念文章里，他受到松本君平的启发，把西方新学新艺的勃兴归因于作为文明之母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从而接通到现代西方精神上去理解西方报业：[7]

欧美各国大报馆，其一言一论，动为全世界人之所注观、所耸听。何以故？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近日俄皇何以开弭兵会乎？吐尔斯吐主笔之报馆为之也。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

不过，这种面向西方的方法是精英主义的，依然没有偏离中国文人重建言论权威的路径，从而遮蔽了对于西方报业的认知。

三、民国时期的中西新闻比较：转向新闻业的时代性与专业性

辛亥革命之后，共和虽然远未成功，但中国的报业环境已悄然改变，言论出版自由从理想转变为一种实践，报纸的角色也发生变化，制造舆论逐步被反映舆论、代表舆论所取代，独立报纸也开始出现，报纸的企业化、市场化成为新闻潮流，邵飘萍把这种趋势归结为“以新闻为本位”。[8]这个时候的中西新闻比较淡化了从文化本位、国家本位、政治本位的立场去“比附”西方新报，而是转向新闻业的时代性与专业性，直接面向新闻业的西方来源。

留学美国的徐宝璜较早地打破思维定势，转向作为西学的新闻学，引导人们思考民主与科学语境下的新闻。留学日本的任白涛强调新闻事业“绝对当以公众为本位”，由此进入以新闻的专业化为目的比较，比如他在考察了中外新闻业在硬新闻与软新闻方面的发展后，提出拆除软硬的藩篱，实现“综合编辑”，既使硬性纪事软化起来，“以惹起公众的趣味为目的”，同时又使软性纪事硬化起来，“以提高软性纪事的价值为目的”。[9]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在人类交流史与世界报业史的大背景中对中国官报做出了深刻的反省：[10]

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受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结果，亦不过视若掌故……进一步言之，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

然而，这类比较依然是零散的，真正系统的比较来自民国名记者邵飘萍。1924年，他为国立政法大学撰写讲义《新闻学总论》，围绕“新闻纸为社会公共机关”的命题展开总体论述，总览世界新闻发展全局，在比较中探索新闻发展方向。他从进化的角度讨论“新闻纸之起源”，认为《尚书》、《诗经》、《春秋》等“颇含新闻之种子”，是人类交换新知的本能表现，但邸报、京报之类的传统出版物只可视为后世“新闻纸之滥觞”，而不得“以新闻纸目之”，因为这些出版物“只发布于朝廷官吏之间不普及于社会，且未具现代新闻纸之条件”。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纸胚胎于西方类似新闻之通信业的母体之中，并在17世纪冲破母体，向着现代新闻业发展，间接原因是教育的进步、民智的开发、革命的潮流、求知欲的旺盛，直接原因是机械的发明、电报的利用、政治的兴味、经济的原因。[11]这使得他直面西方新闻业，仔细辨析西方各国新闻的特色，探明新闻业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德国新闻业远不如英美新闻业，其原因在于，“新闻纸之贩卖区域，不如他国之广大”；“德意志之国民性，喜为科学之研究，潜心于系统的组织的甚深之知识”，不如英美国民尚新奇，“喜读煽情挑发之纪事”，“其新闻纸遂偏于学艺方面，而不以兴味消息为本位”；德国之大新闻多为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的御用机关。[12]显然，这里遵循的是时代性和专业性标准，邵飘萍由此提炼出英美新闻业的先进性，其分析方法是从英美报业市场化的观察出发的：英国“以每月或常年订阅者为多，其销售固定，自不必专设法以眩读者之目”，所以形成硬新闻在前、软新闻居后的习惯性排列，而美国的“流动零售者为多，故以大新闻列诸封面，易使一般人见之而引起购读之动机”。在他看来，英国式新闻的特点是守旧的、历史的，美国式新闻的特点则是改进的、小说的，这些特点的背后是市场化手段的差异，而市场化手段的差异又是由社会风尚与国民性的差异所导致的。这种市场分析与社会分析的路径虽然显得很粗糙，但还是有以西方为方法、直面西方的启示意义。

进一步地看，邵飘萍是从中国新闻业的发展需要出发的，中国新闻业要社会化、民间化，所以他认同西方现代新闻面向大众的时代特点；中国新闻业要独立，必须有经济上之独立，“然后凡事可以公平无私，非政府或政党所能收买”，[13]所以他侧目英美新闻的市场化；由于痛感中国因缺少世界性的的通讯社而不能自主发表其消息，需他国通讯社“代司其喉舌”，“所受之亏不可胜计”，[14]所以他专门比较西方各国通讯社的类型与特点，得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即通讯事业与新闻事业的发达，成互为因果、互相援助之势，有通讯社的国家则其新闻业更加扩展而普遍于世界，更为进步。[15]为了解救受到严重压迫的中国新闻业和新闻人，他侧重于比较各国法律放松新闻管制的过程。诚然，以西方为方法来对治中国新闻业的问题，确实会产生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符合了西方的新闻模式，中国新闻业的位置又在哪里？市场化运作的流弊又如何解决？这恐怕是邵飘萍未能想到的问题。

但还是有人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这个人就是黄天鹏。他借鉴徐宝璜、任白涛、戈公振等人的研究，转向以新闻事业为本位的研究，通过比较苏、日、美新闻事业，对苏俄“国有”方式与当时国内报纸趋之若鹜的“商品化”潮流，都提出了质疑。他说：“新闻事业完全受党之支配，私人支持编辑之独立报，已无存在之可能，成为清一色之新闻界，党指鹿为马曰，此马也，全国报纸必随声附阿曰，此马也。若此种者已失舆论之精神”。同时，他也看到，以营业为本位，虽然可“获得正确敏捷精详趣味之新闻，以最完美之制作而贡献于买主之读者”，可使报纸因独立而成为“社会之共器”，但亦不是新闻事业发展的正轨，其流弊在于，把新闻当作商品，一心只为博取读者的欢心，难以保证新闻之真；又因过分依赖广告，报纸常常为广告主所左右，卷入资本主义的旋涡。[16]由此比较，他提出了对治的方法，一是将报纸从私营转为合法团体经营，二是组织专门协会对报业进行协调管理。这个方法虽然有些理想化，与现实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它提供了以世界为参照开辟中国新闻事业的可能性。

到1929年，燕京大学新闻系开出“比较新闻学”课程，这些担任课程主讲的欧美学者大多以西方的视野观察中国新闻业，开启了现代化思路。但是，他们并没有与中国报人想到一起，在当时的中国新闻界，对资本主义新闻体制持怀疑态度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感受到的是，资本化的媒介垄断了中国的新闻发布权，“为帝国主义者制造听命于他而来侵略中国文化、毒害中国社会的狗类”，而那些被买办阶级控制的报纸又做着被御用的代言人。[17]即便是那些坚持资本化运作的中国报纸，也试图与资本主义报业拉开距离。1935年，成舍我从欧美报业那里习得的“大报小型化”的方法，创办《立报》，形成长话短说、简明扼要、重视言论、竞争消息、广用图片的特点，其创刊词这样写道：

我们所标举的“大众化”，与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大众化，确实有绝对的差异。我们并不想跟在他们的后面去追逐，而是要站在他们的前面来矫正。因为最近的数十年中，报纸大众化已被许多资本主义者利用，做了种种的罪恶。他们错将个人的利益，超过了大众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大众化，只是使报馆变成一个私人牟利的机关，而我们的大众化，却要准备为大众福利而奋斗，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总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18]

在公与私之间，中国报人大多选择了“公”，原因不外乎两点：西方报纸与中国报纸之间的“买”“卖”关系，已使他们羞愤难当，无法忍受媒介垄断所带来的中西新闻业的不平等关系；中国文人对言论权威的建构总是与“天下为公”的理念相联系。这种思想与情感的偏向，使得许多自由派报人选择了带有公共性质的媒介体制，赵超构就是其中一位。1949年，他在香港发表《新国家与新报纸》的长文，论述了他对媒介体制的构想：[19]

国营报纸将在未来的新闻事业上起主导的作用，这是没有问题的。在量上在质上，它将处于压倒的优势，它要在言论新闻方面保护这个代表多数人民利益的新政权，它要能直接反映多数人民的意见，成为多数人民的喉舌。就苏联与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先例来看，国营报的最大特色，倒不在于它的国营而在它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也就是群众性的表现。

这样一来，就在价值层面拉开了与西方媒介体制的距离。

四、西方比较新闻学的兴起与西方化视野中的中国新闻业

如果说传教士对中国京报的研究是比较新闻学萌芽的一个重要线索，那么1895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报界公会成立大会则代表了另一条线索，它形成了西方各国新闻人互动与对话的场所。1912年，新闻教育之父威廉(Walter William)担任会长之后，先后访问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考察各国新闻事业发展情况，撰写《世界新闻学》一书，把世界新闻出版物按性质分为消息报、评论报和学艺报，按民族性分为英国式报刊、法国式报刊、德国式报刊、美国式报刊。[20]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比较新闻学研究成果。20世纪初的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媒介在民主社会的作用日益凸显，并在创造“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专门化、职业化的诉求在增长，融入到了学院和大学的新闻学教育中。在职业化的气氛之中，比较和国际传播研究局限于描述外国媒介系统、国际新闻机构的兴起和美国国外记者的工作。《哈泼氏周刊》、《文学文摘》、《国家》、《星期六晚邮报》上刊载了很多评述外国报道的文章，分为战地记者的经历、战争新闻的采集与代价、法国新闻界的变化和中国新闻业的发展等类别。一般来说，这些研究会以美国新闻界的历史积淀和美国新闻记者的工作环境为蓝本来分析外国的媒介结构。[21]

这一时期典型的研究描述了科技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战争宣传技巧以及美国新闻界在世界事务中的立场，包括记者的职业角色。这些研究一般以美国的视野观察传播在世界中的角色，探索媒介作为了解世界的窗户的功能。关于外国报纸的历史性描述和现有信息主要由国外通讯记者提供。一种观察其他国家媒介系统的政治、文化特质的美国视野被创造出来，这便是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比较新闻学”(comparative journalism)的背景。当时的比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西新闻业比较，一是欧美新闻业比较。

1922年，《密苏里大学学报》(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Bulletin)刊登一篇题为《中国的新闻业》的研究报告，作者帕特森(Don D. Patterson)当时是新闻学院的助理教授，曾被派往上海《每周评论》和圣约翰大学，这使得他得以考察中国的新闻业。他意识到比较新闻学还只是一种粗略的比较研究，试图寻求改变，其方法是把中国新闻业放置在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中进行观察。他认为中国的变化可看作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从古老的传统束缚中挣脱出来，接受现代文明和制度的曙光。透过这一视角，他看到了中国新闻业的艰难蜕变，呈现出一些比较精到的观察：中国的报纸与中国风云变化的政治气候、政党活动息息相关，因此，中国的新闻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宣传的竞技场，有来自国内的宣传，也有来自国外的宣传。这种政治生态又产生了他所看到的新闻乱象：新闻采访通常是没有计划性的，与美国相比，常规的新闻运行机制早已变形，大部分新闻都是从各种渠道泄露出来的，多数新闻记者要么是那些编外雇佣的人，比如一些行政官员的办公室秘书，要么是因为能够提供新闻和小道消息而雇来的，报社偶尔会派出记者或编辑参加一些聚会或者社交活动，获取一些故事题材。在他看来，这种采集新闻的方法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偏向性的信息、不可避免的错误以及大量的传闻和谣言。因此，从专业性来讲，中国新闻业远远落后于西方新闻业。对中国报业来说，新闻记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宣传目的，为了施展个人的政治野心，派系与民族之争如芒在背；中国的新闻记者无法学习西方记者那种超然的格调，他们没有意识到，新闻敏感与判断可以把流言与谣言同真实与准确的叙述区分开来。[22]应该说，帕特森对中国新闻业的细微观察超过了同时代的西方人，他也进一步强化了把中国新闻业引向西方的信念，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不能与中国新闻业真正相遇，因为中国新闻业已经被西方标准遮蔽了。

1925年，美国高校开始酝酿开设比较新闻学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坎利夫(J. W. Cunliffe)在《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首次发表《比较新闻学》一文，其比较立足于欧美民主与社会背景下的新闻业，在他看来，“美国新闻界虽然是由欧洲孕育的，但与欧洲新闻界相比，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它在诉求方面显得更民主。”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报纸发行范围有限，美国报界比同等地方的英国和法国报纸更多地关注到地方性新闻。”这种比较从两个观点出发，一是民主的差异，一是本土差异。[23]

这应该算是比较新闻学的“西方—西方”范式的思想起点，当帕特森们到中国来做中西新闻比较的时候，客观上可以使西方新闻业那个参照系更加全面。根据罗文达的统计，截至1937年，关于中国报业研究的西文文献共计681种，包括英、法、俄、德、西班牙、意大利文等著述。[24]可见，与中国新闻业相参照的那个“西方”已经相当广阔了。

1931年，美国的《新闻学季刊》组织了一批稿件，分别研究美国、德国、南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业，美国学者聂士芬(Vernon Nash)撰写的《1931年的中国新闻业》也赫然在列。此时，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已经工作了七年(中途有半年回国)，他意识到所有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都是盲人摸象式的，不过是个人感觉的记录，但他还是非常相信自己对中国的体验，得出了一个最令他感到自信的结论，即中国一直在朝着现代化稳步前进。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像帕特森那样认为中国在“朝着西方化”发展，而是感觉中国正在步西方的后尘，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路上。因此，他从现代性的角度观察中国新闻业，并这样写道：[25]

过去一年半以来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闻报道开始偏离英式的标签化故事写作(labeling stories)，转向美式的情感性标题写作(affirmative headlines)。中国字写起来是很简洁、快速的，因此特别适合标题写作。天津《庸报》的新闻标题是最彻底“美国化”的了，它还尝试在中国版面上使用倒金字塔的排版方式，外观得到明显改善。中国的编辑们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些新事物，也逐渐开始采纳《庸报》的革新措施。《庸报》的创办人董显光曾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从现代性的角度，他一方面看到，美国新闻业发展所经历的阶段、流通的各种出版物也都相应地出现在中国，另一方面又发现了中国新闻业的弱点：缺少中文的全国性新闻机构，一些大的新闻机构都是政府的宣传机构，每个城市那些挂着“通讯社”名字的机构都只是稍加伪装的报业组织。两年后，他发现情况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只是战时状态加速了此发展趋势，并突出了某些特征，比如国外通讯社提供的新闻大幅增加，本地新闻明显减少，中国报纸重视国际新闻的程度可以与美国早期报业相比；人们也越来越想办出一家全国性的中文通讯社，其中“中央”通讯社就是一例，但它由政府资助，并效仿那些国外新闻机构的宣传手段，让中国人抱怨不已；新闻审查越来越普遍，并以最令人厌恶的方式进行，警察随时监视印刷厂，对于全国运动会的报道，宣传部要求新闻机构在发稿和传稿之前提交全部附件。同时，他也看到，中国通讯社和国外通讯社之间的互惠越来越多，常见中文通讯社购买外文通讯社提供的稿件，国外通讯社开始雇佣越来越多的中国记者。[26]后来，他又与来燕京大学任教的德国犹太学者罗文达(Rudoff  )合撰论文《中国报业的责任因素》，认为中国报业的落后原因有四：交通不便，文盲太多，检查制度不统一，人民贫穷买不起报纸。主要着眼于中国的社会问题来分析阻碍报业发展的因素，不再单向地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报业。

1931年可算是中西新闻比较年，另一位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美国人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立足于本土报业和外来新闻的共同作用，考察了1800～1911年的中国报纸，揭示了中西新闻业更深层的关系：[27]

新出现的报刊是中国本土的官报体系和19世纪西方新闻业的混合产物。外国报刊以两种形式进入中国，一种是中文出版的传教宣传品，一种是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聚居区出版的外文报纸。新的中国报刊大体都在外国报刊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但同时也遵循中国人的阅读和写作习惯，这些报刊在融汇了中西思想的中国人手中办得最好。外国人通常投资早期的新报纸或在创刊初期介入，中国的经理和编辑则负责具体业务。直到维新和革命时期，新报业都还只在少数口岸城市以商业的模式发展。新闻是生存立足的唯一基础，主要靠转载和编译。京报提供了主要的国内新闻，外文报纸提供了国际新闻。后来，一些激进的出版人接受了报刊作为宣传工具的观念，新报刊也随着席卷全中国的革命洪流开始了转型。

显然，白瑞华把中西新闻比较研究置于中西新闻的关系层面，已超越了差异性分析。他让人们体悟到，中西方的不平等关系造就并加深了中西新闻的不平等关系。这就使得中西新闻比较具备了更宽广的可观察空间。

1937年，曾为国外通讯记者的德斯蒙德(R. W. Desmond)再一次创新比较新闻学研究，首次把当代新闻界置于国际事务的宽阔舞台而展开研究，形成《新闻界与世界事务》一书。他确立的方法论是，要理解新闻体系，必须置之于文化环境中。他把新闻体系看作社会体系的反映，描绘出了新闻界与社会的关系。[28]当然，旧的观念依然没有消褪，他还是以美国新闻界为基础来评价各种新闻体系的质量和目标。

五、冷战时代的中西新闻比较：被排斥的中国新闻业

从1946年开始，美苏各自领衔的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对抗，一直持续到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便是所谓冷战时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学者一般认为苏联应该对冷战的爆发与延长负责，其集权主义、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非理性因素所导引的霸权与扩张，构成了对美国以及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而美国只是为了对战后国际体系“负责任”而不得已应战。[29]这种冷战思维形成之后，文化上的比较延伸到地缘政治上的比较，《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成果。其小标题是“关于新闻界应该如何和应该做什么的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和苏联共产主义观念”。三位作者将美国的价值观和以新闻自由为特征的民主理念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做了比较，展现了四种新闻模式，即市场自由主义模式、社会责任模式、极权主义模式、集权主义模式。“苏联的共产主义的传媒理论”部分是由施拉姆完成的，他所描述的苏联与美国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显现在三位作者的表述之中，他们试图去辨析不同媒介所映射的哲学基础或政治信条，而这些东西都来源于西方的哲学话语或政治话语，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从西方的理念出发考察他们视野所及的媒介，把自由主义的传媒理论和制度与西方文化中的正面概念联系在一起，如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自由讨论的权利(right of free discussion)、意见的公开市场(open market place of ideas)等；把“苏联的共产主义的传媒理论”描述成“集权主义理论”的一种，且“集权主义”(authoritarian)负面意义被发挥到极致，如完全的控制(complete control)、宣传鼓动(propaganda)等。有美国学者评价说，这种比较建立在对于美国媒介系统的理想化认识的基础之上，不仅显示出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反共情绪，还指向了社会科学真实的或潜在的政治任务。[30]

由于战后局势不稳定，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无疑一直在为政府的情报收集工作提供帮助。有资料显示，政府对于信息的需求包括媒介系统的描述、政治和经济结构对于媒介内容和媒介所有权的影响，以及那些跨越意识形态边界的国际传播机构。因此，当时的国际传播研究比较兴盛，从引文来看，包含了国际(international)、跨文化(cross-cultural)、跨国(cross-national)、文化间(intercultural)等24种视野，关于国外媒介角色和功能观念的研究依赖于自由主义理论，还混合着社会科学方法论，而施拉姆、尼克松(Raymond Nixon)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研究样本中被引述次数最多的信源。[31]

从1946年开始，美国不遗余力地在联合国推行信息自由，使得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59号决议确认信息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意味着在任何地方没有约束地采集、传播和发表新闻。此时，现代化理论携带着西方的力量扩散开来，延伸到各个领域，如政治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官僚制度)、经济现代化(工业化、专业化、规模化)、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分化与整合、大众传播)、个人现代化(开放性、参与性、独立性、平等性)、文化现代化(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现代主义、普及初中平等教育)、比较现代化(现代化路径与模式分析)。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出版《世界传播》，勒纳(Daniel Lerner)对照其他资料反复核查，获取了54个国家的可比较数据，并从中发现了“现代化模式”的首要四因素，即都市化、读写能力、媒介参与度、政治参与度(political participation)。根据这种模式，勒纳针对中东六国(土耳其、黎巴嫩、埃及、叙利亚、约旦和伊朗)展开调查，呈现这些传统国家的社会形式从萌芽、发展到成功转型的整个进程，并与西方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比较，试图说明中东国家的这种现代化进程和西方现代化进程存在着共性，这便产生了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这本比较现代化的代表作把现代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都市化(urbanization)、读写能力(literacy)和大众媒介参与度(mass media participation)，并通过比较得出结论，都市化的发展趋势大力增强了对读写能力和媒介参与的需求，这种需求继而使控制消费的条件也变得现代化；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掌握了读写的技能，就意味着新要求的产生及其满足这些要求的方式的完善，并导引出媒介参与；随着媒介参与性的增强，人们对社会系统其他部分的参与性也有所加强。[32]显然，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之中，“传统”未被看作是公民社会的一个合法要素，而是注定要被抛弃的，因此，现代传播体系的唯一功能就是如何推动传统向现代转型。这种比较无疑把西方传媒对非西方传媒的控制合法化了，也把发展中国家传媒体系对发达国家传媒体系的依附关系合法化了。

《新闻学季刊》主编尼克松着迷于勒纳划定的现代化比较路线，进一步获得85个国家和地区的可比较数据，发现与国家传媒体系相关的三个变量，即人均国民收入(per capita national income)、成人(15岁以上的人)文盲比例(percentage of adults illiterate)、日报发行量(daily newspaper circulation)。这些变量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化模式，其中，日报发行量取代了媒介参与度(购买报纸、拥有收音机和看电影的人数比例)，部分原因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日报发行量更有效，而更重要的考量是，他认为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广播系统是由国家拥有或受国家控制的，影响新闻自由的条件主要与印刷媒介相关。他对媒介体系进行了六个层级的分类，把85个国家先标上类别，再根据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排列，并标上文盲比例和日报发行量，建立了新闻自由与三个变量的关系，即人均国民收入高，新闻自由度就大；文盲比例低、读写能力强，同样与新闻自由相关，但不如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关联密切；较高的报纸发行量也与新闻自由相向而行。[33]在这个体系之中，中国被归入共产主义新闻体系，属于人均国民收入低、文盲比例高、日报发行量低的国家。

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比较模式主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比较新闻学研究，新闻的专业化成为其中的核心内容，其中的代表作是美国学者麦克劳德(Jack McLeod)1964年发表的《新闻人的专业化》，作者用量表来测量美国新闻记者的专业程度，[34]1969年又以同样方法比较拉丁美洲和美国记者的专业化，发现美国和拉美记者在各个方面的相似性明显超过差异性。唯一的不同在于，拉美记者更想在机构和社群中享有特权，希望得到工作单位和同行的尊重，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不那么满意，相比而言，美国记者更看重工作的愉悦感，以及自己的工作能为社群带来价值；[35]同时，那些更具有专业精神的拉美记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性，拉美和美国的专业记者对自己报纸的内容更具有批判性；那些从事新闻报道或编辑工作的人，比从事媒介经营管理或其它工作的人更专业。这种发现打破了西方的成见，即专业记者就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记者，同时也证明，新闻自由度较低的国家不一定专业度低。到70年代中期，人们逐渐发现，这种专业化的比较分析是以西方新闻观为背景而建构的，并不一定适合分析非西方社会，而且专业主义的比较研究既狭隘又浅显，[36]没有一个明确的反概念(counter-concept)，没法换一种视角看待专业行为和结构。[37]随后，此范式逐渐衰落。

70年代中期，人们意识到工业化的北方和发展中的南方之间信息流动不平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必须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其背景在于，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成了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平等、公平的诉求冲击着信息自由的神话；而一些西方学者也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没有使他们实现自力更生，相反还形成了对全球经济剥削制度的依附性，提升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价值与利润，同时损害了自身的文化。1980年，爱尔兰人麦克布莱德(Seán MacBride)领导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关注不平衡的传播流动的结果。该研究将“个别传播大国对世界信息流通系统的支配看做是推行文化扩张主义的过程，而把发展中国家的牵制和反抗看做是抵制文化侵略的过程”，使得比较传媒研究具有某种批判意味，并通向建构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实践。

冷战期间，中国的新闻业要么被排斥在世界新闻体系之外，要么被看作是与开放相对立的封闭的新闻体系，成了全球新闻业的“失踪者”。

六、中国新闻改革与中西新闻比较：多元化与二元对立

从1978年开始，中国新闻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这一年的7月，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编辑出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假借批判的名义吸收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新知；10月，日本新闻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教授访华，在北京和上海讲授传播学，第一次让中国同行知道西方新闻研究已经进入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阶段。中国新闻界重新面向西方新闻界，其改革开放的姿态让西方同行刮目相看。1979年，兼任艾奥瓦大学助教的美国记者珀鲁姆伯姆(Judy Polumbaum)来中国讲授新闻学，保持了对中国新闻界10多年的观察。她在提交给美国尼曼基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理解中国新闻业的前提是超越集权主义模式的刻板印象，深入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地理、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中去，理解它的复杂性和矛盾，因为她感觉中国媒介发展越来越多元化，比如中国新闻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越来越多元化，纸质媒体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元化，大幅版面留给了读者来信、经济事务和国际新闻，更为难得的是，她能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来理解中国新闻业：[38]

理解中国新闻业不能忘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新闻哲学和惯例并非共产党一人创造，而是新旧观念的融合物。现代宣传的家长制和教导式作风，在中国有着儒家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中的某些元素也有助于我们所说的民主的实施，比如说“忠言逆耳”这一概念。

与此同时，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带来了中国新闻界的思想开放，其重要特点在于解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的二元对立，开始以发展的观点，把整个西方新闻业与新闻传播观念作为中国新闻改革的参照系，由此触动了中国新闻界的比较意识。只是比较的眼光显得闪烁不定，一边做着导入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工作，一边又做无的放矢的批判；一边做着建立世界性新闻机构以及重建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梦，一边又对世界性新闻规则充满疑虑。

中国的新闻改革引起了西方的关注。美国学者梅里尔(John C. Merrill)在1983年出版的《全球新闻业》第一版中，把中国新闻业放在世界媒介体系中考察，只是其中的理解表现为局部的、僵化的特点，到2003年和2009年分别出第四版、第五版的时候，转变为一种历史的、动态的理解。总的来讲，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新闻改革抱着观察与怀疑的态度，总是担心“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会影响中国新闻业，不过对中国新闻业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变化还是有所感觉。有一位美国学者对新华社的变化做了这样的评价：

中国的内乱和对外封闭政策，使西方媒体眼中新华社报道的可信度大大下降。此时，北京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首都，却几乎没有西方通讯社和报纸获准在此设立分部。现在，新华社官员对西方媒体用稿情况渐长很满意。新华社的对外稿件被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共同社采用。[39]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阿特伍德(L. Erwin Atwood)集中分析了1979年发行的总共11期《参考消息报》的类别及内容。总计61则新闻中含引文共81条。其中10则新闻含2条引文，5则新闻含3条引文。美国两大通讯社共计引用41次(占全部引用次数的51%)。路透社和法新社分别引用7次。四大通讯社提供新闻及新闻片段共计55则，其中68%为美国相关报道。其结论是：第一，中国发展报道为报刊报道重点，中国为重点报道国家。总计11期报刊的头条新闻均和中国四个现代化相关，形式为社论或分析报告；第二，美国紧随中国之后，为第二重点报道国家；第三，美国科技水平处于世界领先行列，因此科研类新闻中有半数报道美国科研发展；第四，新闻报道主要为外交政策服务，一个国家在新闻报道中的形象改变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和外交关系状况保持一致。[40]

1989年末柏林墙的倒塌虽然并未使中西方的思想之墙拆除，但是，比较新闻学的视野已经从东西比较转向南北比较。1988年，澳大利亚学者赫斯特(J. Hurst)出版《比较新闻学研究指南》(Comparative Journalism：Study Guide)，他把比较新闻学的基本问题表述为：不同文化的记者对新闻的态度有何差异？西方媒体对其他国家的报道有多准确或适当？西方新闻自由思想、责任观和媒介角色观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业？政府是否应该在大众传播方式的管理和控制上起作用？“发展新闻学”和“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意味着什么？[41]这种提问的方式明显表现出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使比较新闻学从西方化转向去西方化。

原来流行的东西比较也转向南北比较。作者将全球媒介网络划分成“信息富国”(information-rich)和“信息穷国”(information-poor)，前者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包括美国、西欧和日本，后者为欠发达国家，包括非洲、亚洲和拉美。[42]他认为，我们对本国媒体的批评往往和发展中国家的批评有相似之处，如澳大利亚人总是批评媒体缺乏品味，发展中国家也会抱怨西方媒体的文化偏见、不够机智、傲慢自大，还带着道德优越感。我们批评澳大利亚媒介所有权集中化，会限制公众的选择范围，发展中国家也抱怨西方通讯社控制国际新闻流。[43]因此，比较会帮助理解记者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国际传播让人们得以分享彼此的经验，似乎跨越了政治意识形态和种族中心主义偏见。面对越来越紧急的全球化问题，主要得靠覆盖面更广、传播更有效的国际通讯系统。然而，贫困、文盲和政治束缚限制了人们对全球信息的接收。文盲导致人们无法阅读报刊，贫困导致人们难以拥有广播电视，正如我们所见，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如美国、西欧和日本，也是全球“信息富国”，欠发达国家，如非洲、亚洲和拉美，也是全球文盲率最高的国家，是“信息穷国”。问题是，信息穷国认为，西方新闻报道歪曲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事实。

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全球本土化呈现了这样一种想象：全球文化产品在行销世界的过程中，其固有的标准化的文化理念、意识形态以适应当地文化、风俗的方式得以推行，而当地的本土文化在坚守和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与其实现着文化的融合，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否能共存已不成问题，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共存。虽然全球本土化只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也没有逃脱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但它使全球与本土的关系建构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用更务实的方法处理矛盾与冲突。在这种背景下，中西新闻比较转向了互动与对话。1997-1998年度美国富布莱特教授大卫•亚当斯在考察了中美的新闻报道后写道：

有充分证据表明，大洋两岸的传媒在当前事务的报道方面是不成功的。中美两国的传媒都需要“更新”本国的舆论。大众传媒应着力报道当前事务，报道那些充满生机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媒体应更好地报道复杂问题，以使外交政策的制定更加准确，使现在和将来的人们互相之间能更好地理解。媒体的报道应做到更加真实、及时、准确，以使两国的领导人能了解人民的真实需要和想法，从而促进世界和平，增强相互理解。[44]

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反思美国对中国的理解，认为美国学术界努力将中国视为研究兴趣与政治关注的研究客体，来试图更了解中国，这样的努力同样可以将美国视为感知主体，来了解美国，多年来这种视角使美国学者用一种还原性框架来观察中国，从而受到新闻媒体中的文本与图片的限制。由于新闻透视镜降低了现实的复杂程度并将之变得表面化，而中国所有的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国家认同以及社会建构都比映入眼帘的新闻要丰富得多，因此它无法获得超越头条或单向度文化想象的更为深入的认识。[45]这就产生了《超越头条里的中国》(China Beyond the Headlines)一书。作者意识到，长期以来，学者和媒体拒绝用其他方式来思考中国，他们只会用一种两级政治复合体的视角去粉饰美式地缘政治观念，使人们缺少对中国的巨大复杂性的认识。

1995年，伊利诺伊大学的八位新闻与传播学者出版《最后的权利》，全方位批判他们的前辈提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用“last rights”一语双关地表现了一种后冷战时代的言说方式，冷战时代已到了进入“临终圣礼”(last rites)的时候，而言论和出版自由将作为“首要的自由”(first freedom)、“持久的权力”(last rights)而存在下去。有人说他们只破不立，没有提出新的比较新闻学观点，其实，他们在破掉自由主义的傲慢与偏见的同时，树立了全面、客观的自由主义方法，即去掉绝对化、概念化、简单化、意识形态化的划分媒介体制的方式，以多样共存的方式看待各种新闻传播理念与制度实践，既反思集权主义对自由的伤害，又不忽略来自私人部门的对媒介权利的威胁，在辨析媒介的政治性质时，要考察更为根本的经济性质，洞悉媒介成为私人工具的事实。虽然他们的心思不在比较，但还是为比较新闻学注入了新的自由主义思维方式。

此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单一民族国家不再是比较研究唯一的单元。到1999年，英国学者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和韩国学者朴明珍(Myung-Jin Park)联合世界各国学者，展开去西方化媒介研究。他们一改传统视角，将世界划分为五类：转型混合式社会、威权新自由主义社会、威权管理型社会、民主新自由主义社会和民主管理型社会，把中国媒体置于转型混合式社会语境下考察，既考虑到政经体系对新闻操作的影响，又顾及专业文化历史发展的同根性。这种研究启发人们，随着国家之间新闻传播体系的全球依赖越来越重要，全球传播流动的影响表现在诸多层面，比较媒介研究也要关注媒介文化的模糊多变性，可以更多地关注文化交换维度，不只是结构维度，诸如在媒介与国家关系中可以考虑媒介内容全球流动与反流动。

然而，西方化的比较思维并未打破，美国学者韦弗(David Hugh Weaver)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的全球记者比较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项研究调查了21个国家的20280名记者，其中中国样本达到5867份。韦弗得到的总体结论是，国家差异明显驾驭了任何普适性职业规范或价值观，这些差异大多是和政治系统有关，而不是只和新闻组织、新闻教育以及职业规范有关，同时，文化规范和政治价值观对新闻记者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也有一定影响。[46]在新闻界的角色方面，韦弗发现尽快报道新闻的重要性得到高度认同，为人们提供表达意见渠道的重要性认同度一般，提供理性分析和成为政府看门狗的重要性认同度有差异，在提供娱乐和报道准确而客观方面认同度差异很大。但是，这项研究设计的西方化色彩非常明显，在问及职业角色时，对巴西、中国大陆、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和大西洋群岛发放的问卷几乎完全是从针对美国设计的问卷翻译而来。

世纪之交的技术进步加速了媒介全球化的进程，国际新闻界进入更加多元的交流与互动，人们的兴趣点开始偏向于新闻文化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比较新闻学由西方中心主义走向“西方—全球”(The West and the Global)范式。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学者托马斯•汉尼茨(Thomas Hanitzsch)觉察到韦弗的西方偏向，认为如果研究者将“职业角色”视为比较的概念，就必须要保证它能够在各个比较对象上具有功能等价性。根据他的设想，比较新闻学必须体现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以新闻文化为分析概念，即一套特定的观念和实践集合，记者可以通过它合法地行使他们的社会角色并渲染他们的工作意义。为此，他联合18个国家的学者比较这些国家新闻文化的异同性。为了表现功能等价性，在每一个国家都选择20个新闻机构，按比例抽样出100位在职记者进行访问，20个新闻机构又根据纸质媒体的种类(公民取向和消费取向)和电子媒体的种类(公共媒体、国有媒体或私有频道)来抽取，再从每一个新闻机构中选取5名记者作为调查对象，一般包括三类记者，即来自编辑等级制度中最高层的记者(主编和副主编)、中层记者(高级资深编辑和负责人)以及最低层的记者(如通讯员)。中国记者就在这种功能等价中被纳入新闻文化的多样性比较之中。他们把新闻文化分解为可测量的三个方面，即新闻机构角色认知、新闻的认识论和新闻伦理意识形态。新闻机构角色认知涉及干预主义(记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事特定任务并推广特定价值观)、权力距离(是热衷于挑战权力，还是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一个协作性的角色)、市场定位；新闻业的认识论呈现的是两个维度，即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对立(是相信记者可以而且应当将事实与价值观念剥离，还是认为所有的新闻再现都不可避免地经过了筛选并且需要解释)，经验论的对立(是强调观察、测量、证据和经历，还是偏向于推论、观点、价值观、意见和分析)；新闻伦理意识形态则包括相对与绝对的对立(是强调伦理选择更多地依赖于情境语境，还是坚持专业伦理的普适化)、高度理想与低度理想的分别(是强调善的结果需要通过“正确的”行为来取得，还是认为为了达成更大的公共利益，伤害有时是必需的)。在这一研究框架下，世界新闻文化呈现散点分布，不再是二元对立。虽然在把中国新闻文化划入非西方新闻文化方面，并未与韦弗的观点产生明显不同，但中国新闻文化已被视为与西方新闻文化发生联系与互动的独特个案，比如中国日益注重消费导向，但权力距离相对较弱；中国记者非常重视向受众提供政治导向，但提供政治导向并不一定与强调公正性相冲突；中国新闻记者也倾向于将他们的职业角色定位为干预主义者，并且在伦理观念上更为灵活。不过，汉尼茨也自认为很难摆脱在新闻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思维方式，特别是在概念和方法上引入的特定的文化偏见，这使得他们并未超越韦弗的西方偏向。

与此同时，中国的新闻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化、网络化、全球化，思想也前所未有地向西方世界敞开：一是尝试走进西方新闻媒体，仔细体会媒体碎裂化、分众化、整合化、集团化、巨型化的趋势以及经营全球化的理念，通过对话式交流，了解媒介运作和新闻报道的观念；[47]二是全方位分析西方新闻媒体的结构、所有制形式及运行模式、新闻专业主义在市场模式下的困境、媒体做大做强的路径、媒体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媒体与公共领域等问题，更加全面地把握西方媒体的观念体系；[48]三是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的关系，在比较中反思社会公器与利润最大化的矛盾、市场选择与政府规制的冲突、境外传媒对中国媒介市场的冲击、中外媒介运作方式的差异等问题，[49]寻找中国媒体的应变之道。

反观西方新闻界，全球化带来的模糊多变性得到了充分的关注。休梅克(Pamela J. Shoemaker)和科恩(Akiba A. Cohen)的一项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国家的新闻业有很多相似处。他们以文化和政治系统差异为指标，选择了10个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包括澳大利亚、智利、中国、德国、印度、以色列、约旦、俄罗斯、南非和美国。这样既包括了大国、中等程度国家和小国，也包含了东西方、南北方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发现人们对新闻价值的理解高度一致，共同指向关于运动、国际或国内政治、文化事件、商业、内部秩序或者人情味的事件。然而，人们心目中的新闻价值与实际新闻报道的相关性却很低，更复杂的是，记者个人的新闻价值判断和实际新闻报道之间的相关性出乎意料的低，有时甚至负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新闻媒体的组织惯例会驾驭记者的个人偏好。休梅克和科恩最后总结说，不同国家记者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要比同一城市不同报纸编辑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更接近。[50]由此，比较新闻学开始真正转向相对化、语境化。

七、比较新闻学的去西方化及其晦暗不明的前景

“9•11”之后，全球民主话语被解构，人们质疑新闻业与某一特定政治组织关联的方式，转而开始采纳一种更加包容的、全球政治差异的眼光看待新闻业。越来越多的比较新闻研究发现，英美主导的新闻理论已经被很多国家的新闻实践所挑战。如果想要在去西方化领域有所建树，就必须超越描述性的比较研究，而且研究必须要在全球权力关系中反思自身，反思潜在的规范性假设，重新检验新闻学理论基础。与此相关的是，“西方新闻业”到底存不存在。众多比较研究的概念都是从西方那套自由民主的传统中抽取而来，像客观性、“自由的”报业。这样一方面导致了非洲、亚洲和拉美国家的新闻业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脱离正常建制轨道，另一方面，人们也从不去怀疑规范性的新闻理念。新闻研究理论化过程中往往忽视非北方地区的情境。诸如，近期在西方社会中流行的“参与式新闻转向”和“传统媒体消亡论”，他们认为这一趋势不可避免。然而，正当他们以为媒介注意力和参与度上升的同时，世界另外一些地方的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却由于缺乏接近渠道，无法参与到全球化媒介世界的竞争中。这就表明，研究必须去西方化。[51]

在西方化的视野里，或以了解中国知识为目的，或停留在以消费中国为目的，或以西方为方法研究中国，以西方的标准来评价中国，难以自由地理解中国。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经因此提醒人们，要以中国为方法，用相对化的眼光看待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于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同时，以世界为目的，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比较新闻学从西方化到去西方化，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预示了某种美好的前景。

然而，去西方化存在诸多难题。从本意上讲，去西方化(De-Westernizing)是放松西方观念的统治，解构一元论、二元对立论思维，打破在将非西方新闻业他者化之后所建立的西方新闻传播体系的唯一合法性，把中国新闻业和西方新闻业都放置在多样性的全球新闻业中加以考察。这就要求我们进入非西方环境，用“深描”的方法去重构全球新闻业的认识论维度。一方面，要检验那些西方社会认可的真相和知识，另一方面，研究议题本身也应该从全球视野出发。可是，中西新闻比较的历史显示，西方化已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偏见和概念系统，当我们自身都笼罩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阴影时，又如何重构全球新闻业的认识论维度？当我们不能从西方的中西新闻比较视野里认知自我时，又如何能客观地检验那些西方社会认可的真相和知识？当我们全盘拒绝西方新闻传播经验时，当我们陷入封闭的本土化学术圈或者服从西方学术生产的统治时，我们如何获得全球视野？比较是以新闻传播体系的多元化为前提的，而多元化又是以新闻传播主体的充足而开放的发展为条件的，当这一切变得扑朔迷离时，去西方化的中西新闻比较又有什么意义？

尽管这一切还显得晦暗不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比较研究是推进中国新闻改革的重要思想动力，它促进中国新闻业的自我意识、自我开放与自我创新，有助于建构国际新闻传播体系之间的对话关系，使我们逐渐习惯于以包容的和辩证的视角去看待全球新闻，而这样的实践正是我们创新中国新闻传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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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张曙光：《拓展冷战研究——兼论中美关系的“多元多层比较”分析》，《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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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周伟主编：《媒体前沿报告——一个行业的变革前景和未来走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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